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波哥大的燭台—— 3

一九四六年三月份，雷伯·米歇爾·克立姆羅德抵達開羅。他和拉扎魯斯是分開走的，但他們在埃及首都會合。 對於王一生中的那一個時期，約爾·白尼適是最直接、最經常的見證人。據他說，克立姆羅德，尤其是拉扎魯斯，被巴勒斯坦英國當局列為恐怖分子中首要的緝拿對象。這與雅古爾事件有很大關係。那幾個C． I． D．人員已經得到很好的機會仔細觀察他倆的相貌，而克立姆羅德的身高使他很容易被認出來。 襲擊雅古爾警察署只不過是伊爾貢和斯騰一起發動的規模大得多的攻勢中的一段插曲。三月一日下達了總攻擊令，拉扎魯斯的使命僅僅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海法、雷霍沃特、的爾諾斯—哈納，耶路撒冷各主要幹線和地區、特拉維夫和佩塔提克瓦等地的軍營都遭到襲擊。甚至在耶路撒冷的第六空降師駐地也挨了炸。

說到克立姆羅德和拉扎魯斯前往開羅、後來又去歐洲的原因，白尼適認為肯定是與拉扎魯斯有關。象伊爾貢這樣一個搞軍事活動不願讓外界知道的組織，對於參加過愛爾蘭共和軍、又和北美的暴徒集團有交往的拉扎魯斯，不免懷有戒心；那種幾乎毫無道理的暴戾作風，不能不使他們皺眉頭，因為這和他們的政治目的有時是抵觸的。 至於克立姆羅德，白尼適就完全不知道他是什麼動機了。只有一點可以肯定：離開巴勒斯坦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白尼適說：“一度我甚至以為他接到了什麼新的命令，興許是莫薩德從歐洲發來的。直到八九月間我才知道事情並非如此，而是他自己要走。我對此感到失望，甚至擔憂。單是他曾經和鐸夫措檔這一點，就預示著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我的估計還是有點道理的……”

娜佳·哈基姆住在開羅傑濟雷島的一座別墅裡，那裡周圍都是住宅區。這位前英軍婦女輔助部隊的工作人員，同哈基姆銀行家族的一個兒子結了婚。身份的改變絲毫也沒有影響她參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秘密活動。 她接到通知，說有兩個人要來，請給予幫助：先是他們在開羅期間要她照應，然後幫助他們去歐洲。她讓拉扎魯斯和克立姆羅德在美國大使館後面她以前住的公寓裡下榻，還為他們弄到了護照——一份愛爾蘭護照給拉扎魯斯，一份法國護照給克立姆羅德—於布雷希。 她給他們訂了船票，於是這兩個人就在三月三十日到達馬賽。 四月八日，雷伯·克立姆羅德隻身來到紐倫堡。 “納卡姆，”布尼姆·阿涅列維奇說。接著他用短語問：“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是希伯來語“報復”的意思。”雷伯回答。 他們冒著冰冷的菲菲細雨在紐倫堡郊區兩排被毀的房子之間散步。他們倆身材相仿，克立姆羅德略高三四厘米。阿涅列維奇二十九歲，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深邃而憂鬱，老是那麼暗淡朦朧。 “我不喜歡你的伙伴，”過了一會兒阿涅列維奇說， “首先，他太老了。我們這些人中間年齡最大的也不超過三十歲。但主要是因為他給我一種職業亡命徒的印象。他的模樣像一個美國暴徒。” “他極其能幹。比我能幹。至少目前是這樣。” “我也很重視實效。我最討厭那種言必引證猶太教法典的空論：在決定做還是不做某—件事，開還是關一扇門之前，那些人可以就一百二十七條理由引經據典討論個沒完。可是對於我們所需從事或者說我們已經開始在做的工作來說，實效在我們所要求的質量中是居第二位的。我不需要任何職業殺於，雷伯。我需要的首先是……”他猶豫了一下，接著幾乎有點不好意思地說：“……純正。我們要殺人，儘管我們憎恨殺人。據說，報復是弱者的武器，可又有什麼辦法呢？懲罰那些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證他們的罪行不會被忘記。人們已經開始淡忘了。作惡的人有的目前正在這裡受審。報紙也在談論此事。可是又能持續多久呢？應該讓全世界知道，這樣的罪惡冊應該在兩三年內就被忘記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除了殺人之外，沒有其他辦法。你真的願意成為我們中的一員？”

