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來自東歐陰鬱的猶太鄉村，黎凡特人普遍追求感官享受令其感到困擾，乃至通過建立自己的隔離居住區抵御其威脅。威脅？也許真相是，並非黎凡特人的威脅使我奶奶住在耶路撒冷時，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用滾燙的熱水浴來苦行淨身，而是其富有誘惑性的感官魅力，以及她個人的身體，還有那人頭攢動的一個個市場上的有力吸引，用豐富的陌生蔬菜、水果、加有香料的奶酪、刺鼻的氣味和難以下嚥的食品，折磨她，刺激她，令其呼吸急促，雙腿發軟，那些淫蕩之手摸索並鑽進蔬菜和水果的最隱秘所在，探進紅辣椒、辣橄欖以及所有裸露著的食品，紅肉鮮血淋漓，恬不知恥一絲不掛地吊在屠夫的掛鉤上，調味品、芳草、粉末，令人目不暇接地排在一起，以及那個辛辣、佐料濃郁的世界所具備的一切色彩繽紛的猥褻誘惑，更別說新鮮燒烤、咖啡豆發出嗆人的香味，玻璃容器裡裝滿了五顏六色的飲料，內放有冰塊和檸檬片，市場上的搬運工身體強健有力，黝黑髮亮，毛髮眾多，上身赤裸，後背上的肌肉在灼熱的皮膚下有力地凸現出來，閃閃發光，一排排汗珠流淌下來在太陽底下黝黑髮亮。或許奶奶所有的清潔膜拜儀式不過是一件密封的無菌航天服？一條消過毒的貞潔帶子，從她第一天來到這裡，就自願把帶子扣在身上，用七把鎖鎖住，並毀壞所有的鑰匙？最後她死於心髒病，這是事實。但害她的不是心髒病，而是過於講究衛生。也許害她的不是講究衛生，也非慾望，也非對慾望的內在恐懼，而是對這種恐懼所持續的秘密憤怒，那是種壓抑著的憤怒，非常有害的憤怒，像個沒有切除的癤子，對她自己的身體憤怒，對她自己的渴望憤怒，而且也是深沉的憤怒，對這些渴望所引起的急劇反應憤怒，一種不可告人的惡毒憤怒，既衝著犯人又衝著看守，年復一年秘密悲悼流逝而去的荒廢光陰，悲悼身體的萎縮和體內的慾望，那慾望經受了上千遍的洗滌、去污、刮落、消毒和烹煮，這種黎凡特人的慾望骯髒，汗涔涔，缺乏理性，在昏厥的那一刻達到亢奮狀態，但滿是細菌。幾乎過去了六十年，我還能記得他的氣味。我召喚那氣味，它就重新回我身邊。那氣味有些粗糙，土腥，但卻強烈而愜意，令我回想起觸摸粗麻袋布的感覺，近似於憶及觸摸他的皮膚，鬆散的頭髮、濃密的鬍鬚摩擦我的臉頰，讓我感到愜意，就像冬日待在溫暖、昏暗的舊廚房裡。詩人沙烏爾·車爾尼霍夫斯基死於1943年秋天，那時我只有四歲多，於是乎這種感官記憶只能通過幾個階段的傳播與擴大才能夠存留下來。爸爸媽媽經常使我憶起那些瞬間，因為他們喜歡向熟人炫耀孩子曾經坐在車爾尼霍夫斯基的腿上，玩弄他的蒼髯。他們總是朝我轉過頭來請我確認那段故事：“你還記得那個安息日下午沙烏爾伯伯把你放在他腿上，叫你小淘氣包，對吧？”我的任務是給他們背上一再重複的話：對。我記得清清楚楚。 ”我從來沒有跟他們說過，我記起的那幅畫面與他們的版本有些不同。
我不想毀壞他們的畫面。我父母有重複這個故事的習慣，並讓我予以確認，確實為我強化並保留了對那些瞬間的記憶。倘若不是由於父母的虛榮，這記憶恐怕早已淡漠或已然消失。但是他們的故事與我記憶中的畫面有別，我所保存的記憶並非只是父母故事的反映，而是直接的生活，父母搬演的偉大詩人與小孩子的形象與我腦海裡的畫面不同，證明我的故事並非一味從父母那裡繼承而來。按照父母的版本，帷幕拉開，一身短打的金發男孩坐在希伯來詩歌巨匠的膝頭，撫弄並拉扯他的虯髯（鬍子），而詩人則給小傢伙一個賞賜，叫他“小淘氣包”，而孩子呢——哎呀，童言無忌！ ——則一報還一報，說：“你自己是淘氣包！”對此，按照爸爸的版本，創作了《面對阿波羅神像》的人回答說，“也許我們二人說得都對”，甚至親吻我的腦袋，爸爸將其解釋為某種先兆，某種膏油儀式，彷彿可說是普希金彎腰親吻托爾斯泰的腦袋。但在我的記憶中，父母那不斷重現的探照燈光或許可以幫助我保存那幅畫面，但絕不是鐫刻下那幅畫面。