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節
審判過後的那個夏天我是在大學圖書館閱覽室度過的。閱覽室一開門我就來，關門時我才走。週末我在家裡學習。我是如此一心只讀書，不聞窗外事，以至於審判給我的感覺和思想造成的麻木一直沒有恢復正常。我避免與人接觸，我從家裡搬了出來，在外邊租了一間房。僅有的幾位熟人，也不過是在閱覽室或偶爾在電影院相識的點頭之交，現在我也不與他們點頭了。
在冬季學期裡，我的行為舉止幾乎沒有什麼改變。儘管如此，還是有人問我是否願意和一些學生在聖誕節期間一起去滑雪。奇怪的是我竟然答應了。
我滑雪滑得併不好，但我喜歡滑，而且喜歡滑得很快，願意和那些滑得特別好的人一起滑。我的下坡技術實際上還不過硬，但有時我還是冒摔交和骨折的危險從山上往下滑。然而，我冒的另一種風險——後來這個風險兌現了，我卻全然不知。
我從未覺得冷。當其他人穿著毛衣和夾克衫滑雪時，我和穿著襯衫滑，其他人對此搖頭不已，並對我進行勸告。但是，我對他們深懷憂慮的勸告不當回事，因為我沒有覺得冷。當我開始咳嗽時，我把它歸罪於奧地利香煙。當我開始發燒時，我反倒感覺那是一種享受。我感到虛弱，同時感覺輕飄飄的。我的感覺變得遲鈍起來，但卻感覺良好：愜意、充實。我好像在騰雲駕霧。
隨後，我因發高燒被送進了醫院。出院時，我的麻木不仁消失不見了。一切問題、恐懼、控告、自責，所有在法庭審理期間出現而後又麻木了的驚恐和痛苦又出現了，並在我心裡停留下來。我不知道當一個人該感覺冷卻又感覺不出冷時，醫生會對此做出什麼樣的診斷。我的自我診斷是：麻木不仁在它擺脫我之前或在我能擺脫它之前製服了我的肉體。
當我在夏季結束了學業並開始作為候補官員工作時，學生運動開始了。我對歷史和社會學感興趣，而且作為候補官員我還有足夠的時間呆在大學裡去經歷所發生的一切。經歷並不意味著參與，高校和高校改革對我來說歸根結底就像越南的游擊隊和美國人一樣無所謂。至於學生運動的第三個主題——實際上也是最基本的主題，即如何對待納粹歷史的問題，我感到自己與其他學生之間存在著非常大的距離，以至於我不願意和他們一起宣傳鼓動和一起遊行。
有時我想，就納粹歷史進行辯論並不是學生運動的理由，而是兩代人之間的衝突的表達方式，這種衝突顯然是這場學生運動的推動力量。父輩在第三帝國，或者至少在第三帝國結束以後沒有做他們應該做的事，這讓年輕一輩感到失望。每一代年輕人都要從對父輩的這種失望中解脫出來。那些或犯下了納粹罪行，或對納粹罪行袖手旁觀，或對之視而不見，或在一九四五年之後容忍和接受罪犯的父輩該對他們的孩子們說什麼呢！但是另一方面，納粹歷史對那些無法或不願意譴責父輩的孩子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對他們來說，就納粹歷史進行的這場辯論並不是兩代人之間的衝突的外部表現形式，而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不論集體犯罪在道德和法律方面應承擔什麼責任，對我們這一代學生來說它都是一個確鑿事實。不僅僅在第三帝國所發生的事是這樣的事實，就是後來發生的事，諸如猶太人的墓碑被塗上納粹標誌；許多老納粹分子在法院，在管理部門或在大學裡步步高升；聯邦德國不承認以色列國；流亡和抵抗的故事流傳開來的少，而由於適應變化了的情況而活命的故事居多……所有這些都使我們感到羞恥，儘管我們有權對負有責任的人進行指責。雖然對負有責任的人指責並不能使我們擺脫羞恥之心，但它卻能消除由此產生的痛苦，它可以把由羞恥引起的被動痛苦轉換為力量、積極性和進攻行為。正因為如此，與負有罪責的父輩較量起來顯得勁頭十足。
我不能對任何人進行指責。我不能指責我父母，因為我對他們沒有什麼可指責的。當年參加集中營研討班時所具有的那種為澄清事實而指責自己父親的熱情，對我來說已成為過去，並令我難堪。我周圍的其他人的所作所為，即他們所犯的罪行，與漢娜的所作所為比起來都算不了什麼了。實際上，我必須指責漢娜，但是，指責漢娜的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愛過她，我不僅愛過她，我還選擇了她。我極力這樣自我安慰：當我選擇漢娜時，我對她過去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我努力使我自己認為自己無罪，說自己當時所處的狀態與孩子愛父母的狀態沒有兩樣。但是，對父母的愛是誰一不需要人們承擔責任的愛。
也許人們甚至也要為愛父母承擔責任。當時，我很羨慕那些與他們的父母，同時與整個一代罪犯——旁觀者、逃避者、容忍著和接受者劃清界限的同學，因為，他們至少可以解除由恥辱產生的痛苦，如果不能解除恥辱本身的話，但是，我經常在他們身上見到的那種自我炫耀式的自負是從何而來的呢？怎樣能夠在感到有罪和恥辱的同時又自負他自我炫耀呢？難道與父母劃清界限僅僅是一種雄辯和吵吵嚷嚷嗎？難道想通過這種吵吵嚷嚷宣告：出於愛父母之心而糾纏其罪責的運動已經開始且無法挽回？
