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一樣，目前在法國也有許多外國人。他們給其收留國帶來他們孩童時代最鮮活的感受，並且豐富了接待國的思想寶庫，還為其接收國引進了諸如巧克力和咖啡之類的物種，大大拓寬了我們飲食中美味佳餚的領域。
紀堯姆·阿波利奈爾
蘆笛聲悠揚的蒙馬特爾、加萊特風車旋轉的蒙馬特爾和到處翩翩起舞的蒙馬特爾，歸根結底還是法國國民的蒙馬特爾。僅從蒙馬特爾的上述名字中，人們就不難看出它代表了一個地方、一個時代，以及一些人物的優美、雅緻及其魅力。這個地方就是位於蒙馬特爾聖心大教堂東側的代爾特廣場。這個時代即19世紀和20世紀交接的時代，而這些人物即布律昂、圖魯茲·勞特累克、拉·古呂、瓦拉東、鬱特里羅、卡爾科、羅朗·多熱萊斯……
除了他們之外，近幾年來，這裡還來了一些外國人、一些藝術家，然而他們不僅僅是藝術家。
第二帝國時期的法國鼓勵移民來法國，目的是利用他們從事新的建築工程。那個時期，採礦業和冶金業都發出大量的招聘廣告，聘用外國志願體力勞動者。一些農場主也聘用外國人從事農業生產。於是，許多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外國的大學生，許多逃避獨裁統治者迫害的知識分子與藝術家，還有許多猶太人紛紛湧進法國。在接受移民方面，法國早有好名聲：1791年法國率先授予了在法國國內的猶太人公民權，允許他們同法國人享有平等的權利。法國由此獲得的良好形象跨越國界，世人皆知。 20世紀初，法國成為自由平等、寬容大度、講究人權國家的化身。數百名畫家、作家共同生活在那裡，因為在此他們可以自由地使用各自豐富的語言與方式表達他們的感受。而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無此權利。因而，誕生於塞納河兩岸的蒙馬特爾和蒙巴那斯兩個巴黎大區的現代藝術，其實是許多國家文化與文明混合而形成的結晶。
早在1824年，波爾多就接納了在他們國內已經被窒息到銷聲匿跡地步的西班牙著名畫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西班牙畫家。 。 20世紀初，另一名西班牙畫家來到法國，他就是後來成為大名鼎鼎的世界級著名畫家的畢加索。
畢加索抵達法國時年僅19歲。 10歲的時候，他的繪畫技術可以同他繪畫課的老師媲美。 14歲時，父親拒絕他繼續學習繪畫，當時他的實際能力已經遠遠超過所學的技術。由於能力出眾，16歲時被接納為馬德里皇家科學院院士。他到達巴黎時，已經不再是一位神童，而是手藝高超的成人了。
他對法國毫無了解，初次來，並沒有打算久居。他之所以離開故鄉，是因為覺得故鄉太窮，視野太窄小，家庭氣氛十分壓抑，希望能外出透透氣，緩和一下鬱悶的心情。如果有一天他決定長期地越過比利牛斯山、離開西班牙的話，那也是為了前往英國，去追隨英國的拉斐爾前派的畫家……
畢加索來巴黎的目的是參加1900年世界博覽會。他的作品之一《最後時刻》被選中，代表西班牙來巴黎參展。在此次博覽會期間，他遇見了許多畫家，後來這些人成了他在蒙馬特爾的摯友。於是他決定留下來。
在一幅簽有日期的畫中，他畫的是他與朋友們在這次世界博覽會會場的門前。這幅畫表現出當時他在那一夥人中的地位：他是所有人中的老大。他個頭兒比其他人小，但比其他人胖，線條十分清晰，旁邊寫著：我。
其他五個西班牙人臂挽著臂：皮高特、拉蒙、卡薩斯、米蓋爾·鬱特里羅、卡薩熱馬斯。還有一位女士，名叫路易絲·雷諾阿，做模特兒時的名字叫奧戴特，她是畢加索的情婦。
這些西班牙人對法國已經比較了解，對蒙馬特爾已經十分熟悉。早在巴塞羅那的時候，為了紀念巴黎“黑貓”酒吧Chat Noir,1881—1898年間巴黎蒙馬特爾的一家酒館，由魯道夫·薩利斯創辦，一些詩人和畫家經常在此聚會與活動。 ——譯註，他們開了一個咖啡酒吧，起名為“四隻貓”。畢加索正是通過在“四隻貓”咖啡館內到處張貼的招貼畫，發現了歐洲文化、印象派和塞尚、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法國畫家，後期印象派成員。 、羅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法國雕塑家。 ……(圖3)
