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譯完庫切的小說，疲勞之餘，一頭霧水。時間催得緊，無法及時參看相關資料，庫切本人又是學者兼作家，文本複雜精深，讓人頭腦裡不得不積滿了問號。作家緣何要安排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任小說的主人公？他出於什麼目的要杜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1869年秋天的彼得堡之行？他為什麼要單挑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中不起眼的繼子巴維爾作為小說的線索？他是如何處理真實與虛構之間的關係的？這是庫切以小說的方式討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思想的變化嗎？還是他要藉此表明自己對俄國革命的認識？答案似乎都在文本中，答案又似乎都不在文本中。
格羅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外國文學出版社，1987年），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有詳盡的描述。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也可以作為不錯的佐證。根據這兩本書的記載，巴維爾·亞歷山德羅維奇·伊薩耶夫是瑪利亞·德米特里耶夫娜和小職員伊薩耶夫的兒子。 185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兵役期間，認識了他們一家。他狂熱地愛上了女主人。後來，伊薩耶夫因病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娶了伊薩耶夫的寡婦。此時，巴維爾年僅七歲。瑪利亞隨夫回到彼得堡後不久，於1864年因肺結核死去，巴維爾十六歲。 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年輕的速記員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結婚的時候，巴維爾也只有十九歲。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攜妻出國，巴維爾留在彼得堡，靠繼父寄來的錢為生，度過了十九歲到二十三歲之間的時光。他甚至還結了婚，妻子是個“漂亮的女人，個子不高，既謙虛又聰明”。
安娜筆下的巴維爾並不討人喜歡。他好吃懶做，對繼父的再婚充滿敵意，甚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剛剛離世之際，就急急忙忙趕到現場打探遺囑事宜。相反，中的巴維爾，卻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深意長的悼念對象，父子感情被描述得無與倫比，這顯然是庫切有目的的改寫。 （庫切的兒子意外亡故於1984年，不知道喪子之痛會不會是庫切創作這部小說的一個因素？）庫切在小說中改變了巴維爾的死期，讓他死在1869年秋天的彼得堡。正是他的死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德累斯頓召回到彼得堡，讓文學大師在調查兒子亡故的過程中經歷了一次思想上的蛻變。圍繞巴維爾的死，小說中一系列的人物也被串連起來，女房東安娜·謝爾蓋耶夫娜、房東的女兒馬特廖娜、無政府主義者涅恰耶夫、以及帝國的警察馬克西莫夫等等，他們皆因巴維爾的死參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來。在變化多端的現實和復雜的心理鬥爭作用下，小說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終構思出了斯塔夫羅金的形象（《群魔》中的主人公），同時，小說也在他痛苦的寫作過程中結束。
這一事件完全是虛構出來的。女房東的情節、彼得堡的場景描寫多少能讓人聯想到小說（1866年）。庫切如此設計，似乎是在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創作做註解。只是，在虛構過程中，他強化了巴維爾的作用，讓這個提前死去的兒子成為他心靈蛻變的助燃劑。
小說中另外一個重要人物是無政府主義者謝爾蓋·根納德維奇·涅恰耶夫。歷史材料中的涅恰耶夫，生於1847年，曾經是彼得堡大學的旁聽生，比真實的巴維爾年長一歲。他參加過1869年春天彼得堡的學生運動。之後赴瑞士，在日內瓦參見了老牌的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 1869年9月，涅恰耶夫攜帶建立反政府秘密組織的計劃來到莫斯科，成立了地下組織“人民懲治會”。涅恰耶夫宣揚無神論思想，主張通過冒險主義的鬥爭策略和無原則的恐怖主義，來建立一個“沒有上帝”的新社會制度。 “人民懲治會”最轟動的事件莫過於製造了“伊万諾夫事件”。彼得羅夫農學院學生伊万諾夫（和小說中被殺害的乞丐同名）因為試圖退出組織而慘遭殺害。伊万諾夫之死，使這些年輕的陰謀家們逐漸浮出水面。罪行敗露後，涅恰耶夫逃到國外，1872年在日內瓦被捕，後被引渡給俄國政府，被判二十年苦刑，死於彼得保羅監獄。
庫切在小說中，把巴維爾的死和涅恰耶夫聯繫起來。中，有若干章節涉及到涅恰耶夫。事實上，無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巴維爾，和涅恰耶夫本人都沒有什麼直接的交往。即便是巴枯寧，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也不過是一面之交，而且對他極為反感。巴維爾被庫切設計成為涅恰耶夫的追隨者，使得創作《群魔》之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和無政府主義者直接交鋒的可能。在這裡，庫切的想像力發揮了作用，他“後現代”地處理了真實事件和虛構事件的關係，為小說的最後一章“斯塔夫羅金”這個文學人物的誕生提供了某種能夠自圓其說的理由。
根據格羅斯曼的記敘，涅恰耶夫的案件的確曾經引起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關注。事實上，1869年秋天，時在德累斯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讀到關於莫斯科暗殺事件的報導，已經決定創作一部以俄國父與子兩代革命者為主人公的小說，這就是《群魔》。為了寫好這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親自勘探過伊万諾夫的死亡現場，親自旁聽了1871年警方對涅恰耶夫的公審。 《群魔》發表於1871年，直接取材於“涅恰耶夫案件”。 《群魔》中的韋爾霍文斯基的原型就是涅恰耶夫，大學生沙托夫的原型就是伊万諾夫。把這所有的線索都集中到巴維爾身上，在他身上集中了所有的矛盾和衝突。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為巴維爾和涅恰耶夫、和警察、和女房東、和女房東的女兒有了種種關聯，最後，他不斷地和巴維爾的影子對白，在懺悔的過程中開始了寫作。如此看來，如果我們把看成是庫切故事化地詮釋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群魔》的過程，似乎也不為過。只是，如此單一的解讀好像太輕看了庫切，他的小說一向含義豐富，本應經得起多種看法。
庫切本人是文學教授，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材料十分熟悉。他重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半真半假，半遮半掩，更能調動起讀者對小說中諸多撲朔迷離的事件的興趣。顯然，這是個和讀者較量知識的故事，好比一個解密的過程，越解越覺得不可思議，越解越覺得陷入到一個更深的秘密當中。如果讀者碰巧不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碰巧對他的作品、他的生平不夠了解，那麼，讀懂這部小說就是個困難的過程，至於再讀出庫切形式上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複調特性的模仿，那恐怕就要去搬弄巴赫金的理論了。在這裡，我們只能這麼揣測，庫切如此謀劃，就是要向讀者展示書房斗室裡深不可測的想像世界。
最後說說譯文。王永年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輩翻譯家。他的譯筆乾淨舒緩，有貴族般的優雅。倘若不是出版時間所限，他本可以從容譯完文稿。跟在王先生的譯文後面，實在讓我惴惴不安。續譯急躁緊促，好似騰不過氣來的游泳新手，較之王先生的譯文真是有云泥之別。時間緊張固然是理由，漢語功底淺薄才是讓我輩氣短的真正原因。好在，緊趕慢趕趕完了，其他的事，留待讀者評說。
匡詠梅
2004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