這些都是我後來的想法，即使到後來這對我也並不是一種安慰。它怎麼能是一種安慰？我愛漢娜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們這代人的命運，是德國人的命運。我比其他人更難擺脫這種命運，比其他人更不容易戰勝這種命運。儘管如此，如果當時我能把自己融入同代人之中的話，那會對當時的我深有益處的。
第02節
當我還是候補官員時我就結了婚。葛特茹德和我是在滑雪棚中認識的。在假期結束時，其他人都回去後，她仍舊留了下來，一直呆到我出院，然後把我送了回去。她也是學法律的，我們一起學習，一起通過考試並一起成為候補官員。當她懷孕時，我們結了婚。
我沒有向她提起漢娜的事。我想，如果不是有義務，谁愿意聽我來講我以前與另外一個人的關係呢？葛特茹德聰明、勤奮、忠實。如果我們的生活是經營一座農莊，僱用許多男女奴工，生許多孩子，有許多活要幹，沒有時間給對方的話，那麼我們的生活會充實幸福的。但是，一個三口之家，女兒朱麗雅和兩個候補官員，即葛特茹德和我，住在市郊的一處新建樓房的三居室裡，這就是我們的生活。與葛特茹德在一起時，我一直無法停止把她和我的共同生活與我和漢娜的共同生活進行比較。每當我們擁抱在一起時，我總有一種不對勁的感覺、有一種她不對勁的感覺，她接觸和撫摸的地方不對，她的氣味不對，滋味也不對。我想，這種感覺會消失的，我希望這種感覺會消失，我想擺脫漢娜，但是，這種不對勁的感覺從未消失過。
當朱麗雅五歲時，我們離了婚，因為我們兩人都無法再忍受下去了。我們沒有痛苦地離了婚，此後也忠誠地保持聯繫。令我痛苦的是我們不能給予朱麗雅安全感，她很明顯地希望有這種安全感。當我和葛特茹德親密無間、彼此之間都有好感時，朱麗雅在我們中間感到如魚得水一樣自由自在。當她注意到我們之間的緊張氣氛時，就從我們的一方跑到另一方，向我們保證我們都很可愛，她愛我們。她希望有個小弟弟，也高興能有很多兄弟姐妹。很長時間內，她沒有明白離婚是怎麼一回事。當我去看她時，她要我留下來。當她來看我時，要和葛特茹德一起來。每當我離開她時，她都趴著窗戶往外看，當我在她傷心目光的注視下上車時，我感到心已碎。我有一種感覺，我們沒有給予她的不僅僅是她的一種願望，而是她擁有這種願望的權利。當我們離婚時，我們就騙取了她的權利，我們共同做了這件事，但我們的罪責並沒有因此減半。
我試圖再建立一個較好的婚姻關係。我承認，我要找的女人必須要有點像漢娜，像她那樣接觸和撫摸，其氣味和滋味都必須有點像漢娜的，只有這樣，我們的共同生活才不會有不對勁的感覺。而且，我跟她們講我和漢娜的事。我也在其他女人面前比在葛特茹德面前更多地講述了我自己。她們應該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釋我在舉止言談中表現出來的令她們感到驚異的東西。但是，那些女人不想听得太多。我記得海倫，一位研究美國文學的學者，當我講述時，她默默無聲撫摸我的後背，安慰我；我停止講述時，她同樣默默無聲地繼續撫摸我，安慰我。葛西娜是位精神分析學家，她認為，我必須清理我與母親的關係。她問過我是否注意到我的母親在我的故事中幾乎沒有出現過？希爾克是位牙醫，她翻來覆去地問我以前的事情，但是，隨後就忘了我給她講的一切。這樣一來，我就又什麼都不講了，因為人們所講的，不過是人們自己所做的，既然是事實，那就不一定非講木可。
第03節
當我參加第二次國家考試時，那位組織集中營問題研討班的教授去世了。葛特茹德是在報紙的死亡訃告版上偶然看到這個消息的。葬禮在山地陵園舉行。她問我是否想去參加。
我不想去。葬禮在星期四的下午舉行，而我星期四和星期五上午都有考試。再者，那位教授和我之間的關係也不是特別近。我不喜歡參加葬禮。我不想再憶起那次審判。
但是，這已為時過晚，記憶已經被喚醒了。當我星期四考試歸來時，就好像我必須去赴一個不允許錯過的約會，一個與過去的約會。
我是乘坐有軌電車去的，平時我是不坐有軌電車的。這已經是與過去的一種接觸了，就好像又回到了一個熟悉的地方，一個改變了面貌的地方。當漢娜在有軌電車公司上班時，有兩節或三節車廂的有軌電車，車廂的兩端有平台，平台旁邊有踏板，如果電車已經啟動，人們仍舊可以跳到踏板上，還有一條環繞整個車廂的繩子，售票員拉這根繩可以發出開車的信號。夏天的時候，有軌電車敞著平台開，售票員買票，給票打眼，查票，報站，發開車信號，照顧擁擠在平台上的孩子，訓斥那些跳上跳下的乘客，當車滿員時阻止再上人。有的售票員滑稽有趣，有的嚴肅，總繃著臉，有的粗魯。他們的性格和心情如何往往左右著車廂裡的氣氛。我多麼愚蠢，在那次乘車去施魏青根給漢娜一個驚喜的願望落空之後，我就害怕把她當做售票員來等候，來經歷。
我登上了一輛沒有售票員的有軌電車去了山地陵園。那是一個較冷的秋日，天高雲淡，太陽也不再溫暖了，用眼睛望著它也不會被刺痛了。我用了好一會兒時間才找到了將在那裡舉行葬禮的墓地。我穿梭在高大無葉的樹木與已有年頭的墓碑之間，偶爾會遇見一位陵園的園工或一位手持澆花壺和修技剪刀的上了年紀的婦女。陵園非常安靜，我從遠處就听到了在那位教授的墓碑旁所唱的讚美詩。
