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薩爾斯堡的攝影師—— 2

大衛·塞梯尼亞茲帶著布萊克斯托克、一位醫生和兩名步兵回來。布萊克斯托克拍下了他們發現這個墓坑時的情景。這些照片從未公開發表，甚至沒有列入任何檔案。但十三年以後，王卻從布萊克斯托克夫婦那裡買下了它們。布萊克斯托克認為，那個年輕人能夠活下來，不僅僅是一連串令人頭暈目眩的事態發展的結果。當雷伯給救出來的時候，他的身體的姿勢表明他被埋下去以後，曾拼命努力想爬到坑面上來。雷伯已經從他的八個同伴的屍體中開出一條路，但這項工作遇到的障礙越來越大，因為他是第一批被扔進坑里的，坑頂又被黨衛軍的靴子踩實，然後鋪上生石灰，再蓋泥土。 坑里一共埋了九個人，都是男孩子，年齡在十二歲到十七歲之間。雷伯·克立姆羅德是年齡最大的一個也是唯一的倖存者。

雷伯終於從坑里給救了出來，這時他又一次失去知覺。塞梯尼亞茲對雷伯的身高和體重都感到吃驚：身高有六英尺（注：約一米八三），體重卻只有一百磅（注：四十五公斤多一點）左右。 其實，他的兩項估計全錯了。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那天，十七歲還差四個月的雷伯·克立姆羅德身高已達到一米八四，體重僅三十九公斤。 雷伯的後腦勺挨了一槍，部位在左耳後邊。子彈輕輕地擦過耳垂，擊碎了枕骨底部，犁入後頸上端的肌肉，幾乎沒有觸及椎骨。事實上，他身上其他傷口的情況更為嚴重，或許也更為疼痛。醫生還為這個少年取出另外兩顆子彈，一顆是從他的右股，另一顆是從臀部的正上方取出來的。此外，他渾身上下受到生石灰腐蝕的地方不少於三十處。他的背部、臀部和小腹上保留著數以百計的鞭痕和被香煙頭燙傷的痕跡，其中有些已是幾年前留下的老疤。唯獨他的面孔完好無損。

這張臉不僅使第一個看到他的塞梯尼亞茲動心，也使後來所有見過他的人動心。倒不是因為他長得英俊——他的五官並不十分端正，——而是因為他一方面顯得十分鎮定，同時又給人一種外松內緊的感覺，猶如千鈞一發，簡直毛骨悚然。這決不是一個認命的人的臉，儘管在集中營裡死亡和絕望留下的烙印比比皆是。主要的是你會注意到，這雙灑著些微綠色斑點的灰白眼睛，看起人和物來有一股威靈顯赫的力量。 接下來的幾天工夫，雷伯幾乎老是在睡覺。然而，一場小小的騷動卻由他而起。一批以前的囚犯來找斯特羅恩，聲稱他們代表所有的難友提出抗議。他們拒絕與一個“黨衛軍的雄婆娘”同住一處。他們用的字眼還要難聽得多。但是那位來自新墨西哥州的紅發矮個子少校沒有理睬這一要求，他有別的問題需要操心：毛特豪森集中營不斷在死人，每天都要死好幾百人。

關於那個少年的事，斯特羅恩對塞梯尼亞茲說：“我明白，要是沒有你的話，他一定已經送命了。好好照顧他吧！” “可是，我連他的名字也還不知道呢！” “這是你的事情，”斯特羅恩用他的高嗓門回答。 “從現在起，我就把他交給你了。” 這次談話發生在五月七日的早晨。塞梯尼亞茲把該少年安置在集中著那些尚待決定命運的“卡波”（注：集中營中管理囚犯的囚犯）的棚子裡。塞梯尼亞茲為此而責備自己。如果有人想把任何壞事歸咎於那個陌生的少年，都會使塞梯尼亞茲產生反感。他去探望過那少年三次，只有一次發現他醒著。塞梯尼亞茲想問他一些問題，但得到的回答卻是迷離恍惚的嚴肅目光。 “你認識我嗎？是我把稱從墓坑里拉出來的……”沒有回答，“至少，你應該把自己的姓名告訴我！”沒有回答，“你對我說過你是奧地利人。你一定很想和家裡取得聯繫吧？”沒有回答，“你是在什麼地方學會法語的？”沒有回答，“我只是想幫助你……”

那少年閉上眼睛，轉身面壁。 第二天，五月八日，塔拉斯上尉從慕尼黑趕到此地，帶來了德國投降的消息。 喬治·塔拉斯是格魯吉亞人——不是美國的佐治亞，而是蘇聯的格魯吉亞（注：美國的佐治亞（州）和蘇聯的格魯吉亞（共和國）在法語和英語中拼寫都是一樣的）。在哈佛大學，塞梯尼亞茲就听說塔拉斯是俄國貴族出身，一九一八年全家移居美國，一九四五年，他四十四歲（注：這和書中其他地方描述的年齡有衝突），顯然已授予他自己這樣一項使命，那就是說服我們這個星球上盡可能多的人不要過於認真看待自己。他痛恨感傷主義。面對人類種種愚蠢透頂的行為，塔拉斯持一種自然的無動於衷的態度（如果是裝出來的，至少也裝得很出色）。他的舌尖上隨時準奮著冷嘲或熱諷。除了英語，還有十幾種其他語言他都說得很流利，其中包括德語、法語、波蘭語、俄語、意大利語和西斑牙語。

