第7章 後記

20世紀初，加拿大產生了幾位世界上偉大的動物故事講述家。馬格麗特·馬歇爾·桑德斯和“加拿大詩歌之父”查爾斯·G． D．羅伯茨便是其中的兩位。前者的小說《美麗的喬》（1894）迄今仍然受人歡迎；後者的動物故事比他的詩歌還要暢銷。然而，他們倆都沒有贏得過類似歐內斯特·湯普森·西頓那樣的國際聲譽。西頓的作品《西頓動物故事》——也許除了吉卜林的《莽林故事集》——是世界上最受人喜愛的描寫自然界裡的動物的故事集。 西頓是個與眾不同的人物。儘管他的許多傳記作家都把他描寫成這樣一個人：在一意追求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時表現得虛榮、固執而又自私，然而這些傳記作家也一致同意：他也能夠做到豁達大度。西頓曾多面樹敵，然而即便是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他作為一名環境保護學家、社會活動家和作家的重要性。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社會正義問題上，他比他的大多數同時代人進步得多。例如，他曾經極為擔憂一些傳教士的善意之舉和安置印第安人的孩子在寄宿學校裡上學的做法會摧毀印第安人的文化和自尊。西頓在一個世紀以前就表現出了這種關切，後來的事實恰巧證明了他的遠見卓識。

西頓崇尚印第安人的管理制度和社會組織，這就促使他成立了一個組織，名叫“印第安人森林知識學習小組”，主要為下層社會服務，它起初是專門為男孩子設立的，西頓很快加以擴大，也吸收女孩子。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組織並不提倡成員間的競爭，雖然他們期望每個孩子都各自努力，充分發揮自己的專長。學員自己設計自己的服裝，工作起來也量力而行。西頓甚至還寫了一本名叫《印第安人森林知識草案》的書，概述了他的組織規則。他的組織在美國收到了馬到成功的效果，而試圖引入英國時，成效卻不那麼顯著。在讓孩子們模仿印第安人這種事情上，英國人沒有美國人那麼熱心。西頓與貝登堡勳爵協同合作，因為當時貝登堡已經建立了一個組織訓練童年軍。貝登堡採納了西頓的大多數觀點和遊戲方法，但同時引進了競爭機制、準軍事機構和服裝以及軍事術語。兩個人鬥爭了好多年，最後不幸的是，貝登堡的小小的童子軍戰勝了西頓的具有社會意識的印第安森林知識學習小組。

然而，人們將西頓銘記在心，主要並不是由於他在社會工程方面的成就，而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博物學家所做的工作和那些描寫野生動物的動人的故事。可是，既使是在這兩方面，他對生態學的關係也總是非常突出，他的動物故事也總是在道德動機的激發之下寫成的。 歐內斯特·湯普森·西頓原名歐內斯特·伊万·湯普森，1860年生於英國的南希爾茲，在十四個孩子中排行第十二。 1865年，全家移居加拿大，歐內斯特先在安大略的林賽生活，隨後又在多倫多長大。據說他小時候聰明過人，但是性情暴躁，愛慕虛榮，渴求讚美與榮耀。他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研究多倫多以及周圍地區的大自然——十五歲的時候，他開始彙編自己的加拿大鳥類索引，這一項目雖然必要，但也表現了西頓作為一個業餘愛好者的自負。他開始了他的繪畫生涯，在多倫多和倫敦學習。他非常憎恨父親，一有機會他就離開家，跑到已經在馬尼托巴的卡伯里安家落戶了的哥哥阿瑟那裡去。在去那里以前，就像另外一個英國出生的博物學家格雷·沃爾夫一樣，他改了名字。這樣，他變成了歐內斯特·湯普森·西頓。 “西頓”表明他的遠祖是蘇格蘭貴族，也有助於滿足歐內斯特的高傲意識。

也許正是西頓的命運感促使他完成了自己畢生的事業。他那些描述自然生物的詳盡的筆記本，他的插畫，那些詳細的說明，使他成為他那個時代的最傑出的博物學家，雖然他並沒有受過科學的訓練。從1882年至1885年，他在馬尼托巴的卡伯里群山中度過了幾年最幸福的時光。在那裡，他是個長髮披散，衣衫襤褸的怪人，他帶著畫夾和筆記本出沒於群山之中。趁農夫們幹活兒的時候，他煞費苦心地數一隻鳥身上的羽毛：總共4915根。 馬尼托巴那一段時期之後，他寫了自己幾部最有名的著作。他出版了四卷本的《獵物傳》，並配有1500多幅描繪細緻而又準確的插圖。寫了一篇題為《馬尼托巴的鳥類》的論文，這篇論文為珀西·艾·塔弗納的《加拿大的鳥類》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他還發表了一篇經典性的描述自然的文章，《一隻松雞的一生》。 1892年，馬尼托巴政府任命他為“省博物學家”，這雖然是個虛銜，但是給了西頓以前的業餘身份所不能給的名望。最重要的是，他憑藉這些年的經驗，寫了幾部極好的著作如故事集《溫尼伯的狼》和《沙丘牡鹿的踪跡》，還有集子《西頓動物故事》，此書奠定了他的聲望，並且確立的他以後的人生道路。

