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生個孩子可不那麼簡單。
我說這裡頭包含著一定的諷刺意味：有些人在他們性生活的最初幾年把全副精力都花在如何避孕上面（在我剛剛開始的時候，避孕套還正時興），後來卻又完全改變主意，不是不要孩子，而是像著了魔似的一心想要孩子。
是的，確實會變得像著了魔一樣。而且這還會破壞婚後幸福生活最美妙的一面——使之失去了那一片率真和渾樸。我是說，那就得把自己的念頭加以調節（“調節”這個倒霉的詞兒總叫人聯想到機器）——就得把魚水之歡的念頭調節到使之合乎各種規定、日程安排、以至戰略部署（“奧爾，改在明天早晨是不是更好？”）。這，也就會引起苦惱、厭煩，最終造成恐怖。
當你發現你的皮毛知識以及你自以為既正規又衛生的種種努力在傳宗接代問題上不見效時，你腦海中就會出現極度可怕的胡思亂想。
詹尼和我終於決定請專家診斷一下。在第一次談話中，莫蒂默·謝潑德醫生對我說：“奧利弗，我相信你懂得，'不能生育'與'丈夫氣概'是兩碼事。”
“他懂的，大夫，”詹尼代我回答。雖然我從未提起過，但詹尼心裡明白，萬一我們不能生育——哪怕只是可能不育——那對我將是毀滅性的打擊。她的語氣不是還隱約流露出一種祈求的意味嗎？如果查出機能不全的現象，她但願問題出在她自己的身上。
不過醫生並不知道這些，他只是把道理原原本本向我們解釋清楚，讓我們作好萬一的準備，然後又說，很可能我們倆都沒有問題，不久便能成為令人羨慕的父母。當然，我們倆都得接受一系列的檢查。整套體檢，一應俱全。 （我也不想把這類全面檢查一個個項目的可藉名稱再在這裡說一遍。）
星期一我們做了檢查。詹尼是白天去的，我是下了班去的（我已經在法律界幹得非常投入，忙得不可開交）。謝潑德醫生打電話通知詹尼星期五再去一趟，說是他的護士出了點差錯，有幾個項目他要重新檢查一下。詹尼把複查的事告訴我時，我就懷疑醫生已經發現她……機能不全。我想她也懷疑到了這一層。所謂護士出了差錯云云，完全是老一套的托詞。
當謝潑德醫生打電話到喬納斯與馬什事務所來找我時，我幾乎已經可以肯定了。他要我下班回家時順便到他的診所去一下。一聽這不是三邊談話（“今天早些時候我跟巴雷特太太談過了，”他說），我就確信無疑了。詹尼不可能有孩子了。雖然如此，奧利弗，先還是不要把話說得太死；記得謝潑德提到過好像有矯正手術之類的辦法。但我心裡亂得要命，要這樣硬捱到五點鐘可不是辦法。我回了個電話給謝潑德，問能不能讓我下午早些去找他。他說可以。
“你弄清楚我們的事責任在誰了嗎？”我見面劈頭就問。
“用'責任'兩字實在不妥當，奧利弗，”他回答。
“好吧，那麼你可知道我們倆中間是誰的功能有問題？”
“知道。是詹尼。”
對此我多少有一點思想準備，但醫生說這話時斬釘截鐵的口氣仍然使我震驚。他不再說什麼，我想他大概是要我表個態。
“好吧，那麼我們就領養孩子。我看，只要我們相親相愛就好，你說對嗎？”
這時他才告訴我實情。
“奧利弗，問題比這要嚴重得多。詹厄已經病得很重了。”
“'病得很重'？請你講明確一點好不好？”
“她已經為日無多了。”
“這不可能吧，”我說。
我就巴不得醫生對我說這是他跟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奧利弗，這是真的，”他說。 “很抱歉，我不得不把這個消息告訴你。”
我認定他準是出了什麼差錯——可能他那個白痴一樣的護士又拆了爛污，把別人的X光底片或者什麼檢查報告拿給他了。可是他懷著最大的同情回答說，詹尼的血樣已經重複驗過三次。診斷上絕對沒有問題。當然，他恐怕還得介紹我們——我——詹尼——去請教一位血液病專家。依他看，倒不妨……
我揮揮手打斷了他的話頭。我需要安靜一會兒。一定要安靜下來理一理那一團亂麻。這時我猛然想起一件事來。
“大夫，你對詹尼是怎麼說的？”
“我說你們倆都沒有問題。”
“她相信嗎？”
“我想該相信吧。”
“咱們該什麼時候告訴她呢？”
“到了這一步，可就要你拿主意了。”
要我拿主意！天哪，到了這一步，我都快喘不過氣來了！
醫生解釋道，對於詹尼這種類型的白血病，現有的種種治療手段都純粹是姑息性的——可能起一點緩和、抑制的作用，但治不了病。所以，到了這一步，主意就要我來拿了。治療的事暫緩開始倒也無妨。
但在那個時候，我腦子裡其實只有一個念頭：要命！要命！碰到了這樣的倒霉事兒！
“她才二十四歲呀！”我告訴醫生，當時我想必是大喊大叫的。他點點頭，絲毫沒有不耐煩的樣子。詹尼的年齡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也明白這對我是多大的痛苦。後來我意識到總不能老是這樣在醫生的診所裡發呆。我就問他，該怎麼辦。就是說，我應該怎麼辦。他要我舉止言行盡可能保持常態，能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我謝過他以後就走了。
要保持常態！要保持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