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極防禦
正當李鴻章和清廷設法和平解決中日爭端之際，日本政府決心不惜採取一切手段，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 7月25日日本海軍在朝鮮豐島對中國海軍進行突然襲擊，挑起戰端。 7月27日軍機處上奏光緒，建議撤使：佈告各國和對日宣戰。與此同時，總署電詢李鴻章關於撤使、佈告各國的意見。第二天，李鴻章復電總署：
倭先開戰，自應佈告各國，俾眾皆知釁非自我開，似宜將此案先後詳細情節據實聲敘。鈞署擬稿必臻週妥，內屬國一節，朝鮮與各國立約時，均聲明在先，各國雖未明認，實已默許，可否於文內輕筆帶敘，斯我先派兵非無名，後來各國調停議結亦暗伏其根。汪使應撤回，倭駐京使及各口領事應諷令自去，倭土貨多賴華銷，應檄行各關暫停日本通商。
①總署採納李鴻章的建議，於7月30日照會各國公使。聲明日本“悖理違法首先開釁”，“公論難容”。 8月1日光緒頒布宣戰上諭。
從中日戰爭總體上看，日本採取戰略進攻態勢，清政府則處於戰略防禦地位。同日本政府精心策劃、主動進攻相反，清政府是被迫應戰，事前缺乏充分準備，事後也沒有製定合乎實際的戰略計劃。不過，既然日本業已挑起戰爭，清政就不能不採取實際作戰措施以應變。豐島海戰之後，清政府逐漸地建立起以京畿、奉天、平壤前線為重點的三位一休的戰略防禦體系。這個戰略防禦體系反映了清朝統治層的共同的戰略思想。
平壤是朝鮮舊京，“實為朝鮮全境之中權，乃圖朝鮮必爭之地。”
①奉天是清廷陵寢宮閥所在，京轟的東部屏障，因而被視為“根本重地”。京畿是清朝的統治中心，日軍的戰略根本所指。因此，清政府從戰爭一開始就集中精力加強京畿、奉天和平壤的防線。這種防禦體系，重在陸路，而忽視了與之休戚相關的爭奪黃海、渤海制海權向題。當平壤、黃海大戰之後，面對著”
水陸兩軍新有挫失”、風傳日軍“圖犯北京”、“謀襲瀋陽”的嚴酷現實，李鴻章上疏說：“就目前事勢而論，惟有嚴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籬。力保瀋陽以顧東省之根本，然後厚集兵力，再圖大舉，以為規复朝鮮之地。 ”
②李鴻章提出的戰略防禦計劃，符合清廷故意願，立即得到光緒的批准。此後，清政府基本上是依循這個戰略計劃來指導防務的，即使日本把軍鋒指向遼東和山東半島、力圖摧毀北洋海軍基地、動搖渤海兩翼鑰形屏障之後，清政府也沒有相應的變動防禦重點，仍然堅持重瀋陽、京畿而輕視遼東、山東半島的作法，致使清軍兵力佈署出現了反常現象：敵鋒未及的瀋陽、京畿地區大軍雲集，游移於戰場之外，而敵人主攻的地區兵力嚴重不足，寡不敵眾。實踐證明，這種戰略計劃是錯誤的。正確的作法，應以遼東和山東兩個半島為戰略重點，控制渤海，拱衛瀋陽和束畿。
清朝統治層雖然在戰略恩想上並無二致，但是在戰略防禦中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方針的問題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光緒傾向於積極防禦，而李鴻章則堅持消極防禦。光緒和李鴻章關於防禦方針之爭，主要表現在對北路援軍和北洋艦隊的指導上。
關於北路援軍的進止，光緒在發布宣戰上諭的第二天，就命令李鴻章“迅① 《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5，第31頁。
① 姚錫光：《陳進兵朝鮮大略情形說帖》，《中日戰爭》（五），第234頁。
② 《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軍事緊急情形折》，《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0，第25—28頁。
速電催，星夜前進，直抵漢城，與葉志超合力夾擊，以期迅奏膚功”。第三天又指示李鴻章“加電迅催”，“一俟諸軍齊到，即可合力驅逐倭寇，以解漢城之圍。 ”
