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滬平吳”
李鴻章雖然深受曾國藩的熏陶，但其“用兵方略”卻有超越的獨到之處。
李鴻章抵滬後，就因淮軍駐地問題同曾國藩發生爭執。曾國藩在致吳某信中說：“少荃駐軍之地，奏明本在鎮江府城，今先至滬上，俟滬事稍有頭緒，再行移駐鎮江，或往來鎮滬，輪住兩處”
①。他指示李鴻章移駐鎮江，而“詔旨亦屢以為言”。他公開所持之理由，一是“上海僻處東隅，論籌餉為要區，論用兵則為絕地。”而鎮江則為“蘇省最要之地”，進兵形勝之區，駐之上可以會剿南京，下可以規復甦常；二是上海“業已借助洋人，一時猶可搘注。”若用官兵保守，非二萬勁旅不可，但如此“多而強”的清軍是“不宜置此無用之地”的。當然，他還有一個秘而下宣的理由，這就是他對湘淮軍不無親疏厚薄之分，力圖把上海餉地置於湘軍而不是淮軍的控制之下。對於曾國藩的指示，李鴻章“心知不可，堅持不動”。他力主以上海為基地，“用滬平吳”。
他認為上海“為中外雜處之區，通省兵餉吏事之樞紐”。駐軍“上海，既可拴制“餉源重地”，攫取關稅厘捐以支撐其撲滅太平軍的戰爭，又便於直接勾結外國勢力。他不像曾氏那樣，滿足於借助洋兵保守上海，而是想從英、法列強得到更多的軍事援助。因為他在所有的事情當中首先體會到外援的巨大價值。當然，他有時也說些“洋人不可專恃，滬防心須自強”之類的話，這雖然反映了某些真情，但主要還是為了脅迫清廷接受“用滬平吳”方略。其實，所謂“用滬平吳”方略，不僅絲毫無損於洋人，反而正是英、法列強所希冀的。早在李鴻章淮軍抵滬之前，何伯就斷言：“這樣一支增援部隊，如能迅速得到，將有利於實現拯救上海，使這班討厭的太平軍不再逼進上海的計劃”
②。
淮軍是根據上海官紳買辦的乞求而組建，是依靠上海宮紳買辦的資助而抵滬的。他認為“軍事以得人心為本”，“淮軍乃上海士夫所請，不可背棄，以孤眾望。”他深知上海官紳買辦的向背關係著淮軍的命運，而淮軍的興衰又決定著個人的宦海浮沉。
李鴻章駐軍上海，“用滬平吳”，確實給太平天國造成了嚴重危害。
淮軍抵滬時，敵我雙方軍事鬥爭態勢大致是：天京上游，曾國藩坐鎮安慶，指揮湘軍步步進逼天京，陳玉成被俘犧牲，太平軍在西線的戰鬥已經陷入無法挽救的危境之中；天京下游，李秀成率軍在克復杭州、解除蘇州南面的威脅之後，乘大勝餘威進攻上海，清軍、英法干涉軍和常勝軍節節敗退。
但是，為時不久，東線軍事形勢就急轉直下，向著不利於太平軍的方向發展。
5月底，湘軍主力曾國荃部陸軍、彭玉麟部水師進抵天京。 6月中旬李鴻章淮軍在上海虹橋、徐家匯、新橋等地堅守苦戰，連戰皆捷，捕殺太平軍3000餘人，隨後自上海進占泅徑，李秀成部太平軍不戰而退，並放棄廣富林等處，松江解圍。在這次戰役中，李鴻章親臨前敵指揮。當有人以“公重臣當持重，不可親冒鋒鎬”相勸時，他回答說：“若不親自督陣，則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
虹橋等戰役之後，李鴻章陶醉於勝利之中，公然吹噓淮軍在上海“全局① 曾國藩：《复吳仲宣漕帥》《曾國藩未刊信稿》第38頁。
② 英國藍皮書：《關於中國叛亂的後續文書，補充1862年5月2日的文書》第2號附件9、10，第8—9頁。 （據吳乾兌譯文）安危間不容髮”之際，“奮勇擊退巨寇，殲渠掃穴，肅清松滬各防”。據徐宗斡記載，經過虹橋等大戰，原來被“笑指為乞丐”的淮軍“軍聲彪起，西人相顧，皆以拇指示之。 ”