我站在一邊仔細地觀察這小小的參加葬禮的人群。其中的一些人看上去明顯地孤僻怪異。從介紹教授生平事蹟和著作的悼詞中可以聽得出來，他自己逃避了社會的約束，從而脫離了與社會的聯繫，他一直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變得孤僻起來。
我認出了當年參加研討班的一位同學，他參加國家考試比我早，先當上了律師，後來又成了一家小酒店的老闆。他是穿著一件紅色的長大衣來的。葬禮結束後，當我往迴向陵園的大門走去時，他走過來與我打招呼："我們一起參加了研討班，你不記得了嗎？"
"記得。"我們握了手。
"我總是在周三去法庭，有時我開車帶你去，"他笑著說，"你每天都在場，每天，每週都在。現在你說說為什麼？"他同情地、期待地望著我。這使我想起，他的這種目光在研討班時我就注意到了。
"我對法庭審理特別感興趣。"
"你對法庭審理特別感興趣？"他又笑了，"是對法庭還是對那位你總是目不轉睛地盯著的被告人？就是看上去還蠻不錯的那位？我們大家心裡都在嘀咕，你與她是什麼關係，但是沒人敢問你。我們當時非常富有同情心，善解人意。你還記得……"他提起了另外一位參加研討班的同學，這位同學口吃，說話咬舌頭，話很多且不著邊際，我們還得洗耳恭聽，好像他的話句句是金石之言。他開始談起其他參加研討班的同學，講他們當時如何，現在又做什麼。他滔滔不絕地講個沒完，但是，我知道他最終還會再問我："怎麼樣，你現在和那位被告的情況如何？"我不知道我該如何回答，如何否認，如何承認和如何迴避。
這時候我們到了陵園的大門口，他真的問了我這個問題。車站剛好有一輛有軌電車在徐徐開動。我說了聲"再見"，撒腿就跑，好像我能跳到踏板上一樣，我挨著車身邊跑邊用手拍打著車門。我根本不敢相信，也沒抱任何希望的事發生了：那輛車又停了下來，門開了，我上了車。
第04節
做完候補官員之後，我必須要選擇一門職業，但我沒有馬上做出選擇。葛特茹德馬上就當上了法官。她手頭上要做的事堆積如山，而我能呆在家裡照看朱麗雅，這令我們感到高興。當葛特茹德克服了最初的困難、朱麗雅又入了幼兒園後，我的決定就迫在眉睫了。
我很難做出決定。在對漢娜的法庭審判中我所看到的種種法律角色，看不出有適合我的。對我來說，訴訟與辯護同樣都被滑稽地簡單化了，而判決又是所有簡單化中最滑稽的。我認為，我也不適合在管理部門做政府官員。我作為候補官員在州政府工作過，我發現它的辦公室、走廊、氣味和公務員都很蒼白、無味、單調。
這樣一來可供選擇的法律職業也就所剩無幾了。我真不知道我會做什麼，如果不是一位法學史教授給我提供了在他手下工作的機會的話。葛特茹德說，我的選擇是一種逃避，是對生活的挑戰和責任的逃避。她說得有道理，我是逃避了，逃避使我感到輕鬆。我的這個選擇不是永久性的，我對她，也對自己這樣說。我還年輕，教幾年法學史之後，仍舊能找到各種實惠的法律職業，但是，這卻成了我的永久性的選擇。隨著第一次逃避而來的是第二次逃避，也就是說，我從大學換到一家研究機構，我在那兒尋找並發現了一個我可以從事我喜歡的法學史研究的避風港。在那兒，我不需要任何人，也不打攪任何人。
結果我不但沒有逃避掉，反而與過去更接近了。作為法學史家，我所接觸的過去，其生動性並不遜色於現實生活。局外人可能會認為，人們對過去只能觀察，而對現實才能參與，但事實並非如此。從事歷史研究意味著在過去與現實之間架起橋樑，在歷史與現實兩方面進行觀察，活躍於二者之間。我所研究的領域之一是第三帝國法，在這裡，過去與現實如何在現實生活中難解難分，特別顯而易見。在這裡，人們逃避的不是過去，而正是現實和將來，人們沒有把注意力堅定地集中在現實和將來上。人們對歷史遺產茫然無知，不知我們深深地打上了歷史的烙印，我們生活在歷史中。
我沉浸在歷史中時能夠得到一種滿足感。雖然它對現實並沒有什麼意義，我還是不想隱瞞它。我第一次產生這種滿足感是在我研究啟蒙教育法和啟蒙教育法律草案的時候。之所以要製定這些法律是因為人們相信，從此以後世界有了好秩序，從此世界會變得更好。看到從這種信念中製定出維護良好秩序的條文，看到這些條文又變成了美好的法律，而它們又將以自身的美來證明它們的真，我感到幸福。很久以來我就堅信，儘管出現了可怕的倒退和挫折，但法律會越來越進步，會變得越來越美，越來越真，越來越理智，越來越人道。自從我發現我的這種信念不過是幻想而已後，我的法律演進現變得完全另一樣。這個演進雖有目的地，但它經過種種震動、困惑和失去理智後到達的這個目的地，正是通向另一個目的地的起點，但在尚未到達這個新目的地時，又不得不重新開始。
我當時又重讀了《奧德賽》。我在中學時就讀過這本書，在我的記憶中，它講的是一個返鄉者的故事。但是，它講的並不是一個返鄉者的故事。相信一個人不可能再次過同一條河的希臘人怎麼能相信返鄉之事呢？奧德修斯回來不是為了留下，而是為了重新出發。 《奧德賽》是一部運動史，這個運動是有目的的，同時又無目的，是成功的，同時又是徒勞的。法律的歷史與此有什麼區別呢？
第05節