①光緒的意圖是北路援軍應取攻勢，直趨漢城，與葉志超軍合力夾擊日寇。當時在朝日寇兵力尚單，加之朝鮮官民的支持，清軍南北夾擊，扭轉戰局是可能的。但是李鴻章卻不以為然，他知道朝鮮是個半島，擔心日本利用海軍優勢，截斷北路援軍後路。 8月5 日他致電衛汝貴說：“日兵船赴大同江，意在截我後路。汝等隊初到，必須先據形勝，堅紮營壘，勿為所乘；確探前路敵情，俟全隊到齊，再相機進止。但平壤要地，宜會商何軍留守，方可前進。”
②8月11 日衛汝貴等提出“先定守局，再圖進取，穩紮穩打，庶進退裕如”的方針，李鴻章據以電告總署，井作了“查佈置情形，尚屬周密”的評語。 8月16日光緒指示李鴻章“電飭各統將，籌商妥協，迅速進兵：一面並將佈置後路情形復奏。”
③第二天，李鴻章請總署代奏：“目前只能堅扎平壤，扼據形勝，俟各營到齊，後路布妥，始可相機進取。”光緒認為這是一種“株守以待”的方針，勢必造成“坐失事機”的惡果，因而接連嚴令李鴻章命平壤前敵各軍迅圖進剿，先發製人。然而，李鴻章卻堅持己見，拒不遵旨。 8月25日光緒根據李鴻章的提議，任命敗軍之將葉志超總統平壤各軍，“命其督率諸軍，相機進剿。”葉志超始則提出“必俟兵齊，秋收後始能協力前進”；繼而聲稱“陸軍勞費萬端，必有四萬餘人，厚集兵力，分佈前敵後路，庶可無虞。”
④李鴻章對前者褒以“自系老成之見”，對後者則未置可否。光緒覽奏，“殊深疑悶”，特於9月4日嚴令李鴻章對“所言分佈進剿機宜”，“妥籌具奏”，“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敵人之攻”，並警告他“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乾咎戾也。
懍之！慎之！ ”
①就這樣，一個要“先發製人”，一個堅持“株守以待”，爭論不休。光緒“屢促進剿，而李鴻章總以兵力不敷為言”，致使日本得以乘機加緊備戰，“密為佈置， 修治台壘，造置鐵路，守禦益固，攻取益難。”
②李鴻章堅持“株守以待”的消極防禦方針，使清軍失掉了主動出擊的有利時機， 導致平壤戰役的失敗。
關於北洋艦隊的作戰方針，光緒與李鴻章的分歧，也集中在積極還是消極防禦上。
豐島海戰之後，李鴻章一面電告清廷有關戰況，一面命令丁汝昌“統帶鐵快各船，馳赴朝鮮洋面，相機迎擊。”在不到二十天時間裡，丁汝昌曾奉命三次赴朝鮮洋面梭巡。 8月3 日光緒質問李鴻章：“前據電稱，丁汝昌尋倭船不遇，折回威海衛，佈置防務。威海避處東境，並非敵鋒所指，究竟有何措置？抑藉此為藏身之固？”並令李鴻章察看丁汝昌“有無畏葸縱寇情事”
③。李鴻章一面為丁汝昌辯解，一面電示丁汝昌：“參折甚多，諭旨極嚴、汝① 《發北洋大臣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6頁。
② 《寄平壤盛軍衛統領》，《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16，第40頁。
③ 《軍機處電寄李鴻章諭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39頁。
④ 《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9頁。
① 《軍機處寄北洋大臣李鴻章上諭》，《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13頁。
②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25頁。
③ 《發北洋大臣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7頁。
當振刷精神，訓勵將士，放膽出力。 ”
④8月13 日李鴻章鑑於日本海軍“乘虛往來威海、旅順肆擾，各處告警”，並有赴山海關、秦皇島截奪鐵路之謠，因而責令丁汝昌：“此正海軍將士拼命出頭之日，務即跟踪，盡力剿洗，肅清洋面為要，不可偷懶畏葸幹咎。”