①這就促進了淮軍同英法干涉軍、常勝軍的軍事勾結，鞏固了中外反動派在上海的統治地位，從而最終堵塞了太平軍奪取上海的通路。李鴻章依托上海執行其戰略任務，內靠宮紳買辦，外靠英、法列強，搜取上海關稅厘捐以“撫用客將，改練洋槍，並自製開花砲彈”
①，攻打太平軍，同時不斷協濟曾國藩兵餉和洋槍洋砲。
由於上游湘軍和下游淮軍、英法干涉軍、常勝軍相互呼應，分進合擊，以致迫使太平軍陷於東西兩面作戰的困境。
8 月，李秀成決定親率大軍回援夭京，並派慕王譚紹光、聽王陳炳文等率勁旅留守蘇杭，伺機規复上海。針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採取了所謂“襲忠賊之後而遙為金陵分其勢”的戰略方針，兩眼盯著西線，打算在得知李秀成西線勝敗確信後，“再水陸進剿以驚擾之”，或“相機進攻以牽制之”。
10月底，正當李秀成督軍與曾國荃湘軍在天京會戰進入緊急階段，李鴻章淮軍勾結英法干涉軍、常勝軍侵占嘉定，威脅崑山、太倉。李鴻章函告曾國壟說：攻占嘉定後，“各營均移扎前路，聲言進圖昆太，遙為貴軍援應，如忠逆回顧蘇巢，則金陵又當輕鬆。”
②留守蘇杭的譚紹光、陳炳文等部太平軍，採取積極防禦方針，以攻為守，分別從昆太和青浦出發，會攻嘉定、南翔，進圍四江口。李鴻章看出譚紹光等的戰略意圖，趕到前線調集常勝軍和淮軍各路兵將，親自督戰，終於挫敗譚紹光等的攻勢，殺害太平軍將士2300餘人。李鴻章為了邀功請賞，竟然謊報戰績，說“殲捦悍賊至一萬數千名之多”，“獲此奇捷，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
③。後來江蘇巡撫恩壽甚至把四江口之役吹噓成“東征第一大捷，亦為中興第一轉機”。這雖係別有用心的鼓譟，但此次戰役也確實給太平軍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淮軍鞏固了在上海周圍的統治地位，太平軍再也無力挺進松滬，並被迫從西線分兵保衛蘇崑腹地。
李鴻章利用湘軍在西線牽制李秀成使其“奔救不遑”之機，在東線“乘其疲而蹙之”，一面調兵遣將攻城奪地，一面施展詭計招降納叛。拿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抗拒者設法攻打，投誠者乘勢招撫”
①，雙管齊下，既“平吳”，又牽制太平軍西進之勢。四江口戰役結束後，清廷指令李鴻章“趁此聲威進搗崑山”，藉以鞏固松滬門戶，打通進攻蘇州之路，防止太平軍“悉眾救援金陵”。但是李鴻章卻認為這是孤軍深入的危道，“不敢輕進”。他打算等待“上游諸軍攻剿得手，使該逆奔救不遑。然後乘其敝而蹙之，以收前後夾擊之勢，庶無進退狼顧之虞。”
②他在靜觀西線戰局、窺側時機以求一逞的同時，加緊對東線太平軍進行分化瓦解的工作。 “剿撫兼施”本來是一切反動勢力撲滅革命火焰的慣用伎倆，上海官紳薛煥、吳煦、吳雲等早就同暗藏在蘇南太平軍內部由徐佩緩（偽降的永昌團練頭子）、錢桂仁（常熟守將）、① 徐宗斡：《歸廬談住錄》卷1，第14頁。
① 盛宣懷：《上海奏建專祠疏》《李文忠公全書》卷首，第49頁。
② 李鴻章：《复曾沅帥》《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第14頁。
③ 李鴻章：《四江口解圍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第31頁。
