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爾，父母允許我把書從爸爸的書架上拿到院子裡撣掉灰塵。每次不得超過三本，這樣才不至於把位置搞亂，因此每本書會回到其合適的所在。這項任務艱鉅而愜意，因為我發現書塵氣息讓人如此心醉神迷，令我有時忘卻了自己的任務、職責和責任，在門外一直待到媽媽焦急起來，打發爸爸執行營救使命，查明我有沒有中暑，有沒有被狗咬傷。他總是會看到我蜷縮在院子裡的一個角落，沉浸在書中，雙腿蜷曲，頭歪向一旁，嘴半張著。爸爸半生氣半慈愛地問我怎麼又這個樣子，我過了會兒才緩過神來，像溺水者和眩暈者那樣，緩慢而勉強，從無法想像的遙遠所在，來到這滿是日常雜務的塵世中來。整個童年，我都喜歡排列東西，把它們打亂，而後再重新排列，每次排列都有一點區別。三四個空蛋杯能夠變成一座座堡壘，或者是一群潛水艇，或者是雅爾塔會議上超級大國的首腦集會。我有時會搞個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襲擊，闖進沒有秩序的混亂領地。這當中有某種無畏，令人振奮不已。我喜歡把一盒火柴倒在地板上，試圖找到無限可能的一切組合。整個世界大戰期間，走廊牆壁上掛著一幅大型歐洲戰區示意圖，上邊別有別針，並插有五顏六色的小旗。每隔一兩天，爸爸就會按照無線電新聞廣播移動這些別針和小旗。我則建造著類似的私人現實世界：我在燈心草墊子上布下我自己的戰區示意圖，我虛擬的現實世界，我把軍隊分佈在四周，施行夾擊運動和聲東擊西的戰略，攻克橋頭堡，側翼包抄敵軍，簽署戰術撤退命令，而後舉行戰略突圍。我是個對歷史著迷的孩子。我嘗試糾正將領們過去犯下的種種錯誤。我重新打起猶太人反抗羅馬人的戰役，從提圖斯軍隊的魔爪下解救耶路撒冷，把戰役推向敵人的土地，把巴爾·科赫巴的軍隊帶到羅馬城牆，迅猛拿下古羅馬圓形劇場，把希伯來人的旗幟插向朱庇特神廟。這一切完成後，我把英國軍隊中的猶太特種部隊搬到公元一世紀和第二聖殿時期，兩挺機關槍竟然把哈德理安和提圖斯那可詛咒的精湛兵團打得落花流水，我陶醉其中。一架輕型飛機，一個管工（吹笛手），就能使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屈服。我把馬薩達衛士注定失敗的戰鬥，轉變為猶太人借助一座迫擊砲和幾枚手雷而取得決定性勝利。實際上，我小時候具有一種奇怪的衝動——願意賦予某件事情第二次機會，而它不可能擁有這次機會——至今，這一模一樣的衝動仍驅動著我前行，不管我何時坐下來寫小說。耶路撒冷發生的事情許許多多。城市遭到毀滅，重建，再毀滅，再重建。
征服者一個個接踵而至，統治一段時期，留下幾座城牆和高塔，在石頭上留下幾道裂縫、些許陶器碎片和文獻，而後不見了踪影，如同薄薄晨霧在山坡上消失。耶路撒冷是個上年紀的慕男狂，她把情人們一個接一個榨乾至死，而後打著哈欠把他們從身上抖掉；是黑寡婦球腹蛛，當配偶還在和它交配時就將其吞噬。與此同時，在世界另一邊發現了新大陸和島嶼。媽媽經常說，你生得太晚了，孩子，算了吧，麥哲倫和哥倫布已經發現了面積最大的島嶼。我和她爭辯。我說：你怎麼能夠那麼肯定？畢竟，早在哥倫布之前，人們就以為已經了解了整個世界，沒有什麼等待發現的了。我在燈芯草墊、桌子腿和床之間的空檔，有時不只發現不知名島嶼，還會發現一顆顆新星、太陽系、整個銀河系。要是我進了監獄，我將失去自由和一兩樣什麼東西，但只要允許我擁有一盒多米諾骨牌、一包紙牌、一盒火柴或者是一把釦子，我就不會因無聊而受煎熬。我會終日排列、再排列，將其分開，再聚合到一起，組合成一件小作品。這一切或許是因為我是家中惟一的孩子。