他來到毛特豪森主持有關工作，所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布萊克斯托克在達豪和毛特豪森集中營裡拍下的照片選一些最令人髮指的貼在他辦公室的牆上。 “當我們審訊那些紳士們的時候，如果他們死不認帳，我們至少可以讓他們看看他們的惡作劇的結果。” 他把塞梯尼亞茲開始整理的幾份卷宗很快處理完了，而且親自主持訊問工作。 “塞梯尼亞茲君，這都是些小魚小蝦，還有別的沒有？” 塞梯尼亞茲向塔拉斯談起那個被活埋的少年。 “你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有關這個年輕人的材料少得可憐。德國人的任何名單中都沒有他的名字。在一九四四年的末了幾個月和一九四五年的頭幾個月內，出於蘇聯紅軍日益推進，曾有幾萬名囚犯被運回德國和奧地利，但他也不屬於其中的任何一批。據許多目擊者證實，他來到毛特豪森集中營才三個月，至多四個月。塔拉斯莞爾而笑。

“看來，事情很簡單。一些黨衛軍的高級軍官撤回奧地利來，準備組織最後一次抵抗。如果只有一個軍官，不可能需要九個情人，除非他是超人。他們到達毛特豪森，白費力氣加強了警衛，及至我們的第七軍逼近時，他們又掉頭就跑，這一回則是向著山嶺、向著敘利亞、甚至向著熱帶而逃。而在逃跑之前，他們還是本著這個令人讚嘆的民族一貫認真執行命令的態度，先把那些如今已成為累贅的心肝寶貝乾淨利落地處理掉，還用生石灰和泥土蓋起來。”在哈佛大學，一位果戈理專家曾經不無道理地給塔拉斯取了一個雅號——“布爾巴”（注：塔拉斯·布爾巴是俄國作家果戈理所著同名小說中的烏克蘭哥薩克老英雄）。塔拉斯非但不生氣，還引以為榮，並且用來作為評論文章和在考卷上寫評語的署名。現在，他透過金絲邊眼鏡把炯炯有神的目光轉向牆上那些恐怖的照片。

“當然，我的大衛老弟，我們可以把別的事情統統撇在一邊不管，整天去關心受到你保護的那個少年。反正總共只有幾十萬名戰犯在急切地等待我們對之表示關注。小事一樁。至於那兒百萬已經死去、正在死去或者將要死去的男人、婦女和兒童就更不在話下。” 塔拉斯愛作長篇大論，還喜歡用他的冷嘲熱諷叫任何與他談話的人下不了台，簡直以此為樂。儘管如此，那個奧地利少年的故事想必還是引起了塔拉斯的興趣。兩天以後，即五月十日，他第一次去看那個少年。對那些在場的“卡波”，他說俄語、德語、波蘭語和匈牙利語。他迅速地瞥了那個年輕的陌生人一眼。 這一眼就夠了。 他的反應和塞梯尼亞茲一樣，但也有相當大的差別：那少年使他震驚的程度大體相同。但他知道自己為什麼震驚。塔拉斯發現，這個倖存者的眼睛和另一個人的眼睛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塔拉斯在普林斯頓曾與另一個人交談過幾句，那是在艾伯特·愛因斯坦家的午餐桌上，他是物理學家朱利葉斯·羅伯特·奧本海默。這兩個人的眼睛有一樣的灰白色虹膜，一樣深不可測，似乎在凝視著凡人永難進入的夢境。是不是兩人有著一樣的秘密，一樣的天才？ ……

當然，兩人的年齡不一樣——塔拉斯估計眼前這個少年最多只有十八九歲。 接下來的幾天，喬治·塔拉斯和大衛·塞梯尼亞茲都忙於他們來毛特豪森要辦的公務，大部分時間花在根據揭發材料進行的調查工作上。他們力圖把所有掌管這個集中營的人不論職位高低、不論罪責輕重列出一份名單，並且蒐集證據，準備以後提供給專門審理戰犯在達豪和毛特豪森集中營所犯罪行的軍事法庭。當美國軍隊迫近時，原奧地利集中營警衛部隊中有許多入就地躲了起來，沒有來得及採取任何預防措施，用的還是本人的真姓名，把自己裝扮成唯命是從的老實人，Befehl ist Befehl（德語：命令就是命令），這句話成了他們為自己開脫一切罪責的擋箭牌。由於缺乏人力物力，塔拉斯起用了一批以前的囚犯，其中有一個猶太建築師，名叫西蒙·威森塔爾，是在好幾個集中營里關過的倖存者。

過了一段時間，在塞梯尼亞茲的催促下（至少，這是塔拉斯向自己解釋的理由），塔拉斯又想起那個曾被活埋的年輕人，他至今還不知道此人的名字。那一小群向斯特羅恩少校提過抗議的囚犯以後沒有再來，而其中最起勁的三名法國猶太人已經離開集中營，回法國去了；因此，這項指控實際上已經不了了之。不過既然已經立檔，就得有個結論。塔拉斯決定親自主持訊問。很多年以後，塔拉斯在截然不同的場合下面對雷伯·克立姆羅德的炯炯目光，將回憶起這第一次見面在他的腦海裡留下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