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敬仰阿格農先生，我該怎麼說呢，彷彿總是踮著腳尖。就連她坐在那裡時，她似乎也是坐在腳尖上。阿格農本人幾乎不和她說話，他似乎只和我爸爸講話，但當他和我爸爸講話時，目光似乎在母親的臉上停留片刻。奇怪的是，在罕見幾次和媽媽說話時，他的眼睛似乎在迴避她，轉而看我，要么就是看著窗子，要么當時情形並非如此，只是以這種方式鐫刻在我的想像裡。活生生的記憶，像水中漣漪，抑或像瞪羚跳躍前皮膚在緊張地抖動，這活生生的記憶突如其來，在瞬間以幾種節奏或幾個焦點在顫動，而後凝固起來，化作記憶之記憶。 1965年春天，我的第一本書《胡狼嗥叫的地方》問世，我戰戰兢兢送給阿格農先生一本，並在扉頁上簽名。阿格農給我寫了封措辭優美的回信，談了些我的書：“你就你作品寫給我的話，使我想起你已經謝世的令堂。記得她曾在十五六年前從令尊大人那裡給我拿來一本書。你大概和她一同前來。她站在門口的台階上，說話不多。
但是她的臉龐優雅聖潔，多日在我眼前揮之不去。阿格農謹上。 ”我爸爸按照阿格農要求，在他撰寫《包羅萬象的城市》時，把波蘭文百科全書中的《布克扎克茲》一文翻譯過來。當他把阿格農界定為“大流散作家”時，會扭動雙唇。他的故事缺乏羽翼，爸爸說，缺乏悲劇深度，甚至沒有健康的笑，有的只是連珠妙語和嘲笑挖苦，倘若他時而有些優美的描繪，但並不就此輟筆休憩，直至將其湮沒在冗長的插科打諢和加利西亞人的機智中。在我看來，爸爸把阿格農的小說視為意第緒語文學的一部分。他並不喜歡意第緒語文學。由於他具備立陶宛人理性至上的天性，故而憎恨魔法、超自然和汪洋恣肆的感情主義、任何披上朦朧的浪漫主義或者神秘主義外衣的東西，以及蓄意令感覺混亂並剝奪知性的東西。直到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的品位才發生變化。應該承認，就像我奶奶施羅密特的死亡證明將一個死於潔癖的人記載為死於心髒病，我爸爸的簡歷上因而只聲明他最後致力於研究佩雷茨一部不為世人所知的手稿。這些是事實。真實情況是什麼我不得而知，因為我幾乎沒有和爸爸講過真實情況。他幾乎沒有對我說過他的童年，他的愛情，一般意義上的愛情，他的父母，他哥哥的死，他自己的疾病，他的痛苦，或者一般意義上的痛苦。我們甚至從來沒有談過母親的死。一個字也沒談過。我也沒有讓他好過，我從來不想發起可能會導致終極啟示問題的談話。倘若我開始在此寫下我們——爸爸和我，沒有談及的所有事情，我能夠填滿兩本書。爸爸留給我許多工作要做，我依然在做。
媽媽通常這樣說阿格農：“那個人見多識廣。”有一次她說：“他為人也許不是很好，但至少明辨是非，他也知道我們沒有太多的選擇。”她幾乎每逢冬天都一遍又一遍地讀《鎖柄》集中的短篇小說。或許在裡面她找到了共鳴，看見自己的憂傷和孤獨。我有時也會重讀《她在盛年之際》開頭貝特民茨的綈爾扎·瑪扎拉說過的話：母親在盛年之際去世。母親三十歲那年離開了人間。母親在世間時日不多且痛苦。她終日坐在家裡，大門不出……寂靜籠罩著我們不幸的家；家門從來不向生人打開。母親躺在床上，說話不多。這些話與阿格農在給我的信中談到我媽媽的話基本相同：“她站在門口的台階上，說話不多。”我自己呢，許多年後當我寫題為《誰來了》的文章時，我總是想著阿格農《她在盛年之際》開篇中明顯贅述的句子：她終日坐在家裡，大門不出”。我母親並非終日坐在家裡，她出去的時候不少。然而她在世間時日也不多而痛苦。“世間時日”？有時我在這些話中聽到我母親人生的二重性，綈爾扎母、利亞人生的二重性，以及貝特民茨的綈爾扎·瑪扎拉人生的二重性。彷彿她們也在牆上投下了不止一個影子。
