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休因法官告訴我，在提到人或事的時候用“純正”這個詞，已不再時興了。他說，這種時興早在許多年前就壽終正寢了。當時，一位作家在一篇德語文章中“因為一篇英語評論而產生了一個有趣的錯誤。這篇英語評論的作者為了將喬治·克魯辛格和羅伯特·克魯辛格區別開來，便稱前者確實'純正'。這個德國人不理解這個暗示，很嚴肅地告訴他的讀者：喬治·克魯辛格是個筆名，他的真名是'西蒙·皮尤爾'【這裡的“純正”一詞，原文使用的是simon-pure。這個詞源自於蘇珊娜·桑特利維爾（1669-1723）的劇作《妻子的果斷措施》中的一個角色的名字，所以才有這樣的誤會。】。”
這一事件是亨利·B·惠特利在《文學的失誤》中發布的。這是一本十分迷人的書，不過其中使我更有興味的一篇，記錄的是弗雷德里克·桑德斯在他的那本《一些著名圖書的故事》所產生的古怪錯誤。在桑德斯這本書的第169頁，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信息：“在早期美洲游吟詩人當中，我們可以舉達納為例。他的富有想像力的詩篇《罪犯小仙子》（如此充盈著詩歌之美），是一篇哈得遜高地的神話故事。這首詩的起因可以追踪到與小說家庫珀、詩人菲茨格林·哈勒克的一次談話。哈勒克談到蘇格蘭的河流及其相關的傳說，堅持認為美國河流不容易像詩歌那樣處理。達納的想法則有所不同，並在三天之後拿出了這樣一首優秀的詩作，以支持自己的立場。”
沒準桑德斯寫的是德雷克，因為寫這首《罪犯小仙子》的人是詹姆斯·羅德曼·德雷克。或許是手民之誤，才把這首詩歸到了達納名下。也有可能是桑德斯先生的字跡太清晰了，以至於印刷工對他的手稿粗心大意。
惠特利說：“作家們當中有一種頗受歡迎的觀點，那就是：字跡清晰是不明智的。梅納格是發表這一觀點的第一人。他寫道：'如果你希望在你出版的作品中沒有錯誤出現，就不要把書寫工整的副本給印刷工。那樣的話，你的手稿就會被交給年輕的學徒，他準會弄得錯誤百出。然而，要是讓它讀起來很困難的話，他們就會把手稿交給老師傅去處理。'”
我曾經從印刷品上讀到過的最令人悲傷的錯誤，就是著名收藏家、文學家約翰·佩恩·柯里爾【柯里爾（1789-1883），英國莎士比亞研究專家。其姓氏Collier和“煤礦工人”一詞完全一樣，所以才有後面的誤會。 】下葬的時候。在1883年9月21日倫敦的報紙上，它是這樣報導的：“最近去世的約翰·佩恩·柯里爾的遺體已經於昨天在臨近梅登赫德的布雷墓地安葬，有許多觀眾出席了葬禮。”於是，《每日東部新聞》發布了下面這樣明顯曲解的消息：“布雷煤礦的災難。新近去世的礦工約翰·佩恩的遺體昨天下午在布雷墓地安葬，許多朋友和觀眾出席了葬禮。”
對於錯誤的抱怨，愛書人和藏書家相去甚遠。因錯誤而使得書反而更珍貴的事情並不罕見。誰會在乎佩恩的賀拉斯那些微不足道的錯誤呢？真正的初版霍桑的是通過序言中的印刷錯漏來判斷的。 1716年在愛爾蘭印刷的初版《英文聖經》是收藏家夢寐以求的玩意兒，究其原因，不過是因為裡面有個小小的錯誤。以賽亞吩咐我們“不要再犯罪”，然而貝爾法斯特的印刷工竟鬼使神差地把字母掉了個個兒，十分英明地把這條訓誡弄成了“更多地犯罪”。
有一本所謂的《邪版聖經》，也是我們極難見到的一本書，因此也就奇貨可居，一面難求。它印刷於查理一世時期，之所以臭名昭彰，是因為它在第七戒中漏掉了一個副詞“不”。印刷工們為了這個過錯而被罰了一大筆款。現在存世的《邪版聖經》【這本《邪版聖經》出版於1631年，將摩西十戒中的第七戒“你們不要姦淫”誤作“你們要姦淫”。這一錯誤激怒了國王查理一世，於是下令全部銷毀，因此現在存世的極其罕見。 】，已經知道的只有六本。已故的詹姆斯·倫諾克斯曾經一度藏有過兩本。亨利·史蒂文斯在他饒有趣味的自傳中告訴我們，他曾花了五十幾尼在巴黎淘到過一本，真是撿了個大便宜。
拉伯雷的印刷工則因為把“穹隆”錯弄成了“靈魂”，而把我們這位尖酸刻薄的博士拉進了深水溝。索邦神學院【索邦神學院，即巴黎大學的前身。 】理事會將問題提交到弗朗西斯一世，並要求以異端的罪名起訴拉伯雷。國王拒絕這麼幹，拉伯雷接著就毫不猶豫地指責索邦神學院理事會，僅憑印刷工的錯誤就濫加指控，弄得理事會很是頭痛。
從前，格拉斯哥的福利斯印刷公司決定要印行一套完美的賀拉斯，於是就將校對頁掛到大學的校門上，懸賞捉拿每一個錯誤。
雖然有了這樣的防範措施，但這個版本最後出版時還是有六處未修訂的錯誤。迪斯雷利說，所謂的《珍版聖經》，竟有六千個印刷錯誤！ 1507年斯特拉斯堡出版的米蘭杜拉的皮庫斯的作品，給出的勘誤表佔滿了十五個對開頁。更糟糕的情況還是《米塞斯·米薩爾斯·安納托米婭》（1561），一本一百七十二頁的小書，其中有十五頁專門用來勘誤。此書的作者因為這一長串的錯誤而深感委屈，於是作了一次公開說明，說這一結果完全是因為魔鬼親自把他的手稿偷去了，篡改了，然後，竟然還強迫印刷工讀錯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