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只有當他確認他的良心和他鄰人的良心完全一致的時候，才能感到真正的歡愉”。
——薩爾第科夫·謝德林
我住在海濱沙丘上的一棟小小的房子裡。整個里加海濱都覆蓋在白雪之下。積雪不斷從高聳的松枝上一長縷一長縷地飄落下來，散成粉末，
雪時時飄下來，有的時候是給風吹落的，有的時候因為松鼠在松枝間跳來跳去。當四周悄然無聲的時候，你可以聽見松鼠剝松球的聲音。
我的房子緊靠著海邊。要想看海，得走出籬柵門，經過一棟封閉了的別墅，走過一段雪上踏出來的小徑。
在這棟別墅的窗子上，掛著還是在夏天留下來的窗幔。微風輕輕地吹動著它們。想必風是從那些看不見的罅縫吹進這棟沒人居住的別墅裡去的，可是，從遠處看去，好像是有人掀動窗幔，悄悄地窺視著你的行動似的。
海沒封凍。雪一直齊到海的邊緣上。雪上可以看到野兔的足跡。
當海上掀起波浪的時候，聽見的不是驚濤拍岸聲，而是冰的嘎札嘎札聲和雪下陷的沙沙聲。
冬天，波羅的海荒涼而陰沉。
拉脫維亞人把它叫作“琥珀之海”。恐怕，不僅僅因為波羅的海出產很多琥珀，還因為海水看上去稍微有點兒琥珀的顏色。
在天際，整天都飄浮著層層濃重的煙霧。低低的海岸的輪廓，迷失在煙霧裡。在海上，只有在這煙霧中的某處，落下一條條毛茸茸的白帶——就在那裡，正在落著雪。
今年來得過早的雁，時不時地落到海上哀鳴著。焦灼的雁聲遠遠地傳遍了海岸，但沒有引起應和的聲音——沿岸的森林裡，冬天幾乎沒有鳥兒。
白天在我住的房子裡，生活是千篇一律的。劈柴在花瓷磚壁爐裡劈啪地響，打字機聲音喑啞，寡言的打掃女工莉莉雅坐在舒適的前廳裡編著花邊。一切都很平常，而且非常自然。
但一到晚上，那宛如地獄般的黑暗就籠罩住房前房後，松林緊緊地跟房子挨到一起，而且當你從燈火輝煌的前廳走到外面來的時候，面對著這嚴冬、大海、黑夜，你會突然感到十分孤獨。
海伸展到千百里以外的黑鉛色的遠方。海面上看不見—星燈火，也聽不到一絲浪濤飛濺的聲音。
小房子好像一座最後的燈塔，屹立在煙霧迷濛的深淵邊緣上。這裡是天涯海角。所以，屋子裡靜穆地燃著燈，收音機唱著歌，柔軟的地毯使腳步無聲，而桌子上放著翻開的書本和原稿，這就不禁使人覺得奇怪了。
從這裡往西，往文茨皮爾斯那邊，在層層煙霧的彼方，有一個小小的漁村。這是一個普通的漁村，有晾在風中的漁網，有著矮矮的小屋、低低的炊煙和拉到沙上來的黝黑的汽艇，家家都養著容易受騙的毛茸茸的狗。
在這個村子裡，千百年來住著拉脫維亞的漁夫。世代相傳。從前生著淡黃色的頭髮、羞澀的眸子、說話鶯聲燕語的少女們，被風吹雨打，都漸漸成為結實的老太婆，裹著厚大的圍巾。戴著漂亮的鴨舌帽，面頰紅潤的少年，曾幾何時，都變成鬚髮蓬鬆的老頭子，瞪著一雙沉靜的眼睛了。
但是，和千百年前一樣，漁夫們到海上去捉鮮魚。也和千百年前一樣，不是每一個漁夫都能平安歸來。特別在秋天，當波羅的海被風暴刮得洶湧澎湃，象魔鬼的鍋子一般翻騰著寒冷的浪花的時候。
但是，無論發生過什麼事，不管人們知道自己的伙伴死了而不得不摘下帽子來多少次，總得繼續他們危險的、沉重的、祖祖輩輩相傳的事業。不能向海低頭。
漁村近旁的海上有一塊巨大的圓花崗石。在這塊石頭上，還在很久以前，漁夫們刻上了一行題詞：“紀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將要死在海上的人們”。這行題詞遠遠地就能看見。
