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裝一條木腿的海龜—— 11

雷伯尋覓自己舊踪的長途旅行（迪耶戈·哈斯稱之為“王的告別演出”，後來還把經過情形都告訴了喬治·塔拉斯），是一九七九年的事。 王本人向塔拉斯和塞梯尼亞茲透露的若干真情，得到這些事實的補充，將來有助於他們兩人把雷伯·米歇爾·克立姆羅德的畢生踪跡——從他在維也納出生一直到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段一段拼湊起來。當然，其中難免留下些可以理解的空白點。 雷伯沒有按原來的時間順序作這次覓踪之行，他不是把昔日走過的路重頭再走一遍。喬治·塔拉斯認為，在他一生的這個時刻，雷伯已對自己漂泊生涯的結局作出了決定。現在，他就是需要回顧自已往事的某些片斷，記憶和旅程把他帶到哪裡，他就去什麼地方，根本沒有一定的路線。

一九七九年，亨利·阿爾特還活著，在法屬西印度群島經營一個小公司，把配備船員的遊艇租給想周遊加勒比海的旅遊者。 他微笑著對迪耶戈說：“這是我的一大憾事。當初，如果這個鬼傢伙，”他指著雷伯，“願意留下來和我合作，我們恐怕早就一起發了大財。” “靠走私捲菸？”雷伯問，一邊也在微笑。他們講的是法語，那時候迪耶戈聽法國話的水乎已有所提高，但還沒有達到自己的理想。 “完全正確，當然靠捲菸。當時可以賺一大筆錢。我也真的賺了不少。一度我賺了十億法郎。可是不久這些錢又讓我給虧折了。” “要是我在的話，局面就會改觀嗎？” “我絕對相信能改觀，”阿爾特接著說，同時轉向迪耶戈。 “他有一件我從來沒有過的東西，靈敏的腦袋瓜子，雖然那時他還年輕。這顆腦袋太靈了！”

“Que sorpresa。（注：西班牙語，真叫人吃驚）”迪耶戈說。 “我感到mucho mucho（注：西班牙語，非常非常）吃驚。” 法國人打量著雷伯的舊佈褲和圓領衫。 “真有趣，”他說。 “告訴你，當初我敢發誓你將來一定有出息，一定能成為名人。” “我了解他，”迪耶戈用英語插話。 “我知道還有個人也了解他，一個在格林威治村賣漢堡包的。他是雷伯的崇拜者之一，從來不要我們付錢。” 阿爾特笑了起來。他說他並不是那個意思。他邀請這兩個客人一同進屋。他成了家，第三代孩子也已經有了五個，他的買賣相當不錯，儘管不能說是非常了不起。由於某些不太清楚的原因，反正與抵押和貸款有關，銀行都討厭他。但是他喜歡這樣的生活方式，他一向就是這樣過的。他喜歡在海邊住。感謝上帝，如果撇開銀行不談，他覺得自己漸漸進入老境還不算太可憐。他舉起盛著混合甜飲料的杯子。

“讓我們為失意者乾杯，我們就是失意者，我們也不在乎做失意者。” 不久以後，一個名叫保爾·蘇必斯的法國闊佬成了阿爾特的主顧。因為他在巴黎當部長，人們都稱他為“總統先生”。前面提到，有家銀行對那個當年在丹吉爾活動的捲煙走私販恨得要命，巧得很，蘇必斯正好在這家銀行擁有股權。 “你一定會覺得可笑，先生。”阿爾特後來對喬治·塔拉斯說。喬冶·塔拉斯的基金會則剛同這個法國人的公司簽訂了一項油水很大的合同，準備組織一些兒童周遊加勒比海。 “然而，我還是要說。你說你有點兒了解雷伯·克立姆羅德，而那位蘇必斯對我又如此慷慨，我甚至覺得，這兩個人之間可能有某種聯繫。” “你說對了，我確實覺得可笑。”塔拉斯不動聲色地回答。

