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那個女人氣的設計師和弗蘭克快馬加鞭，毫不鬆懈。幾個星期以後我們就搬了進來，弗蘭克曾得意地跟我說，除了報社、負責三家國際雜誌的廣告公司、古蹟雜誌、兩家設計集團（包括一家丹麥公司，裡面有位身材惹火的美女。聽了之後我對預算超支一事閉口不提，反正錢都花了）外，還談定了一個新客戶。原來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公司，比想像中簡單。
“嗨！”進去的時候我和大夥兒打招呼。大家都在。我先走去小廚房的咖啡機邊，那是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開放式辦公室就有這個缺點，你做什麼事情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咖啡機是弗蘭克採購回來的，所以咖啡屬於合理開銷。平常按了按鈕之後大約半分鐘，咖啡才會裝滿杯子。今天，卻覺得時間飛快，一下子就好了，所以我並不急著走出去，想讓心情平靜下。我鼓起所有的勇氣走過穆德的辦公室，躲避了她的注視。
我坐下時，弗蘭克用疑問的眼神看著我。
“嗯——她在醫院。”我盡量說得含糊。穆德也進來了，我感覺到其他人的注視。
“好的。看看會怎麼樣吧，不是嗎？”我說，一邊打開電腦。我幾乎都忍不住眼淚了。穆德把手放在我肩上，我也把手放在她肩上，目光望向窗外。如果我是個孩子該多好啊。這樣我就可以說服自己，只要你不去談論，所有苦難就都結束了。
一個男人遇見一個女人
他們相愛了
原本應該很容易
原本應該很簡單
但是四周開始騷動
接下來的旅途也開始變得崎嶇不平
Bruce Springsteen,from Tunnel of Love(Tunnel of Love,1992)
下午五點我接到卡門的電話，那時我正開車準備去托兒所。甚至都不用問她怎麼樣，就已經從她的聲音裡聽出來了。
“醫生剛離開——情況糟極了，丹。”
“我已經在路上了，我去接盧娜，然後我就去你那。”
我不敢再問別的。
我抱著盧娜走在腫瘤科的走廊上，心裡直打鼓。我走進早上離開卡門的那間房，她換了衣服，坐在床上，手裡攥著一張揉皺的紙巾，盯著窗外。她的眼睛又紅又腫，她身邊還有兩張同樣揉皺了的紙巾。她看見我們進來，用手摀住嘴。我一句話沒有說，跑過去抱住她。她把頭貼在我肩上，再也控制不住大哭起來。我還是沒有勇氣再問別的，我什麼也問不出來，什麼也說不出來。從我們進這間病房，盧娜就沒有出過聲。
卡門吻了盧娜，並且勉強做了個笑容。
“嗨，寶貝。”她說著，一邊摸著盧娜的頭。
我清了清嗓子。 “告訴我。”我說。畢竟是要面對的。
“癌症，很嚴重的一種。他們說，擴散性的。不是腫塊，是一種炎症，已經擴散到整個乳房了。”
轟！
“他們確定了嗎？”我擠出這句話。
她抽泣著點點頭，用已經濕得不能再濕的衛生紙擤了擤鼻子。
“乳腺炎類——”我點點頭，好像聽懂了——“沃爾特斯醫生說，如果你願意，可以去找他。他就在後面幾間。”
沃爾特斯，這個名字，整個星期我們對此都閉口不提。對六個月前托馬斯、安妮和卡門媽媽的疑問，問他是不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們的結論是，癌細胞那時或許就存在了，因為誤診沒檢查出來，才導致現在這個局面。也就是說，我有可能因為該死的誤診而失去卡門。沃爾特斯坐在書桌後，六個月前見過，我立刻就認出了他。但他並不認得我。我敲了敲他開著的門。
“你好？”他皺著眉頭說。
“嗨。”我語氣不好，這樣他就不會忘了這全是他的錯。 “我是卡門?範迪安潘的丈夫。”
“噢，對不起，範迪安潘先生，你好。”沃爾特斯邊說，邊站起來和我握手。 “請坐。”
“站著就行了，妻子在等著我。”
“好吧。我想你是來問切片檢查結果的吧。”
難道我是來問NAC對決阿賈克斯比賽結果的，拜託！
“是。”
“嗯，看起來不是很好。”
“不。這個我知道。”我語氣中帶著譏諷，他可能甚至都沒有註意到。 “你能給我詳細解釋到底是什麼問題嗎？”
沃爾特斯告訴我為什麼這次特別糟糕，他說的話我只聽進去一半，聽懂的就更少了。我問確診的程度是多少。
“基本可以確診——不過我們還必須檢查，看起來是炎性乳腺癌。目前我們只能做這麼多了。”
我點頭，沃爾特斯同我握手。
“現在，你們兩個都要勇敢些，明天去謝特瑪醫生那兒。她是內科醫生，能告訴你將要發生的所有情況。好嗎？”
我又點頭。我沒有揍他。更主要的是，我什麼也沒說。沒有。我一直緊閉著嘴。如果客戶想干預我的策略，我會截住他的話頭，現在這個混蛋由於六個月前的一次失誤已經攪亂了我們的生活，我竟表現得像林堡俱樂部的一名第一次上場比賽的球員。
我回到房間時，卡門把盧娜抱在膝上，看著那個空蕩蕩的醫院停車場。
“你能和我一起回去嗎，還是這兒還有什麼事？”我問。
“我想已經好了。”卡門說。她扭頭看，找她的黑包。我靜靜地走到桌邊，包被她的外套蓋著，我幫她把外套穿上，平常我從來都沒有這麼做過。但現在做了，因為我發現這是目前唯一能幫她做的事。
“不要太靠後。”我把外套展開放在她背後時卡門說，“我不能把胳膊伸到太后面，因為乳房傷口很痛。”
“噢，對不起。來吧，盧娜，我們回家。”我一邊說，一邊把她從床上抱起。她仍然平靜異常。
