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共和國看守跟著他，阿波利奈爾帶著手銬。我們為監獄如此嚴酷的管制制度深感遺憾。
《巴黎報》1911年9月3日，星期三
畢加索夫婦搬家了。
搬家公司把他們的最後一批家具從“洗衣船”運往他們位於克里西大街的新居，再不回來了。對他們夫婦二人來說，這是命運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什麼奇蹟使得他們能夠離開一個骯髒齷齪、離奇古怪的小木屋，住進資產階級才有可能住的房子呢？房子一側是面向聖心大教堂的工作間，另一側是居住區：包括一個客廳、一間臥室、一個餐廳。視野開闊、安靜，十分舒適。
這簡直是在做夢。
一切都變了，原來的家具東拼西湊，現在購買了一整套嶄新的、古典風格的紅桃木材料，意大利加工技術；橡木碗櫥，路易·菲利普時代的長沙發，鋼琴……臥室是真正的臥室，床是帶有銅質床頭的真正的床。到處是水晶和陶瓷用品。還有更好的呢：畢加索夫人進了臥室，開始給格特魯德·斯坦寫信，請她讓她的女廚師為他們尋覓一個“女僕”：包吃，包住，每月酬金40法郎。
當找到這只稀罕鳥後，畢加索夫人給了她一間臥室，裡面安置了一張圓桌、一個褐色衣櫥和“洗衣船”裡最好的日用家具……
年輕人喜歡這樣的生活，然而這不是藝術家的生活。女主人要求女僕為餐桌服務時，必須穿上漂亮的圍裙，每天打掃一遍所有房間，先生的工作間例外。在先生的畫室裡，到處擺放著畫布、畫筆、顏料和畫架，到處都是黑非洲藝術面具、雕像、樂器和東拼西湊的家具，還不算各種收藏品：藍色小擺設、杯子、瓶子、再生地毯頭、盒子、舊畫框……為什麼還有猴子、狗和三隻貓呢？
先生嚴格禁止動他屋裡的任何東西，特別不得動那裡的灰塵，因為當灰塵落在那裡時，它就不動了；但你用撣子撣它時，被撣起的灰塵都落在他的油畫上，那可就危險了。為了避免產生爭執，人們乾脆不進去。這一條禁令是必須絕對執行的，這個房間的衛生，一個季度只打掃一次。房子裡其他部分的衛生，也只能等到先生太太醒來之後方可進行，即在大多數時候，必須到上午很晚的時候方可開始。女僕只好利用這些空餘時間為他們熨燙衣服。讓女主人不滿意的是，女僕為主人服務不太上心。
據費爾南德說，搬到新居之後，畢加索變得情緒暴躁，很容易發脾氣。他整天躲在完全恢復成在“洗衣船”時原樣的畫室內，很少出門。他的飲食也變得十分講究，建立了固定的飲食製度，只吃對身體有益的食品，如魚、蔬菜和水果，多喝水，少喝酒。他的情緒一天天地消沉，鬱鬱寡歡，並且說起話來吞吞吐吐、閃爍其詞。為什麼？是因為他只同以往的熟人接觸嗎？弗朗克·哈維朗是專門銷售里莫日陶瓷的陶瓷商，他既是黑非洲藝術的業餘愛好者，也畫畫。一天，他邀請偉大的畫家畢加索到他位於奧爾良街的畫室。名氣不小的服裝師保爾·普瓦雷也邀請過他，其場面與氣派十分闊綽。保爾雖然當時還沒有登上時裝界的頂峰，但他總會有這一天的。因為有了他與他製作的漂亮連衣裙，巴黎的婦女們已經不再穿緊身胸衣了。保爾·普瓦雷愛藝術和藝術家。有一天，他來到克里西大街畢加索的畫室，對那裡的一切都十分欣賞。他覺得那裡擺放著的所有畫作件件獨一無二、如花似錦，光彩奪目、美不勝收。
對於更喜歡肥小牛而不喜歡瘦老牛的畢加索來說，這些邀請與交往也許令他滿意。但是一切過頭的東西都會惹他發火、動怒。惟獨星期日，重新與他的朋友們薩爾蒙、阿波利奈爾和馬克斯·雅各布相聚的日子，他才能有好心情。或者當重見到遷移到塞萊特的老朋友馬諾魯時，他也心情愉悅。
