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是二十世紀最優秀、最多產的作家之一。他於一九零四年十月誕生在英國英格蘭哈特福德郡的伯克漢姆斯特德，一九九一年四月在瑞士的韋韋逝世。幼年時期，他不喜歡運動，常常逃學，去閱讀一些冒險故事。那些故事對他具有深遠的影響，並幫助形成了他的寫作風格。後來，進入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後，他攻讀現代史，並擔任了《牛津展望》的編輯，取得了不少經驗，還磨礪了他的寫作技巧。一九二五年，他大學畢業，在倫敦《泰晤士報》當了四年助理編輯。他的第四部小說，一部間諜小說，《斯坦布爾列車》（Stambul Train），為他樹立起了名聲。一九三五年，他到西非利比里亞旅行，結果寫成了《沒有帶地圖的遊歷》（Journey Without MaPs）。由利比里亞歸來，他奉派擔任了《旁觀者》周刊的電影評論員。一九三八年，他訪問了墨西哥，想報導那裡的宗教迫害（他於一九二六年在夫人的勸說下，加入了羅馬天主教教會），結果先寫出了《無法無天的道路》（The Law less Roads），一九四零年又寫成了他的最出色的小說《權力與榮譽｝（The Power and the Glory）。接下去，他又發表了《布萊頓硬糖》（Bright on Rock）。
一九四零年，他成為《旁觀者》周刊的文學編輯。下一年，他承擔起了英國外交部的一項工作，在西非塞拉利昂逗留了三年，這段經歷後來產生了他的以西非為背景的小說《問題的實質》（The Heart of the Matter）。
他的狂熱的環球旅行一直持續下去，直到體力不能這麼做的時候才停止。他於是找出世界上的一些"熱點"來：越南戰爭時期的越南，茅茅暴動時期的肯尼亞，斯大林主義者的波蘭，卡斯特羅的古巴和杜瓦利埃的海地等，前去參觀、採訪、旅遊，以滿足自己對冒險的慾望。這些旅程的結果就是《隨姑母的旅行》（Trave ls with My Aunt）、《名譽領事》（The Honorary Consul）、（The Quiet American）等，大都以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揭露出了人世間的種種卑劣與醜惡。
人們時常把格林稱為"天主教作家"，有時又稱為"政治作家"。格林自己也說："當我寫政治題材時，我可能是一個政治作家，但這不適用於我所有的作品。"
格林除了撰寫有多部長篇小說外，還寫有好幾部短篇小說集、四本遊記、六部劇本、三卷自傳——《一種生活》（A Sort of Life）、《遁世的途徑》（Ways of Escape）和身後出版的《我自己的天地》（A Worl of My Own）——兩本傳記和四冊童話。
此外，他還撰寫過好幾百篇雜文、影評和書評，許多篇後來全都收集在《冥思錄》（Reflec tions）裡。格林是功績勳章獲得者和榮譽爵士。在他逝世以後，許多人都對他深表讚揚，其中有金斯利·艾米斯，伊夫林·沃，喬治·奧韋爾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廉·戈爾丁。艾米斯說："全世界今後都會懷念他。時至今日，他一直都是活在世上的最偉大的小說家。"伊夫林·沃說："格林先生是一位天才的講故事的人……他在技巧方面的熟練，從沒有比他敘述一個場面更為明白地顯示出來——焦躁不安與污染腐蝕，日落時分有一會兒顯得很美的那個建築惡劣的市鎮，人人全都平等的妓院，貪得無厭的人……二流公立學校的勢利，所有的人全能規避的法律，老是存在的、令人不安的下層社會中的流言蜚語、刺探、行賄、暴力和出賣……與電影相似之處在在可見。那是一種攝影機的目光，從旅館陽台上轉向下面的街道，挑選出那名警察來，跟著他回到警察局，在房間裡移來移去，從牆上掛的手銬到抽屜裡放著的散落的念珠，把含意深遠的細節全都記錄下。這就是現代講故事的方法……"喬治·奧韋爾說："（格林）似乎也享有波德萊爾以來一直流傳著的一種想法：惡劣透頂的境況中也有點兒相當雍容華貴的地方，地獄是一種高級夜總會，只有天主教徒才可以出入。"威廉·戈爾丁說："格雷厄姆·格林自成一類……人們會閱讀他的作品，並記著他是二十世紀人們意識與渴望的最終記錄人。"
是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間格林所寫的一部傑出的政治小說，是他以記者身份四次訪問越南後的產品。有些評論家認為，在閱讀格林的小說時，讀者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從作品的歷史背景內外去探討這部作品。這個問題就而言，是極其清晰可見的。像他寫的許多部其他小說那樣，是格林親身參預了書中敘述的許多事件的結果。評論家們對他這部作品，像對他的好多部其他作品一樣，是很難區分出作者本人和小說中的主人公托馬斯·福勒的，因為福勒和格林本人一樣，在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也是在越南觀察那場戰爭——第一次越南戰爭——的一名英國新聞記者。
當於一九五五年在英國出版時，它受到了普遍的讚揚，但是當它下一年在美國出版時，它所受到的接待卻是毀譽參半。有些評論家認為，這是格林素來不喜歡美國的又一次表現。在他的自傳《遁世的途徑衝，他對這件事曾經這麼寫道：