我腳本中的畫面並非像他們的那樣甜美，我沒有坐過詩人的膝頭，也沒有揪過他那著名的虯髯，但我的確在約瑟夫伯伯家裡摔了一跤，摔倒時咬破了舌頭，流了點血，我哭了起來，詩人也是個兒科醫生，比我父母早一步來到我面前，用他那雙巨大的手把我扶起來。我甚至現在還記得，他抱起我時，我背衝著他，哭號的臉衝著房間，他把我在懷中掉了個向，說了些什麼，接著又說了些什麼，當然不是把普希金的桂冠獻給托爾斯泰。我在他懷裡掙扎時，他強行掰開我的嘴，讓人拿來些冰塊，察看一下我的傷口說：“沒關係，只是擦傷，我們現在哭鼻子，我們一會兒就開懷大笑。”大概是因為詩人說話時把我們二人都包括在內，要么就是因為他兩頰蓬亂的鬍鬚碰到我的臉，像條粗糙溫暖的厚毛巾，要么就真的是因為他身上散發出強烈熟悉的氣味，那氣味我至今還能想像得到。 （那不是剃須水或者肥皂的氣味，也不是煙草味，而是絕對的體味，非常濃烈，像冬日雞湯的氣味。）我很快便平靜下來，顯然，我和平時一樣，驚嚇勝於疼痛。毛茸茸的尼采胡蹭在我臉上，有些發癢。接下來，我只記得沙烏爾·車爾尼霍夫斯基小心翼翼，把我放到約瑟夫伯伯（即約瑟夫·克勞斯納教授）的沙發上，沒有大驚小怪，詩人醫生，要么就是媽媽把琪波拉伯母急急忙忙拿來的冰塊塞進我的嘴裡。我只記得這些，在那一瞬間，業已形成的“民族復興一代”詩人巨匠，與正哭哭啼啼、日後所謂“以色列國家一代”作家的微不足道的代表，沒有交流名垂千古的妙語。這件事過了三四年後，我會說車爾尼霍夫斯基的名字了。當聽說他是個詩人時，我並不吃驚，那時候，耶路撒冷幾乎人人都是詩人，要么就是作家，要么就是研究家，要么就是思想家，要么就是學者，要么就是改造世界的人。博士頭銜也不會給我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在約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家裡，所有的男客要么是教授，要么就是博士。但是，他不只是一位老博士或教授。他是兒科醫生，一個頭髮蓬亂的人，目光含笑，兩隻大手毛茸茸的，鬍鬚濃密，臉頰粗糙，身上散發著獨特的氣味，強烈、柔和的氣味。
直到今日，每當看到詩人沙烏爾·車爾尼霍夫斯基的照片或者畫像，或者是看到放在作家車爾尼霍夫斯基故居入口處的頭部雕像，我立刻被他那令人舒適的氣味裹挾，那氣味像冬天的毛毯。與我們時代的許多猶太復國主義猶太人一樣，爸爸有點秘密迦南人支持者的味道。東歐猶太村莊及其一切，現代文學創作中比阿里克和阿格農等作家對它進行的表現，令他感到窘迫難堪。他想讓我們脫胎換骨，像滿頭金發、有男子漢氣、曬得黝黑的希伯來歐洲人，而不是猶太東歐人。他一向憎恨意第緒語，稱之為“胡言亂語”。他把比阿里克視為受難者詩人，永恆死亡者”詩人，而沙烏爾·車爾尼霍夫斯基則是衝破新黎明的先行官，標誌著以“風暴之勢征服迦南”的黎明。他能帶著極大的熱情，將《面對阿波羅神像》倒背如流，然而沒有註意到詩人自己依舊向阿波羅膜拜，不願意向狄俄尼索斯唱讚美詩。在我見過的人中，他比誰都能背誦車爾尼霍夫斯基的詩歌，也許比車爾尼霍夫斯基自己還能背。他在背誦時聲情並茂，這樣一位深受繆斯啟迪的詩人，因此堪稱音樂詩人，沒有典型的猶太村莊情結，無所顧忌地描寫愛情，甚至描寫感官享樂。爸爸說，車爾尼霍夫斯基從未沉湎於各種各樣的煩惱和痛苦。每逢這樣的時刻，媽媽會略帶疑惑地看著他，似乎從內心深處為他不加掩飾的快樂本性感到震驚，但克制住自己，沒有說話。爸爸擁有顯著的“立陶宛人”氣質。他非常喜歡使用“顯著”一詞。（克勞斯納一家來自敖德薩，但在這之前住在立陶宛，在立陶宛之前顯然住在馬特斯多夫，今日奧地利東部的馬特斯堡，靠近匈牙利邊境。）他是個多愁善感、滿懷熱情的人，然而大半輩子憎恨所有形式的神秘主義與幻術。
