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每年至少有一次，高台教教徒們要在新淵聖城舉行大會，慶祝某某解放年或征服年，甚或慶祝一個佛教、儒教或基督教的節日。新淵聖城就在西貢西北八十公里。
高台教一向是我向客人們介紹越南時最愛談起的篇章。高台教是一個交趾公務員所發明的，是三種宗教的一種綜合體。聖城就在新淵。有位教主，還有一些女大主教。
他們用扶乩來占卜預言。他們信奉的聖人是維克多·雨果。基督和佛祖，這些人從大教堂的屋頂上俯視下來，望著一片沃爾特·迪斯尼式的東方幻想世界，用鮮豔的色彩繪製的龍和蛇。初到越南的人對我這一番描述總很喜歡。高台教擁有二萬五千人的私家軍隊，裝備著用舊汽車排氣管改製成的迫擊砲，號稱是法國軍隊的同盟軍，到了危急時刻就宣布中立。這一套枯燥乏味的把戲，你怎麼能加以解釋呢？舉辦這樣的慶祝大會，可以幫助使農民們安靜一時，教主總邀請政府官員（假如高台教徒那時有人在政府里當大官，政府官員是會出席的），外交使節（他們總派幾個二等秘書帶著他們的妻子或女友來）以及法軍總司令來參加。總司令會從總部抽調一名兩星級的將軍代表他出席。
這時，到新淵去的路上，川流不息，盡是軍政人員和各國使館的汽車在飛馳。
路上比較暴露的地段，有外籍兵團的士兵在稻田里分散開掩護。這種日子總使法國最高司令部有些擔心，而對高台教徒說來，也許倒是一個頗有希望的日子，因為讓幾個重要客人在他們的地區以外死在槍下，要強調他們自己的忠誠，有什麼能比這更不費氣力呢？
每隔一公里，就有一座泥土造的小崗樓矗立在平坦的稻田上，像一個驚嘆號那樣。每隔十公里，又有一座大一點兒的碉堡，駐紮有一排外籍兵團的僱傭兵：摩洛哥人或是塞內加爾人。就像開車駛進紐約市區那樣，所有的汽車都保持著一致的速度——也像開車駛進紐約市區那樣，你感到一種按捺不住的煩躁。你注視著前面的一輛車子，又從鏡子裡註視著後面的一輛車子。人人都想盡快開到新淵，看了表演後趕快回去：宵禁在七點鐘開始。
車子開出了法軍控制下的稻田，就進入了和好教的稻田，再過去就是高台教的稻田（高台教經常跟和好教打仗）：只是崗樓上的旗幟更換了罷了。光著身子的男小孩兒坐在水牛背上，牛屁股泡在水田裡走來走去，金黃的穀子成熟了，莊稼人戴著貝殼似的帽子，對著竹編的彎曲小簸箕篩穀子。汽車飛馳而過，那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
這時，每一個村子裡的高台教教堂就會引起陌生人的注意，淺藍和粉紅的灰泥，門上還有一隻上帝的大眼睛。旗幟愈來愈多了：莊稼人一隊隊沿著大路前進：我們快到"聖城"了。遠處，那座聖山像一頂綠色圓禮帽那樣，高聳在新淵城上面——那就是泰將軍堅守的地方。這位持不同政見的參謀長最近宣布，他打算既要打法軍又要打越盟。高台教人士並沒有打算去捉他，雖說他劫走了一個大主教，不過人們傳說，他那麼做是得到教主默許的。
新淵這地方似乎永遠比南方三角洲的任何其他地方都熱。也許，這是因為缺水的緣故，也許是因為人們感到那些沒完沒了的儀式而為之汗流泱背：為那些部隊流汗，他們正立正聽著人家用他們不懂的語言發表長篇演說，為那位教主流汗，他穿了一身中國式的厚蟒袍。只有那些穿白綢褲子的女大主教在那兒跟那些戴硬殼太陽帽的僧侶閒談，才使人在烈日炎炎下感到有幾分陰涼之意。你簡直無法相信那竟然會是下午七點鐘，你還可以在美淇大飯店的屋頂上喝雞尾酒，西貢河上不時還吹來一陣清風。