①然而，一紙電令，並未能改變丁氏的“偷懶畏葸”。當時光緒“屢催設法接濟”牙山葉志超軍。據說光緒“深怒海軍不能救援葉軍，詰責慶邸，擲碎茶碗，謂丁汝昌不能戰，糜費許多餉何益？”
②由於丁汝昌“氣餒”，“海軍膽怯”，“水路無從接濟”，葉志超軍面臨覆沒的危險。於是，李鴻章電令葉志超向東邊漢江上游水淺處覓間道北移。
當時日本海軍聲東擊西，經常竄到威海、旅順等處“施放空砲，旋即遠網”。 8月23日光緒判斷日艦“難保不乘我之懈，再來猛撲”，於是指示丁汝昌將北洋艦隊的防禦重點從朝鮮洋面轉移到威海、煙台、旅順和大連灣等處，扼守“北洋要隘，大沽門戶”。光緒的主張同李鴻章的想法頗為相似。 8月29日李鴻章上書光緒，建議採取“保船制敵之方”。他認為中國“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餘。”中國“快船不敵”日本，倘與日本“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萬一挫失，即趕緊設法添購，亦不濟急”。
他主張中國海軍不必與日本海軍“拼擊”，“但令遊戈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日本“尚畏我鐵艦，不敢輕與爭鋒。”這樣不僅北洋門戶“恃以無虞”，而且威海與朝鮮仁川—水相望，日本因擔心中國海軍東渡襲其陸軍後路，就不敢讓其海軍艦隊全部駛寓仁川進犯中國各口。 8月31日光緒肯定了李鴻章的“嚴防威旅門戶，為保船制敵之計”。
光緒與李鴻章的一致之處，是放棄爭奪黃海制海權，嚴防威旅門戶，保船制敵。這就既使援朝陸軍陷於孤立，又把戰火引進北洋沿岸，顯然是一太失策。英國人格倫指出：“中國於開戰之初，已不以海軍爭奪制海權，徒造屈服失敗之因，自身承諾將戰地置於中國沿岸，豈不怪哉！”
①光緒與李鴻章之間的分歧，則在於是否“相機迎擊，以期力挫敵鋒”。
黃海戰後，由於李鴻章處處遷就丁汝昌，致使這種分歧更加突出。 9月29日光緒根據赫德的“倭兵三隊來華，頭隊指黃海”的消息，諭令李鴻章：“威、旅及內海各口防務十分緊急，海軍修補之船須趕緊準備護口迎敵”
②。 10月2—13日間，李鴻章多次指示丁汝昌：率定、鎮等艦“出巡威灣旅一帶”。 10月17日丁汝昌雖然率艦出巡，但卻從旅順馳向威海，一呆就是十天。在此期間，日艦護送陸軍在遼東半島花園口登陸。李鴻章獲悉後，立即電令丁汝昌酌帶數船馳往旅灣遊戈。丁汝昌重施故技，從威海徑直駛入旅順，泊錨不動。
當日軍進逼金州，旅防萬分危急之時，光緒電令丁汝昌率艦前往皮子窩設法雕剿，斷其後路接濟。然而，丁汝昌拒不應命，並逃離旅順，返回威侮。李鴻章既聲稱斷日軍後路接濟，“力固不能”；又對丁汝昌率艦“倉皇出走”
避匿威海之舉不予深究。 11月9日李鴻章電令丁汝昌帶艦來津“面商往旅拚戰、渡兵、運糧械接濟”問題。丁汝昌遵命赴津，與李鴻章、漢納根麵商。
12 日李鴻章報告總署說：“丁汝昌擬即率六艦由津赴口外巡徼，遇敵即擊，④ 《李鴻章全集》（二），電稿二，第855頁。
① 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三《甲午中日戰爭》（上），第81頁。
② 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三《甲午中日戰爭》（下），第120頁。
① 《海事》，卷5，第12期，第12頁。
② 《軍機處電寄李鴻章諭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1，第3頁。
相撞即攻。 ”但“若令護送運船，適以資敵”。在這一點上，與漢納根的意見相同。當天，丁汝昌率艦“赴旅順口探巡”，不過只在旅順口外待了幾個小時，就匆匆退入威海，坐視旅順陷落而不救。旅順失守，威海吃緊，李鴻章斷定“灣旅敵船必來窺撲”，便於11月27日電令丁汝昌有警時“應率船出傍台炮線內合擊，不得出大洋浪戰，致有損失。 ”
③光緒的看法略有不同。
