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妻子范妮·沃尼克（自結婚之日起，她就不可避免地以“我親愛的琪波拉”著稱，或者是在客人面前以“克勞斯納夫人”著稱），把他們在敖德薩里米斯里納亞的家變成某種社交俱樂部和聚會場所，招待猶太復國主義者和文人墨客。約瑟夫伯伯總是流露出酷似孩子般的喜悅。即便他談及他的憂傷、他深深的孤獨、他的敵人、他的痛楚和疾病、非墨守成規者們的悲劇命運、他整個人生中不得不遭受的不公和屈辱，也在兩隻圓眼鏡片後潛藏著壓抑的快樂。他的一舉一動，他明亮的眼睛，他粉紅色的嬰兒面頰放射出興高采烈、樂天達觀的活力，那是一種對人生的肯定，近似於快樂論。 “我又是一夜沒有合眼，”他對每一位客人都這麼說，為我們民族憂心忡忡。為我們未來的恐懼，我們有些發育不全的領導人那狹隘的視角，在黑暗中壓在我心頭，比我本人的問題更要沉重，更別說我的痛苦，我氣短，我患有可怕的偏頭疼。 ”（要是你把他的話當真，那麼他至少在二十世紀早期到1958年去世為止沒有一刻會閉上眼睛。）1917年到1919年，克勞斯納在敖德薩大學當講師，後成為那裡的教授。列寧的十月革命後，紅白雙方的血腥內戰使得敖德薩已經易主。1919年，約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加上伯伯年邁的母親、我的曾祖母拉莎凱拉·布拉茲從敖德薩啟程到雅法，乘坐的是“魯斯蘭號”。那是戰後第三代阿里亞移民高峰時期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五月花”。那年的哈努卡節，他們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布哈拉人居住區。
然而，我祖父亞歷山大和祖母施羅密特以及我爸爸和他的哥哥大衛卻沒有前往巴勒斯坦，儘管他們也是熱情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生活條件在他們看來非常亞洲化，於是他們動身去了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納。爸爸及其父母1933年抵達耶路撒冷，那時，維爾納的排猶主義已經升至對猶太學生採取暴力活動。我的親伯伯大衛是個執著的歐洲人，他遲遲沒有行動，那時的歐洲似乎只剩下我的家人和他們那樣的猶太人。其他的人都是泛斯拉夫人、泛日耳曼人，或者只是拉脫維亞人、保加利亞人、愛爾蘭人或者是斯洛伐克愛國主義者。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整個歐洲的惟一歐洲人就是猶太人。我爸爸經常說：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三個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比如說，猶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斯洛文尼亞人和門的內哥羅人（黑山人），但即使在那裡，也居住著一群明顯的南斯拉夫人；即使在斯大林統治下的國家裡，有俄國人，有烏克蘭人，有烏茲別克人和楚克奇人和韃靼人，在他們當中有我們的同胞，一個蘇維埃民族裡的真正成員。而今歐洲徹底改變了模樣，而今的歐洲從這面牆到那面牆滿是歐洲人。順便提一句，在歐洲，牆壁上的塗鴉也發生了變化。爸爸年輕待在維爾納時，歐洲的每面牆壁上寫著“猶太人滾回巴勒斯坦去”，五十年後他到歐洲旅行，牆壁上都在吶喊：猶太人滾出巴勒斯坦”。