① 李鴻章：《分路規職蘇州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第53—54頁。
② 李鴻章：《復奏近日軍情折》《李文忠公全書》卷第45—46頁。
李文炳（崑山叫將）、熊萬荃（主管蘇州政事，後調離）等組成的反革命集團聲氣相通，妄圖裡應外合，攻占蘇常和嘉興地區。李鴻章抵滬後，承襲薛煥等人衣缽，乞靈於策反活動：而徐佩瑗、錢桂仁等則改換門庭，投靠李鴻章。 1862年底，徐、錢等人遵照李鴻章的指示，密謀叛亂。李鴻章派部將周興隆潛入常熟，徐佩瑗則趕赴蘇州，“暗為要約，以冀連絡一氣”。幸好譚紹光有所察覺，逮捕徐佩瑗。錢桂仁聞訊趕來救應，並企圖把李秀成騙到常熟殺害。不料，錢桂仁的陰謀尚未得逞，而其親信部將駱國忠就為奪取他的財產和”反正”的“首功”，於1863年1月在常熟搶先發動叛亂。譚紹光督兵進剿，永昌團練半途截擊，公然叛變。譚紹光派兵掃蕩永昌，並殺死徐佩瑗。李秀成調集援軍，親臨督戰，包圍常熟，並奪回福山等沿江口岸，截斷了從常熟通向上海的清軍水陸交通。駱國忠“死守求救”。李鴻章表示“無法救之。設降眾果與力持，以毒攻毒，於我尚無所損。”
①後來李鴻章雖然調動淮軍主力會同常勝軍攻占福山，但仍無力解除常熟之圍。及至3月以後，由於李秀成遂旨揮軍渡江“進北攻南”，陳炳文率部回救杭州，致使譚紹光被迫撤軍。常熟叛變，福山陷落，大大地改變了蘇南戰場的形勢。李鴻章得意忘形地說：“常熟為蘇州飽源，福山為江海門“戶，易守難得。 ……吾力能保常、福，即進取蘇常根本也。 ”
②原、來局處上海一隅僅能自守的淮軍和常勝軍，從此便得以懸軍深入蘇南腹地，據常熟以拊蘇州之背，並可夾攻昆太了。
太倉、常昭、昆新鼎足而立。太倉位於常昭、上海之間，控：制著常昭的後路。太平軍堅守太倉，隔斷了上海與常昭之間的陸、上通道。李鴻章深知只有佔領太倉，才能進取昆新，並以常昭為。基地，西攻江陰，楔人錫金，對蘇州地區形成包圍的態勢。因此，李鴻章必欲侵占太倉而後快。他起初本想憑藉武力強行奪取，但由於連連碰壁，便又重施故伎，策動太平軍守將會王蔡元隆叛變。蔡元隆將計就計，槍傷前來受降的李鶴章，斃傷無數淮軍官兵。李鴻章惱羞成怒，調集淮軍主力和常勝軍瘋狂進攻。太平軍抵死抗拒，屹立不動。 5 月初太平軍主動撤退，太倉終於易手。太倉陷落，成為迫使李秀成放棄原定“進北攻南”計劃，從皖北後撤的誘因之一。李鴻章得知李秀成回救蘇州，就趕緊函囑曾國荃“猛攻金陵等處，無令忠部得全萃蘇滬”。
曾國荃隨即指揮湘軍“攻破雨花台石壘及聚寶門外各壘”，李鴻章也指揮淮軍乘機滾，營前進，侵占昆新和楊舍，從而使蘇州暴露在敵人的軍鋒之下。
1863年6月李鴻章統籌全局，決定採取分兵三路、“以剿為者”、“規取遠勢，以剪蘇州枝葉，而後圖其根本”的戰略。中路由崑山進蘇州，以程學啟所部陸軍當之。北路由常熟進江陰、無錫，“為扼吭拊背之計”，以李鶴章、劉銘傳所部陸軍當之。南路由柳淀湖進吳江、平望、太湖，以李朝斌所部大湖水師當之。此外，以黃翼升所部淮揚水師配合中路和北路，相輔並進；以戈登所部常勝軍移駐崑山，專備各路游擊援應：以潘鼎新所部扼扎金汕衛，劉秉璋所部扼洙涇，楊鼎勳所部扼扎張堰，以防範杭嘉湖地區太平軍進窺松滬。
面對李鴻章分進合擊蘇州的陰謀，李秀成自天京匆匆趕到蘇洲，與譚紹光等研討應敵方略。李秀成一面調兵屯駐江陰、無錫，澗進援蘇州，一面準① 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第46頁。
