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聽見大家談論自己也總是很有意思的。在檢察官和我的律師進行辯論的時候，我可以說，大家對我的談論是很多的，也許談我比談我的罪行還要多。不過，這些辯護詞果真有那麼大的區別嗎？律師舉起胳膊，說我有罪，但有可以寬恕的地方。檢察官伸出雙手，宣告我的罪行，沒有可以寬恕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使我模模糊糊地感到尷尬。儘管我心裡不安，但有時我很想參加進去說幾句，但這時我的律師就對我說：“別說話，這對您更有利。”可以這麼說，他們好像在處理這宗案子時把我撇在一邊。一切都在沒有我的干預下進行著。我的命運被決定，而根本不徵求我的意見。我不時地真想打斷他們，對他們說：“可說來說去，究竟誰是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有話要說呀。”但是三思之後，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再說，我應該承認，一個人對別人所感到的興趣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例如，檢察官的控訴很快就使我厭煩了。只有那些和全局無關的片言只語，幾個手勢，或連珠炮般說出來的大段議論，還使我感到驚奇，或引起我的興趣。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他的思想實質是我殺人是有預謀的。至少，他試圖證明這一點。正如他自己所說：“先生們，我將提出證據，我將提出雙重的證據。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實，然後是這個罪惡靈魂的心理向我提供的晦暗的啟示。”他概述了媽媽死後的一系列事實。他提出我的冷漠，不知道媽媽的歲數，第二天跟一個女人去游泳，看電影，還是費南代爾的片子，最後同瑪麗一起回去。那個時候，我是花了很長時間才明白他的話的，因為他說什麼“他的情婦”，而對我來說，情婦原來就是瑪麗。接著，他又談到了萊蒙的事情。我發現他觀察事物的方式倒不乏其清晰正確。他說的話還是可以接受的。我和萊蒙合謀寫信把他的情婦引出來，然後讓這個“道德可疑”的人去羞辱她。我在海灘上向萊蒙的仇人進行挑釁。萊蒙受了傷。我向他要來了手槍。我為了使用武器又一個人回去。我預謀打死阿拉伯人。我又等了一會兒。 “為了保證事情幹得徹底”，我又沉著地、穩妥地、在某種程度上是經過深思熟慮地開了四槍。
“事情就是這樣，先生們，”檢察官說，“我把這一系列事情的線索給你們勾畫出來，說明這個人如何在神誌完全清醒的情況下殺了人。我強調這一點。因為這不是一宗普通的殺人案，不是一個未經思考的，你們可能認為可以用當時的情況加以減輕的行動。這個人，先生們，這個人是很聰明的。你們都聽過他說話，不是嗎？他知道如何回答問題。他熟悉用詞的分量。人們不能說他行動時不知道自己於的是什麼。”
我聽著，我聽見他們認為我聰明。但我不太明白，平常人身上的優點到了罪犯的身上，怎麼就能變成沉重的罪名。至少，這使我感到驚訝，我不再聽檢察官說話了，直到我又聽見他說：“難道他曾表示過悔恨麼？從來沒有，先生們。在整個預審的過程中，這個人從來沒有一次對他這個卑劣的罪行表示過激動。”這時，他朝我轉過身來，用指頭指著我，繼續對我橫加責難，但事實上，我並不知道這是為什麼。當然，我也不能不承認他說得有道理。對我的行動我並不怎麼悔恨。但是他這樣激烈卻使我吃驚。我真想親切地、甚至友愛地試著向他解釋清楚，我從來不會對某件事真正感到悔恨。我總是為將要發生的事，為今天或明天操心。但是，當然(口羅)，在我目前所處的境況中，我是不能以這種口吻向任何人說話的。我沒有權利對人表示親熱，也沒有權利有善良的願望。我試圖再聽聽，因為檢察官說起我的靈魂來了。