《西頓動物故事》出版於1898年，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使西頓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並且為他贏得了西奧多·羅斯福的友誼。據說，魯迪亞特·吉卜林正是受到此書的啟發而寫出了他自己的《莽林故事集》。 西頓在他開宗明義的《前言》裡直截了當地聲稱：“這些故事都是真實的。”他接著聲明，自己雖未能一貫堅持歷史真實，卻相信特定的個體細節的更高的真實，也就是一隻出色的動物的故事的更高的真實。他宣稱自己這樣做是讚成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其目的在於考察特定的、個別的、獨特的細節，而不是創造“類型”。事實上，西頓是加拿大最早的現實主義文學家之一。現實主義運動僅僅在20年代時通過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格羅夫、瑪撒·奧斯坦索、羅伯特·傑·西·斯蒂德等人的作品才活躍起來的。

西頓堅持自己集子的道德寓意。他說：“人類所具有的東西動物不會一點沒有，動物所具有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也為人類所分享。既然動物都是有情有欲的生靈，只不過同我們在程度上有所差異而已，因此他們理所當然地應有自己的權利。”正如他維護印第安文化一樣，他也維護動物的權利，這充分錶現了他的現代意識。即使在今天，他的見解也會被認為是極有遠見的。 《西頓動物故事》裡的故事之所以引人入勝，不僅僅是它們注意了逼真的細節，而且是因為那些動物富有英雄性格。每一隻動物都有名字，這樣就使他有了自己的個性。每一個動物比原物高大，一隻優越的動物在表演一幕悲劇，因為，正如西頓所指出的：“野生動物的一生總是以悲劇告終。”

為了追求更高的真實，西頓並不怕誇大細節的真實。被洛波咬死的羊的數目顯然有些誇大。溜步的野馬的技藝也牽強難信。然而儘管如此，這些故事中仍有使我們深深信服的東西。它們都是極富戲劇性的故事，因為生命本身就是冒險。 在西頓的故事裡，作者與故事敘述者的距離並不大。顯而易見，西頓想把他的動物連同他自己一起神話化，所以故事都採取了自傳的形式。眼尖的人對於一個動物的生活一定可以講得詳盡細緻，並且介入其中，還可想像出他所看不到的東西。他那些想像的樣板就是他的這樣的一個假定：人和動物同屬一個家族。動物像人一樣感覺和行動，只不過方式有限罷了。這就把西頓帶到了擬人說的危險線旁邊，但是他小心翼翼地踩在線上。他故事中的角色並不是像沃特·迪斯尼的動物那樣，僅僅是披著動物外衣的人。他們也不像汗牛充棟的傷感故事中的情況那樣，是傳達基督教寓言的工具，相反，他們度過總是悲慘的動物的一生，十分接近我們自己的生活，其程度是我們不願承認的。

西頓還能表現出動物有時比人還要優越。 《洛波，喀倫坡的大王》中的故事敘述者自己完全喪失了對人類的觀點的同情。 “白姐”的死是慘不忍睹的。故事講述者輕微的內疚之情只能起對他更嚴厲的控訴作用，而洛波被捕以後的尊嚴似乎是一種英雄的樣板。 有人也許會指責西頓提出了一些傷感的或明顯錯誤的見解。研究者中還沒有別的人發現過一個有關動物的下列情況的令人信服的例子：自殺（《溜步的野馬》）、傷心而死（《洛波，喀倫坡的大王》）或者荒野裡的安樂死（《泉原狐》）。 “巫利”的神秘的生活和邪惡之心正是許多噩夢的素材。然而，個人觀察如此仔細，給我們講了那樣深刻的故事，如果偶有過分之處不加以原諒，那就未免太苛求了。 《西頓動物故事》問世的很早，從此西頓便開始了一種那漫長而傑出的事業，與要人們開懷對飲，無論到哪裡講話都受到熱烈的歡迎，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偶像，這些榮耀在今天的博物學家來說是很難以想像的。然而，他所做的一切，沒有一件能勝過這部早期作品的。這本集子中的故事，是這種題材中的經典作品，它們成了衡量現在與未來的別的一切作品的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