約瑟夫伯伯花費多年時間撰寫論拿撒勒耶穌的巨著。令基督教徒和猶太人均為震驚的是，約瑟夫伯伯在這部巨著中，聲稱耶穌生為猶太人，死為猶太人，從未打算開創一種新教。而且，他把耶穌視為最出類拔萃的猶太道德主義者。阿哈德·哈阿姆懇請克勞斯納把類似這樣的句子刪去，避免在猶太世界裡釀成巨大醜聞。當此書1921年在耶路撒冷發表時在猶太人和基督徒當中委實引起軒然大波：極端主義者指控他“從傳教士那裡收取了賄賂，為彼人大唱讚歌”；而基督教聖公會在耶路撒冷的傳教士卻要求大主教將《拿撒勒的耶穌》一書的英文譯者、丹比博士解職，因為該書“受到異端邪說污染，把我們的救世主描繪成某種改革拉比，描繪成凡人，描繪成與基督教一點沒有關係的猶太人”。約瑟夫伯伯主要因這本書以及幾年後與之相應的續篇《從耶穌到保羅》，贏得了國際聲譽。一次，約瑟夫伯伯對我說：“寶貝兒，我想像得到，在學校他們教你們憎恨可悲又傑出的猶太人，我只希望，他們沒教你們每次經過背負著十字架的他時都要吐唾沫。等你長大後，寶貝兒，讀讀《新約》，不管老師怎麼說，你會發現此人乃我們肉中之肉，骨中之骨，他是某種行神蹟奇事之人，是猶太人的虔誠派教徒，儘管他確實是個夢想家，缺乏任何政治領悟，然而，他在猶太名人聖殿中擁有一席之地，與同樣被開除教籍的斯賓諾莎不相上下。你知道嗎，譴責我者乃昨日猶太人，目光狹隘，沒用的可憐蟲。可你呢，我的寶貝兒，萬萬不可像他們那樣一事無成，一定得讀好書，讀書，讀書，再讀書！現在，請你去問問克勞斯納夫人、親愛的琪波拉伯母我的護膚霜、擦臉油在什麼地方，請告訴她是舊擦臉油，因為新的連餵狗都不合適。你知道嗎，我的寶貝兒，非猶太人語言中所說的'救世主'和我們所說的彌撒亞之間的巨大區別是什麼？彌撒亞只是受膏油者：《聖經》中的祭司和國王都是彌撒亞，希伯來語單詞'彌撒亞'完全是個平凡的日常詞語，與擦臉油一詞密切相關——不像異族人語言，把彌撒亞稱為'救世主'和'耶穌基督'。可你是不是太小，理解不了這些？若是這樣，現在就跑去問你伯母我讓你找她要什麼。是什麼東西？我又不記得了。你記得嗎？若是記得，讓她仁慈地給我泡杯茶，正如拉夫·胡納在《巴比倫塔木德》中《逾越節》篇裡所寫的那樣，'無論主人命你做什麼，除非命你出去'，我的版本則是'除非茶葉'。我當然只是在開玩笑。快去吧，我的寶貝兒，不要再竊取我的時間了，大家都來佔用我的時間，沒有意識到每時每刻都是我個人的財富，它就這樣消失了。”到耶路撒冷後，約瑟夫伯伯在希伯來語言委員會做秘書，1925年希伯來大學建立後，他被任命為希伯來文學系主任。在這之前他希望並且期待讓他去負責猶太歷史系，要么至少去主管第二聖殿時期歷史的教學，但是“大學裡的大人物，從其德意志高處，小瞧我”。在希伯來文學系，用約瑟夫伯伯自己的話說，他感覺到自己像厄爾巴島的拿破崙，因為他遭到阻礙，不能推動整個歐洲大陸前進，在遭到放逐的小島上，他肩負著推動某種進步和井然有序秩序的使命。過了約莫二十年，才設立了第二聖殿時期（公元前536年到公元70年）歷史系主任一職，約瑟夫伯伯終於前去主管這一學科，也沒有放棄希伯來文學系主任的職位。 “吸取異族文化，將其融入吾民族與人類之血肉，”他寫道，這是我平生為之奮鬥的理想，至死不會放棄。 ”他帶著拿破崙式的激情，在別處寫道：“要是我們民族渴望統治自己的國土，那麼我們的子孫需要鋼鑄鐵煉！ ”他經常指著起居室餐具櫃上的兩座青銅塑像——盛怒而充滿激情的貝多芬和身穿莊嚴制服、緊閉堅毅雙唇的傑伯廷斯基——對客人們說：“個體精神確如民族性格——二者均蓬勃向上，均桀驁不馴，摒除虛幻。 ”他非常喜歡丘吉爾式的表達方式，像“我們的血肉”，“人類的與民族的”，“理想”，“我把最好的年華都用之奮鬥”，“我們不讓步”，“以弱抗強”，“與同齡人格格不入”，“後來者”和“到我生命的最後一息”。1929年，塔拉皮尤特遭到阿拉伯人襲擊，他被迫逃離。他的家，與阿格農家一樣，遭到搶劫與焚燒，他的圖書室，像阿格農家的圖書室一樣，遭到嚴重毀壞。“我們必須對年輕一代進行再教育，”他在《當民族為自由而戰》一書中寫道，“我們必須賦予其一種英雄主義精神，一種堅定不移的反抗精神……我們的多數老師尚未克服大流散時——無論流亡歐洲還是流亡阿拉伯國家時——那種卑躬屈膝的失敗者精神。 ”
在約瑟夫伯伯影響下，我祖父母也成了新猶太復國主義者傑伯廷斯基，我爸爸實際上更接近於準軍事地下武裝的理想及梅納赫姆·貝京的自由黨。然而貝京實際上令心胸寬大、世俗化了的敖德薩傑伯廷斯基產生了較為複雜的情感，且夾雜有某種加以控制的優越感。由於貝京出生於波蘭的一個小村莊，易動感情，所以在人們眼中顯得有幾分庸俗或者說土氣，但他無疑是位勇敢而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儘管他也許夠不上世界級的人物，不太具有足夠魅力，缺乏詩味，缺乏偉人氣質，但他精神高尚，有幾分悲劇性的孤獨特徵，頗具雄獅與蒼鷹特徵的領袖風範。傑伯廷斯基在談到民族復興後以色列和各民族的關係時寫道：“如同一隻雄獅面對群獅”。貝京看上去不太像雄獅。就連我爸爸，儘管叫阿里耶，在希伯來語中是雄獅的意思，也不是雄獅。他是個目光短淺、笨拙的耶路撒冷學者。他沒有能力成為一名地下戰士，但是通過偶爾為地下工作撰寫英文宣言，為鬥爭做貢獻，在宣言中對“背信棄義的阿爾比恩人”的狡詐虛偽極盡討伐之功。這些宣言秘密印刷成鉛字，由動作敏捷的年輕人夜間貼到周圍居住區的牆上，甚至貼在電話線桿上。我也是兒童地下工作者。我曾不止一次，用自己的部隊左右包抄，把英國人趕走；經過英勇的海上伏擊戰，把陛下的軍艦擊沉；綁架最高司令官甚至國王本人，對他進行軍事審判；我親手把希伯來旗幟在惡意山總督府邸的旗桿上升起（如同美國郵票上的那些士兵在硫磺島上升起星條旗）。將英國人驅除後，我會和被征服了的背信棄義的英國人簽署協議，建立所謂的文明而富有啟蒙色彩的民族陣線，抵擋（野蠻的）東方浪潮，他們有曲裡拐彎的古老文字和短彎刀，他們衝出沙漠，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粗嘎叫聲，屠殺、搶劫、焚燒我們。我想長成貝尼尼塑造的大衛像那樣的模樣，英俊瀟灑、頭髮拳曲、雙唇緊繃，約瑟夫伯伯《當民族為自由而戰》中的扉頁上再次沿用了這幅雕像。我想長成堅強、沉默的男人，聲音緩慢，深沉。不要像約瑟夫伯伯那樣聲音尖利，有點哀怨。我不想讓自己的雙手長成他那雙老太太似的柔軟的手。