雷伯做了個又像點頭又像搖頭的動作，他的兩隻大手插進已經磨破了的茄克衫口袋。 “我調查過你的情況。我們組織的成員遍布全歐洲。此外，在華沙和莫斯科我還有朋友，信得過的朋友。我指的是有私交的朋友。特拉維夫方面不贊成我們的做法；哈葛那想要控制我們，甚至可能想消滅我們。他們動不動就抬出猶太教法典，可以接連幾小時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卻沒有行動。至於有關你的問題，我們全都調查過了。我們的成員中有一個在貝烏澤茨集中營里關過，他記得你的母親和你的姐妹，他願意為你擔保。” “可是不為鐸夫·拉扎魯斯擔保。” “不為拉扎魯斯擔保。不過我們可以用他。不久我們就需要錢，需要大量的錢，可是無淪哈葛那、莫薩德還是伊爾貢或斯騰的那些假仁假義的無賴，都不想為我們提供一個子兒，我們得自己想辦法。我們有一個聯絡網，從事黃金和藥品的走私活動……我知道，我們追求的純正與非法貿易之間存在著矛盾。但還是那句老話，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如果需要——不過我是反對的——拉扎魯斯可以在我們組織的這一方面做點事。我看過他的檔案：在美國，他接觸了一大批被稱作“黑手黨”的人，跟紐約的猶太幫歹徒勾結在一起，直到目前他還跟那些人以及他們的西西里朋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好了，還是來談談你的事吧，對你來說，參加我們下一次行動已經來不及了，至少演主角是來不及了。但你會講法語，而且講得非常好，這我明白。這次任務結束後，打算讓參加行動的人轉移到法國去。我希望由你來負責安排這次轉移，你先去法國給他們準備好安身之處。你能不能擔當起來？”

“我需要一些餞。” “錢會給你的。現在你先看看這個。” 阿涅列維奇把一隻手放到雷伯胳膊上，示意他止步。雷伯抬起眼睛，看見前面有座建築物，他以為是個工廠，門口有警察守衛，還圍著帶刺的鐵絲網。阿涅列維奇卻搖搖頭說： “不，這是一所機械化的麵包房。那裡邊做兩種麵包，每天早上送出去，好在誰也不會弄錯：白麵包是給美國、英國和波蘭士兵吃的。當然，我們不去碰它。黑麵包是繪囚犯吃的。這些囚犯關押在以前的第十三戰俘營，共有三萬六千人，都是黨衛軍，盟軍憲兵蒐集了他們的罪證。我們希望至少把他們幹掉三分之一，用砒霜。” 這項使命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夜晚執行的。那天夜裡正趕上狂風暴雨，這也是導致失敗的部分原因，盡晉在行動前的幾個星期內已採取了所有的預防措施。納卡姆小組的兩名成員不提及自己是猶太人，已在戰俘營中找到工作，一個當司機，一個管倉庫。納卡姆組織內的化學人才配製成功一種砷基混合物，用它塗在麵包上，無論濃度還是色澤都跟德國麵包師灑在他們的產品上的扮完全一樣。另外一些人還在麵包房內找到了工作，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地在堆放待造的麵包的倉庫底下挖了個藏毒藥和工具的小小暗室。毒藥是藏在熱水袋中揣在懷裡夾帶進去的。四月十三日下午晚些時候，三個人躲在暗室中，宜等到天黑所有的職工全都離開之後才出來。在這個天氣壞得出奇的風雨之夜，他們戴上手套面罩，開始在麵包上加“澆頭”。風越刮越猛，把倉庫的一扇窗玻璃碰碎了。警察聞聲趕來，可是倉庫裡沒發現什麼人，他們便以為有人企圖偷竊，這在那個饑饉的歲月裡並不罕見。翌日，他們作了一番例行公事的調查，但納卡姆小組的行動已不得不半途而廢。