我是從《奧德賽》開始的。我和葛特茹德分手後，我重讀了它。許多夜裡我只能睡上幾小時，我躺在那兒睡不著。當我打開燈拿起一本書看時，眼睛就睜不開了；而當我把書放到一邊、關上燈時，我卻又睡不著。這樣我就大聲朗讀，大聲朗讀時，我就不再打盹。當我的大腦處於雜亂無章的回憶和夢幻中時，當痛苦在我腦中盤旋時，當我在似睡非睡的狀態中對我的婚姻，對我的女兒和我的生活進行反思時，漢娜總是在左右著我，我乾脆就為漢娜朗讀，為漢娜在錄音機上朗讀。
當我把我錄製的錄音帶寄出去時，幾個月的時間已經過去了。起初，我不想寄片段，我在等著把全部的《奧德賽》錄完。之後，我又懷疑漢娜是否對《奧德賽》有足夠的興趣。於是，在錄完《奧德賽》之後，我又給她錄了施尼茨勒和契河夫的短篇小說。然後，我硬著頭皮給審判漢娜的法庭打了電話，打聽出了漢娜在什麼地方服刑。最後，我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漢娜服刑監獄的地址——它離審判和判處漢娜的城市不遠，一台錄音機和按照契河天——施尼茨勒——荷馬這個順序錄製的錄音帶。最後，我把錄音機和錄音帶一同打進郵包，寄給了漢娜了
最近，我找到了一個本子，上面記有那些年我為漢娜錄過的東西。最早的十二個篇目很顯然是同時做的記錄。起初，我大概只是往下讀，後來才注意到沒有記錄就記不住已經讀過什麼了。在後來的篇目中，有時註明了日期，有時沒有註明，但是，即使是沒有日期，我也知道第一次給漢娜寄錄音帶是她服刑的第八年，最後一次是第十八年。在第十八年的時候，她的赦免申請被批准。
我繼續為漢娜朗讀，讀我自己也正想看的書。在錄製《奧德賽》時我注意到，大聲朗讀不像自己輕聲閱讀那樣容易讓我集中精力，後來有所好轉。朗讀的缺點是它持續的時間較長，但是，正因為如此它才使朗讀者把內容深深地銘刻在腦子裡。至今我對一些內容仍記憶猶新。
我也朗讀我已經熟悉和喜愛的作品。這樣漢娜能聽到很多凱勒、馮塔納、海涅和默里克的作品。很長時間裡，我不敢朗讀詩歌，但是後來，我卻樂此不疲。我可以背誦一系列我所朗讀過的詩歌，時至今日仍能朗朗上口。
那個記錄本所記載的書目，證明了受過教育的市民階層的原始信賴。我也不記得了，是否我曾經想過不必局限於卡夫卡、弗里施、約翰遜、巴克曼和倫茨而讀一些實驗文學作品，也就是我既弄不清故事講的是什麼也不喜歡其中的任何人物的文學作品。我認為，實驗文學自然是要拿讀者做實驗，漢娜和我都不需要這個。
當我自己開始寫作時，我也把我寫的東西拿來為她朗讀。我要等我的手稿口授之後，打字稿也修改過以後，而且有了一種完全做好了的感覺之後才朗讀。在朗讀時，我能發現我的感覺正確與否。如果不正確，我可以重新再來，把！目的去掉，重新錄製。但是．我不喜歡這樣做，我想用朗讀來劃個圓滿句號。我把我的一切力量。一切創造力和富於批判的想像力再次為漢娜調動起來。這之後，我才把手稿寄給出版社。
在錄音中，我沒做個人的評論，沒有問起過漢娜的情況，沒有講述過我自己的情況。我只朗讀書名、作者名和書的內容。當內容結束對，我稍等一會兒，合上書，按下錄音機的停止鍵。
第06節
當我們的這種時而喋喋不休，時而無話可說的交流進行到第四個年頭的時候，她寄來了一份問候："小傢伙，上一個故事特別好。謝謝。漢娜。"
紙是帶橫線的，是從寫字本上撕下來並剪得整齊的一頁。問候寫在最上邊，佔了三行，是用藍色的圓珠筆寫的。漢娜寫的字用力很重，都印透到紙的背面了。地址也是用力寫的。這個從中間折疊起來的紙條，上下都可看出字印。
第一眼看上去人們可能會認為這是一個孩子的字體，但是孩子的字體儘管不熟練，不流暢，卻不這麼用力。為了把直線變成字母，再把字母變成文字，漢娜要克服種種阻力。孩子的手可以挪來挪去，隨著字體而變化。漢娜的手不知向什麼方向移動，但又必須移動。寫一個字母要下好幾次筆，上劃下一次筆，下劃下一次筆，弧線下一次筆，延長線再下一次筆。每個字母都要付出新的努力，結果還是裡出外進，高低不一。
我讀著她的問候，心裡充滿了歡喜："她會寫字了！她會寫字了！"那些年裡，能找到的有關文盲的文章我都讀過了。我知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如在找路，找地址或在飯店點菜時多麼需要幫助，在按照約定俗成的規矩和傳統的習慣做法行事時多麼提心吊膽，在掩飾自己不具備讀寫能力時多麼煞費苦心，他們因此而不能正常生活。文盲等於不成熟。漢娜鼓起勇氣去學習讀寫，這標誌著她已經從未成年向成年邁出了一步，脫離蒙昧的一步。
然後，我仔細觀察漢娜的字，我看到了她為此付出了多少勞動，我為她感到自豪。與此同時，我又為她感到傷心，為來遲和錯過的生活而感到傷心，為生活的遲來和錯過而感到傷心。我在想，如果一個人錯過了最佳的時間，如果一個人長期拒絕某事，如果一個人過久地被某事所拒絕，即使最終他開始花力氣去做並樂此不疲，那麼也為時太晚了。或許不存在"太晚"的問題，而只存在"晚不晚"的問題？而且，無論如何"晚"要比"從未"好？我搞不清。