我的約瑟夫伯伯是個絕妙坦誠的人，滿懷自愛與自憐，精神脆弱，渴求認知，充滿孩子般的興高采烈，一個總是佯裝可憐的幸福人。他帶著某種快樂滿足，喜歡沒完沒了地談論他的成就，他的發現，他的失眠，他的詆毀者，他的經歷，他的書籍、文章和講座，所有這些無一例外地引起了“世上轟動”；還談論他的會談，他的工作計劃，他的偉大之處，他的重要性以及他的高尚精神。他曾經是個心地善良的人，自私自利，嬌寵成性，像嬰兒一樣甜美，像神童一樣桀驁不馴。在那裡，在曾打算成為柏林花園郊區古耶路撒冷複製品的塔拉皮尤特，一座樹木繁茂的寧靜小山，紅瓦屋頂在綠葉中若隱若現，每座別墅均給著名作家或學者提供了一個平靜舒適的家。克勞斯納伯伯有時會在輕柔的晚風中沿著小街漫步，小街後來便以克勞斯納的名字命名，他纖細的手臂與琪波拉伯母豐滿的臂膀纏繞在一起，琪波拉伯母是他的母親、妻子、上了年紀的女兒和得力助手。他們邁著小碎步，走過建築師科恩博格的門口，科恩博格偶爾會招租有文化講禮貌的房客。死胡同的盡頭也是塔拉皮尤特的盡頭，耶路撒冷的盡頭，定居地的盡頭——朱迪亞沙漠那令人生畏的貧瘠山丘從這裡延伸開去。遠方的死海波光粼粼，如同一盤融化的鋼水。
我看見他們站在那裡，站在世界盡頭，荒野邊緣，二人都很纖弱，像兩隻玩具熊，手挽著手，任耶路撒冷晚風吹拂著他們的頭。松濤陣陣，乾爽潔淨的空氣中飄浮著天竺葵花的苦味，約瑟夫伯伯身穿西裝外套（他建議希伯來語西裝外套一詞的說法應該是“夾克拜特”），繫著領帶，腳穿拖鞋，花白的頭髮在風中飄逸，伯母身穿一條深色花絲綢長裙，肩上披著一條灰色披肩。死海上方，藍藍的摩押山嶺覆蓋了整個寬闊的地平線，腳下是通往老城城牆的老羅馬路，就在他們眼前，圓頂清真寺變成了金色，基督教堂尖塔上的十字架和清真寺旁光塔上的新月旗沐浴在落日的餘暉下。城牆本身正變得灰暗沉重，他們可以看見老城上方的守望山，令約瑟夫伯伯感到如此親切的大學建築佔據了它的頂端；還可看見橄欖山，琪波拉伯母將會葬在橄欖山山坡上，約瑟夫伯伯本人雖希望也葬在那裡，但沒有得到允許，因為他死的時候東耶路撒冷將被約旦所管轄。暮靄時分的光照得他那孩子般的面頰和高高的前額更加粉紅。他雙唇上浮動著一絲困惑、有些不知所措的微笑，彷彿一個人敲開一家房門，他本是那裡的常客，通常受到熱情的款待，但當房門打開後，一個陌生人突然打量他，吃驚地退縮，彷彿在問，你究竟是誰，先生，你究竟來這里幹什麼？
爸爸媽媽和我會讓他們在那裡多站一會兒。我們不聲不響地與之告別，走到7路公共汽車站，汽車肯定幾分鐘後就會從拉馬特拉海爾和阿諾納開過來，因為安息日已經結束了。 7路公共汽車拉著我們開往雅法路，從那裡我們乘3路汽車支線到澤弗奈亞大街，離家還有五分鐘的路，媽媽會說：“他沒有變化。總說一樣的話，一樣的故事和奇聞軼事。從我認識他之日起，他就在每個安息日重複自己。”爸爸會說：“你有時有點太挑剔了。他已經不是年輕人了，我們有時都在重複自己。你也是。”我淘氣地加上傑伯廷斯基的一句詩：“用鮮血和zhelezo，我們將升起g ezho。”（約瑟夫伯伯能夠滔滔不絕詳細講述傑伯廷斯基怎樣遣詞造句。顯然，傑伯廷斯基在希伯來語中找不到g eza“種族”一詞的合適音韻，於是他暫時寫俄文詞彙zhelezo“鋼鐵”代替。因此就有了：用鮮血和zhelezo/我們升起一個民族/驕傲，慷慨和強悍”，直等到朋友巴魯赫·克魯夫尼克出現，把zhelezo變成了希伯來文詞彙y eza，“汗水”：用鮮血和汗水/我們將升起一個民族/驕傲，慷慨和強悍”。爸爸會對我說：“真的。有些事情可開不得玩笑。”媽媽說：“實際上，我想不會有這樣的事情。不該有的。”爸爸會插嘴說：“行了。我們不說了。今天就到這裡結束。阿摩司，記住今天晚上你要洗個澡。洗洗頭髮。不洗，我不會饒過你的。幹嗎要饒你？你能給我說出不洗頭髮的理由嗎？不能？既然這樣，要是你沒有任何理由，最好永遠也不要犟嘴，從現在開始永遠記住這一點：'我願意'和'我不願意'不是理由，只能將其定義為自我縱容。順便說一句，定義'一詞來自拉丁文'結束'，限定'，每下一次定義表示在兩者之間劃分一條界限，把界限裡面和界限外面的東西區分開來。實際上它或許和'防護'一詞有關，希伯來詞彙也反映出這一特徵，'定義'（哈蓋代爾）源於'隔離牆'一詞。現在請把手指甲剪一剪，把所有髒衣服扔進洗衣筐。你的褲衩、襯衣，還有襪子。然後呢穿上睡衣，喝杯可可，上床睡覺。今天就這麼著了。”
