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說，一個夏天接著一個夏天，其實也快得很。我知道天氣剛剛轉熱，我的事就要有新的動向。我的案子定於重罪法庭最後一次開庭時審理，這次開庭將於六月底結束。辯論的時候，外面太陽火辣辣的。我的律師告訴我辯論不會超過兩天或三天。他還說：“再說，法庭忙著呢，您的案子並不是這次最重要的一件。在您之後，立刻就要辦一件弒父案。”
早晨七點半，有人來提我，囚車把我送到法院。兩名法警把我送進一間小里屋裡。我們坐在門旁等著，隔著門，聽見一片說話聲、叫人的聲音和挪動椅子的聲音，吵吵嚷嚷地讓我想到那些群眾性的節日，音樂會之後，大家收抬場地準備跳舞。法警告訴我得等一會兒才開庭，其中一個還遞給我一支煙，我拒絕了。過了一會兒，他問我“是不是感到害怕”，我說不害怕。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看一場官司，我覺得有趣，我有生以來還從沒有機會看過呢。 “的確，”第二個法警說，“不過看多了也累得慌。”
不一會兒，房子裡一個小電鈴響了。他們給我摘下手銬，打開門，讓我走到被告席上去。大廳里人坐得滿滿的。儘管掛著窗簾，有些地方還是有陽光射進來，空氣已經悶得不行。窗戶都關上了。我坐下，兩名法警一邊一個。這時，我看見我面前有一排面孔，都在望著我，我明白了，這是陪審員。但我說不出來這些面孔彼此間有什麼區別。我只有一個印象，彷彿我在電車上，對面一排座位上的旅客盯著新上來的人，想發現有什麼可笑的地方。我知道這種想法很荒唐，因為這裡他們要找的不是可笑之處，而是罪惡。不過，區別並不大，反正我是這樣想的。
還有，門窗緊閉的大廳裡這麼多人也使我頭昏腦漲。我又看了看法庭上，還是一張臉也看不清。我認為，首先是我沒料到大家都急著想看看我。平時，誰也不注意我這個人。今天，我得費一番力氣才明白我是這一片騷動的起因。我對法警說：“這麼多人！”他回答我說這是因為報紙，他指給我坐在陪審員座位下面桌子旁邊的一群人，說：“他們在那兒。”我問：“誰？”他說：“報館的人呀。”他認識其中的一個記者，那人這時也看見了他，並朝我們走過來。這人年紀已經不小了，樣子倒也和善，只是臉長得有點滑稽。他很親熱地握了握法警的手。我這時注意到大家都在握手，打招呼，談話，好像在俱樂部裡碰到同一個圈子裡的人那樣高興。我明白了為什麼我剛才會有那麼奇怪的感覺，彷彿我是個多餘的人，是個擅自闖入的傢伙。但是，那個記者微笑著跟我說話了，希望我一切順利。我謝了他，他又說：“您知道，我們有點兒誇大了您的案子。夏天，對報紙來說是個淡季。只有您的事和那宗弒父案還有點兒什麼。”他接著指給我看他剛離開的那群人中的一個矮個子，那人像只肥胖的鼬，帶著一副黑邊大眼鏡。他說那是巴黎一家報紙的特派記者：“不過，他不是為您來的。因為他來報導那宗弒父案，人家也就要他同時把您的案子一道發回去。”說到這兒，我又差點兒要感謝他。但我想這將是很可笑的。他舉手向我親切地擺了擺，離開了我們。我們又等了幾分鐘。
我的律師到了。他穿著法衣，周圍還有許多同行。他朝記者們走去，跟他們握了握手。他們打趣，大笑，顯得非常自如，直到法庭上鈴響為止。大家各就各位。我的律師朝我走來，跟我握手，囑咐我回答問題要簡短，不要主動說話，剩下的就由他辦了。
左邊，我聽見有挪椅子的聲音，我看見一個身材細高的人，穿著紅色法衣，戴著夾鼻眼鏡，仔細地折起長袍坐下了。這是檢察官。執達吏宣布開庭。同時，兩個大電扇一齊嗡嗡地響起來。三個推事，兩個著黑衣，一個著紅衣，夾著卷宗進來，很快地朝俯視著大廳的高台走去。著紅衣的那個人坐在中間的椅子上，把帽子放在身前，用手帕擦了擦小小的禿頂，宣布審訊開始。