卡門把頭伸進護士室說：“拜拜！”早上那個護士迅速把她冒著熱氣的食物碟放到一邊，從椅子上站起來，雙手抓住卡門的手，希望能夠給予我們力量。
“今天晚上你能行嗎？”
“肯定。”我說得斬釘截鐵，並對她點點頭，讓她放心。
我們三人走向電梯，一句話沒說。
現實是殘酷的
我看夠了
請關燈鎖門來保護我
Bruce Springsteen,from Cover Me(Born in the USA,1985)
回家後我打電話給弗蘭克，告訴他卡門得了乳腺癌。
“天啊。”他在電話那頭大聲叫著。
卡門給安妮打電話，告訴她所發生的一切。一個小時不到，安妮和托馬斯就站在我們家門口了。我開門時安妮緊緊地擁抱著我，然後外套都沒有脫，就跑進客廳緊緊抱住卡門。卡門立刻放聲大哭。
托馬斯也笨拙地和我擁抱了一下。 “真是糟糕極了，伙計。”他喃喃地說。他跑進去，幾乎不敢看卡門，只是站在那，盯著地板，耷拉著肩，雙手插在口袋裡。
他還穿著西裝，戴著領帶。
托馬斯也來自布雷達魯德，我從小學時就認識他了。 “我們喜歡同樣的音樂，我們喜歡同樣的衣服，我們喜歡同樣的樂隊。”布魯斯的歌中唱道。我和托馬斯正是這樣。十二歲時我們一起去看NAC，十六歲時我們一起去帕拉迪索看朋克樂隊，十八歲時周六晚上我們一起去布雷達的迪蘇柯吉斯特找樂子，托馬斯在那非常受歡迎，我長了痘，又戴著厚厚的眼鏡，只好撿托馬斯挑剩的。
上完中學後我們倆都上了阿姆斯特丹的商業學院，我們就是在商業學院認識了弗蘭克。托馬斯拼盡全力才獲得了學位。托馬斯以前不是非常聰明，現在也不是。畢業後他做了一家公司的銷售代表，銷售灑在路上的鹽（歐洲因為冬天下雪的緣故，政府在下雪前都會在馬路上灑鹽以防車輛打滑）。他的顧客是議會官員或水務董事會。托馬斯和他們是知心朋友，我認為這是因為托馬斯和他們一樣，喜歡嘲笑比利時、黑人、還有去看醫生的金發女人的笑話，還因為他也穿德國牌子的淡色領尖有鈕扣的外套式襯衫。托馬斯和我經常通電話，我們見面沒有以前那麼頻繁了。除了布雷達的狂歡節，他不太喜歡出來縱酒狂歡了。週末他更願意待在家裡，吃著可口的奶酪，喝著美酒，看滿是槍、美女和直升機的電影。他縱酒狂歡的興趣大減與幾年前他開始禿頂有關，而且他的肚子也開始規模壯觀了。 “該死，丹尼，我們衰老的速度不同——我就像牛奶，愈放愈酸；而你卻像紅酒，愈陳愈香。”他曾對我說，那時他已開始明白自己在女人中魅力大減已成定勢。托馬斯天生崇尚實用主義，他也真採取行動了。六年前，一個年輕可愛的實習生蹦蹦跳跳來到他們公司的辦公室時，他請她去吃飯，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放手。
那個實習生就是安妮。托馬斯和安妮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安妮是標準的時髦都市女性，但也非常喜歡孩子、奶酪和美酒，像托馬斯一樣，她看起來就像一直在懷孕。他們的孩子金伯利（4歲）、林賽（3歲）和丹尼（1歲）出生後，安妮把家庭看得比什麼都重要。以前她非常愛打扮自己，但現在只穿廉價T卹了。卡門說安妮現在變得像黃臉婆一樣，但安妮並不知道。卡門從來不會傷害安妮。正因如此，安妮成了卡門最好的朋友。她們每天都通電話，六個月前在卡門為切片檢查而害怕不已時，安妮幾乎不曾離開我們家。我每天下班回家安妮總是在，這讓我幾乎發瘋，但我必須承認安妮了解友誼的涵義。卡門和安妮現在比我和托馬斯還要親密，卡門對安妮無話不談，我對托馬斯已經不這樣了，至少是自從我發現他把我做了的（他想做的）每件事都告訴安妮後。安妮總會告訴卡門，這是我不樂見的事情，雖說兩人相處必須坦誠相對，但有時安妮會添油加醋，所以話傳到卡門那裡時，簡單的事都會變得複雜。
安妮很理智，她建議我們把明天想問醫生的所有問題都寫下來。這是個好主意。我們今天實在是亂了陣腳，腦袋裡亂糟糟的。我們四人討論了很多想問的問題，我都一一用紙筆記下來。
這很有用。我們暫時把癌症變成了一種中性的東西，可以批判地去分析，幾乎可以客觀地去分析。卡門的情緒也平靜下來。
托馬斯和安妮九點半離開。我給弗蘭克打電話，卡門去上網。我掛電話時，她問我是否記得她的那種乳腺癌的英文名稱。
“沃爾特斯沒有告訴我。不過他告訴了我拉丁名稱mastitis carcinosomethingorother——”
“Carcinomatosa，就是這個。”她看著屏幕——“炎性乳腺癌症——就是這麼一種癌症——如果太晚——就會進入血液細胞。是這樣的，不是嗎？”
“嗯——我想是吧，是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那就糟糕透頂了，因為這意味著——”——她的聲音變了——“我再活五年的機率低於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 “你怎麼這麼確定是同一種呢？”我有些惱怒地反問。 “你確定你沒有看錯嗎？”
“是，我不是傻瓜，丹！”她咆哮道。 “這裡說的！難道不是嗎？”
我沒有看屏幕，而是按了電腦的關機鍵。
“好了，該睡覺了。”
她不知所措地看著黑屏幕，然後看我，表情如死灰一般，然後她開始拼命抽泣。
“上帝啊，如果那個雜種六個月前發現了，也許就不會太晚了！”
我扶著卡門帶她回樓上房間。