他深知“海軍戰艦數已無多，豈可稍有疏失？若遇敵船逼近，株守口內，轉致進退不得自由”，因而要李鴻章設法調度，相機迎擊，以免坐困。李鴻章當即責令丁汝昌妥籌電複。 1895年1月16日丁汝昌指出：若“水師力強，無難遠近迎剿。今則戰艦無多，惟有依輔砲台，以收夾擊之效。”李鴻章認為丁汝昌“所擬水陸相依辦法，似尚周到”，請總署代奏。光緒經過慎重考慮，在21—23日三天之內連下三諭，既批准李氏之議，說海軍戰艦必須設法保全，“前據李鴻章電奏，預籌水陸相依之法，尚屬詳悉”，又反對坐守待敵，要求李氏迅速籌辦“應如何相機合力出擊之處”。
李鴻章遵旨電示丁汝昌：“若水師至力不能支時，不如出海拚戰，即戰不勝，或能留鐵艦等退往煙台。”
①但是，丁汝昌卻認為：“海軍如敗，萬無退煙之理，惟有船沒人盡而已。旨屢催出口決戰，惟出則陸軍將士心寒，大局更難設想。”1月24日李鴻章答复說：“汝既定見，只有相機妥辦。廷旨及峴帥均望保全鐵，艦，能設法保全尤妙。”由此可見，光緒希望“保全鐵艦”，並“屢催出口決戰”。李鴻章雖然不無讚許之意，但當丁汝昌堅主“避戰保艦”時，卻又往往採取遷就態度，結果導致威海陷落，艦隊覆沒。
隨著戰事的節節失利，清朝統治層裡的明爭暗鬥日趨激烈。帝黨決意削弱後黨，設法迫使慈禧重新起用閒置十年的恭親王奕，擢升翁同龢、李鴻藻為軍機大臣。然而事與願違，奕因“年已老，又疊經廢置”，銳氣盡銷，因循苟且，並沒存成為帝黨的幫手，反而支持了後黨的求和活動。翁同盒龢、李鴻藻雖然躋身樞府，但卻無力改變後黨把持“權而要”的軍機處的局面。
帝黨在要求起用奕、提拔翁、李的同時，竭力“摧析”為後黨所倚重的李鴻章。他們深知要想增強權勢，堅持抗戰，就必須更易將帥，奪取軍權。 “將不易，帥不易，何論其它？”
①1894年8月，志銳、文廷式等先後上疏彈劾李鴻章衰病昏庸，貽誤大局，請求另行簡派重臣至津誓師。軍機處以為不可，駁之曰：“環顧盈庭”，“無人可代此任者。所奏毋庸置議。”9 月翁同龢、李鴻藻利用平壤之敗，主張對李鴻章一要“嚴議”，二要“拔三眼花翎，褫黃馬褂”。光緒雖然將所謂“嚴議”束之高閣，但卻給予李鴻章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的處分。這是帝黨對李鴻章的一次小小打擊，也是後黨為了緩和民憤而勉強吞下的一個苦果。李鴻章獲譴後，上疏抗辯，聲稱平壤之敗，係由眾寡不敵，器械相懸，“並非戰陣之不力”。他抱怨說：“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豈能決勝疆場.他還委婉地批評了瀰漫於統治層中的輕敵和速勝思想，懇請光緒“主持大計，不存輕敵之心”，多籌巨餉，多練精兵，內外同心，南北合勢，進行持久戰。 10月，丁立鈞、張謇等分別上疏“請罪李鴻章”。
張謇抨擊李鴻章“非特敗戰，並且敗和”，懇請“另簡重臣，以戰定和”。
③ 李鴻章：《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劉鎮張鎮》，《李鴻章全集》（三），電稿三，第219頁。
① 李鴻章：《寄劉公島丁提督》，《李鴻章全集》（三），電稿三，第309頁。
① 《翁松禪致張嗇庵手書》，第9—10頁。
張謇此折“當日流沫傳誦”，據說李鴻章看後，還擊節讚之為“筆意矯健”。
“時人吳汝綸看出“中國士夫”“唾罵”李鴻章，系“由政府揚其焰，而後進之士聞聲和之。 ”
②這裡所說的“政府”，顯然是指光緒、翁同龢等而言。李鴻章對於來自“政府”和“士夫”的攻擊，深惡而痛絕之。 11月他借洋人之口，進行全面反駁。他的顧問、美國人畢德格在美國休假期滿返回中國途經日本時，曾與日本外務省官員談論中日戰事。李鴻章特地把他們談話“節略”呈報清廷。
據“節略”記載：
日本官員：“中國皇上以及樞府是否仍以李中堂為可靠， 信任無疑？”
畢德格：“李中堂勳業冠絕，近今平日復極忠誠恭順，雖有震主之功，不改忠君之志。故朝廷倚畀極隆，頻頒異數， 現方督師，此豈非皇上信任不疑之據！”
日本官員：“李中堂督師無功，朝廷積漸生疑，一切恩賞勢必盡行奪回。”