塞萊特是位於東比利牛斯山的一個加泰羅尼亞小村莊。與他在幾年前到戈索勒一樣，畢加索於1911年夏天也第一次到了塞萊特。畢加索在那裡的果園、農村和古老房屋中，又重新找回了自我。
剛去時，他住進了旅店，後來在山里租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勃拉克從巴黎南下來到這裡，接著費爾南德也來了。每天晚上，畢加索與他們待在一起，少了些冷清。在一段時間內，畢加索和費爾南德重新找回了一點兒原有夫妻間的和諧氣氛。畢加索如同他在戈索勒時一樣，每天搞繪畫創作。如果如此堅持下去，再返回巴黎時，他的繪畫技巧一定會有新的發展。然而，他們在這裡的安逸生活被一件突如其來、完全出乎預料的事件打斷了。
1906年畢加索匆忙離開戈索勒是因為傷寒傳染病，而1911年他匆忙離開塞萊特卻是因為《巴黎報》頭版上發表的一篇標題醒目的文章：《蒙娜麗莎》在盧浮宮被盜。 8月29日，一位名叫熱利-皮埃利特的人在同一報紙上承認是他盜竊了盧浮宮博物館的三個小雕像。畢加索和費爾南德匆忙打點行裝，火速趕回巴黎。當時的情況十分嚴重。
畢加索同這位熱利-皮埃利特熟悉，甚至是太熟悉了。這是一位比利時冒險家，阿波利奈爾的朋友，同時也是他的秘書。詩人阿波利奈爾是在擔任《食利者指南》記者期間同他相識的，並且把他介紹給畢加索。 1907年3月，畢加索用50法郎從他手中買下來自盧浮宮的兩個用石頭雕刻的古伊比利亞頭像。當時的盧浮宮博物館像個漏勺，你拿，他也拿，無人管理。那裡的藝術珍品流失了許多。弗朗西斯·卡爾科說過：羅朗·多熱萊斯把他的一位雕塑家朋友雕塑的一件半身像在該博物館的古代藝術館擺放了數個星期，無任何人發現。有一天，畢加索本人心血來潮地對瑪麗·洛朗森說：“我要去盧浮宮，你想要我給你帶什麼回來嗎？”
事情或許不會像布萊斯·桑德拉斯描繪得那麼簡單，因為他向來有誇大其詞、無中生有和肆意編造的毛病。他說：比利時冒險家熱利-皮埃利特是一位樂天派，說話幹事從來都是隨心所欲。有一天，他同人打賭：如果他從盧浮宮博物館盜出一件珍品，就贏一瓶香檳酒。他的辦法是將珍品藏在大衣裡，在出口處同警衛握一下手，就能順利地通過。於是，熱利-皮埃利特經常到博物館去。
但不管怎麼說，詭計多端的熱利-皮埃利特讓給畢加索兩個頭像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蒙娜麗莎》丟失之後，他又以150法郎的價格向《巴黎報》出售了一尊頭像（這與提議出資50 000法郎回收《蒙娜麗莎》的代價自然不能相提並論）。該報在將頭像交回博物館之前曾將其大張旗鼓地展示，為該報作了一次免費而收效甚佳的廣告宣傳。看起來很顯然，詩人阿波利奈爾的前秘書也承認是他盜竊了《蒙娜麗莎》。 《巴黎報》發表了一篇煽風點火的評論文章，猛烈抨擊博物館出入口管理的巨大漏洞。 8月24日，阿波利奈爾也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開頭說：“《蒙娜麗莎》如此之美，使得追求更加完美的表現手法已經成為藝術界的不休話題。”在文章的結尾部分，他批評盧浮宮的保衛工作說：“盧浮宮的門衛工作比西班牙的一家博物館還要糟糕。”
他的這一評論再次證明了阿波利奈爾是多麼幼稚，因為司法部門完全有可能認為他也參與了這一起盜竊事件，而現在他卻自己跳了出來。從某種程度上講，他是比利時冒險家熱利-皮埃利特和他的畫家朋友畢加索認識的中間人。 1907年，阿波利奈爾也確實曾經試圖說服畢加索將雕像還回去。畢加索拒絕了，他的理由是：為了尋求古代藝術和野蠻藝術的奧秘，他已經使兩座頭像都受到了某些損害。這兩個古伊比利亞頭像無疑是畢加索從事原始主義研究的基礎之一，而且在創作《阿維尼翁的少女》的過程中，他的確也部分地採納了這兩尊頭像的創作手法（右邊女人圓圓的嘴巴，其中三個女人的大耳朵，整個畫面的不對稱……）。