在耶路撒冷，他們在約爾·白尼適一套相當簡樸的公寓裡住了三四天。約爾·白尼適雖然不繫領帶，卻是以色列議會的議員，而且即將成為國務秘書。 白尼適問雷伯：“前幾天你在丹吉爾嗎？” “他把我拖去逛那些散發著薄荷氣味的市場。”迪耶戈說。 “我們甚至參觀了他以前住過的宮殿，才三平方米見方，在卡斯巴的利雅得國王街。現在我知道他是從哪兒學的西班牙語，原來他在西亞金街跟一個從卡斯蒂里亞北部來的西班牙小貴族住在一起；這個人現在已經死了。我甚至把自己肉墩墩的屁股放到'巴黎咖啡館'的一把椅子上，因為他曾經坐在那裡喝過茶。聖母啊，這太使我激動了！我們甚至一直走到馬拉巴塔燈塔那兒。” 一九七九年去耶路撒冷之前，迪邪戈就很了解白尼適，至少他聲稱是這樣。他說與白尼適見過面，但他總不願意把見面的日期、地點或當時的情形告訴塔拉斯。塞梯尼亞茲對於白尼適了解得很少，而塔拉斯知道得更少。寒梯尼亞茲確信，白尼適一向了解克立姆羅德在幹什麼，也了解他幹任何一件事的目的、地點和方式；塞梯尼亞茲相信這兩個人之間保持著經常的聯繫，傑思羅那個情報網的建立即是一例。白尼適是這類事情的專家，他很可能在這方面幫了忙。一九五六年傑思羅親自來送信，使雷伯獲悉蘇伊士運河即將遭到攻擊。通過這次神秘的通風報信。塞梯尼亞茲看到了確鑿無疑酌證據，證明他們兩人之間存在者這種聯繫。

在以色列，雷伯訪到了一九四五至四六年間若干往事的舊踪，更加想不到的是居然找到那個名叫帕內爾的北愛爾蘭人。詹姆斯·帕內爾三十三年前曾在巴勒斯坦的英國軍隊中服設，現在當了記者。是他當著暗暗發笑的雷伯的面，把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雅古爾警察署遭襲擊的經過告訴了迪耶戈。帕內爾和白尼適這些年來一直保持著接觸，其中的原因卻沒有人對迪耶戈作過解釋。 “即使約爾不告訴我，我也會把你認出來的，”帕內爾說。 他伸出食指和中指，指向他的臉。 “憑這雙眼睛。我敢肯定，當時你這雙眼睛比你聲稱帶在身邊的炸藥更使我害怕。你是在嚇唬人呢，還是那兩隻袋子裡真的裝著二十公斤TNT？” “三十公斤，”雷伯說。 “一點不假。”

“你真的會把我們統統送上天去？” “你怎麼想呢？” 鉑內爾發現那雙灰眼睛正以奇異的目光注視著自己。 “我想你會的。”他說。 他們一起到阿克的聖約翰去，在哈奈爾—阿姆丹廣場吃了午飯。那天下午，雷伯和迪耶戈動身去羅馬。 在意大利，他倆沿著昔日那條方濟各會修道院路線走，當年，埃立希·施泰爾和其他一些急欲逃離歐洲的納粹分子走的就是這一條路。他們在羅馬過了一夜，然後由迪耶戈駕駛一輛租來的車，花了兩天功夫到達雷申山口。路上，雷伯講了所謂“四一二皇家運輸連”的離奇故事，迪耶戈聽得哈哈大笑。 但是，他們剛一進入奧地利國境，雷伯的情緒就起了變化。他幾乎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在需要指點車朝什麼方向走時才開口。

“三十四年了，你一直沒有回奧地利來過？” “沒有。” “媽的，這還是你的祖國哪！” 沒有回答。迪耶戈心裡想：祖國，殺死了他的母親和姐姐，特別是殺死了他的父親，差一點還殺死了他本人。這樣的祖國還是忘了的好。再說，對於雷伯·克立姆羅德來說，什麼是祖國？不過，畢竟三十四年了…… 他們在薩爾茨堡走了一整天。雷伯又開始說話了，談到他們眼前的這些地方從前發生過什麼事件，不過聲音比平時低沉，好像在自言自語。他敘述了那一段往事的始末，從他抵達這個城市開始，一直到埃潑克之死以及哈特海姆城堡的攝影師洛塔爾之死。 迪耶戈在哈特海姆沒有停留，汽車經過林茨和毛特豪森，也沒有停留。 從雷伯第一次離開利昂丁難民營到他與約爾·白尼適一起去巴勒斯坦，這一段時間內他所做的一切，有關他如何急切地尋找父親的下落，後來如何了解到父親的遭遇等等，是靠塞梯尼亞茲、塔拉斯和哈斯三人把各自了解的一鱗半爪拼湊起來才為人所知。薩爾茨堡的那一段主要來自哈斯，關於哈特海姆城堡的情況來自塞梯尼亞茲，他還提供了有關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黎明時分雷伯到老家去的一些情節，塔拉斯則聽雷伯講過在奧地利搜索施泰爾的前後經過。