當《紐約人》雜誌上最終注意到我這部小說時，評論人譴責我指控我們"最好的朋友"（美國人）殘殺，因為我把西貢主要廣場上那次大爆炸的責任歸到了他們身上。那次爆炸造成的危害遠比那些次要的自行車炸彈嚴重，它使許多人斃命。但是評論人用不著說，當然並不知道的那些事實又是什麼呢訓生活》周刊的攝影記者在爆炸發生的那一剎那，正待在最為有利的地點。他拍出了一張驚人的、使人毛骨悚然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個三輪車車夫兩腿被炸掉後，還直立著。這張照片由馬尼拉的一種美國宣傳雜誌轉載出來，標題是："胡志明的傑作，"雖然泰將軍早已迅速而得意地聲稱，那枚炸彈是他手下人放的。是誰給一個既和高台教軍隊，又和共產黨人作戰的土匪（頭子）提供軍火的？
……也許在裡比在我寫的任何一部其他小說裡有著更多的直接報導。那次記者招待會不是直接報導的唯一範例。我還待在攻擊越盟營地的那架俯衝轟炸機上。那名駕駛員沒有遵守德拉特爾將軍的一道命令，把我帶去參加了那次行動。我還參加了發艷郊外外籍軍團傘兵的巡邏。直到今天，我對那個蹲在溝裡、緊挨著死去的母系的孩子，還保有十分鮮明的印象。
因此格林是不喜歡美國的。他不喜歡的是美國的自由主義。不過在中，他還突出地、極具說服力地點明並批判了美國扶植一支外國第三勢力的理論。例如，在小說的第三部第二章裡，主人公福勒曾經對派爾說過這麼一段話：
我們是老殖民主義國家的人民，派爾，可是我們從現實中學到了一點兒東西，我們學會了不亂玩火。第三勢力這股力量——它是從書本上來的，就是這麼回事。
泰將軍不過是手下有幾千人的一個土匪頭：他並不代表民族民主主義。
在另一處地方，福勒又說，"……這是一場沒有希望的爭論。"為此，儘管美國評論家們大都攻擊，但是隨著歷史事件的發展，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第二次越南戰爭的結束，評論家們多半改變了對這部作品的看法和所謂格林的"不祥預言"的說法。第二次越南戰爭從一九六四年美國國會批准美軍全面介入越南，到一九七五年的倉皇撤退，一共打了十一年。一個貧窮而被民族主義理想激發起來的第三世界共產主義小國，硬是打敗了世界上最富有的軍事大國。格林在書中所下的結論，其先見之明和精闢確切性全都達到了令人驚訝的地步。其實，這只表明了記者小說家格林對人類狀況的敏銳觀察力與驚人分析力。
關於書中所寫的人物，評論家們也有種種不同的推論。當然，一致的意見是，主人公托馬斯·福勒主要是以作者本人為樣板的。他的正式傳記作者諾曼·謝里認為，女主人公鳳兒的塑造似乎是作者本人有天晚上在西貢遇見的一個"絕色美人兒"所激起的。維戈特那個閱讀帕斯卡作品的探員，寫的是法國保安局的一個莫雷先生，而格蘭傑則是以美國新聞工作者，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拉里·艾倫為原型的。至於奧爾登·派爾，大多數評論家的一致意見是，他寫的是美軍上校愛德華·蘭斯代爾。
蘭斯代爾於一九五三年六月隱姓埋名悄悄地去到西貢，在西貢待了一個月，隨後在一九五四年又回去，出任了兩年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西貢軍事代表團團長。格林本人一再否認這一點，說自己從未見過蘭斯代爾。但是蘭斯代爾卻對別人說，他知道格林在寫派爾時，心中想到的就是他，因為他也養有一頭狗。後來，蘭斯代爾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上還說，格林和法國人一樣，也不喜歡泰將軍，而他（蘭斯代爾）卻是泰將軍的美國朋友，法國人總當著格林的面為泰將軍的事嘲笑他。這麼看來，蘭斯代爾和格林是會過面的。不過撇開這一點不談，評論家們普遍認為，蘭斯代爾是一個老練、成熟的特工人員，可能是美國人中對越南政治與實情最為了解的人員之一，並不像派爾那麼單純無知。
說來很有意思，一書的評論家們似乎沒有幾個人去探索宣揚所謂"第三勢力"的專家、學者約克·哈定。其實這個人物也有好多個"候選人"。
內中最有可能的一個就是一部叫作《亞洲的紅色風暴》的作者羅伯特·佩恩。這本書出版於一九五一年。佩恩在書裡說，在一支溫和的第三勢力未能執掌政權或感到自身無法行使政權時，一種幾乎是虛無主義的機會主義在所有的國家裡就會變得不可避免。他要求把美國的社會力量伸展出去，到達亞洲的農村，接下去又深感遺憾地表示，法國實際上沒有什麼真正的意圖想在越南南方引發一場社會革命。這些全都是很會使派爾興奮激動的語言。
綜上所述，出版後在西方激發出了愈過愈多的探討和評論文章，它意過愈顯露出來，是格林筆下最為出色和重要的政治小說之一。據說，這些年來英、美大學裡選讀越南戰爭史與政治學課程的學生全都要閱讀。
這裡，我想到有一點必須向廣大讀者說明一下。有的讀者可能會以為既然是一部所謂的政治小說，那麼它的故事很可能比較沉悶、嚴肅，可讀性不是很強。恰恰相反，像格林的大部分主要作品那樣，人物非常真實，故事十分引人入勝，以致有些評論家甚至認為它實際上是一部寫一場三角戀愛的愛情故事，而從全書的結構上看，我們又可以說它是一部寫得嚴謹動人的兇殺案件的偵探故事。到底是哪一類小說，請讀者們閱讀以後，自己去判斷吧。這些就是譯完本書後，譯者想要說的話，不當之處，尚祈廣大讀者予以指正。
主萬
一九九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