② 李鴻章：《复曾沅浦》《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第48頁。
備以攻為守，分兵四路進攻上海、崑山、常熟、江陰，打破敵人的圍攻，轉入外線即敵之內線去作戰，李秀成的應敵方略雖然正確，但卻因湘軍猛攻天京和天國“內亂猜忌”而未能付諸實現，蘇常太平軍終於陷入消極防禦，節節敗退的困境。 7 月戈登常勝軍和程學啟部淮軍攻占吳江、震澤，切斷蘇州與杭州的陸路通道。 9 月李鶴章、劉銘傳部淮軍攻陷江陰。程學啟部淮軍夥同戈登常勝軍進逼蘇州。太平軍在譚紹光的指揮下，決心堅守陣地，誓與蘇州共存亡。 11月下旬淮軍夥同常勝軍在：蘇州婁門外發動猛烈進攻。太平軍“勇敢地屹立不動，寸土不退”，重創來犯之敵，由於屢攻不下，繼續”攻城就要遭到失敗”，所以李鴻章、戈登等便把希望寄託在蘇州太平軍內部“駱國忠試”的人物身上，通過淮軍副將、太平軍叛徒鄭國魁策動納王郜永寬、寧王周文佳、康王汪安鈞、比王伍貴文等叛變。納王郜永“寬是個“秉性惡劣、氣量狹小、心胸奸詐的人”，蘇州”守軍“半數以上均歸其節制，雖然他的品級在統帥慕王之下，可是他比慕王掌握了更大的兵權。”他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財產”和從清廷那裡“領取重賞”，不惜串通狐群狗黨，陰謀暗害忠貞不二的哀王，向敵人獻城投降。郜永寬先派汪安鈞與程學啟會面，恰談叛降事宜，接著就親自出馬，與程學啟、戈登議定降約。郜永寬答應謀殺譚紹光，以蘇州降清。程學啟、戈登承諾清廷賞賜郜永寬二品武職。正當這場血腥交易緊鑼密鼓進行之際，李秀成自無錫抵達蘇州。他除親臨前敵指揮戰鬥外；還向譚、郜等“倡議放棄蘇州和南京，將全部太平軍轉移至廣西”。
譚紹光“反對此議，主張堅守，奮戰到底。”郜永寬等“因為想要投降，也不同意忠王的意見。”
①李秀成雖然發現郜永寬等懷有“他心”，但卻“不嚴其法”。他深知形勢不妙，與譚紹光“慟哭而別”，離開蘇州出屯金匱縣伯瀆沿線的茅塘橋，12月4日郜永寬等刺殺譚紹光，獻城投敵。叛徒郜永寬等幻想用戰友的頭顱敲開“幸福之門”，但是李鴻章卻踏著他們的屍體而升官晉爵。為了防止“降眾复叛”和消除“尾大不掉之虞”，李鴻章和程學啟密謀誘殺降將。殺降本為不仁之舉，而李鴻章卻以殺降“自娛”。據目睹者說：
李鴻章在蘇州婁門外軍營會見並宴請郜永寬等8人，“甫就席，有軍官自外人，投諜李公，李公就諜出。酒行，旋有武並八人，各手一冠，皆紅頂花翎，膝席前，請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計也，竟揚揚得甚，起立，自解其額上黃巾，手冠者俟其側，從宮盡起，目注之。轉瞬間，八降酋之頭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
②殺了“八降酋”之後，程學啟立即派兵洶湧地闖進蘇州，“無門不破，無處不搜，無人不魄飛天外”，僅在城內雙塔寺庭院就殺害太平軍3萬人。有些外國人在慘案發生後20天，還“見到庭院地上浸透人的鮮血！”
“拋滿屍體的河道仍舊水帶紅色”，並“因親眼目睹了人類屠殺的可怕證據而感到不寒而栗”
①。
對於蘇州殺降事件，清廷認為李鴻章“所辦並無不合”，“甚為允協”。