多年後，基布茲胡爾達的學校需要一位文學老師，因此委員會派我到大學學文學。我鼓足勇氣，按響阿格農家的門鈴。 （或者用阿格農的話說：我提著自己的心去見他。”）“可是阿格農不在家。 ”阿格農夫人彬彬有禮而氣呼呼地說，她答复前來搶劫她丈夫寶貴時間的一群群強盜土匪時，採用的都是這種方式。阿格農女主人並沒有騙我，阿格農先生的確沒在家裡，他在外面，在屋後的花園裡，他突然出現了，穿著拖鞋和一件無袖無領無扣的套頭衫，向我打招呼，接著滿懷疑惑地詢問，可先生你是誰呢？我報上名字和父母名字，就在那裡，站在他家門階旁。（阿格農夫人沒說一句話就走進了屋裡。）阿格農先生記得幾年前耶路撒冷的風言風語，他把一隻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你不就是那個孩子，他可憐的媽媽棄他而去，他和爸爸又相處不好，離家到基布茲生活了嗎？你不就是那個經常挑蛋糕裡的葡萄乾，在這裡遭到父母申斥的孩子嗎？（我不記得這些，也不相信他說的挑葡萄乾這回事，但我選擇了不反駁他。）阿格農先生請我進屋，問了一會兒我在基布茲裡做什麼，我的讀書情況（現在大學裡讀我的什麼東西？你喜歡我哪一本書？），還打聽我和誰結婚了，我夫人的家庭背景。當我告訴他從她爸爸那邊算，她是十七世紀《塔木德》學者和喀巴拉學者以賽亞·霍洛維茨
的後裔時，他眼睛一亮，給我講了兩三個故事，與此同時，他已經不太耐煩，顯然是想辦法把我給打發了。但我鼓足勇氣，告訴他我的問題所在，儘管我踮著腳尖坐在那裡，與母親以前的所為如出一轍。我之所以來，是因為格爾紹恩·謝克德教授讓他學希伯來文學的一年級學生比較布倫納和阿格農以海法為背景的短篇小說。
我讀過了短篇小說，還讀了我在圖書館所能找到的關於描寫他們在第二次阿里亞時期在雅法的友誼，我感到非常震驚，這兩個如此不同的人怎麼竟然成了朋友。約瑟夫·海姆·布倫納是個俄國猶太人，痛苦、情緒不穩、體格粗壯、馬馬虎虎、暴躁易怒，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在熱情與絕望、憐憫與暴怒之間不斷地搖擺。他那時已經在現代希伯來文學領域佔據了中心位置，也在拓荒者運動中舉足輕重，而阿格農那時不過是靦腆的加利西亞小伙子，比布倫納小幾歲，差不多仍是個文學新人，一個由拓荒者轉換成的文書，一個文雅而敏銳的《塔木德》學生，穿著整潔，一個非常小心翼翼的嚴謹作家，身材瘦削，富於夢幻並好挖苦人的年輕人。究竟什麼使二人在第二代阿里亞時期相互吸引，關係那麼密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他們幾乎像一對戀人?而今，我覺得我可以猜出其中的某些奧妙，但是在阿格農家裡的那一天，我是那麼純真，我向主人講述了自己的作業，純真地打聽，他是否能告訴我他和布倫納走得近的秘密。阿格農先生皺起雙眉，看著我，或者說仔細地察看了我一陣子，目光斜視，表情愉快，面帶微笑。那種微笑——我後來懂了——是撲蝶者在覬覦著一隻可愛的小蝴蝶。他審視我之後說：“我和約瑟夫·海姆·布倫納，願上帝為他復仇，在那年月關係密切，基於一種共同的愛。”我豎起耳朵，相信自己就要聽到一個將要終止所有秘密的秘密，我就要了解某種刺激而瞞得嚴嚴實實的愛情故事，我可以將其寫成一篇轟動性的文章，讓我這個無名小卒一舉在希伯來文學研究領域成名。