她哭了一陣，像是沒有止境了，最後她在我懷裡睡著了。我一點睡意也沒有，不知道明天我能否面對，明天醒來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夢，而是事實。
卡門得了癌症。
雨下得猛
我承受不了
Bl f,from Harder dan ik hebben kan(Boven,1999)
謝特瑪醫生和我們握手，示意我們坐下，自己坐在了辦公桌後面。
她開始看裝在咖啡色文件夾里卡門的病歷表，我瞄了一眼，正是前天那位護士所拿的那個，裡面有X光片（是卡門的吧），我還看見一份手寫的報告（是沃爾特斯醫生寫的嗎？）和一張手畫的乳房圖，旁邊還有一個小箭頭指向一段辨認不清的文字。謝特瑪醫生看著那份材料，就好像我們不在場，她的辦公室靜得可怕。
謝特瑪醫生的外表給人一種幽默風趣的感覺——灰頭髮、胸口口袋裡插滿了筆，一張科學怪人式的臉。但實際上，她人可不是你看到的那樣。當我第一次穿著我那七○年代的褐色皮夾克走進她辦公室時，她臉上的表情就告訴我了——我跟她合不來。
我抓緊卡門的手。半分鐘以後謝特瑪醫生仍然沒有說話，繼續看材料，翻過一頁，又翻回去，然後再翻過來，卡門對我眨眨眼睛，做了一個憨豆先生式的打盹動作。我把目光從卡門身上移開，忍住不笑出聲，因為我有種很奇怪的感覺，這不會拉近我和這位醫生之間的關係。我又環視了一下辦公室，辦公桌後面的牆上掛著一幅裝裱的意象派油畫（不要問我畫者是誰，我來自布雷達魯德，我很確定這是一幅印象派畫作），門附近的牆上有個小架子，裡面放著很多小冊子，《癌症飲食指南》、《癌症與兩性》、《戰勝癌症病痛》，我還看見了熟悉的藍色小冊子，《認識乳腺癌》。
謝特瑪醫生終於從病歷表中抬起頭來。
“這幾天情況怎麼樣？”她開始問。
“不很好。”卡門採用了這個保守說法。
“是，我能想像。”醫生說，“上次的情況實在太糟糕了，那實在，呃——太粗心了。”
“是的，因為現在已經太晚了，不是嗎？”卡門低聲抱怨道。
“聽著，你不能這麼想。”謝特瑪說，“我們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試試。現在往回看沒有意義，我們要去看還能做什麼。”
她對同事失誤的那種木已成舟的寬容態度把我驚呆了，我瞥了瞥卡門，她表情溫順，我也隱忍未發。
“我得的是'炎性乳腺癌'，對嗎？”卡門問。
“正式名稱叫mastitis carcinomatosa，不過你說的也是對的，炎性——嗯，你是怎麼知道的？”
“昨天我在網上查的。”
“哦，那，對網上的東西要謹慎些。”謝特瑪語氣帶著不悅。
肯定會的，我想，因為你不喜歡這樣。我暗笑，現在我跟昨天不同，昨天卡門瀏覽幾十個介紹各種可能的乳腺癌症的網站時以為情況糟糕極了，那時我氣急敗壞，現在我卻為她感到自豪，因為她已經知道得足夠多，多的讓醫生感到不舒服了。
“那麼確診這種癌症的女性只有百分之四十能夠活過五年，這是真的嗎？”卡門繼續問。 “恐怕更少。”謝特瑪冷冷地說，顯然想一次性杜絕卡門再去看這樣的網站，“因為你還年輕，也就是說細胞分裂的速度比年齡更大的人要快。你左乳房裡的腫塊已經有13€?厘米了，可能幾個月之內增大的速度會非常快。”
13€?厘米？相當於一條茄子的大小！而且幾個月之內就長成？哦，對，應該是以後吧，否則就是連沃爾特斯醫生也決不可能對這麼大的東西視而不見的。
“可以切除嗎？”卡門問道，“如果必須的話，我可以不要乳房，你知道的。”
我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卡門竟然可以毫無懼色地說出這種話。
謝特瑪搖搖頭。
“這時候要做手術很難，”她說，“腫瘤太大了。我們無法準確看到細胞擴散到哪裡了。如果我們真的切除，會有一種風險，腫瘤可能會進入切除乳房的傷口組織，這樣的話情況將會更糟。在確定乳房中的腫瘤是否收縮之前，我們不太可能做手術。”她說話的語氣就好像我們應該對此感到高興似的。
“我們有時用來對抗腫瘤的另一種方法就是荷爾蒙療法——”——是的，荷爾蒙療法！我記得好像在小冊子上看到過——“但是這種方法也不行。通過你的血液我們已經查到你的雌激素受體是陰性的，荷爾蒙對腫瘤細胞不會起作用，但最惱人的問題是，切片檢查表明——”——好，繼續說啊——“腫瘤是擴散性的，也就是說可能已經擴散到血管了，你知道，嗯——”
不，我不知道，因為在學校我學的是藝術專業，而且聽起來也許很荒謬，但直到最近我從來都沒有想過癌症，一次都沒有。因為卡門臉上也是一副不明白的表情，所以謝特瑪繼續解釋，就像兒童電視節目的廣播員解釋為什麼成人會發起戰爭一樣。
“看，是這樣。血液細胞通往全身，這也就意味著癌細胞也通往全身了，你血液中的腫瘤標誌物還沒有到達警戒水平，但還是有可能癌細胞已經在你全身擴散了。”
卡門和我長時間對視著，沒有說話。我用拇指摩擦她的手。謝特瑪也陷入了沉默，過了一會兒，她打破沉默。
“現在如果任其自然，恐怕你只剩下幾個月的時間了，最多只有一年。”
這句話只不過是剛才所有那些信息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但是對我們來說仍然像一個晴天霹靂。最後還是說了。那就是這樣了。一位女人去看醫生，醫生告訴她她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了。卡門開始顫抖，用手掩住嘴，開始哭泣，她的肩膀不停在顫動。我心如刀絞，一隻手抱住她，另一隻手緊緊抓住她的手。 “是個打擊，不是嗎？”謝特瑪頗有洞察力似的說。我們沒有回答，兩個人無言地摟著，卡門一直哭，我已經呆了。