他的朋友們都住在蒙馬特爾，於是他也來到蒙馬特爾。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畫家伊西德·努奈爾將自己在加布里埃爾街Gabrielle，位於蒙馬特爾聖心大教堂南側半山腰。的畫室讓給他，另一位西班牙人馬尼亞克將自己在克里西大街Clichy，位於蒙馬特爾聖心大教堂西南側半山腰。公寓套房中的一間臥室讓給他住。蒙馬特爾很快就熟悉了畢加索那矮胖的身影、目光炯炯的黑眼睛上方長長的劉海兒，以及從他那短短的歐石南根煙斗中冒出的裊裊上升的淡灰色煙霧。
人們常常見到他和老朋友馬尼埃爾·帕拉里斯、加泰羅尼亞作家傑姆·薩巴爾泰斯在一起，後者一直是畢加索忠實的朋友，直至他去世。畢加索在努奈爾的家居住的時期，他從“四隻貓”時代就認識的朋友卡薩熱馬斯同他住在一起。
卡薩熱馬斯也許是在蒙馬特爾的西班牙藝術家們當中最關心“政治”的，他和極端自由主義運動有來往。 1900年，在巴黎的一批西班牙人聯名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要求釋放在馬德里被監禁的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們。我們在此請願書上畢加索簽字的旁邊，發現了卡薩熱馬斯的簽字。也許正因為此事，在以後的一段時期內，法國警察懷疑畢加索屬於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成員。儘管他同情無政府主義運動、同情這一運動的某些辯護人——例如弗朗西斯科·費雷爾Francisco Ferrer(1859—1909)，西班牙革命者、教育家和出版商，無政府主義者、反教權主義者。 ，但他並沒有參加這一運動。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懷疑是錯誤的，沒有充分根據。然而，1909年費雷爾被處決的確激起了他極大的憤慨與反感。
卡薩熱馬斯不僅熱愛政治，而且十分敏感、脆弱和多情。他愛上了一個在蒙馬特爾為畫家做模特兒的年輕姑娘熱爾梅娜，但他只是一廂情願。求婚失敗後，他決心自殺，以求解脫。為了改變其思想，畢加索將他送回西班牙。接著，他重新回到法國。回來的當天晚上，他請了幾個朋友在克里西大街的一家餐館共進晚餐，熱爾梅娜也在被邀請者之列。卡薩熱馬斯向大家宣布說他將永遠地離開法國，回西班牙去。熱爾梅娜也不反對。畫家多次向她建議同他結婚，但姑娘總是聳聳肩膀，不置可否。卡薩熱馬斯不耐煩了，從衣袋中拔出手槍，朝熱爾梅娜開了槍，但未擊中，於是他向自己的太陽穴開了一槍。
朋友的死對畢加索震動極大，他畫了數幅畫表現這一慘劇，其中《卡薩熱馬斯之死》(1901)(圖4)和《靈柩中的卡薩熱馬斯》(1901)最為著名。 《留髮髻的女人》(圖5)中那冷酷的目光與緊閉的嘴唇，形象逼真地反映出了卡薩熱馬斯死後熱爾梅娜的神情。
卡薩熱馬斯的死成為畢加索創作的轉折點。在這之前，他以圖魯茲·勞特累克風格繪畫，他十分欣賞他在“四隻貓”酒館中發現的這位藝術家。畢加索選擇的無論人物還是主題都是這位長者認可的，使用的顏色均為人民大眾喜愛的鮮亮色彩。 1900年作的《加萊特風車》便是一例。自從朋友不幸離開人世之後，他逐漸拋棄了這一風格，其作品側重反映的是悲慘的事件和淒涼的內心世界。這樣的風格與當時在蒙馬特爾的那一幫西班牙人生活的貧困窘迫、心情的憂鬱寡歡相吻合。這就是畢加索創作史上的“藍色時期”。
這個時期的作品反映出畫家剛到巴黎的那個階段，精神生活十分貧乏，心情既悲傷又苦惱。他多次赴聖拉扎爾的女子監獄探視那裡的犯人，因此在他的作品當中常常出現女犯人。這充分錶明，畢加索在那個時期對當時社會生活中呈現出的悲慘與痛苦比較感興趣。
藍色既符合畫家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悲觀看法，也符合他當時的工作條件——在夜深人靜之時，單獨一人封閉在畫室內，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從事創作。
他和朋友們一樣，經常向自己提出以下三個問題：如何生活?如何繪畫?如何飽腹?