他把超自然現象視為江湖騙子和魔術師營造的產物。他認為，哈西迪主義故事只不過是民間傳說，在說出這個詞時，他總是做出憤怒的怪相，同使用“胡言亂語”、“陷入迷狂”、麻醉劑”或“直覺”等詞的表情一樣。媽媽一貫傾聽他講話，她不接他的話茬，卻向我們報以憂傷的微笑，有時對我說：你爸爸是個聰明而有理性的人，甚至在睡覺時都具有理性。”媽媽過幾年去世後，他的樂觀明朗有些漸漸減退，他除了不再口若懸河之外，情趣也發生了變化，變得接近媽媽的志趣。他在國家圖書館的一間地下室發現了伊薩克·洛伊夫·佩雷茨以前鮮為人知的一份書稿，是作家青年時代的一個練習本，裡麵包括了各種各樣的速寫、信手塗抹之作、詩歌習作，以及不為人知的短篇小說《報復》。爸爸到倫敦去了幾年，在那裡就這一發現寫博士論文，通過與具有神秘色彩的佩雷茨的邂逅，他同早年車爾尼霍夫斯基的狂飆突進相去漸遠。他開始學習遠方民族的神話和民族傳奇，瀏覽意第緒語文學，如同某人把拉住扶手的手鬆開，逐漸迷戀上小到佩雷茨短篇小說、大到哈西迪故事的神秘魅力。
但是，在那些年，我們常常星期六下午步行去塔拉皮尤特大街的約瑟夫伯伯家，爸爸仍然試圖教導我們像他那樣開明。父母經常談論文學。爸爸喜歡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托爾斯泰、易卜生和車爾尼霍夫斯基。媽媽則偏愛席勒、屠格涅夫和契訶夫、斯特林堡、格尼辛、比阿里克，也談論住在塔拉皮尤特大街約瑟夫伯伯家對面的阿格農先生。然而我形成了這樣一個印象：約瑟夫伯伯和阿格農先生之間並沒有偉大的友誼。當約瑟夫·克勞斯納教授和阿格農先生二人碰巧相遇時，那小路上剎那間感覺禮貌而冰冷。他們會把帽子舉到一尺來高，微微欠身，大概誰都在從內心深處希望對方永遠消失，湮沒在深淵深處。約瑟夫伯伯不覺得阿格農多了不起，認為阿格農的創作長篇大論，有股鄉村野氣，用各種各樣伶俐過頭的領誦者的裝飾音來進行點綴。至於阿格農先生，對此耿耿於懷，但最終報了一箭之仇，在塑造長篇小說《希拉》中那個荒唐可笑的巴赫拉姆教授這一形象時，把諷刺矛頭直指約瑟夫伯伯。幸虧約瑟夫伯伯死在《希拉》出版之前，因而免除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而阿格農先生多活了幾年，一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擁有世界聲譽，不過他也深受其苦，眼睜睜看著塔拉皮尤特兩人一同住過的那條死胡同重新命名為克勞斯納街。從那時到去世，他不得不忍受屈辱，做克勞斯納街上著名的阿格農。於是乎直到今朝，命運故意作對，決意讓阿格農之家佇立在克勞斯納大街中央。而克勞斯納之家則注定被拆毀，命運還是故意作對，在那裡造了一幢普普通通的方形居住樓，俯瞰一群群遊人經過阿格農之家。誗①尤里·尼桑·格尼辛（1879—1913），生於烏克蘭，後輾轉歐洲，希伯來語小說家。
每隔兩三個星期，我們會朝覲塔拉皮尤特大街，朝覲約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的小別墅。我們在凱里姆亞伯拉罕的家離塔拉皮尤特有六七公里遠，它位於遙遠而有些危險的希伯來人郊區。熱哈維亞和克里亞特·施穆埃爾南部，蒙蒂菲奧里風車之南，延伸出一個陌生的耶路撒冷：塔里比耶、阿布托爾和卡特蒙、德國人居住區、希臘人居住區和巴卡阿。 （我們老師阿韋沙厄曾解釋說，阿布托爾以一名老武士的名字命名，意為“公牛之父”，塔里比耶曾經是叫塔里比的一個人的莊園，巴卡阿意思是平原或者山谷，聖經時期的巨人谷，而卡特蒙的名字是希臘文“卡塔蒙尼斯”的阿拉伯文訛誤，意為“修道院旁”。）再往南，在所有這些異國世界之外，在黑黝黝群山的那邊，在世界的盡頭，孤寂的猶太居民區星星點點，若隱若現，梅庫爾哈伊姆、塔拉皮尤特、阿諾納，以及快要與伯利恆接壤的拉瑪特拉海爾基布茲。從我們的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看上去只像掛在遠方山巔佈滿塵埃樹木上的一個灰團。有天夜裡，鄰居弗里德曼工程師從我們屋頂指著遠方地平線，天地之間懸浮著一簇簇搖曳的微光，說那邊是阿倫比兵營，再那邊你們看到的可能是塔拉皮尤特或者是阿諾納的燈光。要是再有暴力事件發生，他說，那裡的日子會很不好過。更不用說爆發真正的戰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