“現在怎麼辦？”過了好一會兒我問。
“我建議盡快開始化療，”謝特瑪繼續這個談話，看得出來，話題回到她的專業領域上讓她鬆了一口氣，“可能的話，這個星期就開始。”
化療。過了幾分鐘，我才會過意來。化療。我在小冊子上看到過：禿頂。看到過：病入膏肓。看到過：我們都很清楚化療沒有什麼作用，但是我們必須要做點什麼。
謝特瑪接著說，“化療實際上會影響到全身，所以最有可能對抗癌症。”
“放射療法怎麼樣？”我問。卡門這時也抬起了頭。是的，放射療法，他們也常用的，我看到她充滿了希望。不知為什麼放療聽起來沒有化療那麼糟糕。
謝特瑪搖頭。愚蠢的問題。
“放療只對局部有效。如果只在乳房上，是可以用的。但現在我們是要從全身排除癌細胞，所以化療才是最好的方法。”她說，顯然她惱了，因為剛才她已經解釋過了。
“關於化療你能否再詳細解釋一下？”我聽見自己問道，就好像我在詢問新款奧迪A4的衛星導航系統。
謝特瑪抬起頭來，她看起來就像一個孩子很高興別人讓她來說說她喜歡的遊戲。我們上了一堂化療的速成課。原理很簡單，通過化療給予人體重創，目的在於給癌細胞以更加劇烈的重創。癌細胞失去支撐，就朝各個方向亂竄，就像一個沒有中場球員的足球隊。它們甚至可以通過骨骼生長，謝特瑪說，語氣充滿景仰，過度的熱情使她有失分寸了。但也出於同樣的原因它們比人體內健康細胞更易受影響。不幸的是，所有分裂速度快的健康細胞也會遭到破壞。 “比如你的頭髮，範迪安潘夫人，你會有掉頭髮的現象發生。”
謝特瑪現在回復到最佳狀態了，“我認為CAF療法的課程對你是最好的選擇。CAF，就是環磷醯胺、阿黴素和氟尿嘧啶——”——我們點頭，好像我們知道她說的是什麼一樣——“還有一種藥物用以對抗由化療引起的噁心、嘔吐——”——我們又點頭——“即使是這樣，有些人還是會嘔吐得厲害，但是可以用藥來對抗這一問題，如果必要的話，每次化療後都可以吃藥”——我們逐漸進入了一種精神恍惚狀態——“——所以大部分人一般都吃得更少了，當然噁心加上缺乏胃口會打消你吃的慾望——還有可能腹瀉，如果腹瀉持續了兩天以上，就必須聯繫我們——”——好像她在談論一台漏水的洗衣機一樣——“口腔黏膜也有可能發炎，月經可能會變得不規則，或完全停止。最後，必須注意不能發燒。萬一發燒了必須給我們打電話，即使在半夜也必須打電話。”
我再也不想听了，我什麼也不想听了。卡門聽到“頭髮”、“掉髮”這些詞時就已經麻木了。但是謝特瑪繼續說她的。
“對了，也可能CAF療法對你體內的癌細胞不起作用，但其機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那怎麼辦呢？”
“那樣的話我們會嘗試其他療法。”
“哦。”
“但是我們的治療不是基於假設的基礎上。”
“不會。”
“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她說著，一邊從桌子抽屜裡拿出一個黃色的小冊子。 “需要的話，你可以去看聖盧卡斯醫院的精神治療醫師，她專門指導癌症病人。”
卡門瞥了一會兒那本冊子說，是的，我們可能會去。而且是首要大事。如果我們迎接癌症進入我們的生活，那就做得徹底吧。
我看了看事先準備好的問題清單，謝特瑪看見了，瞥了一眼手錶。我看見了另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緩解不了這裡的氣氛。
“讓我妻子去安東尼?范雷文霍克醫院不是更好嗎？那兒不是專門治療癌症的嗎？”
“滑稽之談，我們與安東尼?范雷文霍克醫院討論所有病人的病情，我們每週討論一次，所有病歷都會一起討論。”謝特瑪醫生激動地說。
我看看卡門，她匆匆點了點頭，表示可以，她不想與即將治療她的醫生起衝突。
我決定不再繼續這個問題，我又看了看問題清單，這次看到一個好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在治療癌症方面，美國不是比歐洲更先進一些嗎？”
謝特瑪看著我，就好像我是一個在校學生，竟敢抬頭看老師的裙子。
“對不起，嗯——我不是懷疑你的專業水平，”我立刻補充道，——其實我當然懷疑，但是我不想說，以免自己被扔出教室——“而是我為妻子著想，你能理解嗎？”
謝特瑪根本不理解我，從她臉上可以看出來，她真的被激怒了。她嘆了一口氣，聲音開始變得冷冰冰的。
“我們閱讀所有能得到的關於癌症的信息，閱讀所有發表的醫學研究成果，範迪安潘先生，如果芝加哥或洛杉磯發現了什麼，在同一天我們就會知道。自從有了因特網，所有信息都是完全公開的。每個人都可以看，你的妻子已經發現這一點了——”
噢，我是多麼討厭她那嘲諷的語氣，討厭謝特瑪表現出來的傲氣，特別是她已經知道同一所醫院裡她的同事所犯下的“太粗心”的錯誤。
“還有什麼嗎？”
是的，還有三片烤牛肉，臭三八。
我看看卡門，她在搖頭。她想離開這兒。昨天看來還是相關的問題，現在只會延長我們在醫院的無聊時間。
“沒有了，就這些。”我說。
我們站起身，穿上夾克。
“你們要讓我知道是否想開始化療，是我的話我會做的。”謝特瑪醫生一邊說，一邊和卡門握手，這時她很和顏悅色。