離開了薩爾茨堡，他們直接來到維也納。迪耶戈奉命在內城區一座漂亮的私人住宅門前停車。 “咱們現在幹什麼？” “不干什麼。” 迪耶戈關上引擎。那座宅第帶男像柱的門廊氣派很大。雷伯望著門口，不做任何手勢，坐在車上不動。 迪耶戈問：“你出生在這幢房子裡？” “是的。” 正在這個當兒，房子裡出來幾個小孩，其中一個把收音機貼著耳朵。 “你不想進去嗎？”哈斯問。 “不。” 但是雷伯轉過臉去，目送著兩個孩子向波希米亞公署走去。這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年齡在十二至十五歲之間。 “雷伯本來也可能有這麼大的孩子，”迪耶戈憑直覺突然產生這樣的想法。這使他感到心裡很不是滋味。 沉默。雷伯又把臉轉向擋風玻璃。

“開車。咱們走吧。”他暗啞地說。 下一站是一個名叫萊歇瑙的地方，不過車先在維也納的申肯巷從頭至尾走了一趟——“以前這兒有一家書店。”萊歇瑙幾乎算不上是一個村莊。雷伯來到孤零零一個農家門前打聽一個名叫埃瑪·多寧的女人。住在那裡的一對夫妻對她只有一點模糊的記億。他們說她早就死了，雷伯仍不死心地說，“曾經有三個孩子寄養在她家，三個金發碧眼的小男孩，現在應該有三十五歲或四十歲了。” 那對夫婦搖搖頭；他們一點兒也不知道埃瑪·多寧以及一九四五年那時候三個孩子的下落。雷伯在村子裡到處向人提這幾個問題，得到的是相同的回答：己故的埃瑪·多寧生前也很少有人知道。戰爭期間以及戰後，先後有不少孩子在她那兒寄養過。