在遊行以後，我訪問了教主的助手。我根本沒有指望從他那兒得到任何新聞。
果然不出我所料，這種訪問在我們兩方都是例行公事。我向他問起了泰將軍。
"一個冒失魯莽的漢子，"他說，說完就不再提這個話題了。他開始了他預定的講話，忘記兩年前我就聆聽過他的這一套了：他的演說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給新來的人放送的留聲唱片。高台教是一個宗教綜合體……是各種宗教中最出色的……已經派出傳教士到洛杉礬去……具有大金字塔的種種秘密……。他穿了一件白長法衣，一支接一支地抽煙，為人相當狡猾，相當缺德："愛"這個詞時時從他嘴裡說出來。
我可以肯定，他明明知道我們大夥兒都是到那兒來嘲笑他的活動的，我們的必恭必敬神氣，也跟他裝腔作勢的大長老神態一樣的缺德，不過我們不及他狡猾。我們假裝正經，什麼好處也沒有得到——連一個可靠的盟友也沒有，他們裝模作樣卻獲得了武器、供應，甚至還賺到了現款。
"謝謝你，閣下，"我起身告辭。他把我送到房門口，一路散下了一些香煙灰。
"願上帝降福給你的工作。"他油滑地說。 "請記住上帝是熱愛真理的。"
"哪一種真理？"我問。
"按照高台教的信仰來說，所有的真理都是調和一致的，真理就是博愛。"
他戴了一隻大戒指在手指上。當他伸出手來時，我當真認為他指望我去吻他的手，不過我不是一個外交家。
烈日當頭，我在陽光下看見了派爾，他正設法在發動他那輛別克牌汽車。不知怎麼，在最近兩星期內，在大陸酒店的酒吧間裡，在卡蒂納街上唯一的那家好書店裡，我不斷地碰見派爾。他一開始就強加於我的這份友誼，現在比過去更加濃厚了。
他那雙傷感的眼睛會熱忱地詢問鳳兒的近況，而他的嘴唇則更熱忱地表達出了他對我的強烈感情與欽佩——我的上帝啊！
一個高台教的司令官站在汽車旁邊，正在很快地說些什麼。我走過去時，他就不說了。我認識他——在泰將軍上山前，這人一直是他的一個助手。
"哈羅，司令官，"我說，"將軍好嗎？"
"哪位將軍？"他不好意思地咧開嘴笑笑問。
"當然，按照高台教的信仰來說，"我說，"所有的將軍都是和好一致的。"
"我這輛車開不動啦，托馬斯，"派爾說。
"我去找個機械師來，"這位司令官說，說完就走開了。
"我打擾你們啦。"
"哦，沒有什麼，"派爾說。 "他想知道買一輛別克牌汽車要多少錢。這些人是非常友好的，只要你待他們不錯。法國人似乎不知道怎樣對待他們。"
"法國人不信任他們。"
派爾嚴肅地說道，"一個人是可以信任的，只要你信任他的話。"這聽起來很像高台教的一句格言。我開始感到新淵的道德氣氛太濃厚了，我簡直沒法呼吸。
"喝一杯吧，"派爾說。
"那再好沒有啦。"
"我帶了一熱水瓶酸橙汁來，"他斜倚過身去，忙著在汽車後座的一個籃子裡尋找。
"有金酒嗎？"
"沒有，非常抱歉。你知道，"他鼓勁兒地說，"在這種氣候裡，喝酸橙汁對你很有好處。它含有——我不清楚是哪幾種維生素。"他遞過一杯來給我。我喝下了。
"好歹總可以潤潤舌頭，"我說。
"樂意吃一塊三明治嗎？這些三明治真好極啦。一種新生產的三明治塗抹醬，叫維他健。是我母親從美國寄來的。"
"不吃啦，謝謝，我這會兒不餓。"