當我知道了這個碑銘的時候，它和一切墓誌一樣，使我很憂傷。但對我講述這件事情的那位拉脫維亞作家卻不同意地搖頭說：
“恰恰相反。這是一行非常雄壯的題詞。它說明人們決不投降，無論怎樣都要繼續自己的事業。我倒想把這行題詞用來給所有論述人類勞動和人類頑強精神的書作題詞。這行題詞對我大約有這樣的意義：'紀念那些征服了海和即將征服海的人'。”
我同意他的話，並且認為這行題詞也適合敘述作家勞動的著作。
作家一分鐘都不能向苦難屈服，在障礙面前退縮。無論如何，他們都必須不停地繼續前輩遺留給他們、當代人委託給他們的事業。無怪薩爾蒂科夫—謝德林說，文學如果沉寂了，即使是一分鐘也罷，都無異於人民的死亡。
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藝，也不是職業，而是一種使命。當考據某些字，研究它們的發音本身時，我們就能得到這些字的原始的意義。 “使命”這個字源出“召喚”①。
【①俄語(天職、使命、責任、才幹)源出(呼喚、號召)。 】
從來不會有號召一個人去作手藝匠的工作。只有號召人去完成天職和艱鉅的任務。
是什麼東西迫使作家從事那種有時叫他感到痛苦，但卻是美妙的勞動的呢？
首先是他內心的召喚。良心的聲音和對未來的信仰，不允許真正的作家在大地上，象謊花一般虛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身上的一切龐雜的思想感情慷慨地獻給人們。
不能給人的視力增添一點點敏銳，就算不得作家。
一個人變成作家不僅僅是由於內心的召喚。我們聽見內心的聲音，多半是在青年時代，那個時候，我們感情的清新世界還沒弄得閉塞而混亂。
但一到成年時代，除掉內心的召喚的聲音而外，我們又清楚地聽見一種新的強烈的召喚——自己的時代和自己的人民的召喚，人類的召喚。
由於使命的驅使，因為自己內心的衝動，人能夠創造奇蹟，經受最沉重的考驗。
荷蘭作家愛德華·德克爾的命運就是一個例證。他用“穆里塔圖裡”這個筆名寫作。拉丁語中這個字是“備嘗辛酸的人”的意思。
遺憾的是，他的優秀作品沒有流傳下來，我想說的就正是這個。
可能正是在這裡，在這陰沉沉的波羅的海之濱，我才想起了德克爾，因為他的祖國——荷蘭的海濱，也瀕臨著與此相同的暗淡的北方的海。關於他的祖國，他痛苦而慚愧地說：“我是荷蘭的兒子，我是處在佛里斯蘭和些耳德河中間的強盜之國的兒子。”
但是，荷蘭當然不是這些文明強盜的國家。他們是少數，而且他們不能代表人民。它是愛勞動的人的國家、是叛逆的乞食團①和梯爾·烏蘭斯比格②的後裔的國家。直到今天“克拉阿斯的屍灰”敲著許多荷蘭人的心，也敲過穆里塔圖裡的心。
【①16世紀荷蘭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最初是指從1565年起來反對西班牙統治荷蘭貴族的綽號，以後是指在陸地和海上與西班牙人進行游擊戰的人民起義者的戰鬥名稱。 】
【②梯爾·烏蘭斯比格為法蘭德斯人民英雄。其父克拉阿斯死於火刑，梯爾將父親的屍灰，縫於囊中，終生掛在胸前，克拉阿斯的屍灰變成了為人民複仇的象徵。故事詳見比利時作家查理·得·科斯忒著烏蘭斯比格軼聞錄。 】