他們中最富裕的要算雕塑家帕克·杜里奧了。帕克·杜里奧曾經是高更的學生，同時也是他的朋友。他擁有在波利尼西亞群島馬爾吉絲島流亡者的一些素描畫、水彩畫和15幅油畫。正是他介紹畢加索結識了高更。帕克經常留朋友在他家住宿、吃飯。別人不來，他就出去與他們聚會。他常常在畢加索的門前放一塊麵包或一盒沙丁魚罐頭。他最割捨不下的就是朋友，臨終前，他留下的最後遺言是：“十分遺憾的是，再也不能和朋友們在一起了。”
從帕克的慷慨中受益最大的並非畢加索，而是一位加泰羅尼亞人——馬諾魯。此人黑頭髮、黑眼睛，雖窮困，但十分忠誠，遇事辦法多，很樂觀，機靈活潑得像個孩子。只有他同畢加索講加泰羅尼亞語。馬諾魯愛好雕塑，但由於缺乏膠泥和其他必要材料不能從事雕塑，才被迫從事繪畫。人們很佩服他的勇氣，因為沒有人買他的畫，但他仍然堅持不懈地畫。他三天兩頭吃不上飯，哪裡能睡就睡哪裡，見到什麼就偷什麼。
一年夏天，帕克把自己的房子借給馬諾魯住。當帕克外出幾個星期後回來時，雕塑家強裝笑臉迎接他歸來，把鑰匙還給帕克之後，悻然離去。帕克在屋裡轉了一圈，一切都未變，惟獨高更的畫全部不翼而飛了。無疑，馬諾魯把它們全部賣給了沃拉爾德Ambroise Vollard(1868—1939)，法國畫商、收藏家、法國藝術出版商。 。
一天，畢加索對他的朋友說：
“你呀，將來上刑場，都沒有人能夠處決你。”
“為什麼?”
“因為你太逗人，他們會樂死的!”
他簡直成了不勞而獲、玩著混吃混喝的大師，他掌握著一整套爐火純青的專門技術。他天天在做彌撒的聖地演練其手藝。來巴黎後，他首先參觀的就是教堂。他以做彌撒者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做出不知該往哪裡坐的樣子，此時從教堂昏暗的大殿角落走來一位婦女，她遞給他一把椅子，他給了她一個銅板，他就座之後，她卻消失不見了。於是，馬諾魯也模仿那個婦女的樣子，向來人遞上椅子，無數遍地重複著同樣的花招，賺取幾個零用錢。他在這同時，還可以獲得比在盛聖水的碗中浸泡過的聖體更加實惠、更加富有營養的食物。
不去教堂時，他就玩抽獎、碰運氣。他挨門挨戶地敲蒙馬特爾所有人家的門，向他們出示一幅他計劃雕刻的大理石半身像的草圖。
“一個號，100生丁!”