"這種醬吃起來有點兒像俄國色拉——只是多少要干點兒。"
"我不吃啦。"
"要是我吃，你不見怪吧？"
"不，不，當然不啦。"
他吃了一大口，這種三明治在他嘴裡嘎吱嘎吱，僻啪作響。遠處，白色和粉紅色的石頭上刻著佛祖騎馬出家圖，他的隨從——另一座石像——跟在後面跑著追趕他。女大主教們正在各自回府，大教堂門頭上上帝之眼注視著我們。
"他們這兒供應午餐，你知道嗎？"我說。
"我不想去冒險。那種肉——在這種炎熱的天氣裡，不得不當心。"
"你相當安全。他們是吃素的。"
"我想那就沒有問題啦——不過我喜歡知道自己吃點兒什麼。"他又咬了一大口他的"維他健"。 "你認為他們有幾個可靠的機械師嗎？"
"他們可知道怎樣把你的排氣管改裝成迫擊砲。我相信，別克牌汽車可以做成最好的迫擊砲。"
那位司令官回來了，很帥地向我們行了個軍禮，說他已經派人到營房裡去找一個機械師來啦。派爾請他吃一塊維他健三明治，他很有禮地謝絕了。他擺出一副老於世故的氣派說道，"我們這兒在飲食方面有許多規矩。"（他有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語。）"非常愚蠢可笑。不過一個宗教首府是什麼情形，你們是知道的。我料想在羅馬——或是坎特伯雷，大概也是這情形，"他利落而瀟灑地向我哈了哈腰，加上"坎特伯雷"這個詞，接著就不作聲了。他和派爾兩人都不作聲。這時，我強烈地意識到，人家不希望我待在那兒。我忍不住要撩撥一下派爾——說到頭，撩撥人家是軟弱的武器，而我是軟弱的。我沒有青春，嚴肅，骨氣，也沒有前途。我說道，"也許，我終究要吃一塊三明治啦。"
"哦，當然啦，"派爾說，"當然啦。"他停頓了一下，才轉身向車後座籃子裡去取。
"不，不，"我說。 "我只是在開玩笑。你們兩位想要單獨談兩句。"
"沒有那回事，"派爾說。他是我所認識的一個最不善於撒謊的人了——撒謊是一種藝術，他顯然從沒有練習過。他向司令官解釋說，"這位托馬斯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認識福勒先生，"司令官說。
"我走前會再來找你，派爾。"說完，我向大教堂走去。在大教堂裡，我可以獲得一點兒陰涼。
聖人維克多·雨果的塑像，穿著法蘭西學院的院士盛裝，三角帽四周有一圈光輪，手指指著孫逸仙正在一座石碑上題寫的一些崇高的言論。再走過去，我就到了大教堂的中殿。除了教主寶座外，沒有地方可坐，寶座四周，盤繞著一條灰泥製成的眼鏡蛇，大理石地面像水一樣閃閃發光，窗戶上都沒有玻璃——我想，我們造牢籠留洞通風，人造宗教牢籠也跟這差不多——讓那些懷疑暴露著，任憑風吹雨打，讓那些信條暴露著，任憑人作出乾萬種解釋。我的老妻已經找到了她的有百孔千瘡的牢籠，有時候，我很羨慕她。太陽和空氣之間，是有一種衝突的：我過多地生活在陽光裡了。
我在那個空寂的、長長的中殿裡走著——這可不是我所喜愛的印度支那。幾條有著獅子般腦袋的龍盤繞上講壇：屋頂上，基督暴露出他那血淋淋的心來。佛祖坐著，像佛祖永遠坐著那樣，膝頭上空空的。孔夫子的鬍鬚稀稀疏疏地下垂著，像旱季的瀑布似的。這是在演戲啊：祭壇上面的那個大地球代表野心：教主用來作法、占卜預言的那個有活動蓋子的籃子，那是鬼把戲。這座大教堂如果已經存在了五百年，而不只是二十年那麼它帶著人們的腳印和雨淋日曬的痕跡，該會有幾分令人信服吧？一個像我老妻那樣容易相信的人，在這個教堂裡會找到一種她在人間找不到的信仰嗎？假如我真的需要信仰，我會在她的諾曼教會中找到信仰嗎？可是我始終沒有想要信仰。一個記者的任務就是揭露和記錄。我生平還從沒有發現過不可解的事情。高台教教主用鉛筆在活動蓋子下搞他的預言，人們也就相信他。在某處的任何幻像中，你都可以找到這類扶乩占卜的事情。在我的記憶裡，我還從來沒有見過任何幻像或是奇蹟。