我沒有兄弟姐妹，朋友寥寥無幾，他們很快就會對我感到厭倦，因為他們要打鬥，適應不了我遊戲中的史詩般節奏。有時，我星期一開始做新遊戲，星期二整個上午在學校想出下一次行動，哪天下午來那麼一兩次行動，其餘的留給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我的朋友們對此頗為反感，出去到後院玩追人遊戲，而我則日復一日地繼續在地板上從事我的歷史遊戲，運送部隊，包圍城堡或城池，大破敵軍，勢如破竹，在山區展開抵抗運動，襲擊堡壘和防禦工事。解放，接著重新征服，用火柴棍兒延伸或者縮小邊界。要是大人誤闖了我的小領地，我就會宣布絕食或是停止刷牙。但是最終審判日將會來臨，媽媽無法忍受越來越多的灰塵，會把一切統統清除，輪船、部隊、都城、山巒和海岸線，整個大陸，如同原子核大屠殺。九歲那年，有一次，一個名叫尼海米亞的大叔教給我一句諺語，“戀愛如同打仗”。我那時一點也不懂得愛情，只是在愛迪生影院看到愛情與被殺害的印第安人之間有種模模糊糊的聯繫。但從尼海米亞大叔的話中，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欲速則不達。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意識到，我大錯特錯了，至少從交戰角度著想：在戰場上，速度據說絕對至關重要。我的錯覺大概來自尼海米亞大叔本人行動遲緩、不好變化這一事實。他一站起身，就幾乎不可能讓他再次坐下，一旦就座，就不能讓他站起身。他們會說，起來吧，尼海米亞，求你了，真的，你這是乾什麼呀，已經很晚了，起來吧，你還要在這裡坐到多會兒呢？坐到明天早晨？坐到明年（下個贖罪日）？坐到彌賽亞來臨嗎？他會回答說：至少。接著他有所反省，撓撓自己，羞怯地暗自微笑，好像摸透了我們的把戲，加了一句：一切都逃不出我的眼睛。他的體態彷彿像屍體那樣總保持著最後的自然狀態。我和他不同。我絕對非常喜歡變化，喜歡不期而遇，喜歡旅遊。但我也喜歡尼海米亞大叔。不久以前我找過他，但在吉瓦特肖爾墓地沒有找到。墓地擴大了，漸漸遠去，很快將會與貝特尼庫法湖接壤，要么就與莫茨阿毘連。我在長凳上坐了大約有半個鐘頭，一隻執拗的黃蜂在柏樹枝椏間嚶嚶嗡嗡，小鳥把一個詞重複了五六遍，我目光所及只有墓碑、樹木、山丘和雲朵。一個身材苗條的黑衣女子頭戴黑色頭巾從我面前走過，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偎依在她的身邊。孩子的小手指緊緊抓住她的裙邊，二人都在哭泣。
一個冬天的傍晚，我獨自一人待在家中。時間大概是晚上五點或者五點半，外面又冷又黑，狂風夾雜著雨水抽打著緊閉的百葉窗。爸爸媽媽去了錢塞勒大街和瑪拉、斯塔施克·魯德尼基一起喝茶，是在先知街的拐角。他們向我保證在八點鐘之前，最晚不超過八點一刻或者八點二十回到家中。即使他們晚回來一會兒，也沒有什麼可擔心的，畢竟他們只是和魯德尼基一家在一起，離家不過十五分鐘路。瑪拉和斯塔施克·魯德尼基沒養孩子，卻養了兩隻波斯貓，名叫肖邦和叔本華。客廳一角還有個籠子，裡面裝著隻老鳥兒，都快要瞎了。