“你們都愛的是誰?”我問，懷著年輕人的純真，心怦怦直跳。 “這可得嚴守秘密。”阿格農先生微笑了，不是朝我微笑，而是朝自己微笑，微笑時幾乎朝自己擠眼，“對，嚴守秘密，要是你發誓不會告訴任何人，我只透露給你。”我激動得說不出話，我多蠢啊，一個勁兒向他做口頭保證。 “那好，你知我知，我可以告訴你我們住在雅法時，約瑟夫·海姆·布倫納和我都瘋狂地愛上了施穆埃爾·約瑟夫·阿格農。”
沒錯，阿格農自嘲性的諷刺令其苦惱，也令他單純的拜訪者，一個前來拉阿格農袖子的人苦惱。儘管也有些微真實隱藏於斯，仍然朦朧暗示出一個秘密：一個外表強壯感情充沛的人為一個外表纖弱的年輕人深深吸引，而一個文質彬彬的加利西亞年輕人也依戀令人敬重的一個暴躁易怒的人，後者可以將其置於父親般的羽翼下，或者給他提供一副兄長的肩膀。然而，將阿格農和布倫納的短篇小說聯繫在一起的不是某種共同愛，而是某種共同恨。所有虛假的，修辭上的，或者是第二次阿里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結束的移民浪潮)世界裡的妄自尊大所造成的浮誇，猶太復國主義現實中所有不真實或是自命不凡的東西，在那一時代猶太生活中所有舒適安逸的，佯裝聖潔的中產階級的自我放縱，均遭到阿格農和布倫納同樣的憎恨。布倫納在創作中用憤怒的錘子將所有這一切打得粉碎，而阿格農用辛辣尖刻的諷刺將謊言與偽裝戳穿，釋放了使之膨脹的惡臭。誠然，布倫納筆下的雅法，和阿格農筆下的雅法一樣，在虛偽和口若懸河的人們中，偶然有幾個單純的真實的人物閃爍著微光。阿格農本人是個嚴守宗教戒律的猶太人，他守安息日，戴無簷小帽，用文字表述，是懼怕上帝的人。在希伯來語中，“害怕”和“信仰”是同義詞。在阿格農的小說中，有些角落採用了非直截、高超的掩飾方式，害怕上帝被描繪成可怕地敬畏上帝。阿格農相信上帝，害怕上帝，但是他不愛上帝。 “我是個心平氣和的人。”長篇小說《宿夜的客人》中丹尼爾·巴赫說，“我不相信全能的上帝想要他的子民好。”此乃一個充滿悖論和悲劇性的甚至絕望的神學立場，對此，阿格農從來沒有進行推理性的表達，但是允許作品中的次要人物進行吐露，通過降臨在主人公身上的遭際加以暗示。當我在撰寫論阿格農的著作《天國的沉默：阿格農害怕上帝》時探討了這一主題。好幾十個猶太教徒，多數來自極端正統派派別，其中包括年輕人和婦女甚至宗教教師和公務員，寫私信給我。有些信屬名副其實的告白。他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對我說，他們在自己的靈魂深處看到了我在阿格農身上所看到的東西。但是我在阿格農創作中所看到的東西，有那麼一刻，我在阿格農本人，在他那富有嘲諷的犬儒主義——瀕臨絕望和打趣的虛無主義中有所窺見。
