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爾納時期保存下一本已經磨損了的相冊。這是爸爸，他的哥哥大衛，二人都在上學，神情都很嚴肅，蒼白，尖頂帽下露出他們的兩隻大耳朵，二人都身穿西裝，繫著領帶，襯衣領子筆挺。這是亞歷山大爺爺，開始有點謝頂，鬍鬚濃密，裝束整齊，樣子有點像沙皇時代的一個小外交官。這是一些集體照，也許是畢業班。畢業的是爸爸還是大衛伯伯已難以知曉，他們的臉很是模糊。男孩子戴著帽子，女孩子戴著扁圓的貝雷帽。多數女孩都是一頭黑髮，一些露出蒙娜麗莎似的微笑，那微笑了解你極想知道的東西，但你不會知道，因為它注定不是對你的。那麼是對誰的呢?幾乎確定，這些集體照中的年輕人實際上都被剝光衣服，被迫奔跑，遭到鞭打，被惡犬追逐，挨餓受凍，進了波那森林大坑。除我爸爸之外，他們當中還有誰倖存?我對著強光細看集體照，試圖在他們臉上看出點什麼：某些狡猾或者果敢，某種內在的堅韌，這堅韌或許使第二排左邊的男孩猜測出等待他的將會是什麼，不相信所有安慰性話語，在時猶未晚之時爬到隔離區下面的陰溝裡，參加了森林游擊隊。不然就是，中間那個漂亮女孩怎麼樣了，她顯得聰明而玩世不恭，不是我之所愛，不能欺騙我，我雖然比較年輕，但我已經什麼都懂了，我甚至知道你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大概她倖存下來了?她是逃出來參加魯德尼克森林中的游擊隊了嗎?她是由於外表像雅利安人，設法藏到隔離區外面的一個區了嗎?她躲進修道院了嗎?不然就是在時猶未晚之際設法躲開德國人及其立陶宛親信，溜到了俄國境內?不然就是她在時猶未晚之際移民到了巴勒斯坦，過沉默寡言的拓荒者生活，一直活到七十六歲——在耶茲里爾峽谷的一個基布茲管理蜂箱或者雞舍?這是我年輕的爸爸，長得很像我的兒子丹尼愛拉(中名是耶胡達·阿里耶，和爸爸名字一樣)，像得令人毛骨悚然，十七歲，又瘦又高，像根玉米棒子，打著蝶形領結，純真的雙眼透過圓圓的鏡片在看著我，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驕傲，一個聊天大王，然而非常靦腆，這並不矛盾，黑油油的頭髮整齊地梳到腦後，臉上露出一種欣喜的樂觀：朋友，千萬別著急，一切都會好的，我們會戰勝一切，把一切置之度外，不管發生什麼，也沒關係，一切都會好的。照片中的爸爸比我兒子年輕。如果可能，我會走進照片，向他和他快樂的朋友發出警告。我會試圖向他們解釋將會發生什麼。幾乎可以肯定，他們不會相信我說的話，是不是在取笑我們呢?這又是我的爸爸，一副參加舞會的打扮，頭戴裘皮無檐帽，一頂俄式帽子，在劃一隻小船，兩個女孩子沖他微笑，有些賣弄風情。這張他穿的是有點滑稽可笑的燈籠褲，露著襪子，一個頭髮中分的女孩微笑著從身後擁抱他。女孩正要把一封信投進標有“郵政服務”字樣(照片中的字跡清清楚楚)的信箱。這封信是寄給誰的?收信人怎麼樣了?照片裡另一個女孩，那個身穿條紋長裙，胳膊上挎著黑色小手包，穿白鞋白襪的女孩又將命運如何? 照片拍過之後，女孩子還有多長時間能繼續微笑?這是我的爸爸，也在微笑，突然令人想起那個在年幼時被母親打扮成的小姑娘，與之在一起的還有五個男孩，四個女孩。他們在森林裡，但是卻穿著他們在城裡穿的最好衣服。