為防止鳥兒感到孤獨，他們又往籠子裡放了一隻鳥，那隻鳥是瑪拉·魯德尼基做的，在上了油彩的松果上插兩根當作鳥腿的木棍，再加上彩紙翅膀，並點綴著真正的羽毛。媽媽說，孤獨酷似沉重的鐵鎚，打碎著玻璃，鍛造著鋼鐵。爸爸則循循善誘，給我們從詞源學角度講述“鐵鎚”一詞，以及它在不同語言中的衍生結果。爸爸喜歡對我講述語詞之間的各種聯繫、出處、關聯，彷彿語詞來自東歐一個錯綜複雜的家庭，有許多二堂弟三表兄之類，嬸子大娘姑姑姨媽們，姑表姐妹們，姻親們，孫兒重孫兒們。就連姑姑、表兄弟也有自己的家史，自己的裙帶關係網。比如說，“姑姑”指爸爸的姐妹，舅舅”指媽媽的兄弟。希伯來語舅舅“多德”一詞，也指情人，儘管我並不確定它們最初是同一個詞。爸爸說，你必須提醒我查一下大詞典，準確地查出這些詞的出處，其用法怎樣一代代發生著變化。要么就是，不要提醒，現在就去把詞典拿來，我們一起學，順便請把杯子拿到廚房。
在院子里和大街上，黑沉沉一片岑寂，無邊無垠，你可聽得見流雲在屋頂間低飛，輕撫著柏樹梢頭。可聽得見浴室里水龍頭的滴水聲，沙沙聲，要么就是抓撓聲，聲音輕得幾乎聽不到，只能憑脖頸後的毛髮稍感覺，那聲音來自衣櫃和牆壁之間。我打開父母房間裡的燈，從爸爸的書桌上拿起八九枚環形針、一個鉛筆刀、兩本小筆記本、一個裝滿黑墨汁的長頸墨水瓶、一塊橡皮、一包圖釘，用這些建造一個位於邊境上的基布茲。在小地毯上砌起沙漠深處的一堵牆和一座高塔，把環形針擺成半圓形，把鉛筆刀和橡皮分立在高大墨水池的兩側，墨水池是我的水塔，在這些建築周圍是用鉛筆、鋼筆圈成的圍牆，以及用圖釘營造的堡壘。不久就會來一場突然襲擊：一夥嗜血成性的強盜（兩打釦子）將從東南方向襲擊定居點，但是我們要略施小計。我們把大門敞開，讓他們長驅直入農場大院，那裡將要發生血洗，大門將會關閉，因此他們插翅難逃，接著我將命令開火，就在那一刻，從所有建築物頂上，還有用作水塔的墨水瓶頂上，用我的白色象棋棋子代表的拓荒者將會開火，他們將用激烈的一陣炮火，消滅自投羅網的敵人兵力，唱起那榮譽的讚歌，高吟血腥慘烈的故事。而後，我會唱起讚美之歌，把燈芯草墊子提升為地中海，用書架代表歐洲海岸線，沙發代表非洲，直布羅陀海峽橫穿椅子腿，散落的紙牌表示塞浦路斯、西西里和馬耳他，筆記本可以是航空母艦，橡皮和鉛筆刀是驅逐艦，圖釘是水雷，環形針將是潛水艇。
屋子裡很冷。我沒有像他們吩咐我的那樣加一件毛衣，不浪費電，我會點十來分鐘電爐。電爐有兩組電阻絲，但是有個節電旋鈕，總是使一組電阻絲，即電量低的那組電阻絲發光。我目不轉睛，看線圈是怎樣燃燒的。它逐漸發亮，開始你什麼也看不到，只聽見劈劈啪啪的聲音，就像走在砂糖上，隨後淡紫色的微光在電阻絲兩端出現，隨後淡紅色的微光開始向中心散發，像羞答答面頰上的紅暈，隨後變成深紅，隨後迅速不顧任何體面地撒野，從赤裸裸的明黃到淫蕩的酸橙綠，直至線圈中央發亮，不可阻擋地熾烈燃燒，通紅滾燙的火光如同透過反光鏡的亮晶晶金屬盤看到的野蠻太陽，讓你不得不覷起眼睛。現在電阻絲熾熱，炫目，無法控制自身，任何時刻都會融化，朝我的地中海傾瀉而來，像爆發了的火山噴湧出滔滔熔岩，把我的驅逐艦隊和潛水艦隊一併摧毀。此時，它的伙伴，上面的電阻絲，冷冰冰地靜止不動，無動於衷。另一組電阻絲越亮，這組電阻絲越是無動於衷。它聳聳肩膀，坐在台邊區將一切盡收眼底，但紋絲不動。我突然一震，彷彿自己的皮膚感受到線圈之間那被禁錮的張力，意識到我有個簡單而迅速的辦法來確保那組無動於衷的電阻絲別無選擇，只能燃燒，於是它也顫抖著迸發出熱情洋溢的紅光——但那是絕對不允許的。