“是——好，我們明天打電話給你。”
“那麼再見。”她說，聲音又冷冰冰的。她居然也和我握手了。
“謝謝。再見。”我說。
我握緊卡門的手穿過走廊，不敢正眼看其他在等待的病人。感覺所有人都在看我們，這種感覺就像和一個裙子太短的美女一起走過平台——你知道每個人都在看，但卻要裝作毫不在乎。卡門今天沒有穿太短的裙子，但她眼睛紅了，手裡還拿著手帕。我用手摟著她，眼睛直盯著走廊盡頭。人們肯定在輕輕碰旁邊的人，對著我們的方向點頭，低聲議論。噢，天哪，那個女人，還這麼年輕，這麼好看。她肯定是剛聽說她得了癌症。看看她身邊的那個男孩，他多傷心啊。我可以感覺到他們的同情，他們的情感渴望。幸好今天盧娜不在這兒，不然這個畫面會讓他們更覺同情。
我不信奇蹟
但為了你我信
親愛的，為了你
我盼望發生奇蹟
Bruce Springsteen,from Countin On a Miracle(The Rising,2002)
卡門在念謝特瑪醫生給我們的那本小冊子，那位精神治療醫師採用的是卡爾?西門頓法。按照冊子所說，他是“癌症治療法領域的先鋒，他倡導的療法中不僅身體起重要作用，大腦也起重要作用”。
“應該是金凱瑞的親戚。”我語帶諷刺說。
半個小時以後，我們買了兩本西門頓的書離開書店。
我們把盧娜放上床睡覺，今晚電話一直沒有停過，我們把聽筒放開，然後我們各自拿起一本西門頓的書。卡門翻開《治愈之旅》，我開始看《恢復健康》。
“有人可能會擔心我們在給予病患一些'假的希望'，但我們希望患者可以用正面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我念道。
沒多久，我看到《治愈之旅》從我面前飛過去。
“天哪，我正坐在這閱讀有關癌症的東西！我不願讀關於癌症的東西！”卡門尖聲叫道。 “這不公平，這不可能是真的，這不可能！”我非常同意她富有見地的分析，但我所能做的就只是緊緊抱住我怒吼著的、發著抖的小卡門，撫摩她，吻她，低聲安慰她，“冷靜，寶貝，別這樣，別這樣——”
這是女王生日的前一夜。整個城市都在忙著慶祝，但在阿姆斯特芬路872號，兩個痛苦的人兒緊緊地抱在了一起。
我想跳舞，跳舞，跳舞
在火山上跳舞
De Dijk,from Dansen op de vulkaan
(Wakker in een vreemde wereld,1987)
九點一刻，門鈴響了，弗蘭克站在門口。我驚訝得幾乎暈倒，因為不上班時，不到午餐時間弗蘭克不會認為一天開始了。
弗蘭克很懶，是個自我中心、自命不凡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不像托馬斯，弗蘭克了解我的一切。我們整天在一起工作，他知道我怎麼想，我喜歡什麼樣的三明治，他知道在伯尼維公司，我不僅上過莎朗，還上過麗莎、辛蒂和戴安妮，知道我和卡門談戀愛還不太久的時候，我還定期和穆德發生關係，因為我們曾合租過公寓及旅館房間很多年，晚上我在房間做些什麼，他都聽得一清二楚。弗蘭克的性慾和我恰好相反。認識他時間還不太長的時候，我認為他肯定是偷偷去妓院銷魂，但現在我知道他就是對上床不太感興趣。像我們去酒吧這麼多次，跟他攀談然後發生關係的女孩子微乎其微，我們認識十五年來，他只跟三個女人上過床。我猜我明白他心裡怎麼想的，他相當自視，不要女人，不要家庭，除了自己，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弗蘭克唯一要花錢就是弗蘭克他自己，而他簡直就是花錢無數，揮金如土，不過他花錢總是很仔細。弗蘭克自有風格，而且他希望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弗蘭克會參觀適宜的展覽，去有分量的餐廳。最新款的普拉達甚至還沒有進商店，他就有了（而且他從不錯過任何一個機會，在MIU午餐時似漫不經意地提起）。他大部分的錢都花在位於博勒姆格蘭修特的豪華樓頂公寓。
這個公寓和舞廳一樣大，裡面的每一樣東西都價值不菲。光廚房就比我們阿姆斯特芬路的家裡所有家具花的錢還多，倒不是弗蘭克經常進廚房，因為他不會做飯。弗蘭克不會熨衣服，也不會洗衣服、購物或換自行車胎。此外，弗蘭克沒有管家，沒有駕駛執照，也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些繁雜的事務。有時他父親會從布雷達來這，把他公寓的家務活都乾完。他媽媽負責整理，給他洗衣服。他每週兩次來我家吃飯，而且他極其理所當然地認為不管我們開車去哪，他都可以跟我們一起去。他常和我們一起去，他覺得如果是真的朋友，就不會計較這麼多。
“我肯定不能讓你一個人過女王日，對吧？”弗蘭克和托馬斯不同，他和我擁抱、親吻不會覺得尷尬。度完假回辦公室、過生日、還有贏得新客戶時，我和弗蘭克總是會互相擁抱。我喜歡這樣。這讓我想起通常只有在布魯斯?斯普林斯汀的歌里或啤酒廣告裡才見得到的那種友誼。我們家馬上就被弗蘭克弄的氣氛高漲，卡門既高興又意外，盧娜高興得叫起來。她非常喜歡弗蘭克，弗蘭克也非常喜歡她。
我們坐在餐桌邊，弗蘭克愉快地應卡門之邀一起吃星月形麵包，他問我們怎麼樣，卡門原原本本告訴他，期間偶爾被我打斷。每次她覺得難以繼續時，弗蘭克就把手放在她胳膊上，他很仔細地聽我們述說昨天發生的一切。謝特瑪醫生的解釋、化療，以及我們走過走廊和走出醫院時的心情。