他用一個帶編號的硬紙卡片換一個幣。但買卡片者中無人能夠中獎，因為那個半身雕像根本就不存在。當人們問他中獎號碼時，他回答說：“薩爾蒙的號碼!”
這樣混了幾年之後，他有錢購買從事雕刻所需的材料和工具了。卡恩維萊Daniel-Henry Kahnweiler(1884—1979)，祖籍德國，法國藝術作家、油畫商。經常買他的雕塑作品。一天，卡恩維萊來訂貨時，馬諾魯企圖狠宰他一下。在談到其中的一件雕塑作品時，馬諾魯要求畫商加錢。
“為什麼?”畫商問。
“因為它將比其他的好。”
“您常這麼講。”
“這一次，是真的。”
“咱們以後再說吧……”
“這樣，我沒法乾了。”
卡恩維萊不僅僅是商人，也是審美家，是藝術家們的朋友。而馬諾魯不了解這一點。他堅持說：
“這一件雕塑作品將比其他的大，我需要用的材料比其他的多，您也能賣出比其他的更高的價錢。”
“它將比其他的大許多嗎?”
“是的，非常大。”卡恩維萊多付了他幾張票子。此時，馬諾魯亂蓬蓬的黑髮下，那雙黑眼珠樂得閃閃發光。
夏末秋初，卡恩維萊收到了這位西班牙人的雕塑作品，是一個蹲著的女人，不大不小，同他以往買的作品一般大小。畫商召見馬諾魯，說：
“您反复地強調這一件作品比其他的大。”
“情況確實如此。”
“但我怎麼也看不出來……”
“您沒有看清楚……”
馬諾魯站在其作品前。
“這是一個女人……”
“我知道。”
“這個女人是蹲著的……”
“我知道。”
“可是，如果她站起來呢?”
“如果她站起來?”卡恩維萊疑惑不定地重複道。
“是啊，如果她站起來，她不就大了嗎?而且大許多!”
西班牙人畢加索要比整天泡在酒吧的那些人混得好一些。他找到了一個謀生的可靠辦法：作畫，賣畫。那時，他已經表現出自己與其他人既相似又不同。所有在蒙馬特爾成長起來的藝術家當中，畢加索不僅是最富有的，而且是手頭兒拮据時間最短的一個。
同馬爾古希、格里斯、凡·東根、瓦爾諾以及其他畫家一樣，畢加索也把他的一些幽默畫送往“奶油碟”、“巴黎的呼喚”和“喧鬧堂”這些有名的畫店，對此，他十分自豪。他藐視“第二職業”，他說：“當我有話需要說、有思想需要表達時，我必須表達出來，我忍受不了任何屈從。”他總是在家等待畫商來取他的繪畫作品，而從不接受為報社作畫的建議。
剛到巴黎時，畢加索的同鄉馬尼亞克主動把自己位於克里西大街的一套房內的一間臥室讓給他住，並且每月付給他150法郎，條件是他作的畫全部給他。錢雖然不多，但起碼他不必忍飢挨餓了。
在畢加索保持圖魯茲·勞特累克繪畫風格期間，馬尼亞克一直堅持不懈地支持他。但當他進入“藍色時期”後，畫商就棄他而去，理由是：他的作品賣不出去。在此情形下，畢加索被迫下決心同那些與水果蔬菜商販類似的小畫鋪主共事。
這些人大部分是舊貨商，他們將商品擺在店舖前馬路的人行道上。逛馬路的人也許能在舊熨斗、舊衣物和破爛不堪的小推車堆中，發現鬱特里羅、畢加索或杜瓦尼埃·盧梭的繪畫作品。
同其他人一樣，畢加索也不得不與利博德和薩高特打交道，而且同那位鬱特里羅早已領教過的薩高特打的交道更多。
同這位昔日的糕點師的初期接觸還比較容易。他熱情、圓滑，很好說話。再說他確實十分喜歡畫，起碼是十分喜歡繪畫中的色彩。然而，一旦涉及錢，事情就難辦了。他不直截了當地談事情本身，總是兜圈子，拐彎抹角地將你引導到他最感興趣的話題上。每次他來找畢加索時，總是手捧一束鮮花。他一邊十分客氣地將鮮花獻給畫家，一邊問道：
“喜歡嗎?”