“上帝無疑憐憫我。”他曾在沒完沒了地抱怨公共汽車服務時說，“倘若上帝不憐憫我，我們地區的政務委員會或許會憐憫我們，但是我害怕公共汽車合作組織比他們二者都強大。”我在耶路撒冷大學讀書的兩年間，到塔拉皮尤特朝覲過兩三次。我最早的短篇小說在《達瓦爾》（《事》）週末增刊和《開曬特》（《箭》、《彩虹》）季刊上刊登，我計劃把它們留在阿格農先生那裡，聽聽他的想法，可阿格農先生卻道歉說：“我很遺憾這些天讀不了東西。”讓我另一天拿來。而我在另一天去找他時兩手空空，把登有我作品的《開曬特》放在肚子前面，像個不好意思的孕婦。最後，我沒有了在那裡生產的勇氣，我害怕自己讓人討厭，我像來時那樣挺著個大肚子或者是鼓鼓囊囊的毛衣離開了他的家。只是過了幾年，當短篇小說結集成書（《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時，我鼓起勇氣把書送給他。收到阿格農先生的友好來信後，我圍著基布茲歡跳了整整三天三夜，充滿了歡樂，充滿幸福默默地歌唱吼叫，從內心裡吼叫，哭泣，尤其是他在信中寫道：“我們會面時，我口頭上給你講的會比這裡寫的更多。我在逾越節期間將把其他小說讀完，因為我喜歡你所寫的那些短篇小說，在小說中，主人公完全是現實生活中的人。”我在大學讀書時，有一次國外一份雜誌刊登了一位比較文學巨匠(大概是瑞士的埃米爾·斯泰格)的一篇文章，按照他的觀點，二十世紀上半期中歐三位最為重要的作家是托馬斯·曼、羅伯特·穆西爾和施·約·阿格農。文章發表在阿格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前幾年。我非常激動，便從閱覽室裡把雜誌偷了出來(那時候大學裡還不能複印)，急急忙忙揣著它來到塔拉皮尤特，讓阿格農高高興興地閱讀。他委實非常高興，站在自家門階上，狼吞虎咽地一口氣把通篇文章讀完，這才讓我進門，再讀了一遍又一遍，大概還舔舔嘴唇，之後用那種有時用來看我的目光看著我，天真地問：“你也覺得托馬斯·曼是這樣一位重要的作家嗎？”一天夜裡，我錯過了從雷霍沃特開往基布茲胡爾達的末班車，不得不坐出租車。電台裡一整天都在談論阿格農和詩人奈利·薩克斯並列獲得諾貝爾獎，出租車司機問我是不是聽說過有個作家叫作，叫什麼，伊格農來著：“你看看這叫什麼事，”他驚愕地說，“我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他，突然一下子帶我們打進世界決賽。遺憾的是，他最後和一個女人勢均力敵。”
有那麼幾年，我努力從阿格農的陰影中擺脫出來。我掙扎著把我的創作和他的影響，他那密集、裝飾性的有時平庸的語言，他有節奏的韻律，某種密德拉西式的自鳴得意，鏗鏘作響的意第緒語格調，哈西迪傳說那生動有趣的輕柔之音，拉開距離。我努力擺脫他的影響，擺脫他的諷刺與睿智，他巴羅克式的象徵主義，他神秘迷宮般的遊戲，他的雙重語義以及他復雜而淵博的技巧。儘管我為擺脫他的影響而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我從阿格農那裡所學到的東西，無疑仍在我的創作中迴響。我從他那裡真正學到了什麼?也許是：不止投下一個影子，不從蛋糕裡挑揀葡萄乾，克制自己，不斷磨礪。還有一件事：我奶奶常用比我所發現的阿格農表達法還要尖銳的方式說：“要是你已經哭得再沒有眼淚，那麼就不要哭，放聲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