在接到第一封問候信之後，我就不斷地收到她的來信。總是寥寥幾行字，或一份謝意，或一份祝福，或想更多地聽同一位作者，或不想听了，或對一位作者、一首詩、一個故事、一本小說中的人物評論幾句，或在監獄裡看到一件什麼事。 "院子裡的連翹已經開花了"，或者"我希望今年夏天雷雨天多點"，或者"從窗內向外眺望，我看到鳥兒是怎樣地聚集在一起飛向南方的"。常常是漢娜的描述讓我注意到連翹、夏日的雷雨或聚集在一起的鳥兒。她對文學的評論經常準確很令人驚訝不已："施尼茨勒在吠叫，斯特凡茨韋格是條死狗"，或者凱勒需要一個女人"，或者"歌德的詩就像鑲嵌在漂亮框架裡的一幅小畫"，或者"倫茨一定是用打字機寫作的"。由於她對作者們的情況一無所知，所以，只要他們不是明顯地不屬於同代人，她都把他們視為同代人，她的評論也都是以此為前提做出的。實際上有多少早期文學作品讀起來像現代作品呢？我對此感到困惑。不了解歷史的人反而更能看清歷史，旁觀者清嘛。
我從未給漢娜回過信，但是我一直在為她朗讀。我曾在美國逗留了一年，這期間我就從美國寄錄音帶給她。當我去度假或者特別忙的時候，錄好下一盒錄音帶的時間可能就要長些。我給她寄錄音帶沒有固定的周期，或一周一次，或兩週一次，有時也可能隔三週或四周之後才寄。現在漢娜學會了閱讀，也可能不再需要我的錄音帶了，那我也就不那麼著急了。儘管如此，她可能仍然喜歡我給她閱讀。朗讀是我與她交談的一種方式。
我把她所有的信都保存了起來。她的字體也有所改變，起初，她努力把字母寫得工整，但卻很不自如，後來就輕鬆自信多了，但是，她的字從未達到熟練的程度，卻達到了某種嚴謹美，看上去像是一生中很少寫字的老年人所寫的字。
第07節
當時，我從未想過漢娜有一天會出獄。問候信和錄音帶的交流是如此正常和親密，漢娜對我如此自如，使我感到她既近在咫尺又遠在天邊，我完全可能讓這種狀態持續下去。我知道，這很舒適，很自私。
然而，女監獄長寄來了一封信：
幾年以來，史密芝女士與您一直有書信往來，這是史密芝女士與外界的誰一聯繫。這樣，我只好求助於您，儘管我不知道您與她關係的密切程度，不知您是她的親屬，還是朋友。
明年史密芝女士將再次提出赦免申請，我認為，赦免委員會將會批准她的申請。在被監禁了十八年之後，她不久將要被釋放。當然了，我們可以為她找房子和工作，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盡量為她找房子和工作。依她的年齡來看找工作將會比較困難，儘管她的身體仍舊很健康，儘管她在我們的縫紉廠裡表現得非常出色，但是，如果親屬或朋友來操心這件事，在她出獄之後把她安排在他們附近，陪伴她，讓她有個依靠，這要比我們來做好得多。您無法想像，一個人被監禁了十八年，出去之後會是多麼孤獨無助。
史密芝女士自理能力非常強。如果您能為她找到一個住處和一份工作，頭幾週或頭幾個月能常去看看她，能邀請邀請她，能讓她了解教會、業餘大學及家庭教育機構提供的各種機會，這就足夠了。此外，十八年之後第一次進城購物，與政府部門約談，或找一家飯店吃飯都不那麼容易，有人陪伴就容易多了。
我注意到您沒有探望過更密芝女士。
如果您這樣做了，我也就不必給您寫信了，而會是藉您探望她的機會與您商談此事。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請您在她出獄之前來探望她。煩請您借次機會來我這兒一起。
那封信以最衷心的問候結束。那問候並未讓我感到那是對我的衷心問候，而是讓我感到這件事是女監獄長的一樁心事。我已經聽說過她，她的機構被認為是極不尋常的，她的意見在監禁法改革問題上舉足輕重。我喜歡她的信。
但是，我不喜歡我所面臨的事情。當然了，我必須要為她找房子，找工作，而且我也付諸行動了。一些朋友願意把房子裡既未使用也尚未出租的小住宅廉價出租給漢娜。我偶爾到一家希臘裁縫那裡修改衣服，這位裁縫想僱用漢娜。和他一起經營這家裁縫店的是他的妹妹，她搬回希臘去了。早在漢娜出獄以前，我就開始關心教會和世俗機構所提供的社會福利和教育機會。但是，探望漢娜我卻一拖再拖。
正因為漢娜對我如此自如，使我感到她既近在咫尺又遠在天邊，我才不想去探望她。我有一種感覺，她將說她與我像過去一樣只能保持一種實際距離。我怕她說，那微不足道的、隱匿的問候和錄音帶太做作和太傷害人了，她必須因而承受近在咫尺之苦。我們怎麼還能再次面對面地接觸而對這期間我們之間發生的一切不感到噁心呢？
時間就這樣過去了，我幾乎就要挨到不必去監獄了。我好久沒有從女監獄長那兒聽到什麼消息了。我曾經寫過一封信，信中談到為漢娜找房子和找工作這些漢娜將要面臨的問題，但是，我沒有得到答复。她大概指望藉我探望漢娜之際與我談一次。她哪裡會知道，我不僅把這次探望拖延了下去，而且想逃避它。但是，赦免漢娜的決定終於批下來了，漢娜即將出獄。女監獄長給我打電話，問我現在是否能過去一下。她說，一周之內漢娜就要出來了。
第08節
在接下來的周日，我去了她那兒，那是我第一次探監。在大門口我受到了檢查，在往裡面走的時候，許多道門被打開又關上。但是，建築是新的，很敞亮。在裡面，房門都敞開著，女囚犯們可以自由地來來往往。在走廊的盡頭有一扇大門通向外面——一塊生機盎然的，長有樹木，佈置有長椅的小草坪。我四處張望尋找。那位給我帶路的女看守指了指附近一棵栗子樹陰下的一條長凳子。