十六日，紐倫堡的報紙刊登了警察發現暗室以及五千名黨衛軍囚犯中毒的消息。 其中死了四百人。 在一個曾經是納卡姆成員的法國籍猶太人梅齊埃陪同下，雷伯·克立姆羅德在里昂找到了一套大公寓。他把四個設計這次紐倫堡事件的人在那裡藏了十天。他們還在為這次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深表遺憾，計劃要給一萬四千隻麵包塗毒藥，結果只塗了兩千隻。 一星期後，阿涅列維奇親自來到里昂，與梅齊埃和克立姆羅德見面。他要克立姆羅德陪他去比利時和德國，同時充當他的嚮導和譯員。四月二十六日黎明時分，梅齊埃送他倆坐上他們為本組織購買的一輛汽車離去。之後差不多過了五個月，梅齊埃才重新只到那高個兒年輕人。當時克立姆羅德把他僅有的身外之物留在里昂的公寓裡，那就是兩本書：一本是法文的蒙田《散文集》，一本是英文的惠特曼。

雷伯·克立姆羅德再度出現在里昂是九月中旬的事，鐸夫·拉扎魯斯也一起來了。 但是，在這以前，還有巴黎的一段插曲。 蘇珊·塞梯尼亞茲很愛她的孫輩。儘管丈夫留給她的遺產，夠她過上相當舒適的生活，但她還是飽受孤寂之苦。她深愛大衛，甚至在一句英語也不會說的情況下，這一年的春天居然決定到波士頓去住，可見她是多麼喜歡這個孫子。夏季她照例在埃克斯昂普魯旺斯度過，那裡有她自己的一所房子；然後，於九月九日返回巴黎。她在電話中向那人建議：既然你是大衛的朋友，那就請你上我這兒來吧。 ”雷伯接受了她的邀請。 雷伯環顧四周，視線停留在一幅小小的畫上，這幅面接在一架雕花紅木書櫥左右兩部分之間的牆上，俯臨著一張軟墊長椅。它是用油畫原料和色膠畫成的，可能是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期的作品；畫面上除了一隻藍色盤子裡盛著兩尾赭色的魚外，其餘大都是些模糊不清的靜物。

“這是保爾·克萊（注：保爾·克萊（1879—1940），法國抽象派畫家）的作品。”雷伯說，“我們也有這樣的—幅，幾乎完全相同。” “'我們'？” “我指的是家父和我。我們在維也納住過。” 他露出笑容，倏忽之間，他的整個面貌變了祥。在這以前，他的臉倒不是毫無表情，而是像一個人在凝神沉思，況且他那雙明亮的淺灰色眼睛和一對又大又深的瞳仁越發加深這樣的印象，但是經過他一笑，一切都改變了。 “您的寓所真是富麗堂皇。”他說，“家父看見了一定會說：首飾匣確實配得上它裡面的珠寶。他喜歡用這種讚美的言氣或許是為了表明他畢竟具有維也納人的氣質吧。” 他很少帶有外國人的口音，完全充得過一個從東方來的法國人。蘇珊·塞梯尼亞茲有一種局促不安的感覺，正像她的孫子和喬泊·塔拉斯先於她所感到的那樣。她以為這位來訪者的年齡在二十一歲上下，其實還不滿十八歲；雷伯·克立姆羅德的衣著十分質樸，實在近乎寒酸但是他的眼神、嗓音乃至整個氣質卻給人一種不同凡響的感覺，這與他的外表是那樣不相稱，同樣給這位老太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向客人問了一些有關她孫子的事，問他們是怎樣認識的。雷伯回答說，大衛和他是在“奧地利的林茨附近”遇見的，那是在盟軍部隊勝利到達之後不久，當時他——雷伯·克立姆羅德——正處在“困境”中（這是他的原話），是大衛給了他幫助。於是他們就成了朋友。 他矢口不提集中營或自己九死一生的事。蘇珊·塞梯尼亞茲只有一次問起他的家庭情況，還唯恐失於冒昧而有點猶豫，雷伯回答說，他不久前曾有過一個家，他父親在戰爭中被“打死”了。這一點蘇珊·塞梯尼亞茲認為是正常現象。她以為來客的父親也像大多數奧地利人一樣，在第三帝國的軍隊裡打過仗，想必是死在戰場上的。她甚至料想雷伯本人也一定穿著德軍制服參與過戰爭行動，因為她把雷伯的年齡估計錯了。直到後來，聽了大衛向她介紹他與克立姆羅德相遇的真實情況，她才感到分外震驚：一是對事實本身，二是對她自己的錯誤判斷，也許在更大程度上是對後者。為此，她還哭了一場。