記者們已經拿起了鋼筆。他們都漠不關心，有點傻乎乎的樣子。然而，其中有一個，年紀輕得多，穿一身灰法蘭絨衣服，繫著藍色的領帶。他把筆放在前面，望著我。在那張不大勻稱的臉上，我只看見兩隻淡淡的眼睛，專心地端詳著我，表情不可捉摸。而我有一種奇怪的印象，好像是我自己看著我自己。也許是因為這一點，當然也因為我不知道這種場合的規矩，我對後來發生的事都沒怎麼搞清楚，例如陪審員抽籤，庭長向律師，向檢察官和向陪審團提問（每一次，所有的陪審員的腦袋都同時轉向法官），很快地念起訴書（我聽出了一些地名和人名），然後再向我的律師提問。
庭長說應該傳訊證人了。執達吏念了一些姓名，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這群我剛才沒看清楚的人當中，我看見幾個人一個個站起來，從旁門走出去，他們是養老院的院長和門房，老多瑪·貝萊茲，萊蒙，馬松，薩拉瑪諾，瑪麗。瑪麗還焦慮不安地看了看我。我還在奇怪怎麼沒有早些看見他們，賽萊斯特最後聽到他的名字，站了起來。在他身邊，我認出了在飯館見過的那個小女人，她還穿著那件短外套，一副堅定不移，一絲不苟的神氣。她緊緊地盯著我。但是我沒有時間多考慮，因為庭長講話了。他說真正的辯論就要開始了，他相信無須再要求聽眾保持安靜。據他說，他的職責是不偏不倚地引導有關一宗他要客觀對待的案子的辯論。陪審團提出的判決將根據公正的精神作出，在任何情況下，如有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搗亂的情況，他都要把聽眾逐出法庭。
大廳裡越來越熱，我看見推事們都拿報紙扇了起來，立刻響起一陣持續的嘩啦嘩啦的紙聲。庭長示意，執達吏送來三把草蒲扇，三位推事馬上使用起來。
審訊立刻開始。庭長心平氣和地，我覺得甚至是帶著一些親切感地向我發問。不管我多麼厭煩，他還是先讓我自報家門，我想這也的確是相當自然的，萬一把一個人當成另一個人，那可就太嚴重了。然後，庭長又開始敘述我做過的事情，每讀三句話就問我一聲：“是這樣嗎？”每一次，我都根據律師的指示回答道：“是，庭長先生。”這持續了很久，因為庭長敘述得很細。這時候，記者們一直在寫。我感到了他們當中最年輕的那個和那個小自動機器的目光。電車板凳上的那一排人都面向著庭長。庭長咳嗽一聲，翻翻材料，一邊搧著扇子，一邊轉向我。
他說他現在要提出幾個與我的案子表面上沒有關係而實際上可能大有關係的問題。我知道他又要談媽媽了，我感到我是多麼厭煩。他問我為什麼把媽媽送進養老院。我回答說我沒有錢請人照看她，給她看病。他問我，就個人而言，這是否使我很難受，我回答說無論是媽媽，還是我，都不需要從對方得到什麼，再說也不需要從任何人那裡得到什麼，我們倆都習慣了新的生活。於是，庭長說他並不想強調這一點，他問檢察官是否有別的問題向我提出。
這一位半轉過脊背對著我，並不看我，說如果庭長允許，他想知道我是不是懷著殺死阿拉伯人的意圖獨自回到水泉那裡。 “不是，”我說。 “那麼，您為什麼帶著武器，又單單回到這個地方去呢？”我說這是偶然的。檢察官以一種陰險的口吻說：“暫時就是這些。”接下來的事就有點不清楚了，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但是，經過一番秘密磋商之後，庭長宣布休庭，聽取證詞改在下午進行。
我沒有時間思考。他們把我帶走，裝進囚車，送回監獄吃飯。很快，在我剛感到累時，就有人來提我了。一切又重來一遍，我被送到同一個大廳裡，我面前還是那些面孔。只是大廳裡更熱了，彷彿奇蹟一般，陪審員、檢察官、我的律師和幾個記者，人人手中都拿了一把蒲扇。那個年輕的記者和那個小女人還在那兒。但他們不扇扇子，默默地望著我。