然而男孩子脫掉了外衣，穿著襯衣打著領帶，站在那裡，擺出既勇敢又孩子氣的姿勢向命運挑戰，或者是向女孩子們挑戰。在照片裡，他們用人搭成一座小型金字塔，兩個男孩肩扛著一個胖女孩，第三個男孩親熱地舉著她的大腿，另兩個姑娘仰頭看著，開懷大笑。朗朗天空，連同河橋上的欄杆也顯得非常歡快。只有周圍的森林沒有笑，它密密層層，威嚴，黑漆漆的，從照片這頭延伸到照片那頭，大概還會延伸。維爾納附近的森林，魯德尼克森林? 還是波那森林?不然就是波皮舒克或奧爾凱尼基森林，我爸爸的爺爺耶胡達·萊夫·克勞斯納喜歡坐在他的馬車上穿過奧爾凱尼基森林，在一片漆黑甚至大雨滂沱風雨交加的夜晚，也信賴他的駿馬、強壯的臂膀和好運。爺爺在精神上嚮往著經歷兩千年不幸、正在重建的阿里茨以色列。他思念加利利、沙龍平原、吉拉德、吉爾伯阿山谷，思念撒瑪利亞山、以東山脈，“奔流，約旦河水在奔流，你波濤洶湧”。他為猶太民族基金會捐款，給猶太復國主義者支付謝克爾，熱切地閱讀點點滴滴的阿里茲以色列信息，為傑伯廷斯基的演講如醉如痴。傑伯廷斯基有時經過猶太人居住的維爾納，聚集起熱情的聽眾。爺爺一向全力以赴地支持傑伯廷斯基那妄自尊大毫不退讓的民族主義政治，認為他是軍事復國主義者。然而，即使維爾納大地的火舌快燒到他和家人腳下時，他還是傾向於——也許是施羅密特奶奶使之傾向於——到某地尋找不像巴勒斯坦那麼亞洲化、比總是暗無天日的維爾納略微歐洲化的新家園。 1930年到1932年，克勞斯納想移民法國、瑞士、美國(儘管是紅色印第安人)、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英國。但這些國家無人願意接納他們，他們的猶太人已經夠多了。 (“一個都多。”加拿大和瑞士的部長們那時說，其他國家嘴上不說但也這麼辦。)約在德國納粹執政前的十八個月，我那位猶太復國主義爺爺竟然無可救藥地對維爾納的反猶主義視而不見，甚至申請德國國籍。讓我們幸運的是，德國也拒絕接受他。這就是他們，這些滿懷熱情的親歐派人士，能講如此多的歐洲語言，吟誦歐洲詩歌，堅信歐洲道德水準至高無上，欣賞歐洲的芭蕾和歌劇，培育著歐洲傳統，夢想著它實現後民族主義後統一，仰慕它的行為舉止、衣著和時尚，自猶太啟蒙以來無條件無拘無束地熱愛它熱愛了幾十年，盡人之最大努力以取悅它，以各種方式為它做出各種貢獻，成為它的一個組成部分，用狂熱的取悅打破它的冷漠與敵視，與之交友，使自己得到它的歡心，為它所接受，為它所擁有，為它所愛……
因此在1933年施羅密特和亞歷山大·克勞斯納，那兩位已對歐洲失望了的戀人，與他們剛剛完成波蘭文學和世界文學學士學位的幼子耶胡達·阿里耶興味索然，幾乎是不太情願地移民到亞洲化的亞洲，移民到爺爺年輕時代寫下的感傷詩歌中一直嚮往的耶路撒冷。他們從的里雅斯特乘坐“意大利號”輪船去往海法，途中和船長合影，船長的名字寫在照片旁邊，他叫本尼阿米諾·烏姆伯托·斯坦德勒。千真萬確。在海法港，留下了這樣一個家族傳說。英國託管時期的一個穿著白大褂的醫生或者是衛生官員正等待著他們，往所有乘客身上噴灑消毒水。當輪到亞歷山大爺爺時，就有了我們的故事。他非常生氣，從醫生手裡抓過噴頭把醫生噴了個透，好像在說，誰要是在這裡膽敢對待我們像在大流散中那樣，就這麼對付他。兩千年了，我們默默地忍受一切，但是這裡，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我們決不能默默忍受新的流亡，我們的尊嚴不能遭到踐踏——或者是消毒。