絕對禁止點燃第二組電阻絲不單是因為那是可恥的浪費，還因為會造成電路超負荷的危險，燒斷保險絲，使整座房子陷於一片黑暗，誰能在半夜把“巴魯赫金手指”給我找來呢？第二組電阻絲只有當我喪失理智，完全喪失理智，完全不計後果的情況下，才可燃燒。但要是我還沒把它關上父母就回來怎麼辦？或者我及時把它關掉，但線圈沒有時間冷卻下來，躺在那裡裝死，那麼我怎麼為自己辯護呢？所以我必須擋住誘惑，不把它點燃。我也得收拾一下，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事實往往對真相發生威脅。我曾寫下奶奶的真正死因。施羅密特在1933年一個炎熱的夏日從維爾納直接來到耶路撒冷，吃驚地看了眼人們汗流浹背的市場，看了眼顏色各異的牲口棚，人來人往的人行道上到處傳來小販的叫賣聲、驢鳴、山羊咩咩、被捆住雙腿掛在那裡的母雞發出咯咯的叫聲，屠宰後的雞脖子上鮮血淋漓，她看見東方男人的肩膀和手臂，看見水果蔬菜的刺眼顏色，她看見周圍的山巒和石坡，立刻發出了終極裁決：黎凡特到處是細菌。 ”奶奶在耶路撒冷住了約莫有二十五年，她深諳歲月之艱辛，很少有快樂時光，但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她也沒有弱化或更改自己的裁決。據說，他們剛在耶路撒冷落腳，她就命令爺爺早晨六點或六點半起來，給家中各個角落噴灑福利特，清除細菌，朝床底下，朝衣櫃後面、甚至向浴室儲藏物品的地方、餐具櫃腿中間噴灑，繼之拍打所有的床墊，床罩和鴨絨被。他們在耶路撒冷的每一天她都這樣做，無論冬夏。我從童年時代，便記得亞歷山大爺爺一大早便站在陽台上，他身穿背心和睡鞋，像堂吉訶德猛擊酒囊那樣敲打枕頭，拿地毯撣子，用盡可憐而絕望的氣力，一遍遍地敲打。施羅密特奶奶會站在離他幾步遠的地方，比他還高，身穿一件花絲綢晨衣，釦子扣得嚴嚴實實，頭髮用綠色的蝴蝶結繫住，宛如女子寄宿學校女校長那樣硬邦邦直挺挺的，指揮戰場，直至贏得每日一次的勝利。
在不斷進行的反細菌戰大背景下，奶奶在煮水果和蔬菜時也絕不妥協。她把一塊布浸泡在略呈粉紅色名叫卡里的消毒液裡，擦兩遍麵包。每次吃過飯，她不洗碗，而是讓它們享有為過逾越節夜晚才可能有的待遇：被煮上好長時間。奶奶施羅密特也把自己一天“煮上”三次：無論冬夏，她每天幾乎用開水洗三次澡，為的是清除細菌。她活到高齡，臭蟲和病毒遠遠地看見她走來，就跑到大街的另一邊。她八十多歲時犯過兩次心髒病，科羅姆霍爾茨醫生警告她說：親愛的女士，要是你不停止這些熱水澡，我無法為任何可能出現的不幸和令人遺憾的後果負責。但施羅密特奶奶不能放棄洗澡。她太懼怕細菌了。她在洗澡時死去。她患有心髒病這是事實。但真相則是我奶奶死於過於講衛生，而不是心髒病。事實有模糊真相的傾向。潔癖害了她。儘管她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箴言是：黎凡特到處是細菌”，或許可以證實早先的一個真相，一個比衛生魔鬼更為深入的真相，一個受到壓抑的看不見的真相。畢竟，施羅密特奶奶來自東北歐，那裡的細菌和耶路撒冷的一樣多，更不用說其他的有害物質了。這裡一個窺孔或許能讓我們稍稍看到東方景象、顏色和氣味對我奶奶或許對像她那樣的其他難民和移民的心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