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來，看看我的記事卡。然後，和莎拉一樣，我把它們扔進廢紙簍裡。 "如同費茲杰羅太太剛才說的，這個案子不是關於安娜捐腎，也不關於她捐的是皮膚細胞、血細胞，還是一組DNA。它關於一個女孩，渴望成為某個人。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她的辛苦、難過、甜蜜和歡樂。一個女孩可能不知道她現在要什麼，可能不知道她現在是誰，可是我們應該給她機會去發現。在我看來，十年後，她很可能會令我們刮目相看。"
我走向法官席，"我們知道費茲杰羅家被迫做不可能的事--為他們的兩個孩子都作合情合理的醫療決定，但事實上，她們的醫療利益背道而馳。而如果我們--像費茲杰羅一家--不知道什麼才是正確的決定，那麼最後必須下決定的這個人，應該是擁有這具軀體的本人……即使她只是個十三歲的孩子。總的來說，這也是這樁訴訟案的關鍵：某些時候，一個小孩或許比她的父母還明白該怎麼做。
"我知道提起訴訟時，安娜作這個決定，不是因為那些你可能會認為的理由--她是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十三歲女孩；她作這個決定，為了要和她同齡的女孩一樣自由，一樣無拘無束；她作這個決定，因為厭煩了被針刺，被針戳；她作這個決定，因為她怕疼……"
我轉身，對安娜微笑。 "你知道嗎？如果最後安娜決定捐腎給她姐姐，我也不會驚訝。可是，我怎麼想不重要。狄沙羅法官，恕我冒昧，您怎麼想也不重要。莎拉和布萊恩，還有凱特·費茲杰羅怎麼想，都不重要。安娜怎麼想才重要。"我走向我的椅子，"這是我們唯一應該傾聽的聲音。"
狄沙羅法官宣布休庭十五分鐘，等他判決。我利用這個時間去遛狗。我們在法院大樓後面的小廣場上圍草坪繞圈子。弗恩警長在旁監視那些等著得知判決結果的記者們。在法官繞第四圈尋找解放的地點時，我對它說："得了吧，沒有人看你了。"
但這並非完全是事實。一個小孩，不會超過四歲，鬆開他媽媽的手沖向我們。 "狗狗！"他喊道，張開雙手熱情地追求法官，法官向我靠近。
他媽媽過了一下才抓住他，"對不起，我兒子正在長犬齒。我們可以愛撫它嗎？"
"不，"我反射性地說，"它是一隻看護狗。"
"哦。"那女人站直，把她兒子拉開，"可你不是瞎子。"
我是個癲癇症患者，它是我發作時的看護狗。我第一次想直截了當地說清楚。可是我又想，你必須能夠自嘲，不是嗎？ "我是個律師，"我對她微笑，"它會為我追救護車。"
我和法官走開，我吹著口哨。
當狄沙羅法官回到法官席時，他帶著一幀他死去的女兒裝在相框裡的照片，照片立刻令我認為我打輸了官司。 "在交叉詰問證人的過程中，有一件打動我的事情，"他說，"是在這個法庭裡，我們所有的人都進入生命品質對抗生命尊嚴的爭論中。費茲杰羅一家無疑一直相信讓凱特活著，繼續做他們家的一份子非常重要--可是此時，凱特生存的尊嚴開始完全與安娜的生命品質糾纏在一起。我的工作是看看能否將兩者分開。"
他搖頭，"我不確定我們之中任何人有資格來決定這兩者哪一個更重要--至少我是這麼想的。我是一個父親。我女兒狄娜十二歲的時候，被一個醉酒開車的人撞死。那天晚上，當我趕到醫院，我願意做任何事來換取她多活一天。費茲杰羅一家處於這種狀態已經十四年了--他們願意做任何事讓他們的女兒多活一天。我尊重他們的決定。我欽佩他們的勇氣。我羨慕他們事實上有這個機會。可是就像兩位律師都指出的，這個案子不僅關於安娜和一個腎臟，它關於這些決定該怎麼作，以及我們該如何決定，由誰來作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