我隨意翻開我的記憶，像翻看一本照相簿中的照片那樣：在奧爾平頓，我憑藉敵人一枚照明彈的閃光，曾經看見一隻狐狸鑽出那片貧瘠鄉野黃褐色土地中的巢穴，在一個禽鳥出沒的地區鬼鬼祟祟地窺伺：一個被刺刀刺死的馬來人的屍體，給一個廓爾喀巡邏兵放在一輛貨車後面運到彭亨的一個錫礦區，有些中國苦力站在一旁，神經緊張地格格笑著，另一個馬來同胞放了一隻枕頭在死者的頭下：一家旅館的睡房裡，有隻鴿子在壁爐台上，正預備飛翔：我妻子的臉望著窗子，那是我最後一次回家和她訣別的時候。我的思想從她開始，又到她終止。一個多星期前，她一定已經收到我的信了，而我料想不會來的電報並沒有到來。但是，人家都說，如果陪審團久久不回進法庭來，那麼犯人就還有希望。再過一星期，要是還沒有回信來，我是否可以開始存在一點兒希望呢？這時候在我四周，我可以聽見軍人和外交官們汽車的發動機都在加速運轉：這一場盛會今年又過去，大規模撤回西貢的行動開始了，同時開始實行宵禁。我走出去尋找派爾。
他正跟那位司令官站在一片陰涼的地方，並沒有誰在替他修理汽車。不論他們談了些什麼，談話似乎已經結束了。他們默默地站在那兒，彼此很客氣，所以誰都沒有先走開。我走到他們面前去。
"哦，"我說，"我想我要走啦。你最好也出發吧，要是你想在宵禁以前趕回去的話。"
"機械師還沒有來。"
"他就快來啦，"同令官說。 "他先前在參加遊行。"
"你可以在這兒待一晚，"我說。 "今兒晚上還有一場特殊彌撒——你會感到它很值得見識一下。它一連要持續三小時。"
"我該趕回去。"
"除非你馬上就出發，要不你趕不回去啦，"我很不樂意地加上一句，"要是你樂意，搭我的車回去。司令官明兒可以叫人把你的車送到西貢去。"
"在高台教區域，你們用不著為宵禁擔心，"司令官沾沾自喜地說。 "不過一出了界，那就……我明兒一定差人把你的車送來。"
"車上的排氣管很完好，"我說，他開朗、利落、爽直地笑了——是軍人的一個簡潔的微笑。
2
到了我們出發的時候，一長串汽車已經遠遠開到我們前面去了。我加快速度，想超越前面的車子，但是我們出了高台教區域，駛進和好教區域後，前面連車塵也看不見了。在這個傍晚時分，世界是平坦的、空空蕩蕩的。
那可不是叫人聯想到埋伏襲擊的鄉野，但是就在公路兩旁幾碼以外，人們可以躲藏在水稻田裡，只把腦袋露出水面。
派爾清了清嗓子。這是一個信號，他又要親切地攀談了。 "我希望風兒過得好，"他說。
"我可從來沒有見她生過病。"一座崗樓過去了，另一座又閃現出來，像天平上的砝碼似的。
"昨兒，我看見她姐姐出來買東西。"
"我猜想她又邀你順便去坐坐吧，"我說。
"事實上，她倒的確邀請我去了。"
"她是不輕易放棄希望的。"
"希望？"
"希望你能跟風兒結婚。"
"她告訴我，說你這就要走啦。"
"這種傳說一會兒就傳開了。"
派爾說："你會坦率地對待我，是嗎，托馬斯？"
"坦率？"