這時我變得更沉默了。起身去了好幾次廁所，其實我並不想去，但我就是坐立不安。幸好，我聞到了屎臭味。
“我帶盧娜上樓給她換尿片。”
我抱起盧娜上樓。我的眼裡滿是淚水。我把盧娜屁股擦乾淨，換上一塊新的尿片。盧娜露出驚訝的表情看著我。 “哦，寶貝，我的親親小寶貝——”我扣上她連衫褲上的按扣，舉起她，然後緊緊抱在懷裡，淚水從臉上淌下時，我扭頭看著窗外。我仍然無法接受，我們才三十六歲，我們有一個可愛的女兒，我們都有自己的事業，我們過著美滿的生活，我們有足夠的朋友，我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是現在，女王日，我們卻坐在這花了半個上午的時間只談論癌症。
把弗蘭克送走之後（他問我們今天是不是真的不想和他一起出去——卡門沒有鬆口），我甚至更加焦慮。今天早些時候她告訴我，不想在一群吶喊的人群中度過下午。我當然理解，但是想到整個下午就坐在這裡傷心幾乎使我發瘋。不讓丹尼參加派對，比搶走盧娜的傀儡娃娃還要糟。現在，特別是現在，我想出去，我想喝個大醉，我想參加派對，我想做任何事，只要不繼續談癌症。
坐回餐桌邊時，我重重嘆了口氣。
“你煩了也不必表現得這麼明顯，”卡門尖聲對我說，“得了癌症我無能為力。”
“不，我也不能。”我憤怒地說。
我想跑我想躲我想掙脫那困住我的牢籠U2,from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The Joshua Tree,1987)13一個小時以後，我再也無法忍受。卡門坐在那翻閱《身體內部世界》，我知道她其實看不進去。
“該死，看在老天的分上，我們在家里幹嗎？”我突然吼道。
她看著我，眼淚就要流出來了。哦，不，這就是我所需要的嗎，過去二十四小時無數次的痛哭？我逼著自己冷靜下來，然後跑向她，緊緊抱住她。 “寶貝，我認為出去做點什麼對我們會更好，這樣對我們一點好處沒有，至少我們帶盧娜去沃德爾公園吧。”
她擦掉眼淚，“好——是的，也許這樣更好——”女王節這天，沃德爾公園滿是來自城市高級區——阿姆斯特丹南部的孩子，甚至急於表現天分的孩子也都是阿姆斯特丹南部的，兩個小男孩正在賣自製的桔餡餅，他們的聲音聽起來就好像他們是兒童唱詩班的。我小時候從來沒有做過餡餅，也想像不出布雷達魯德的哪個朋友做過這個。還有一個孩子在背詩，臉上嚴肅的表情與她的年齡極不相稱，“如果我有個這樣的孩子，我寧願不要。”卡門說。
是誰讓孩子做這些？詩歌就像華麗搖滾，像4—3—3布陣的足球隊——除了我年邁的荷蘭語老師和《荷蘭國家日報》的評論員，我不知道還有誰會讀詩。這些孩子在自豪的父母關切的目光下演講朗誦、彈小提琴、耍寶，通常他們都很惱人，我和卡門越來越厭倦。一個穿橙色衣服的小女孩，扎著馬尾辮，讓我們聽她學小提琴的經過。 “我寧願盧娜進監獄也不願讓她去上小提琴課。”我在卡門耳邊輕聲說，她哼了一聲。這個穿橙色衣服孩子的母親不會認為我們很風趣的。
“很好，不是嗎？”我問，將盧娜抱到我的肩膀上坐著，穿過巷子走向公車站。
卡門吻我臉頰，眨了眨眼睛。
那個可愛的夏天已經遠去了那個始於五月的夏天你以為它永遠不會結束但不知不覺間夏天又已遠去了Gerard Cox,from Het is weer voorbij die mooie zomer(Het beste van Gerard Cox,1973)14再過三個月，夏天就結束了，化療也會結束了。那時卡門頭髮已經掉光了。開車帶卡門去醫院做第一次化療的路上，我突然意識到，這個夏天有很多事我基本上可以不用想了。週日布魯明岱爾海邊之旅？不，如果卡門沒有頭髮了，她幾乎不會想去。如果化療對她身體產生極大影響，那我們也可以打消去紐約過復活節的計劃了。星期二下午在公園踢足球？算了吧。我必須待在家給盧娜餵吃的，哄她睡覺，因為卡門正在樓上躺著，不停嘔吐。當然我可以經常給弗蘭克或穆德打電話，讓他們來替一會兒，然後自己去踢足球——
我甚至還沒有考慮這個夏天、這次化療以後的生活。我甚至不敢開始去想接下來的幾個月將會發生什麼——我不敢往後想。
我們開車到環形路時，開始下小雨。好。就我來說，這個夏天結冰都可以。我關掉收音機，今天上午DJ埃德溫?艾維斯對我來說過於快活了，我打開CD，邁克爾?斯戴普唱道：“不管日子多麼艱苦都要撐下去，就算所有的事都是錯誤，就算明明知道生命無法繼續都要努力。”我們倆都沉默地坐著，卡門也在聽。她擦去一滴眼淚，我把手放在她的腿上。 “不，不，不，你不是單獨一人。堅持，堅持。”卡門把手放在我手上。 “堅持，堅持。”“噯。”歌曲結束時卡門嘆了口氣。
我們朝走廊盡頭謝特瑪的辦公室走去，首先是抽血樣，不記得是驗什麼了，大概跟白細胞有關，不然就是紅細胞。他們給卡門扎針抽血，然後給她一塊棉籤壓住扎針處，再然後我們又回到走廊上。等。在醫院的這幾個星期我明白了一點，等是這個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們給你的預約時間只是準備階段。一刻鐘以後，我已經看完了在醫院商店買的《人民報》。剛才我在走廊上看見女性雜誌中有《荷蘭國際足球》，還有《故事》和《瑪格麗特》，《國際足球》裡面介紹的比賽結果，我大部分都已經知道了。終於，我們被叫進去見謝特瑪醫生，這次她看起來甚至興致很好。