畢加索和費爾南德急匆匆從塞萊特趕回巴黎，是因為既然《巴黎報》已經將熱利-皮埃利特藏匿的第三個頭像交出，盧浮宮的警察們就一定會在巴黎警察局的協助下，開始調查另外兩個頭像的下落。而這兩尊頭像正是在他的手中。
阿波利奈爾也十分清楚自己面臨危險，因此，他親自到火車站接他的朋友。三人一起去了克里西大街畢加索的家。擺在他們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將偷竊來的物品脫手？
詩人阿波利奈爾陷入了絕望境地，他責怪自己的粗心大意，詛咒朋友的不地道行為，他做好了名聲掃地、從此再無出頭之日的心理準備。畢加索的心境也不比他的同伴好多少。費爾南德·奧利維爾比垂頭喪氣的他們要冷靜，此時此刻的她表現得比兩位男子漢更加冷酷，覺得他們倆好像是“被嚇傻了的孩子，滿臉的懊悔與窘迫”。
在如此嚴重的危險關頭，兩位藝術家幾乎忘記了另一個極其重要的不利因素：他們是外國人。想到此，他們又突然擔心被驅逐出境。
晚上，他們一步也沒有離開克里西大街，必須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設想了一千條、一萬條辦法，沒有一條行得通。最後還是費爾南德想到一個危險性最小的辦法：把頭像扔進塞納河。
說乾就乾。畢加索夫人找出一個大手提箱，把兩個雕像放在裡面，接著把提著手提箱的兩位藝術家推出門外。想像力極其豐富的布萊斯·桑德拉斯後來繪聲繪色地描述道：他們緊貼牆根，眼睛窺視著周圍的動靜，被沉甸甸的箱子壓得彎著腰，急匆匆地向前奔去。不知何處發出一個尋常的響聲，嚇得兩位藝術家心嗵嗵跳，猛地躲進一個橋洞底下。聽了一會兒，沒有任何動靜，他們又一前一後，繼續向塞納河走去。前面的一位注意觀察前邊的動靜，後邊的一位密切注視著後面的情況。前面突然出現一個黑影，嚇得他們倆轉身就沿著來路往回跑。凌晨兩點半鐘，費爾南德為他們打開門時，見二人面色蒼白、汗流浹背、上氣不接下氣，箱子仍然提在手上。
“空的嗎？”
“不。”畢加索小聲說道。
他們進了門，再次落入束手無策的境地。最後，他們決定採取熱利-皮埃利特已經使用過的辦法：把古伊比利亞頭像送到《巴黎報》報社，並要求只許少數人：報社社長希塞特和同樣在該報社工作的安德烈·薩爾蒙知道此事。
阿波利奈爾在客廳的長沙發上躺到天亮。天剛剛亮，他提起手提箱，去執行已經確定的計劃。據阿爾貝·格萊茲說，畢加索陪同他一起去了報社。二人繞路從外側的林陰大道到了巴黎東站，將箱子存進行李保管處，耐心地等候著《巴黎報》辦公室的上班時間。第三天，盧浮宮通過中間人《巴黎報》報社收到了那兩個頭像。
啊，畢加索和阿波利奈爾終於可以鬆口氣了。
然而，事情還遠沒有結束。 9月7日早上，送牛奶的時間，有人敲響阿波利奈爾的家門。
是幾個警察。
接著是對他的住處進行翻箱倒櫃的搜查。
阿波利奈爾被捕了。
詩人阿波利奈爾被押至凱德索爾費佛Quai des Offevres，法國司法警察總署所在地。 ，被控告為窩藏壞人罪和協從盜竊罪，並被直接帶至巴黎十八區的監獄（Prison de la Sante)。 “我好像覺得從此以後我將完全與世隔絕，最終死在這裡。”他得不到任何人格尊重。獄卒發給他一件襯衣、一條毛巾、床單和被子。帶他經過藍色通道，到達11區的15號牢房。門關上了，門閂插上了。
進號子之前，
我被強迫脫光衣服。