他們的長子大衛，那位忠誠而勤懇的親歐人士留在了維爾納。在那裡，起先，儘管身為猶太人，他還是在大學裡得到教授文學的職位。他無疑一心追尋約瑟夫伯伯那值得稱道的生涯，如同我爸爸終生所追尋的那樣。在維爾納，他會娶一個名叫瑪爾卡的年輕姑娘，在那裡，1938年，他的兒子丹尼愛拉會出生。我從來沒有見過這個比我大一歲半的孩子，也未能找到他一張照片。只有一些明信片和瑪爾卡(瑪西亞)伯母用波蘭語寫的幾封來信。 “1939年2月10日：第一個夜晚，丹努什從晚上九點睡到早上六點。他夜裡睡覺沒有問題。白天，他睜著眼睛躺在那裡，胳膊和腿的姿勢不變。他有時候會叫……”小丹尼愛拉·克勞斯納不會活到三歲。很快他們會來把他殺死，以使歐洲免遭他的破壞，以便提前避免希特勒“夢魘般的幻覺：令人憎惡、兩腿向外彎曲的猶太雜種引誘成百上千的姑娘……黑頭髮的猶太青年臉上掛著撒旦似的笑，埋伏在那裡，等待沒有提防的姑娘，用他的血來玷污她……猶太人的最終目的是要消除國籍……通過使其他民族退化不純，降低最高人種水平……怀揣毀滅白種人的秘密目的……倘若將五千名猶太人運往瑞典，他們會在極短時間裡佔據所有的重要位置……毒化所有人種、國際化的猶太人。”但是大衛伯伯卻想得不一樣。他對諸如此類的痛恨觀點鄙夷不屑，對莊嚴的高大教堂拱頂下迴盪著的反猶聲浪，或殘酷危險的新教徒反猶主義，德國種族主義，奧地利的蓄意謀殺，波蘭對猶太人的痛恨，立陶宛、匈牙利或法國的殘酷，烏克蘭、羅馬尼亞、俄國和克羅地亞熱衷於集體屠殺，比利時、荷蘭、英國、愛爾蘭和斯堪的納維亞不信任猶太人，一概不予計較。凡此種種，在他看來乃野蠻愚昧時代的朦朧遺風，昨日殘餘，氣數將盡。作為比較文學教授，歐洲文學對他來說是一個精神家園。他未曾意識到，為什麼應該離開自己的居住國，移居到西亞，一個奇異生疏之地，以便讓愚昧的反猶主義和心胸狹隘的民族主義暴徒心花怒放。因此他堅守崗位，揮動進步、文化、藝術和未開拓領域的精神旗幟，直至納粹來到維爾納。熱愛文化的猶太人、知識分子和世界主義者不符合他們的口味，於是乎他們就殺害了大衛、瑪爾卡和我的小堂兄暱稱為丹努什或丹努什可的丹尼愛拉。在日期為1940年的倒數第二封來信中，丹努什的父母寫道：“他最近已經開始走路了……他記憶力驚人。”大衛伯伯把自己當作時代的產物，一位卓爾不群、自如運用多種文化多種語言、富於啟迪的歐洲人，一位明白無誤的現代人。他蔑視偏見和民族仇恨，他決意永不向缺乏文化素養的民族主義者、沙文主義者、蠱惑民心的政客和愚昧無知的為偏見所左右的反猶主義者屈服，這些人用粗嘎之音保證“讓猶太人去死”，從牆上向他狂吠：“猶太佬，滾回巴勒斯坦去!”去巴勒斯坦? 絕對不行。他這種類型的人不會攜帶年輕的新娘和幼子，臨陣脫逃，躲到飽嚐乾旱侵襲的某個黎凡特省份，遠離喧鬧的烏合之眾所發動的暴力，在黎凡特，幾個孤注一擲的猶太人試圖親手建立起一個種族隔離主義者的武裝國家，富有反諷意味的是，他們顯然從他們的敵人那裡學到了最壞的東西。不，大衛伯伯絕對待在維爾納，堅守崗位，待在富有理性、心胸豁達、寬容而自由的歐洲啟蒙運動中最重要的前沿戰壕之一，而現在那裡又在為生存而戰，抗擊欲將其吞沒的野蠻狂潮的威脅。他需要站在這裡，因為他別無所能。直至最後。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