畢加索點點頭。
“您能畫這束花嗎?”
西班牙人低聲嘀咕著什麼。
“可以嗎?”
“我不知道……”
“可以，怎麼不可以呢?多麼漂亮的一束花呀!”畫商以十分欣賞的口吻大聲感嘆道。
他從畫家手中奪過花束，在畢加索的面前搖晃著。
“我，我向您獻花，而您呢，您將這些花畫出來，然後……然後呢?”
畢加索不回答。
“……然後，您將畫好的花作為禮物送給我，算做對我的感謝!”
薩高特現出酷似撿到金條一般的快樂微笑。
“您瞧我這人多好啊!我就把這束花留給您了!”
一天，他提出向畢加索買幾幅油畫。
“付多少錢?”
“700法郎。”
“免談。”
畢加索離開了拉菲特街，回到蒙馬特爾山上。
當天晚上，由於沒有任何東西可吃，他突然後悔自己不該那麼固執。次日，他到了薩高特的店鋪。
“改變主意了?”
“我沒有別的選擇。”
“太好了!”畫商驚呼道。他張開雙臂，擁抱住窘迫不堪地站在他面前的偉大藝術家。
“您的所有畫，我全部要了。500法郎……”
“700法郎!”
“為什麼是700法郎呢?”
“可您昨天……”
“然而，那是昨天啊!”
畢加索憤怒地離開了薩高特的店鋪。
忍飢挨餓過了一夜之後，次日，他又回到了前一天離開的店鋪。
薩高特神氣十足地說道：“今天，我的情緒不錯。”
“什麼意思?”畢加索盯著他的眼睛問。
“也就是說，一共300法郎。”
偉大的繪畫藝術家不再同他爭論了，他認輸了。
畢加索也常同昔日的摔跤運動員、曾經狠宰過鬱特里羅的蘇里埃共事。蘇里埃的店舖位於梅德拉諾雜技場對面。蘇里埃老爹以前是個酒鬼，後來經營起了舊貨買賣，專門從事舊床和舊床墊買賣業務。他成為畫商，開始於與畫家們的交換：他賣給他們畫布，沒有錢時，他們付給他顏料或素描畫。然後，他把如此得來的雷諾阿、勞特累克以及杜飛的繪畫作品直接擺在人行道上出售。
蘇里埃對待這些世界級的著名畫家同對待一般顧客毫無兩樣，不擇手段地還價，完全不信任他們。一天，他到畢加索畫室訂貨，帶來一束鮮花，第二天就要貨。因為他已經答應了顧客，但沒有庫存。
“請您畫一幅吧!”畫商懇求道，“這對您來說只是舉手之勞，輕而易舉之事。”
“我沒有白顏料。”
“您需要白顏料有什麼用呢?”
“您不能預付一些錢，讓我買點兒白顏料嗎?”
“請您忘記白顏料吧!那太俗氣了!”
畢加索為他畫了一束花。第二天，那幅畫還未晾乾，蘇里埃就匆匆忙忙取走了。他付給畢加索20法郎，這是特殊價。因為蘇里埃已經同意次日交給顧客貨，屬於急活兒。通常，無論哪位提出要求，他一律只付3法郎的顏料費。畢加索也不比別人運氣更壞。有一天，正是在蘇里埃老爹處花5法郎買到杜瓦尼埃·盧梭的一幅作品——M夫人的肖像。當時，那幅畫被隨意地扔在人行道上，畢加索在畫商饞涎欲滴的目光注視下仔細地端詳著那幅畫。 “買了這幅女人肖像吧，她能給您帶來好運!”