雷伯回到汽車裡坐下，張開瘦骨嶙峋的大手擱在膝蓋上。他低下頭說：“咱們走吧，迪耶戈。” 他們在稍南的派耶爾巴赫略事逗留。那兒有一戶姓多普勒的人家。雷伯向他們打聽一個趕車的老人，說這老人是他的朋友，許多年前還留邀他去家裡吃飯。 不，多普勒一家沒有人記得他。他們當然記得自己的老爺爺，但不記得雷伯·克立姆羅德。 “你該問京特和他的姐姐，那時候他們在這裡。可現在他們不住在奧地利了。他們在巴西，在里約熱內盧，經營好幾家糕點鋪發了財。要是你有機會去里約熱內盧的話……” 然後，是奧地利的最後一站。 這個人四十多歲，名叫克勒爾，主持著一個在奧地利相當於公證處的法律事務所。他們事先通了電話約定，克勒爾在伊緒爾溫泉等他們；迪耶戈開的車一到那裡，他就上來。之後他們繼續登程。 克勒爾好奇地註視著雷伯。 “家父告訴我，說他見過你一次，在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 “是一九四七年，”雷伯說。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克勒爾莞爾一笑。 “大概我的記憶力在衰退，要不就是家父記錯了。那時侯我才四歲。但家父很清楚地記得你。六年前他去世的時候囑咐我，要一絲不苟地滿足你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說實話，我對你很感興趣。三十二年來你—直銘記不忘，可不容易啊。” 雷伯笑了笑沒說什麼。 汽本抵達老家湖，停在派克旅館門前。克勒爾一人下車。 “我們大概兩個小時後回來，”雷伯說。 “當然，請你和我們一起吃午飯。務必請你賞光。” “不必太匆忙，我沒關係，”克勒爾答道。 汽車開走了，這次的方向是名叫無底湖的一個小村莊。他們終於看見一個湖泊出現在沉鬱的峰巒之間；這些峰巒有一個不十分可愛的名稱：死山。 “咱們下車走幾步，迪耶戈。” “我正求之不得呢。” 他們那裡只是“走幾步”，而是在登山。矮胖的阿根廷人平生最討厭體力活動，尤其痛恨爬山。不多一會兒，他已經上氣不接下氣，筋疲力竭地垮了下來。他看著雷伯以印弟安人的方式往前爬，還常常停下．好像要憑藉超人的記憶力確定從前走過的路線，然後續續向前。他走到一處懸崖那兒，跪下來察看岩石地面。最後，他站起來一動不動，幾乎垂直地俯視他腳下的黑色湖面。十分鐘之後，他回到迪耶戈身邊，手中好像握著什麼東西，並且料到他的伙計心中一定感到納罕。他張開手掌，掌心裡是幾顆生鏽的自動手槍子彈殼。 “這可愛的地方叫什麼名字？”迪耶戈問。 “扎普利茨。” 他們及時回到老家湖與克勒爾共進午餐。克勒爾在業餘時間收集鐘錶，吃飯時盡是談這種愛好。飯後才去墓地。他們來到與其他墓家離得較遠的一座墳前，那裡豎著一塊黑色大理石碑，上面沒有十字架，也沒有什麼銘文，然而鋪滿了鮮花，碑上只鐫刻著兩個字母：D． L． 。 “三十二年來，”克勒爾很不好意思地說，“你在遠方始終惦念著這位無名氏；我想，現在向你請教他的姓名恐怕不是沒有什麼意義吧？” 克勒爾是中等身材。雷伯俯視著他的時候把一雙灰色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滿令人腸斷的哀傷。 “何必呢？”克立姆羅德回答說。 “世界上只有我還記得他。” 回南美之前，他們到法國的埃克斯昂普羅旺斯走了一道。在那兒，雷伯去掃了另一個墓——蘇珊·塞梯尼亞茲的。然後他們去巴黎，會見一個名叫雅克·梅齊埃的法國人，迪耶戈從他們的談話中了解到，這個法國人很久以前在里昂認識了雷伯。雷伯與梅齊埃談到一個叫布尼姆·阿涅列維奇的人。迪耶戈記得他就是那個眼神憂鬱的人，一九五一年，在王離開巴黎去和約瑟夫·斯大林小酌前夕，哈斯曾經在民族廣場的一家咖啡館裡問過他拉普語說很是否流利。到過北半球所有這些地方之後，他們才乘上一架班機飛往南半球。 他們先到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年前媽咪塔——她的全名叫瑪麗亞—伊格納西姬·哈斯·德卡瓦哈爾——已在那裡飲恨謝世，因為她始終沒有抱到一個名正言順的孫兒。 “可憐的媽咪塔怎麼也不肯承認我有九個子女，認為這些都是'皇子與民女'做夫妻結的果。我曾把他們當中的三四個帶去見奶奶，想讓她高興高興，她卻當我們的面把門砰地一聲關上。”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還去了佛羅里達街的阿爾梅拉斯畫廊。老阿卡迪奧早已去世，當迪耶戈請他的孫女看一幅康定斯基的畫時，她大為驚訝。 “你的意思是？……” “把它送給你。”迪耶戈以最迷人的風度說。 “我只是受人之託，所以不必謝我。是這麼回事：三十年前，興許不止三十年了，你的祖父做過一件很有君子風度的事情。而託我贈送這幅畫的是個從來不忘記任何事情的人，這種人是屈指可數的。順便問一下，今晚你能賞光和我們共進晚餐嗎？” 她沒有別的約會。 迪耶戈問雷伯：“現在去哪兒？” “去佛羅里達看看茲比；再去紐約、芝加哥、蒙特利爾看一些人；還有加利福尼亞的安蓋爾一家，就這些。”迪耶戈只覺得從頭項一直涼到腳跟。 “以後呢，雷伯？” “以後就完了，迪耶戈。” 這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