什麼淒慘的聲音在叫喊？
阿波利奈爾，你成什麼了？
他糊里糊塗，腦子裡一片空白。在一條床腿上，他發現在他來之前住過這張倒霉床的那個人的身份：迪迪·德·梅尼爾蒙當，殺人犯。
他等著，等著。
時間過得多慢啊！
我好像已經被埋葬！
克里西大街畢加索家裡靜悄悄的，他絲毫不敢張揚。一天過去了，沒有事。他覺得有了點兒希望。但是，第二天清晨，一陣急促的門鈴聲響起。一位穿便服的司法警察亮出他的證件。他請巴勃羅·畢加索跟他到巴黎警察署走一趟。
畫家回到臥室脫去睡衣。 “畢加索渾身瑟瑟發抖，快速地穿著衣服，但他害怕得暈頭轉向，最後是我幫他穿好了衣服。”［摘自1952年出版的費爾南德·奧利維爾的《畢加索和他的朋友們》］
這是可以理解的：他是西班牙人，法國警察懷疑他同情無政府主義。等待著他的危險：最壞是被捕，最好也要被驅逐出境……
費爾南德·奧利維爾眼睜睜地看著他在塞伯拉斯Cerbere，神話故事中看守地獄之門的三頭犬。的陪同下，在眼前的林陰大道上離她而去。他們在皮卡爾-阿勒-奧-萬斯車站上了公共汽車。畢加索向押解他的憲兵發誓與這件事無關，他根本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憲兵說他對此無能為力，這不是他的職權範圍。
在預審法官的辦公室，法官將他作為證人聽取他的意見。他一再重複說他對此事一無所知，這毫無用處。法官手中有情報。
“什麼？”
“一位詩人說他是您的朋友。”
“可我不認識這位詩人。”
畢加索結結巴巴地回答。法官詳細地陳述詩人的交代材料：他在說出熱利-皮埃利特之前先說出了畢加索的名字，現在他們已經認定：熱利-皮埃利特是盜竊藝術品的罪犯；是熱利-皮埃利特親自去畫家畢加索的家中，賣給了他兩個頭像。
“但我對這些一概不知道。”畢加索回答道，但口氣中已經流露出了他的心虛。
“他也說您不知道珍品的來歷……”
“……”
“我們有一個證人。”
他們說的證人被關押在司法部的牢房裡。四個小時之前，他被拉出牢房，帶著手銬，被帶到法官辦公室的隔壁房間。他已經手扶鐵窗等候了四個鐘頭。法官打開門，證人進來了。他臉色蒼白、雙頰塌陷、驚恐不安、兩眼發紅，兩天未剃鬍鬚，領帶偏斜一邊，假領子鬆散。他坐到指給他的椅子上。畢加索看了他一眼，立即將目光移開，盯著對面的牆壁。
“您認識這位先生嗎？”法官問。
“不認識。”巴勃羅·畢加索鄭重其事地回答。
紀堯姆·阿波利奈爾在椅子上打了個嗝兒。
“不認識。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位先生。”畢加索重複道。
但是，過了不久，他開始結結巴巴地推翻他剛才的口供，而阿波利奈爾完全亂了方寸，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在辦公桌後穩如泰山的法官用他那火辣辣的目光盯著捏在自己手心的這些可憐的羔羊，他們被嚇得如同天要塌下來將他們打入十八層地獄似的不知所措。他決定打發一個回家，送另一個回監牢。
同一天，熱利-皮埃利特用伊尼阿斯·奧爾麼桑（阿波利奈爾在詩中使用過的筆名）的名義寫信給司法部，證明被關入監獄的阿波利奈爾無罪。
在此期間，巴黎在騷動。阿波利奈爾的朋友們在安德烈·薩爾蒙、勒內·達利茲、安德烈·杜戴斯克和安德烈·比利的帶領下，左手舉著要求釋放詩人阿波利奈爾的請願書（秋季藝術博覽會的主席弗朗茲·儒爾丹拒絕在請願書上簽字），右手高舉著種族主義報紙，跟隨由萊昂·都德Leon Daudet（1867—1942），法國作家、記者、政治家，於1908年與夏爾·莫拉斯共同創辦了《法國行動》報。和於爾班·戈耶舉著的火炬大聲高呼：