“那麼，今天我們是要治療了，不是嗎？”她說，就像個童子軍領隊帶著一群小童子軍在阿登山腳下。
卡門的血液沒問題，治療可以繼續。她說，我們要去三樓的化療室。
我從來沒有做過，但隱隱覺得看化療不會是一個災難。我答應卡門每次我都陪她一起去，她放了心，說我真好，想陪她。嗯，是，“想陪她？”我暗想。我只是不想卡門一個人去面對這些罷了。我無法想像會有人真想陪著去做化療。
我沒有錯。大部分化療病人的愛人都在家、在上班、或在別的什麼地方，在哪也罷，反正不是在化療室。
我們走進去時，一個新世界展現在我們面前。這不是一個普通的醫院病房，遠遠不是，有人是花了心思把這個地方弄得看起來很溫馨。靠近窗戶有一張桌子，上面放著兩個咖啡壺，一些咖啡杯，還有一碟姜味麵包片，一半塗了黃油，另一半光禿禿的，符合化療主題。有兩個空的圓桌，舖有桌布，其中一張桌上放著一盆小植物（不要問我那是什麼植物），已經乾枯了。兩張桌子邊都有低椅。這裡的一切佈置都給人感覺像普通家庭的普通房間。但是，很可惜，這裡的病人多少破壞了這裡的基調。他們手上有大塊膠布，膠布下連著透明管子，管子另一頭連著掛在推車上一包包紅色透明液體。現在可以看到，液體通過導管滴下來，然後消失在膠布後面，恐怕，再然後就是進入身體內了。這看起來並不健康，肯定也不會令人愉快。
四個病人中有三個都推著吊掛點滴的推車。一個看起來是很開朗的男人，身上有大塊已經消褪的文身，他沒有吊點滴，這意味著他和我一樣，不是病人，或者只是我這麼認為。他肯定是和坐在他身邊的那個年齡較大的胖女人一起的，他緊緊握住她的手。他的妻子在吊點滴。她頭髮很少，染成深紅色，透過頭髮可以看見她的頭皮。坐在她旁邊低椅上的是一個約五十歲的男人，他和意大利裁判科里納一樣禿，他的眼睛也很奇怪。仔細看過他之後我發現，不是眼睛使他顯得很怪，而是因為他沒有眉毛和睫毛。
另外一個是一個時髦的年輕人的，他戴著一頂蓋茨比帽。我想他大概二十歲。我記得，上星期他也來了，在謝特瑪醫生的辦公室外面的走廊上。那時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一個小女孩，看起來像意大利人，齊肩黑色捲髮。她是個漂亮的小美人。我記得那時我覺得高興，因為我們不是與癌症有關的唯一年輕人。那麼今天他的女朋友去哪了呢？我想她已經離開他了，因為他可能有睾丸癌或其他什麼癌。如果她還沒有離開他，那麼她更是個膽小鬼，她的男朋友在做化療她去哪了？不，我沒有那麼糟糕，我有些自得。
“早上好，我是珍妮。”一個斜眼的護士說道。
“嗨，我是卡門。”卡門語氣充滿同情。
“嗨——我是丹。”我說，一邊和珍妮握手。
斜眼護士指著旁邊一個二十幾歲穿著白色護士服，看起來有點笨手笨腳的小女生說：“這是優蘭達，我們的實習生。”
實習生？實習生？一個二十來歲的黃毛丫頭就有機會列席我們的化療洗禮，我內心認為這肯定是一個充滿淚水的過程，而這卻是她實習的一部分？毫無疑問，今晚她就會在酒吧告訴她的同學朋友們，“今天有一個女的去做化療，她長得很好，不會超過三十五歲，她的名字叫卡門還是什麼的，待人很友好，她的朋友和她一起，一個傲慢的粗人，他一句話都沒有說，這個女的和她朋友，對了，這是他們第一次去化療，然後這個女的開始哭，我得照看她——哎，你還要啤酒嗎？順便問下，你的實習怎樣？你說過你要重新評估了。”
討厭的小護士。
珍妮告訴我們，卡門的化療藥物已經在醫院藥房定好了，不會花很長時間，因為今天病人不是很多。有時他們這裡同時會有八個病人，那就會非常無聊，因為藥房要到中午才能準備完藥物。
電話響了，珍妮拿起話筒。
“範迪安潘夫人的化療藥物已經準備好了。”她放下電話對那個實習生說，“你能去取嗎？”
她點頭，走出房間。
“她是個好女孩。”珍妮說，微微彎腰靠近我們，“不是所有實習生都能得到這種評價的。”
“是的，”卡門面露微笑說，“我知道。”
“你也有實習生嗎？”
卡門和珍妮興高采烈地聊起了關於實習生的一些事情。卡門又一次讓我驚訝於她與人交談的能力，友好、無須準備、無憂無慮。我知道她非常緊張，她把化療當做她必須攀登的高山，但是她仍然能夠饒有興趣地去聽珍妮講她前一位實習生的事。
我做不到。我不是故意粗魯，但每次走進醫院，我就控制不了。我無力改變。我恨癌症，我恨它對我們的生活所造成的一切，我恨我現在是癌症病人丈夫的新身份。我憤怒，沮喪，無奈。我很生氣，氣沃爾特斯醫生，氣謝特瑪醫生，氣護士、實習生、其他病人，氣這個遭上帝遺棄的、壓抑的聖盧卡斯醫院的建造者，氣今天早上路口那輛車裡的人，綠燈亮了很久他都沒有註意到，還氣珍妮，她太友好，我只好盡量不把她看做是頭母牛。
我對自己這么生氣也感到生氣。我氣自己不能聽天由命，我不能接受卡門患有癌症，我是她丈夫，禍福與共。是，我今天陪她一起來了，當然，昨天卡門在電話裡告訴她媽和安妮，她說我真的很好，陪她來做化療，那時我為自己而驕傲。當然，我說過我們倆一起對抗癌症，我們不會讓它佔上風的。當然，這一切我都知道！我還應該做點別的什麼呢？難道要告訴卡門因為我故意逼自己表現好，所以才在走過走廊時給她擁抱，說安慰的話，吻她的臉頰和頭頂，用拇指撫摩她的手心嗎？我只是為了實踐當時在教堂裡的承諾？但是說真的，我的確是在勉強自己
做一個溫柔體貼的老公。
那個實習生拿著一個巨大的特百惠盒子進來，盒子的蓋子用兩片鐵片固定住了。
“很快啊。”珍妮愉快地說，“我來打電話叫醫生準備滴液。”
醫生是個羞澀的年輕人，穿著白大褂。