見畢加索一時下不了決心，畫商鼓動他說：
“100生丁給您!怎麼樣?您拿回去，可以在上面畫別的。因為它尺寸大，如果您在上面給我畫一束花，我以同樣的價格向您買過來!”
畢加索買了那幅畫，他沒有覆蓋它，而是把畫保留了下來。
畢加索遇見的真正畫商是一位女商人——貝爾特·韋伊，同她共事的畫家們稱呼她“了不起的女人”。她是一位視力很差、個頭兒矮小的女子，常拿放大鏡當眼鏡用。她生活並不寬裕，賣畫的利潤很低。她吃住均在位於維克多-馬塞街的畫廊：一個十分簡陋的小舖子，裡面橫七豎八地拉著許多繩子，用衣服夾子夾著許多名家之作：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國畫家，野獸派代表人物。 、德朗、杜飛、鬱特里羅、凡·東根。不久，又增加了瑪麗·洛朗森、畢卡比亞、梅景琪、格萊茲以及畢加索的作品。由於酷愛藝術，貝爾特·韋伊在弘揚現代藝術方面作出了幾乎與沃拉爾德、保爾·紀堯姆、羅森伯格以及卡恩維萊同等重大的貢獻。她對畢加索的幫助極大。她通過馬尼亞克，購買了畢加索的大部分勞特累克時期的作品。中間人走後，她還購買過他的幾幅水粉畫，然而，僅僅幾幅。
假如她讓弗朗西斯·卡爾科看的賬目是真實的話，其中記錄著她是用怎樣的價格購買名人的一幅作品的：鬱特里羅，10法郎；杜飛，30法郎；馬蒂斯，60法郎；勞特累克，600法郎。畢加索作品的平均標價為30～50法郎。她將收購的畫賣給一些比較富有的業餘愛好者，例如：收藏家安德烈·勒韋爾、馬塞爾·桑巴特以及奧利維爾·杉塞爾。雷蒙·普安卡雷Raymond Poincare(1860—1934)，法國政治家、律師、演說家，1913—1920年任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到愛麗舍宮執政之後，奧利維爾·杉塞爾擔任了總統府的秘書長。貝爾特·韋伊這位精力充沛、始終不渝地忠實於畫家的小個子女人，就是這樣使蒙馬特爾山狹小範圍之外的天下人了解了畢加索及其夥伴們的。
貝爾特·韋伊屬於那種說一不二、獨斷專行、態度生硬的人。 1917年的一天，巴黎第九區警察分局的警長嚐到了她的苦頭。那一天，貝爾特·韋伊在泰布特街的一家畫廊首次舉辦莫迪利阿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畫家，1906年到達巴黎。其作品以裸體為主。畫展，她要求布萊斯·桑特拉斯為請柬寫一首詩，並配上意大利畫家的一幅素描畫。她將此請柬發給了業餘愛好者。
畫展開幕的當天晚上，參觀者云集，室內與室外人一樣多，到處都熙熙攘攘。一側(室內)是藝術的業餘愛好者，另一側(室外)是看到櫥窗裡的裸體畫像驚訝不已的過路人。他們叫來一名警察。警察報告了警長。警察下令撤除展覽會上的裸體畫。貝爾特·韋伊拒絕執行其命令，於是她被傳喚去警察局。在赴警察局的沿途，她遭受到腳登靴子的男士及頭戴小帽的婦女們的嘲笑與咒罵。
憤怒到了極點的警察局長吼道：
“我命令你把所有那些垃圾摘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是裸體!……”
警察局長調整了一下情緒，用由於氣憤而變得嘶啞的嗓門回答說：
“這些裸體……裸體!”
貝爾特·韋伊被迫關閉了畫展。為了幫助生活極其貧困的莫迪利阿尼，她買了他的五幅畫。就像在畢加索來巴黎初期處於困難時期，儘管她對畫家藍色時期的作品持懷疑態度，還是全力支持他一樣，現在她堅持不懈地支持莫迪利阿尼，不屈不撓地為他辯護。因為畢加索富裕起來了，而莫迪利阿尼卻仍然處於貧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