"我已經申請調動啦，"他說。 "我不希望她給孤單單地撤下，沒有你，也沒有我。"
"我還以為你要等任期滿了再走哩。"
他並沒有自我憐憫地說道，"我覺得這日子我受不了。"
"你多會兒離開呢？"
"我不知道。他們認為，在六個月裡可以安排一下。"
"你能忍受六個月嗎？"
"我不得不。"
"你向他們提出些什麼理由呢？"
"我多多少少把實情告訴了經濟專員——一你遇見過他-一就是喬。"
"我猜想他認為我真是個狗娘養的，不讓你把我的姑娘帶走。"
"不啊，他倒比較偏袒你。"
我的車噼劈啪啪地響了起來——它大概已經響了一會兒，我才注意到，因為我一直在琢磨派爾那句單純的問話："你會坦率地對待我嗎？"這樣的問話屬於一個十分單純的心理世界，在那裡你談到民主和沒有u字的Honor，像古墓碑上拼寫的那樣，而且談到這類詞的時候，你的意思也就跟你父親的一模一樣。我說道：咱們消耗完啦。
"汽油嗎？"
"先前還很多。我上滿了汽油才開車出來的。新淵的那些狗娘養的用吸管把我車裡的油吸乾了。我應該早發覺的。這倒很像他們的做法，留下點兒汽油給咱們，讓咱們可以駛出他們的區域。"
"現在咱們怎麼辦？"
"咱們只夠開到下一座崗樓。希望他們有點兒汽油。"
但是咱們運氣不好。車子離那座崗樓還有三十碼就完全開不動了。我們走到崗樓腳下去。我用法語向樓上的衛兵喊話，說我們是朋友，又說我們要上樓去。我可不想給一個越南哨兵一槍打死。樓裡沒有回答：沒有人伸出頭來望望。我對派爾說道，"你身邊有槍嗎？"
"我從來不帶槍。"
"我也不帶。"
落日的餘暉還撒在這個平坦世界的邊緣上，又綠又金黃，像田裡的穀子：襯著灰色的、暗淡的天空，崗樓看來像印刷出的一樣漆黑。一定是宵禁即將開始的時刻了。我又大聲喊叫，並沒有人應聲。
"你知道，從前一個大碉堡算起，我們經過了多少個崗樓嗎？"
"我可沒有註意。"
"我也沒有註意。"離下一個大碉堡大概至少還有六公里——步行得一小時。
我第三次大聲喊叫，還是一片寂靜，彷彿寂靜就是答复似的。
我說："崗樓裡好像沒有人：我最好爬上去看看。"一面黃旗幟，紅條子已經褪成了橙黃色。這說明我們已經出了和好教地界，到了越南軍的地界。
派爾說："你認為，咱們假如等在這兒，是否也許會等到一輛汽車？"
"汽車也許會駛來，不過他們可能會先來。"
"要不要我走回去，把車燈開亮，作為信號。"
"我的天，不要。就讓它去。"這時天色已經黑了，尋找梯子，幾乎絆跌一交。
有件什麼東西在腳下面劈啪一響，我可以想像得出，這聲音正傳過那些稻田，有誰在偷聽呢？派爾的輪廓已經看不清了，成了公路邊上模糊的一團。黑暗一旦落下來，就像一塊石頭落下來一樣。我說道，"你就待在那兒，等我叫你。"我心裡感到疑惑，不知哨兵是否會把梯子拖上去了，但是梯子還豎立在那兒——儘管敵人可能會爬梯子，梯子卻是他們唯一的逃命之路。我開始往上爬。
我常常在書上讀到人們恐懼時刻的思想：想到上帝，想到家庭，或是想到一個女人。我佩服那些人的控制力。我這時什麼也沒有想到，就連頭上的那扇活板門也沒有想到：在那幾秒鐘內，我停止存在：我完全給嚇倒了。到了梯子頂上，我的頭撞了一下，因為恐懼是無法數梯子的一級一級，無法聽，也看不見的。接著，我的頭就冒出了崗樓的土樓面，誰也沒有開槍打我，恐懼漸漸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