我擦了擦臉上的汗，直到我聽見傳養老院院長，這才略微意識到了我所在的地方和我自己。他們問他媽媽是不是埋怨我，他說是的，不過院裡的老人埋怨親人差不多是一種通病。庭長讓他明確媽媽是否怪我把她送進養老院，他又說是的。但這一次，他沒有補充什麼。對另一個問題，他回答說他對我在下葬那天所表現出的冷靜感到驚訝。這時，院長看了看他的鞋尖兒，說我不想看看媽媽，沒哭過一次，下葬後立刻就走，沒有在她墳前默哀。還有一件使他驚訝的事，就是殯儀館的一個人跟他說我不知道媽媽的年齡。大廳裡一片寂靜，庭長問他說的是否的確是我。院長沒有聽懂這個問題，說道：“這是法律。”然後，庭長問檢察官有沒有問題向證人提出，檢察官大聲說道：“噢！沒有了，已經足夠了。”他的聲音這樣響亮，他帶著這樣一種得意洋洋的目光望著我，使我多年來第一次產生了愚蠢的想哭的願望，因為我感到這些人是多麼地憎恨我。
問過陪審團和我的律師有沒有問題之後，庭長聽了門房的證詞。門房和其他人一樣，也重複了同樣的儀式。他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就轉過臉去了。他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他說我不想看看媽媽，卻抽煙，睡覺，還喝了牛奶咖啡。這時，我感到有什麼東西激怒了整個大廳裡的人，我第一次認識到我是有罪的。他們又讓門房把喝牛奶咖啡和抽煙的事情重複一遍。檢察官看了看我，眼睛裡閃著一種嘲諷的光亮。這時，我的律師問門房是否和我一道抽煙了。可是檢察官猛地站起來，反對這個問題：“這裡究竟誰是罪犯？這種為了減弱證詞的力量而反誣證人的作法究竟是什麼作法？但是，證詞並不因此而減少其不可抵抗的力量！”儘管如此，庭長還是讓門房回答這個問題。老頭子很難為情地說：“我知道我也不對，但是我當時沒敢拒絕先生給我的香煙。”最後，他們問我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我說：“沒有，只是證人說得對。我的確給了他一支香煙。”這時，門房既有點兒驚奇又懷著某種感激的心情看了看我。他遲疑了一下，說牛奶咖啡是他請我喝的。我的律師得意地叫了起來，說陪審員們一定會重視這一點的。但是檢察官在我們頭上發出雷鳴般的聲音，說道：“對，陪審員先生們會重視的。而他們的結論將是，一個外人可以請喝咖啡，而一個兒子，面對著生了他的那個人的屍體，就應該拒絕。”門房回到他的座位上去。
輪到多瑪·貝萊茲了，一個執達吏把他扶到證人席上。貝萊茲說他主要是認識我母親，他只在下葬的那一天見過我一次。他們問他我那天干了些什麼，他回答道：“你們明白，我自己當時太難過了。所以，我什麼也沒看見。痛苦使我什麼也看不見。因為對我來說，這是非常大的痛苦。我甚至都暈倒了。所以，我不能看見先生做了些什麼。”檢察官問他，是不是至少看見過我哭。貝萊茲說沒看見。於是，檢察官也說：“陪審員先生們會重視這一點的。”但我的律師生氣了。他用一種我覺得過火的口吻問貝萊茲。他是否看見我不哭。貝萊茲說：“沒看見。”一陣哄堂大笑。我的律師捲起一隻袖子，以一種不容爭辯的口吻說道：“請看，這就是這場官司的形象。一切都是真的，又沒有什麼是真的！”檢察官沉下臉來，居心叵測，用鉛筆在檔案材料的標題上戳著。
在審訊暫停的五分鐘裡，我的律師對我說一切都進行得再好不過，然後，他們聽了賽萊斯特的辯護，他是由被告方面傳來的。所謂被告，當然就是我了。賽萊斯特不時地朝我這邊望望，手裡擺弄著一頂巴拿馬草帽。他穿著一身新衣服，那是他有幾個星期天跟我一起去看賽馬時穿的。但是我現在認為他那時沒有戴硬領，因為他領口上只扣著一枚銅鈕扣。他們問他我是不是他的顧客，他說：“是，但也是一個朋友。”問到他對我的看法，他說我是個男子漢。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說誰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問他是否注意到我是個緘默孤僻的人，他只承認我不說廢話。