漢娜？坐在凳子上的那個女人是漢娜嗎？滿頭白髮，滿臉深深的皺紋，一副笨重的身軀。她身穿一件胸部、腰部及大腿處都繃得特別緊的淺藍色的連衣裙，兩手放在膝蓋上，手裡拿著一本書。她並沒有看那本書，而正透過老花鏡的邊線在看另一位女人用麵包屑一點一點地給麻雀餵食。後來，她意識到有人在註視她，她把臉轉向了我。
當她認出我時，我看出了她期望的神情，看出她滿臉喜悅的光彩。當我走近她時，她用詢問的、不自信的、委屈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我。我看到，她臉上的光彩逐漸消失了。當我走到她身邊時，她對我友好地。疲憊地笑了笑："小傢伙，你長大了。"我坐在她身邊，她把我的手握在了她的手裡。
以前，我特別喜歡她身上的氣味。她聞上去總是那麼清新，像剛洗過澡或剛洗過的衣服，像剛剛出過汗或剛剛做過愛。有時候，她也用香水，可我不知道是哪一種。就是她的香水聞上去也比所有其他的香水清新。在這種清新的氣味下，還有另外一種氣味，一種很濃重的說不清楚的酸澀味。我經常就像一隻好奇的動物一樣在她身上聞來聞去，從脖子和肩膀開始，聞那剛剛洗過的清新味，在她的兩個乳房之間聞那清新的汗味，那汗味在腋窩處又和其他氣味摻雜在一起，在腰部和腹部那種濃重的，說不上來的味道幾乎是純正的，在大腿之間還有一種令我興奮的水果香味。我也在她的腿上和腳上聞來嗅去，到了小腿時，那種濃重味道就消失了，膝蓋窩又稍微有點新出的汗味，腳上聞上去是香皂味或皮鞋味或身作疲憊不堪後的味道。後背和胳臂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聞不出什麼味道來，或者說聞上去還是她本身的味道。手上是白天工作的味道：車票的印刷墨、鉗子的鐵、洋蔥、魚，或者油膩、肥皂水或熨衣服的蒸氣。如果她洗過了，手上起初什麼味道也聞不出來。但是，只是香皂把各種味道覆蓋住了罷了。過了一會兒，各種不明顯的味道就又融會在一起捲土重來了：上班的，下班的，白天的，晚上的，回家的，在家的。
我坐在漢娜的身邊，聞到的是一位老年婦女的味道。我不知道這味道是怎麼形成的，這種味道我從祖母和老姨媽們那兒聞到過，或在養老院裡——在那裡，房間和走廊到處都是這種味道。不過，這種味道對漢娜來說未免太早了點。
我又往她身邊靠近了些。我注意到，剛才我讓她失望了。現在我想補救一下，做得更好些。
"你就要出來了，我很高興。"
"是嗎？"
"是的。你將住在我的附近，我感到高興。我告訴了她我已給她找到了房子和工作，給她講了那個城區所具有的文化和社會生活，給她講市圖書館的情況。"你看書看得多嗎？ "
"還可以，能聽到朗讀更好，"她看著我說，"現在結束了，對吧？"
"為什麼該結束了呢？"但是，我看上去就像既沒有給她錄過音，又沒有與她見過面和為她朗讀過似的。 "你學會了讀書，我的確很高興，而且很佩服你，你給我寫的信多好啊！"事實的確如此。 、她學會了讀寫，她給我寫信，我對此非常高興，也非常佩服她，但是，我也感覺到，與漢娜在讀寫上所付出的努力相比，我的欽佩和欣慰是多麼少，少得多麼可憐。她的努力竟然沒能促使我哪怕給她回一封信，去探望她一次，與她聊聊。我為漢娜營造了一個小小的生存環境，一個小小的空間，它給予我一些東西，我也可以為它做些事情，但是，它在我的生活中卻沒有佔有哪怕是一席之地。
但是，我為什麼要在我的生活中為她留有一席之地呢？為什麼讓漢娜生活在這個小空間裡會讓我感到問心有愧？我對自己產生這種自愧心感到氣憤。 "在法庭審理之前，你難道從未考慮過那些在法庭上討論的問題嗎？我是說，當我們在一起時，當我給你朗讀時，你從未想過這些問題嗎？"
"你對此耿耿於懷？"但是，她並未等我回答就接著說，"我一直有種感覺，感到沒有人理解我，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我做過什麼。你知道嗎，如果沒有人理解你，那麼也就沒有人有權力要求你做出解釋說明，即使是法庭也無權要求我做解釋說明。但是，那些死去的人卻可以這樣做，他們理解我，為此他們不必非得在場，但是，如果他們在的話，他們就更能理解我。在這監獄裡，他們和我在一起的時候特別多，他們每天夜裡都來，不管我是否想讓他們來。在法庭審判之前，在他們想要來的時候，我還能把他們趕走。"
她在等著，看我是否想就此說點什麼，但是，我卻不知說什麼為好。起初，我想說，我無法趕走任何東西。然而，那不符合事實，因為當一個人為另一個人營造一個小小生存環境時，他實際上就是趕他走。
"你結婚了嗎？"
"我結過婚。葛特茹德和我已經離婚多年了。我們的女兒住在寄宿學校，我希望她在最後的這幾年不要住在那兒了，最好搬到我這兒來往。"現在輪到我等著了，看她是否想就此說點什麼，或問些什麼。但是，她沉默不語。 "我下週來接你，好嗎？"
"好。
"是悄悄地，還是熱鬧一點地？"
"悄悄地。"
"好吧，我就悄悄地來接你，不放音樂，不喝香檳酒。"
我站了起來，她也站了起來。我們相互凝視著。已經響過兩次鈴了，其他女囚犯都已經進了屋。她的目光又在上下打量我的臉，我擁抱了她，但她換上去有些不對勁。
"小傢伙，好自為之。"
"你也應如此。"