“這位女士需要滴液，弗蘭斯。”珍妮指著卡門說。
弗蘭斯醫生和卡門握手，臉紅了。和那些老傢伙不同，呃？弗蘭斯很幸運，卡門穿著一件寬鬆的毛衣，不然我想他可能不知道要將目光放在哪裡。看見別的男人認為卡門有魅力時，我會非常驕傲得尾巴都翹上了天，通常我都會以典型的丹尼式的方式來表現——就是盡可能酷地看著那個當事人。你喜歡這位你盯著看的美麗女士吧，你這個傻瓜？繼續做夢吧！然後我就會無比驕傲，因為我是卡門的丈夫。
卡門的哭聲把我從白日夢中拉回來，因為弗蘭斯越來越緊張，說他必須再重新做一遍。他沒能把那根大得荒唐的針——我看到針，嚇傻了，直徑有半厘米——扎進正確的血管。我怒視弗蘭斯，但他沒有註意到，因為他和珍妮忙著止住卡門手上湧出的血。
弗蘭斯第二次嘗試似乎很成功，這是我得出的結論，因為他鼓舞性地說，“看起來好些了”，還一邊輕輕拍著卡門的手。
“是的，成功了。”珍妮馬上說，鬆了口氣。她抓住卡門的左手，輕輕撫摩，而我——幾乎無法控制住淚水——坐在卡門的另一側，把她的頭靠在我胸口，這樣她就不用看醫生在她手上到處下針。
“對不起，用了這麼長時間，你的血管不容易找。”弗蘭斯抱歉地說。他笨拙地握握卡門的左手，含糊地說了句“再見”，沒有看我們，盡快從門口走出去了。
珍妮問我們想不想跟別人一起坐在其中一張長桌邊，那些人似乎並沒有為卡門哭而感到尷尬——癌症病人已經習慣了任何事，還是我們更願意在旁邊的房間裡坐。我看看卡門，她正在用那隻還沒有插入導管的手擦去臉頰上的淚水。
“不，我們還是坐在那張桌子邊，和那些人一起，這樣合群些。”她笑著說。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真的很合群。我知道我在其他人面前會有點害羞，戴著大蓋茨比帽的那個男孩、那個沒有眉毛的人、穿著白色毛衣的女人和她那性格愉快的丈夫，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我好幾次親吻卡門頭頂，他們肯定也看出我用了多大的力量才控制住自己。專心安慰一個人就像是你的褲子掉了下來，你讓別人看到你最私密的一面。但也許卡門是對的，讓我們加入到別人一起吧。我們必須習慣這個。就像網球名將理查克拉契克說的，“如果避不掉，那就面對吧。”
我走向窗戶邊的那張桌子，上面放著茶的那張。卡門過來站在我身邊，等我倒完茶，我有種感覺，她不想自己一個人走過去坐在那些和她一樣的癌症病人中間。
“不容易吧？”那個穿白色毛衣、頭髮稀少的胖婦人問道。紅色液體沿著導管滴進她的手裡。
“不——”卡門說。
“我想這是你第一次做化療吧？”
“是的。”
“別擔心，你會習慣的。”
“希望如此——”
“但是，當然這絕不是什麼有樂趣的事。”
“上帝，這就像是去稅務辦公室。”她丈夫愉快地說，帶著濃重的阿姆斯特丹口音。
“只要他們把我們照看得比那些植物好。”胖婦人說，朝可憐的植物點頭。大家都笑了，卡門也是，我也是。我看著她，決定要把今天過得盡可能好。這時，年青男孩推車上的儀器開始嗶嗶響了起來。
“有人在微波爐中放了什麼東西嗎？”我說，試著盡可能接近那位胖婦人丈夫的幽默感。
“是，我放的！一個土豆炸肉丸和一個奶酪蛋奶酥。”他得意地說，接下了我的話題。
大家笑得更開心了，卡門融入了他們中間。那個實習生跑到戴帽子的男孩身邊，把另一根小導管插進機器中。我發現三個人裡面有兩個人的點滴都空了。
我和卡門移到另一張空桌子坐下。另一張桌子邊所有的椅子都有人。可惜，現在氣氛正好著呢。
卡門也有一個自己的推車了，好在是珍妮弄的。儘管她斜眼，但任何時候我都寧願叫她，而不是那個實習生。天知道像那樣的孩子會犯下什麼錯誤。在推車上方，珍妮掛上兩袋透明液體（一袋是對抗嘔吐的）和一袋紅色液體（這是阿黴素）。紅紅的看起來像毒藥一樣恐怖，就是它，從這一刻開始就離不開卡門了，也就是它會讓卡門掉頭髮。
透明的管子和卡門手上的注射管接在一起，另一頭連著一部機器，掛在點滴架中間，機器上面有兩排紅色的數字和箭頭，一排數字是控管透明液體的。珍妮按了按機器說，大概需要二十分鐘的時間，機器上的數字也顯示了二十。
“完成之後它會鳴叫，如果我恰巧沒有看見的話，你就得叫我。”
根據剛才那個男孩的經驗，我已經知道程序了。
“酷——我自己的化療車。”卡門眨著眼睛說。
現在我們開始變得可笑起來。
“上帝，她真的是斜眼，不是嗎？”我在卡門耳邊低語。
卡門點點頭，板起臉，忍住了笑。
“我們可以叫她克拉倫斯嗎？”我故作天真地問。
卡門嗆了滿口的茶，吐了出來。我假裝被卡門的點滴架絆倒裝作惱怒的樣子，轉過身，趁珍妮沒看見，做了一個憨豆先生式表情和動作，威脅要把這個東西扔出房間。
“拜託，丹尼！”卡門大笑著喊道。
珍妮微笑著看看卡門，很高興她在笑。 “聽起來你感覺好一些了。”她對卡門說，並對我眨眨眼。我臉紅了，覺得她可能已經猜到剛才我低聲的玩笑話是沖她來的。我意識到這個斜眼的珍妮會願意盡她所能做任何事，只要能使病人的生活不那麼痛苦，哪怕只有一個上午，一個小時，一分鐘。如果成為笑柄能夠幫她做到這個，她也絕不會推辭。與斜眼珍妮相比，我覺得自己有些渺小。
我過去坐在卡門身邊，她吻我，在我耳邊低聲說她愛我。我充滿愛意地看著她，為我們倆感到驕傲。第一次的化療就在微笑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