他說，陪審員先生們，他曾仔細探索過我的靈魂，結果一無所獲。他說實際上我根本就沒有靈魂，對於人性，對於人們心中的道德原則，我都是一竅不通。他補充道：“當然，我們也不能責怪他。他不能得到的，我們也不能怪他沒有。但是說到法院，寬容所具有的全然反面的作用應該轉化為正義所具有的作用，這不那麼容易，但是更為高尚，特別是當這個人的心已經空虛到人們所看到的這種程度，正在變成連整個社會也可能陷進去的深淵的時候。”這時，他又說到我對待媽媽的態度。他重複了他在辯論中說過的話。但是他的話要比談到我的殺人罪時多得多，多到最後我只感到早晨的炎熱了。最後，他停下了，沉默了一會兒，又用低沉的、堅信不疑的聲音說道：“先生們，這個法庭明天將要審判一宗滔天罪行：殺死親生父親。”據他說，這種殘忍的謀殺使人無法想像。他斗膽希望人類的正義要堅決予以懲罰而不能手軟。但是，他敢說，這一罪行在他身上引起的憎惡比起我的冷漠使他感到的憎惡來，幾乎是相形見絀的。他認為，一個在精神上殺死母親的人，和一個殺死父親的人，都是以同樣的罪名自絕於人類社會。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前者都是為後者的行動作準備，以某種方式預示了這種行動，並且使之合法化。他提高了聲音說：“先生們，我堅信，如果我說坐在這張凳子上的人也犯了這個法庭明天將要審判的那種謀殺罪，你們不會認為我這個想法過於大膽的。因此，他要受到相應的懲罰。”說到這裡，檢察官擦了擦因出汗而發亮的臉。最後，他說他的職責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堅決地完成它。他說我與一個我連最基本的法則都不承認的社會毫無干系，我不能對人類的心有什麼指望，因為我對其基本的反應根本不知道。他說：“我向你們要這個人的腦袋，而在我這樣請求時，我的心情是輕鬆的。在我這操之已久的生涯中，如果我有時請求處人以極刑的話，我卻從未像今天這樣感到我這艱鉅的職責得到了補償、平衡和啟發，因為我已意識到某種神聖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為我在這張除殘忍之外一無所見的人的臉上感到了憎惡。”
檢察官坐下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大廳裡一片寂靜。我呢，我已經由於炎熱和驚訝而昏頭昏腦了。庭長咳嗽了幾聲，用很低的聲音問我還有什麼話要說。我站了起來。由於我很想說話，我就有點兒沒頭沒腦地說我沒有打死那個阿拉伯人的意圖。庭長說這是肯定的，到現在為止，他還摸不清我的辯護方式，他說他很高興在我的律師發言之前先讓我說清楚我的行為的動機。我說得很快，有點兒語無倫次，我意識到了我很可笑，我說是因為太陽。大廳裡有人笑了起來。我的律師聳了聳肩膀，馬上，他們就讓他發言了。但是他說時間不早了，他需要好幾個鐘頭，他要改在下午。法庭同意了。
下午，巨大的電扇依舊攪動著大廳裡沉濁的空氣，陪審員們手裡五顏六色的小扇子都朝著一個方向搖動。我覺得我的律師的辯護詞大概說不完了。有一陣，我注意聽了聽，因為他說：“的確，我是殺了人。”接著，他繼續使用這種口吻，每次談到我時他也總是以“我”相稱。我很奇怪。我朝一個法警彎下身子，問他這是為什麼。他叫我住嘴，過了一會兒，他跟我說：“所有的律師都是這樣。”我呢，我想這還是排斥我，把我化為烏有，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取代了我。不過，我已經和這個法庭距離很遠了。再說，我也覺得我的律師很可笑。他很快以挑釁為理由進行辯護，然後也談起我的靈魂。不過，我覺得他的才華大大不如檢察官的。他說：“我也仔細探索了這個靈魂，但是與檢察院的這位傑出代表相反，我發現了一些東西，而且我還可以說，我看得一目了然。”他看到我是個正經人，一個正派的職員，不知疲倦，忠於雇主，受到大家的愛戴，同情他人的痛苦。