畢德格：“李中堂惟有盡其力之所能為而已。中國素不以與外國戰爭為事，其兵皆散佈各省，由各督撫主政，兵部堂官並無調度會合之權。兵散則力分，故不能與外國爭鋒，日本改用西法，陸軍、海軍皆歸部臣節制，故能通力合作，積健為雄。此中東之所以異也。言官見東勝而中負，乃任情誣調，歸咎於李中堂一人，此等言官以捕風捉影之談，冀動朝廷之聽，而恩自壞其長城，其害中國較之敵人而更甚，殊為可哀之至。試問朝廷不用李中堂，更有何人足與東洋抗手乎？”
日本官員：“中國如罷斥李中堂，我等軍務更易成功矣。”
①所謂“有震主之功，不改忠君之志”，言官“任情誣誷”“自壞其長城”，“朝廷不用李中堂，更有何人足與東洋抗手”云云，都是李鴻章所欲言而未敢吐露者，既反映了他的心聲，又增加了對清廷的壓力。他甚至不惜借助日本官員之口警告清廷：“中國如罷斥李中堂，我等軍務更易成功矣。”
當然，帝黨並沒有被壓服，反而倡議募湘勇以製淮軍，選派爵勢相當的親信大員為欽差大臣以分李鴻章之權。 12月，光緒特授湘系首領、兩江總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節制關內外各軍，專辦故事。
文廷式奏請飭令劉坤一駐紮天津，“整飭軍務”，“以製僵蹇之疆臣”，“以馭驕惰之將領”
①，翌年1月，光緒任命王文韶為幫辦北洋事務大臣。但是，後來事實證明，湘軍猶如淮軍，劉坤一、王文韶也並非是安邦定國之才。文廷式失望他說：“劉坤一駐山海關，一日偽言倭兵至，坤一懼而三徙，其怯謬如此。舉國望湘軍若歲，至是乃知其不足恃。”
②帝黨不僅直接攻擊李鴻章，，而且還把矛頭對準李鴻章的兩個親信，即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和“東方贅婿”張佩綸。帝黨指責丁汝昌“畏縮貽誤”，企圖以徐建寅代替丁汝昌，奪取北洋海軍的控制權，李鴻章“始終出死力”
庇護丁汝昌，說“海軍人才無出其右”，“從古立大功者類皆謗書盈筐”
③。
帝黨雖然沒能搞掉丁汝昌，但卻把張佩綸“驅令”回籍。張佩綸因馬江戰敗，② 吳汝綸：《答潘藜閱》，《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卷1，第148頁。
① 《李鴻章全集》（三），電稿三，第175—176頁。
① 《侍讀學士文廷式妻請飭令劉坤一駐札天津整飭軍務片，》《中日戰爭》（三），第305頁。
② 文廷式：《聞塵偶記》，《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1期。
③ 《褚成博奏請嚴詰李鴻章洋將溫汝德神術何在片》，《中日戰爭》（三），、第399頁。
奪職遣戌三載。 1888年戍滿釋回，李鴻章把愛女菊耦許配給他為妻。當時菊耦甫逾二十，而佩綸已滿四旬，且系三娶。李鴻章頗為得意，聲稱“老年得此，深愜素懷”。李鴻章擇婿佩綸，意在用其長才，並藉其疏通李鴻藻。佩綸以“北學大師”、清流“四諫”之一而“作東方贅婿”，頗受時人譏評。
梁鼎芬有詩云：“蕢齋學書未學戰，戰敗逍遙走洞房”。 “見者皆為之失笑”
④。佩綸就婚李氏後，住在北洋節署，一面“安神閨房，陶情詩酒“；一面乾預督署公事，群相側目。張佩綸被“驅令回籍”後，李鴻章黯然神傷，並上“辨疏”，遭到斥責。
帝黨採取的種種措施，目的都在於倒李，削弱後黨權勢，敏銳的吳汝綸，洞若觀火，暗中對密友說：“朝中不信李相，頗有意摧折之，幸大後尚倚重耳。然軍事棘手，君臣之間亦在危疑。”
①用“危疑”來形容光緒與李鴻章的關係，說明統治層中矛盾的複雜而又微妙。當然，光緒“摧折”李鴻章，沒有慈禧的默許是不可能的。慈禧不同於光緒之處，就在於她對李鴻章“倚重”
大於“摧折”。據翁同龢日記載，有一次慈禧接見軍機大臣，談到中日戰事，“斥李相貽誤，而深慮淮軍難馭，以為暫不可動。”世鐸、李鴻藻“頗贊此論”。慈禧還憤憤地表示：“言者雜邃，事定當將此輩整頓。”
②慈禧既深慮淮軍難馭，而不敢罷斥李鴻章，又痛恨言官喧囂，決意在中日戰後加以整頓。
④ 劉聲木：《萇楚齋續筆》，卷1，第5頁。
① 吳汝綸：《與詒甫》，《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卷1，第109頁。
②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