曾國藩也發出“李少莖殺蘇州降王八人，……殊為眼明手辣”的感攻！然而，常勝軍統帥戈登卻極為不滿，憤然離開蘇州退至崑山，要求李鴻章辭去江蘇巡撫，否則就攻擊淮軍，奪回常勝軍所占城鎮交還太平軍。英國駐華陸軍司令柏郎也自滬抵昆，與戈登商定常勝軍由其節制，不再受李鴻章調遣。柏郎① 吟唎：《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下冊，第563頁。
② 王德森：《記程忠烈計誅降酋事》，《歲寒文稿》卷4，第16—17頁。
① 吟唎：《太平夭國革命親歷記》，下冊，第579—580頁。
還趕到蘇州，“怒不可攖”，威脅李鴻章“備文認錯，方有辦法。”李鴻章說：“此中國軍政，與外國無干，不能為汝認錯。”柏郎“一怒而去”。李鴻章弄得焦頭爛額，擔心總理衙門“無力了此公案”，表示“願受朝廷之罰，不欲開島人之釁。”戈登並非是人道主義者，而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他與其說是痛恨殺降，毋寧說是痛恨殺降不利於進一步誘降；加之李鴻章“先調常勝軍回駐崑山，未與人城之功”，失去搶掠之機，因而“忽生異議”。
李鴻章想方設法消弭釁端，一面搜刮大批銀兩“犒賞”常勝軍，一面乞求赫德出面斡旋，終於了結了此樁公案。
中外反革命聯軍攻陷蘇州，對太平夭國危害極大。洪仁玕痛心地說：“安慶之失，天京已危，及蘇州一陷，得救之望絕少矣。”
②蘇州失守後一周，無錫亦陷入敵手。李秀成也承認“那時兵亂民慌，尋恩無計。”他認識到局勢的嚴重性，連夜趕回天京，主張戰略轉移，洪秀全卻因昧於大勢，斷然地拒絕李的合理建議，決定嬰城固守，同敵人硬拚到底。從此，李秀成只得留守天京，致使蘇浙太平軍陷人群龍無首的局面。李鴻章抓住有利時機，兼圖常州和嘉興，以鞏固蘇州和松滬門戶。
5 月，淮軍會同常勝軍攻陷常州，護王陳坤書力戰被俘殉國。曾國藩聞訊，欣喜若狂，特地致函李鴻章，吹捧有加，說什麼“壯哉！儒生事業近古未嘗有之。”
李鴻章在奪取常州之後，設法解決了遣撤常勝軍和會攻天京兩個棘手的問題。
由蘇州殺降而引起的一場風波，深深地刺痛了李鴻章。他斷言“常勝軍終無結局，外間不知者以為好幫手，其知者以為磨難星也。”既然是“磨難星”，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呢？他“每思乘機善遣，徒以軍事方棘，外人把持，未易就理。”
①1864年5 月淮軍和常勝軍侵占常州後，遣散常勝軍的條件業已成熟。
戈登考慮到太平天國敗局已定、淮軍逐漸西化和常勝軍嚴重腐化的現實，主動要求遣散常勝軍。消廷認為這“實屬不可失之機”，指示李鴻章“乘勢利導，妥為遣散。”李鴻章更為高興，聲稱“此是蘇省最要關鍵”。當然，他對常勝軍並非全裁，還酌留得力砲隊600人，槍隊300人，海生輪船數十人，已及原額三分之一，並留外國軍官12名，幫同教習，這實際上是李鴻章把常勝軍精銳從戈登之手奪歸已有，使之成為淮軍的有機組成部分，“訓練操縱由我”。他這樣做，既壯大了淮軍的聲勢，又消除了英國駐滬領事巴夏禮關於追散常勝軍會危及上海安全的躭心。
李鴻章自信“籠絡”“控馭”常勝軍是成功的。 1864年他供認“兩年來勦賊立功”，深賴戈登的“指臂之助”，他依靠常勝軍從太平軍手中奪得蘇常地區，隨即遣散了常勝軍。曾國藩吹捧李鴻章“駕馭洋將擒縱在手，有鞭撻龍蛇視若嬰兒之風，尤以為佩。”②李鴻章攻陷蘇、常諸城之後，作為太平天國首都的天京依然屹立不動，曾國基督湘軍久攻不下，“智力俱窮”。清廷為了早日消滅太平天國，命令李鴻章所部淮軍會攻天京。李鴻章深知從清朝統治全局出發，理應揮師赴援；但從個人同曾國藩兄弟的關係考慮，還是以靜觀待時為佳。曾國藩兄弟雖然② 《洪仁玕自述》，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以下簡稱《太平天國》），第2冊，第855頁。