在他看來，若論兒子，我是典範，我在力之所及範圍內盡力供養母親，最後，為了讓她享受到我力所不及的舒適，這才把老太太送進養老院的。他說：“先生們，我感到奇怪的是，大家對養老院議論紛紛。因為說到底，如果需要證明這些設施的用處和偉大，只須說是國家本身資助的就夠了。”只是他沒有提到下葬的問題，我感到這是他的辯護的漏洞。但是，由於這些長句，由於人們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地沒完沒了地談論我的靈魂，使我產生了一種印象，彷彿一切都變成一片沒有顏色的水，我看得頭暈目眩。
最後，我只記得，正當我的律師繼續發言時，一個賣冰的小販吹響了喇叭，從街上穿過所有的大廳和法庭傳到我的耳畔。對於某種生活的種種回憶突然湧上我的腦海，這種生活雖已不屬於我，但我曾經在那裡發現了我最可憐最深刻難忘的快樂：夏天的氣味，我熱愛的街區，某一種夜空，瑪麗的笑容和裙子。在這裡我所做的一切都毫無用處的想法湧上了心頭，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只想趕緊讓他們結束，趕緊回到牢房去睡覺。所以，最後我的律師大嚷大叫，我也幾乎沒有聽見。他說陪審員們是不會把一個一時糊塗的正直勞動者打發到死亡那裡去的，他要求考慮那些可減罪的情節，因為我已背上了殺人罪的重負，這是永遠的悔恨，最可靠的刑罰。法庭中止辯論，我的律師精疲力竭地坐下了。他的同事們都過來同他握手。我聽見他們說：“棒極了，親愛的。”其中一個甚至拉我來作證：“嗯，您說怎麼樣？”他說。我表示同意，但是我的讚揚並不真心真意，因為我太累了。
然而，外面天色已晚，也不那麼熱了。從街上聽到的一些聲音，我可以猜想到傍晚時分的涼爽。我們都在那兒等著。其實，大家一道等著的事只跟我一人有關。我又看了看大廳。一切都和第一天一樣。我碰到了那個穿灰上衣的記者和那個像自動機器一樣的女人的目光。這使我想了起來，在整個審判過程中，我都沒有朝瑪麗那邊看過一眼。我並沒有忘記她，但我的事情太多了。我看見她坐在賽萊斯特和萊蒙之間。她朝我做了個小小的動作，彷彿是說：“總算完了。”我看見她那有些焦慮的臉上泛起了微笑。但我覺得我的心已和外界隔絕，我甚至沒有回答她的微笑。
法官們回來了。很快，有人把一連串的問題念給他們聽。我聽見什麼“殺人犯”，“預謀”，“可減輕罪行的情節”，等等。陪審員們出去了，我被帶進我原來在裡面等候的那間小屋子裡。我的律師也來了。他口若懸河，話說得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那樣有信心，那樣親切，他認為一切順利，我只須坐幾年監獄或服幾年苦役就完事、我問他如果判決不利，有沒有上訴最高法院的機會。他說沒有。他的策略是不提出當事人的意見，免得引起陪審團的不滿。他對我解釋說，不能無緣無故隨便上訴。我覺得這是明擺著的事，便同意了他的看法。其實，冷靜地看問題，這也是很自然的。否則，要費的公文狀紙就太多了。我的律師說：“無論如何，上訴是可以的。不過，我確信判決會有利的。”
我們等了很久，我想約有三刻鐘。鈴聲響了。我的律師向我告別，說道：“庭長要宣讀對質詢的答復了。您要到宣讀判決的時候才能進去。”我聽見一陣門響。一些人在樓梯上跑過，聽不出遠近。接著，我聽見大廳中一個低沉的聲音在讀著什麼。鈴又響了，門開了，大廳裡一片寂靜，靜極了，我注意到那個年輕的記者把眼睛轉到別處，一種奇異的感覺油然而生。我沒有朝瑪麗那邊看。我沒有時間，因為庭長用一種奇怪的方式對我說要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在一個廣場上將我斬首示眾。我這時才覺得認清了我在所有這些人臉上所看到的感情。我確信那是尊敬。法警對我也溫和了。律師把手放在我的腕上。我什麼也不想了。庭長問我還有什麼話要說。我說：“沒有。”他們這才把我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