穆里塔圖裡是名門出身，大學畢業時成績卓著，井被任命為爪哇的行政官，過了不久，甚至升為這個島上一個州的駐紮官。等著他的是榮譽、獎賞、財富、可能是總督之職，但是……“克拉阿斯的屍灰敲著他的心”，於是穆里塔圖裡把這些幸福都棄之不顧了。
他用罕見的勇敢和頑強精神，想從內部炸毀荷蘭當局和大商人對爪哇人的長期奴役。
他總是保護爪哇人，不使他們受到欺凌。他殘酷地懲罰了詐取者。他嘲笑總督和他的心腹，這些人當然都是善良的基督徒；他引證基督對鄰人之愛的教義，來解釋自己的行為。沒有理由可以駁倒穆里塔圖裡。但是可以毀滅他。
當爪哇人起義的時候，穆里塔圖里和起義的人站在一起，因為“克拉阿斯的屍灰繼續在敲著他的心”。他懷著動人的愛來描述爪哇人，描述這些容易受騙的孩子，同時他也憤怒地描寫了自己的同胞。
他揭穿荷蘭的將軍們所發明的軍事上的卑劣行為。
爪哇人非常喜歡清潔，討厭齷齪。荷蘭人把他們這個特點也利用上了。
他們命令兵士在衝鋒的時候，把糞便往爪哇人身上擲。迎著殘酷的槍林彈雨毫不畏懼的爪哇人，受不了這種戰爭方式而退卻了。
穆里塔圖裡被免職，送回歐洲去了。
有好幾年，他和荷蘭國會力爭公正地對待爪哇人。他到處宣講著這件事。他給大臣們和國王寫請願書。
但都是徒然。他們勉強地、不耐煩地聽著他的話，不久，人們說他是危險的怪物，甚至說他是瘋子。他哪裡也找不到工作。他全家都挨餓。
在那個時候，聽從內心的聲音，換句話說，就是順從那久已活在他身上的、但直到那時還模糊不清的使命，穆里塔圖裡開始寫作了。他寫了一本關於在爪哇的荷蘭人的暴露性的長篇小說“馬克斯·哈維拉爾或咖啡販子”。但這僅僅是初次嘗試。在這部書中，他好像在探索那對他還不怎樣穩定的文學技巧的基礎。
可是他的第二本著作情書，卻具有驚人的力量。這種力量是由於穆里塔圖裡絕對相信自己的正義性而產生的。
這本書的個別章節寫得有的好像一個人看到駭人聽聞的不公平的事情、抱住頭所發出的淒厲叫喊，有的好像辛辣而機智的寓言抨擊文，有的好像對所愛的人們抹上一層哀傷幽默色彩的溫柔撫慰，有的好像想使自己天真的兒童時代的信念復活的最後嘗試。
“上帝是不存在的，不然上帝應該是善良的，”穆里塔圖裡寫道。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停止對窮人的掠奪！”
他離開了荷蘭想在外面找塊麵包。妻和孩子們留在阿姆斯特丹，因為他沒有多餘的錢把他們隨身帶去。
他，這個與高貴社會不相稱、備遭苦難、愛嘲笑的人，在歐洲各城市裡漂泊，同時寫東西，不斷地寫。他差不多沒收到過妻子的信，因為她連買郵票的錢都沒有。
他無時無刻不在想念她和孩子，特別想念那長著一雙藍眼睛的小男孩。他怕這個男孩子會忘記對人們信任地微笑，他懇求大人們不要引出他過早的眼淚。
穆里塔圖裡的書誰也不願意出版。
但是畢竟有過這麼一回事！荷蘭一家大出版社同意收買他的手稿，但條件是他不許再在別處出版。
精疲力竭的穆里塔圖裡同意了。他回到祖國來了。他們甚至只給了他很少一點錢。但稿子並沒有出版。他們買去手稿，僅僅是為了解除這個人的武裝。當這個火藥桶沒落到他們手里之前，荷蘭的商人和荷蘭當局是不會安心的。
穆里塔圖裡終於沒等看到正義便死去了。他還能夠寫出很多卓越的作品——寫出那些所謂不是用墨水，而是用心的血寫成的書。