他不費勁地轉換話題，開始談到他先後六七次來法國的情形，上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他說，他是跟一位來自旺多姆附近地區的家庭女教帥學的法語，在巴黎度過的一個夏季和在多維爾、比亞里茨、里維埃拉度過的另外幾次假期，使他的法語水乎得到提高。是的，他知道埃克斯昂普羅旺斯這個地方；還提到格拉內博物館，說“那裡收藏了一幅倫勃朗和兩幅克拉納赫的畫（注：倫勃朗·哈爾門茲·凡·林（1609-1669），荷蘭畫家。盧卡斯·克拉納赫（1472—1553）德國畫家）。”他的美術知識使塞梯尼亞茲老太太大為驚訝，她自己知道克萊這個名字還是因為她丈夫買了這位畫家的一幅畫。 她告訴克立姆羅德，大衛已經復員，並且剛剛回到哈佛大學繼續學法律。她把兒媳在波士頓的地址告訴了雷伯，今年這個時候大衛應該在波士頓，除非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別墅度假還沒回學校。 “要不要我把地址和電話號碼抄給您？” 他搖搖頭，笑著說：“不用了，我的記性相當好。” 他起身告辭，儀態安詳、彬彬有禮。這時老太大才想到，也許他在巴黎、在法國是孑然一身，甚至可能壓根兒沒有朋友，也沒有家。由於不好意思貿然給他錢，老太太簡直費盡心機在考慮如何幫助他才好，後來在一陣衝動之下邀請對方第二天來與她共進午餐。她見雷伯猶豫了一下，但最後還是接受了邀請，說他很“樂意”再來。他走到門口，又逗留片刻，用他那雙奇妙的灰色眼睛專注而莊重地望著女主人。老太太驟然產生一種靦腆的奇怪感覺，她只好用一句不太高明的俏皮話把它掩飾過去。 “我保證不企圖勾引您。” “已經來不及了，”他雙眼迸出愉快的火花，“我又要提到家父，他在這種場合想必會說'我的堡壘在您面前已經土崩瓦解'。” 他用嘴唇在老太太手背上輕輕擦了—下，然後離去。第二天上午，她收到一封短簡和一朵玫瑰花。信上的字體工整，秀氣中帶有明顯的下傾趨向。雷伯請她原諒不能前來赴約，他當天就要離開巴黎。 一星期後，她寫信給大衛說：“我遇到了六十五年中最令人困惑、最不可思議、而智慧又最出眾的一個小伙子。如果你能為雷伯·米歇爾·克立姆羅德做點兒什麼，不論需要還是不需要我的幫助，你儘管去做，大衛。我有一個感覺，好像他目前的境況相當困窘，儘管他在我面前隻字不提……” 雷伯·克立姆羅德重新出現的消息，尤其是到他的法國老祖母家去這件事，使大衛·塞梯尼亞茲大為愕然，原先他滿以為一輩子再也不會聽到這個人的音信了。他在復信中告訴祖母說，他自己也對這個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並要求祖母，“如果他再來的話，”務必設法弄清楚在哪兒能找到他，因為大衛本人也很想再見見他這位“奧地利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