就這樣，我們在不得不分手之前就告別了。
第09節
接下來的那一周特別忙碌，我已記不得了這是由於我要做一篇報告而時間壓力特大．還是由於工作壓力，或者成就壓力的緣故。
寫那份報告的最初想法一點沒用上。在開始修改報告時我發現，那些我原以為有普遍意義和從中可能歸納出規律的地方全都一個接一個地變成了偶然的案例。我不甘心接受這樣的結果，我忙亂地、頑固地、不安地繼續尋找著答案，好像我的現實現本身就荒謬。我已做好把檢查結果進行歪曲、誇張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準備。我陷入了一種特別的坐臥不安的狀態，如果我很晚上床睡覺的話，儘管能入睡，但是過不了多久就又徹底地醒了，我只好再次起來繼續閱讀或者寫作。
我也為漢娜的出獄做了一些準備。我為漢娜的房間里布置了宜家公司的家具，還配備了幾件舊家具，把漢娜的情況告訴了那位希臘裁縫，帶回了有關社會和教育活動方面的最新信息，買好了儲備食品，在書架上擺好了圖書，在牆上掛好了畫。我還請了一位園藝工，清理了那個圍抱客廳平台的小花園。我做這些時，也顯得特別地忙亂和固執，這一切令我如負重負。
但是，這足以讓我忙得沒有時間去回想那次對漢娜的探望。只是有的時候，當我開車時，或疲憊地坐在寫字台前時，或躺在床上睡不著時，或者在為漢娜準備的屋裡時，記憶才會一瀉千里，不可阻擋。我會看到她坐在長椅上，目光注視著我，看見她在游泳池裡，臉向我這邊張望著。那種背叛了她和愧對她的感覺就會再次湧上心頭。但是，我又生氣自己有這種感覺，並開始指責她，發現她悄悄地逃避了她應該承擔的責任，這未免有點太便宜了。如果只有死人才有權要求她做出解釋說明，如果可以把罪責用睡眠不好和做噩夢來搪塞了事的話，那麼活人往哪兒擺？但是，我所指的活人不是指活下來的人，而是指我自己。我難道也沒有權利要求她做說明解釋嗎？我算老幾？
下午，在我去接她之前，我給監獄打了電話。我先和女監獄長講了話。
"我有點緊張。您知道，在通常情況下，一個人經過了這麼多年的監禁之後，在沒有嘗試過在外界先呆上幾個小時或幾天以前，是不會讓他出獄的。史密蘭女士拒絕這樣做。明天對她來說並非輕鬆。
我的電話被轉到了漢娜那裡。
"你考慮一下，我們明天都做什麼，是想馬上就回你的家，還是我們一起去森林或去河邊？"
"我會考慮的。你仍舊是個偉大的計劃家，對嗎廣
這令我生氣。我感到生氣，因為這與其他女友偶爾對我的態度沒有兩樣，這等於說我不夠靈活，不能隨機應變，大腦起的作用過多，而肚子沒派上用場。
她注意到了我沉默不語是生氣了，於是笑著說："小傢伙，別生氣，我沒有什麼惡意。"
我在長凳上又看到的漢娜已經是位老婦人了，她看上去、聞上去都像一位老婦人了，但是，我完全沒有註意她的聲音，她的聲音聽上去仍舊十分年輕。
第10節
第二天早上，漢娜死了。她在黎明時分自縊了。
當我趕到時，我被帶到了女監獄長那兒。我是第一次見到她，她又瘦又小，頭髮是深黃色的，戴著一副眼鏡。在她沒有開始說話之前看上去並不引人注目，但是，她說話卻鏗鏘有力，熱情洋溢，目光嚴厲，且精力充沛地揮舞著手臂。她問我昨天晚上的那次電話和一周前的那次會面。問我是否有預感和擔憂，我做了否定的回答，我確實沒有過預感和擔憂，我沒有隱瞞。
"你們是在哪認識的？"
"我們住得很近。"她審視地看著我，我意識到我必須多說些，"我們住得很近，後來就相互認識並成了朋友，作為一名年輕的學生我旁聽了對她的法庭審判。"
"您為什麼要給史密蘭女士寄錄音帶？"
我沉默不語。
"您知道她是文盲，對嗎？您是從哪儿知道的？"
我聳聳肩，看不出漢娜和我的故事與她有什麼關係。我眼裡含著淚水，喉頭哽咽著，我害怕自己因此無法說話，我不想在她面前哭泣。
她看出了我所處的狀態。 "跟我來，我給您看一下史密芝女士的單人間。"她走在前面，不時地轉過身來向我報告或解釋一些事情。她告訴我哪裡曾遭受過恐怖分子的襲擊，哪裡是漢娜曾工作過的縫紉室，哪裡是漢娜曾靜坐過的地方——直到削減圖書館資金的決定得到糾正為止，哪裡可通向圖書館。在一個單人間的門前，她停了下來說："史密芝女士沒有整理她的東西，您所看到的樣子就是她在此生活時的樣子。"
床、衣櫃、桌子和椅子，桌子上面的牆上有一個書架，在門後的角落裡是洗漱池和廁所，代替一扇窗戶的是玻璃磚。桌子上什麼東西都沒有，書架上擺著書、一個鬧鐘、一個布熊、兩個杯子、速溶咖啡、茶葉罐，還有錄音機，在下面兩層架子上擺放著我給她錄製的錄音帶。
"這不是全部，"女監獄長追踪著我的目光說，"史密芝女士總是把一些錄音帶借給救援機構裡的盲人刑事犯。"
我走近書架，普里莫·萊維、埃利·維厄琴爾、塔多西·波洛夫斯基、讓·艾默里，除魯道夫·赫斯的自傳札記外，還有受害者文學、漢納·阿倫特關於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報導和關於集中營的科學文學。
"漢娜讀過這些嗎？"