他盡其所能地鬥爭過，他犧牲了。但他“征服了海”。可能，在獨立的爪哇，在雅加達，不久就會給這位大公無私的殉難者立紀念碑。
這就是把兩個偉大的使命融和到一起的人的一生。
在瘋狂般忠實於自己的事業這一方面，穆里塔圖裡有他的同道——也是荷蘭人，而且和他同時代，藝術家文欽特·梵·高。
很難找到像梵·高這樣一生為了藝術而忘卻自己的例子了。他嚮往在法國創立一所“藝術家協會”——一種特殊的公社，在這裡什麼人都不能使他們離棄繪畫。
梵·高經歷了重重的苦難。他在吃馬鈴薯的人們和囚徒的散步兩幅畫裡，已沉淪到人類悲哀的絕底。他認為藝術家的事業就是用全部力量，用所有才幹對抗苦難。
藝術家的事業是產生歡樂。他用他掌握得最有力的手段一彩色——創造了歡樂。
他在畫布上改變了大地的面貌。他好像用一種神奇的水，把大地洗滌清淨了，大地閃耀著那樣明朗和濃豔的色彩，以致每一棵老樹都變成了雕塑品，而每一片紫苜蓿田，都變成了化為無數樸素花環的陽光。
為了使我們能深刻地理解顏色的美，他以自己的意志使它們無窮的變幻停住了。
在這之後，難道能夠說梵·高對人冷漠無情嗎？他把自己最好的東西——在這閃爍著各種彩色及其最精微的變幻的大地上生活的才能——獻給了人類。
他赤貧、高傲且遠離實際。他與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分享了最後的一塊麵包，從他自身的經驗，他清楚地知道什麼叫社會的不義。他蔑視那些廉價的成就。
當然，他不是個戰士。他的英雄主義表現在他瘋狂般相信勞動的人們——農民和工人、詩人和學者——的美好的未來。他沒能夠成為一個戰士，但他想把自己的一份——他讚頌大地的畫——獻給，實際上已經獻給了未來的寶庫。
從美的各種形式中，梵·高只選擇了一種：顏色。色調無可非議的和諧，這一大自然的特徵，這些色調的無窮無盡的變化，那時時刻刻都在轉換、但一年四季到處一樣美麗的大地的彩色……這一切無時不使他目眩神移。
是時候了，應該恢復以公正態度來對待梵·高，對待烏魯別裡、鮑里索夫-穆薩托夫、戈根以及其他許多藝術家了。
一切能夠豐富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內心世界的東西，一切能夠提高他們的感情生活的東西，我們都需要。這個人所共知的真理難道還用證明嗎？
實際上，我們應該是一切時代和一切國家的藝術的佔有者。我們應該把那些因為美不按照他們的意志存在而痛恨美的偽君子從我們之中驅逐出去。
請原諒我離開文學傾域在繪畫中旁涉一筆。我認為各種形式的藝術都能幫助作家提高技巧。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專門來談。
不能喪失責任感。無論是冷靜的考慮，無論是文學的經驗，都代替不了它。
如果對作家的才幹作正確的了解，那麼其中完全沒有那些微末的懷疑論者企圖硬加上去的性質——虛偽的熱情，作家對自己的特殊作用的浮誇的意識。
譬如說普里希文，無疑是一個負有作家的使命的人。他為此獻出了一生。就是他，說過一句至理名言：“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不把自己當作一個特殊的、孤獨的人，而是作一個和一切人—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