① 李鴻章：《裁遣常勝軍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6，第54頁。
一心想獨占攻陷天京“首功”和天京財富，反對淮軍染指，但在表面上卻又裝出歡迎淮軍會攻的姿態。李鴻章深悉個中奧秘，一面向曾氏兄弟買好，表示“不敢近禁臠而窺臥榻”，一面向清廷傾述苦衷，把抗旨的責任推給曾國藩兄弟。趙烈文在評論6月21日李鴻章所上奏摺時說：“按此折明以此間不願會攻之意入奏，冷眼觀定，不至此間地道無成，急追求助之時，不會來攻。
噫！可謂堅矣。 ”
①曾國藩眼見李鴻章洩露了天機，擔心受到清廷的懲罰和輿論譴責其“貪獨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特於6月25日上疏懇請“飭催李鴻章速赴金陵。”對於曾李之間圍繞會攻天京問題的勾心鬥角，趙烈文曾評論道：
按少帥（李鴻章）前致中丞（曾國荃）信，力言不來， 黃昌歧（翼升）軍門至皖為之遊說，則告中堂（曾國藩）以蘇軍砲隊之利及口糧亦止半關，無貧富相耀之慮。並言但得中堂一紙書，即無不來。其五月十八日（6月21日）奏片則又明指中丞有信，不須其來。而十八、九日間中旨，忽雲飭令李鴻章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會剿之語。則京都權要處，必先有信，言此間之不願其來。此一事而機械百出，語言處處不同，其圖望大功，日夜計算心計之工，細入毫芒。
中堂此疏，不望有功，但求無過，其辭氣之卑約，不獨自雪無專功之念，而李之驕亢，已隱然言外。處功名之際，固當如此，即論手段，平直無奇，實則高李數倍，不可不細細體味。
①趙烈文站在曾國藩兄弟一邊，指責李鴻章“圖望大功”而費盡心機。其實曾國藩兄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曾國藩玩弄權術，“高李數倍”。他以“卑約”的“辭氣”，掩飾自己的貪婪，暴露“李之驕亢”，正是其陰險狡詐的表現。李鴻章有鑑於此，決定派淮軍劉士奇砲隊及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等27營會攻天京。 7月18日曾國荃收到李鴻章的來信，得知援兵將至的消息。據趙烈文記載：當時曾國荃“在龍脖子行營，接此諮傳示眾將曰：'他人至矣，艱苦二年以與人耶？'眾皆曰：'願盡死力！'”②第二天，曾國荃督湘軍攻陷天京，終於如願以償。日後曾國藩特地向李鴻章表示謝意，執其手曰：“愚兄弟薄面，賴子全矣。”
李鴻章雖然沒有會攻天京，但卻對湘軍攻陷天京發揮了重要作用。事後清廷“論功行賞”，不僅給曾國藩兄弟加官晉爵，而且晉封李鴻章為一等伯爵（伯號肅毅），並賞戴雙眼花翎。
① 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第361頁。
① ②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第364、3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