"不管怎麼樣，她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訂這些書的。好多年以前，我就不得不為她弄一本關於集中營的一般書目，一年或兩年以前她又請求我給她提供關於集中營裡的女人、女囚犯和女看守這方面書的書名。我給現代史所寫過信，並收到了相應的特別書目。自從史密蘭女士學會認字之後，她馬上就開始讀有關集中營的書籍。"
床頭掛了許多小圖片和紙條。我跪到了床上去讀，它們或是一段文章的摘錄，或是一首詩，或是一則短訊，或是漢娜抄錄的食譜，或者從報紙雜誌上剪裁下來的小圖片。 "春天讓它藍色的飄帶在空中再次飄揚"，"雲影在田野上掠過"。所有的詩歌都充滿了對大自然的喜愛和嚮往，小圖片上展現的是春意盎然的森林、萬紫千紅的草坪、秋天的落葉、一棵樹。溪水旁的草地、一棵墜滿了熟透果實的紅櫻桃樹、一棵秋天的淺黃和桔黃的閃閃發光的栗子樹。有一張從報紙上剪下來的照片，上面有一位老先生和一位穿著深色西裝的年輕人在握手。我認出了那位給老先生鞠躬的年輕人就是我，那時我剛剛中學畢業，那是我在畢業典禮上接受校長授予的一個獎品，那是漢娜離開那座城市很久之後的事情了。她一個目不識丁的人當時就預訂了那份登有那張照片的地方報紙了嗎？無論如何為了進一步獲悉並獲得那張照片，她一定費了不少周折。在法庭審理期間，她就有那張照片了嗎？她把它帶在身邊了嗎？我的喉嚨又哽咽了。
"她是跟您學會了認字。她從圖書館借來您為她在錄音帶上朗讀的書，然後逐字逐句地與她所聽到的進行對照。那台錄音機因不能長久地承受一會兒往前轉，一會兒往後倒帶，一會兒暫停，一會兒放音，所以總是壞，總要修理。因為修理需要審批，所以，我最終明白了史密芝所做的事情。她最初不願意說，但是，當她也開始寫並向我申請筆和紙時，她再也不能掩飾了。她學會了讀寫，她簡直為此而自豪，她要與人分享她的喜悅。"
當她講這些時，我仍舊跪在那兒，目光始終注視著那些圖片和小字條，盡力把眼淚咽了下去。當我轉過身來坐在床上時，她說："她是多麼希望您給她寫信。她從您那兒只是收到郵包，每當郵件被分完了的時候，她都問：沒有我的信？她是指信而不是指裝有錄音帶的郵包。您為什麼從不給她寫信呢？"
我又沉默不語了。我已無法說話，只能結結巴巴，只想哭。
她走到書架前，拿下一個茶罐坐在我身邊，從她的化妝包裡掏出一張疊好的紙說："她給我留下一封信，類似一份遺囑。我把涉及到您的地方念給您聽。"她打開了那張紙讀到："在那個紫色的菜罐裡還有錢，把它交給米夏爾·白格；他應該把這些錢還有存在銀行里的七千馬克交給那位在教堂大火中和她母親一起倖存下來的女兒。她該決定怎樣使用這筆錢。還有，請您轉告他，我向他問好。"
她沒有給我留下任何信息。她想讓我傷心嗎？他要懲罰我嗎？或者她的身心太疲憊不堪了，以至於她只能寫下所有有必要做的事情？ "她這些年來過得怎麼樣？"我需要等一會兒，直到我能繼續說話，"她最後的日子怎樣？"
"許多年來，她在這兒的生活與修道院裡的生活相差無幾，就好像她是心甘情願地隱退到這裡，就好像她是心甘情願地服從這裡的規章制度，就好像這相當單調無聊的工作對她來說是一種反思。她總與其他女囚保持一定距離，她在她們中間享有很高威望。此外，她還是個權威，別人有問題時都要去向她討主意和辦法，爭吵的雙方都願意聽她的裁決。可是，幾年前，她放棄了一切。在這之前，她一直注意保持體型，相對她強壯的身體來說仍舊很苗條，而且她乾淨得有點過分。後來，她開始暴飲暴食，很少洗澡。她變得臃腫起來，聞上去有種味道，但是，她看上去並非不幸福或者不滿足。事實上，好像隱退到修道院的生活對她來說已經不夠了，好像修道院本身的生活還太成群結隊，還太多嘴多舌，好像她必須進一步隱退到修道院中一間孤獨的小房間裡去。在那裡，沒有人再會看到她，在那裡，外貌、服裝和體味不再具有任何意義了。不，說她自暴自棄是不妥的，她重新確定了她的地位，而且採取的是只作用於自己，不施及他人的方式。"
"那麼她最後的日子呢？"
"她還是老樣子。"
"我可以看看她嗎？"
她點點頭，卻仍！日坐著，"在經歷了多年孤獨生活後，世界就變得如此讓人難以忍受嗎？一個人寧願自殺也不願意從修道院，從隱居處再一次回到現實世界中去嗎？"她轉過臉來對我說："史密芝沒有寫她為什麼要自殺。您又不說你倆之間的往事，不說是什麼導致史密芝女士在您要來接她出獄的那天黎明時分自殺了。"她把那張紙疊在一起裝好，站了起來，把裙子弄平整。 "她的死對我是個打擊，您知道，眼下我很生氣，生史密芝女士的氣，生您的氣。但是，我們還是走吧。"
她還是走在前面，這一次，一言不發。漢娜躺在病房裡的一間小屋子裡。我們剛好能在牆和擔架之間站下腳。女監獄長把那塊布揭開了。
漢娜的頭上綁著一塊布，為了使下額在進入僵硬狀態後仍能被抬起來。她的面部表情既不特別寧靜，也不特別痛苦。它看上去就是僵硬的死人。當我久久地望著她時，那張死亡的面孔變活了，變成了它年輕時的樣子。我在想，這種感覺在老夫老妻之間才會產生。對她來說，老頭子仍舊保持了年輕時的樣子，而對他來說，美麗嫵媚的年輕妻子變老了。為什麼在一周之前我沒有看出這些呢？
我一定不要哭出來。過了一會兒，當女監獄長審視地望著我時，我點點頭，她又把那塊布蓋在了漢娜的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