有時，離開約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家後，倘若時間不是太晚，我們會逗留二十來分鐘或半個小時，拜訪一下小街對面的鄰居。我們像做賊似的潛入阿格農的住宅，沒有告訴伯父母我們要去哪裡，免得他們不舒服。我們去7路公共汽車站時，有時會邂逅從猶太會堂出來的阿格農先生。他會使勁兒拉住爸爸的胳膊，警告他說，要是他，即我爸爸，拒絕拜訪阿格農的家，不讓它一睹女士芳容，它，也就是說阿格農的家，則無緣享見她的風采。這樣阿格農就給媽媽的雙唇帶來了微笑，爸爸會答應，說：“好啊，但只去幾分鐘，請阿格農先生原諒，我們不能久留，我們得回凱里姆亞伯拉罕，孩子累了，明天早晨還要去上學。”“孩子一點也不累。”我說。阿格農先生說：“請博士先生聽聽，乳臭未乾的孩童口中證明了力量。”阿格農的住宅坐落在柏樹環抱的一個花園裡，但為了安全起見，它背向街道而建，彷彿把麵龐藏在了花園裡。你在路上可看見四五個狹長的窗子。你通過掩映在柏木中的大門走進，沿屋旁一條鋪設的小徑行走，攀上四五級台階，在白色屋門前按響門鈴，等候主人開門，等候邀請你右轉身，登上半黑的台階，走進阿格農先生的書房。從書房可去鋪就而成的巨大屋頂平台，它俯視著朱迪亞沙漠和摩押山；不然就向左轉，走進一個狹小而凌亂的臥室，臥室的窗子凝視著空曠的花園。阿格農住宅從來不會充滿日光，總是處在某種黃昏暮靄的籠罩中，飄著淡淡的咖啡和奶油茶點的氣味。
也許是因為我們只在安息日結束之前的傍晚才去拜訪，至少直至三星出現在窗前他們才開燈。或許燈是開著的，但是耶路撒冷的電燈光是如此昏黃，有些吝嗇，也許就是阿格農先生在節約用電，也許是停電了，那光是煤油燈光。我至今仍然記得那種忽明忽暗，實際上我幾乎可以觸摸到它，窗子護欄似乎將它囚禁起來，使之更加突出。造成忽明忽暗的原因現在難以說明，甚至那時就難以說明。不管是什麼原因，無論阿格農何時起身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那書，彷彿一群擁擠的崇拜者，身著破舊的黑色衣裳，而阿格農的形體投下不止一個影子，是兩三個甚至更多的影子。這就是他在我的孩提記憶裡所留的印象，至今他在我心目中就是這個樣子：一個人在忽明忽暗中搖擺，走路時身邊有三四個分離開的影子晃來晃去，那影子在他前面，右面，身後，頭頂，或是腳下。偶爾，阿格農太太用一種威嚴尖利的聲音說些什麼，有一次，阿格農先生把頭微微歪向一邊，露出一絲嘲諷的微笑，對她說：“有客人在場時請允許我在自己家裡做一家之主。一旦他們走了，你立刻就做女主人。”我清清楚楚記住這句話，不只因為它所包含著令人意想不到的中傷（而今我們將其界定為顛覆性的），而且主要由於他所使用的“女主人”一詞在希伯來文中非常罕見。多年後當我讀到他的短篇小說《女主人和小販》時，我再次偶遇此詞。除阿格農先生，我從來沒有遇到任何人使用“女主人”一詞表達“家庭主婦”的感覺，儘管在說“女主人”時，他的意思不是指家庭主婦，而是略有不同。難以知曉，畢竟，他是位擁有三個或者三個以上影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