那個卑鄙無恥的秘書是比利時人，他是一個倫敦強盜，
當你了解了那幫人時，就會知道他們只不過都是些外國人、外國佬。
［摘自1911年9月的《作品》雜誌］
在鐵窗後的那些外國佬都已經心力交瘁：
每天早上，我們像狗熊在獄中散步，
我們轉呀，轉呀，整天在轉，
天藍得如同海洋，
每天早上，我們像狗熊在獄中散步。
……
慶幸的是，這種情形未持續多久。 9月12日，紀堯姆·阿波利奈爾被釋放了，然而，案件並未了結。詩人在中間人格萊茲的引見下，拜會了代理監察長格拉尼埃。代理監察長的話並沒有讓阿波利奈爾徹底放心，他說他保護了一個盜竊國家財產、窩藏國家博物館珍貴文物的人。
“這樣的罪會受到什麼樣的處罰呢？”
“上輕罪法庭。”
“還有呢？”
“判刑。”
詩人絕望了。
“最理想的辦法是上重罪法庭……”
“對不起，您說什麼？我沒有明白。”
“您無法否認您的罪行。在輕罪法庭，法官執行法律，沒有法庭辯論。而在重罪法庭，您可以做解釋……”
阿波利奈爾完全不想作任何解釋。
“沒有其他辦法了嗎？”
“有。不予起訴。”
“我有可能做到不被起訴嗎？”
“咱們看吧……”
阿波利奈爾運氣不錯，他爭取到了不予起訴。 1912年1月，徹底解除了對他的懷疑。但是，這一災難性的事件給他留下了一些後遺症。即便他不講出來，但在心中始終有一個問題困擾著他：他是畢加索的朋友，但對方卻不認他，為什麼他卻不為對方的背叛而痛苦呢？
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在一次對質中，不是竟然不承認認識他嗎？他每當談起此事總是心懷無限的苦澀，無法掩飾自己激動而又無奈的矛盾心情。
［摘自1946年發表的阿爾貝·格萊茲的《阿波利奈爾，司法和我》］
一直希望被承認為立體主義創始人的格萊茲十分憎恨畢加索，所以他對阿波利奈爾懷有這種無可奈何的心情打心底里高興。
畫家畢加索有時也受到詩人阿波利奈爾的朋友們的冷遇。畢加索在遭受冷落的同時，也體會到伴隨而來的愈來愈強烈的害怕感：在一段時間內，他拒絕到皮卡爾-阿勒-奧-萬斯車站乘坐公共汽車；在街上行走時，時不時地回頭看，擔心被人跟踪；克里西大街他家的門鈴一響，他就提心吊膽。
五十年之後，畢加索對《巴黎報》就《蒙娜麗莎》被盜一事向他提問題的一位記者承認，他在此事中所採取的態度確實讓他十分羞愧。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阿波利奈爾為維護畢加索的名譽、為抵禦公眾對畢加索的攻擊作了無數犧牲，從未在任何場合宣揚過自己，也從未在其作品中誇耀他們二人之間的關係。安德烈·比利是那個不幸事件的見證人和事件的間接參與人。他在為紀堯姆·阿波利奈爾的著作作的序言中也沒有指名道姓地攻擊畢加索，他只講某某畫家……
丟失的《蒙娜麗莎》於1913年被找到了。原來，它是被一個當時在盧浮宮工作的意大利人盜走的，他希望將此作品歸還自己的祖國。此事到此終於結束了。
對其他人來說，也許是這樣；而對阿波利奈爾來說，並非如此。
一年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詩人阿波利奈爾立即參加了戰鬥。他所有的朋友認為他如此自願去保衛一個不是自己祖國的國家，其中含有一點兒報復的意味。阿波利奈爾好像一定要用三色旗的顏色洗刷那副鐐銬給他留下的恥辱，這是使他徹底忘記給他帶來災難的微笑著的蒙娜麗莎的惟一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