檢察官問他我是不是按時付錢，他笑了，說：“這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私事。”他們又問他對我的罪行有什麼看法。這時，他把手放在欄杆上，看得出來他是有所準備的。他說：“依我看，這是件不幸的事。誰都知道不幸是什麼。這使你沒法抗拒。因此，依我看，這是件不幸的事。”他還要繼續說，但庭長說這很好，謝謝他。賽萊斯特有點兒愣了。但是他說他還有話。他們讓他說得簡短些。他又重複了一遍說這是件不幸的事。庭長說：“是啊，這是當然。我們在這兒就是為了判斷這一類的不幸。謝謝您。”彷彿他已盡其所能並表現了他的好意，他就朝我轉過身來。我覺得他的眼睛發亮，嘴唇哆嗦著。他好像是問我他還能做些什麼。我呢，我什麼也沒說，我沒有任何表示，但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想擁抱一個男人。庭長又一次請他離開辯護席。賽萊斯特這才回到旁聽席上去。在剩下的時間裡，他一直待在那裡，身子稍稍前傾，兩肘支在膝頭上，手裡拿著草帽，聽著大家說話。瑪麗進來了。她帶著帽子，還是那麼美。但是我喜歡她披散著頭髮。從我坐的地方，我可以感覺到她輕盈的乳房，看得出她的下嘴唇總是有點兒發腫。她好像很緊張。一上來，人家就問她從什麼時起和我認識。她說是從她在我們公司做事的時候起。庭長想知道她和我是什麼關係。她說她是我的朋友。在回答另一個問題時，她說她的確要和我結婚。檢察官翻了翻一卷材料，突然問她是什麼時候和我發生關係的。她說了個日子。檢察官以一種漠不關心的神氣指出，那似乎是媽媽死後的第二天。然後，他又頗含譏諷地說他不想強調一種微妙的處境，他很理解瑪麗的顧慮，但是（說到這裡，他的口氣強硬了），他的職責使他不能不越過通常的禮儀。因此，他要求瑪麗講一講我碰見她的那一天的情況。瑪麗不願意說，但在檢察官的堅持下，她講了我們游泳，看電影，然後回到我那裡去。檢察官說，根據瑪麗在預審中所提供的情況，他查閱了那一天的電影片目。他要瑪麗自己說那一天放的是什麼電影。她的聲音都變了，說那是一部費南代爾的片子。她說完，大廳裡鴉雀無聲。這時，檢察官站起來，神情非常莊重，伸出手指著我，用一種我認為的確是很激動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地慢慢說道：“陪審員先生們，這個人在他母親死去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開始搞不正當的關係，就去看滑稽影片開懷大笑。至於別的，我就用不著多說了。”他坐下了，大廳裡還是一片寂靜。忽然，瑪麗大哭起來，說情況不是這樣，還有別的，剛才的話不是她心裡想的，是人家逼她說的，她很了解我，我沒做過任何壞事。但是執達吏在庭長的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審訊繼續。
緊接著是馬松說話，人們都不怎麼聽了，他說我是個正經人，他“甚至還要說，是個老實人”。至於薩拉瑪諾，就更沒有人聽了。他說我對他的狗很好。當問到關於我母親和我的時候，他說我跟媽媽無話可說，所以我才把媽媽送進養老院。他說：“應該理解呀，應該理解呀。'可是似乎沒有一個人理解。他被帶了出去。
輪到萊蒙了，他是最後一個證人。萊蒙朝我點點頭，立刻說道我是無罪的。但是，庭長說法庭要的不是判斷而是證據。他要他先等著提問，然後再回答。他們要他明確他和被害人的關係。萊蒙趁此機會說被害人恨的是他，因為他羞辱了他姐姐。但庭長問他被害人是否就沒有理由恨我。萊蒙說我到海灘上去完全是出於偶然。檢察官問他作為悲劇的根源的那封信怎麼會是我寫的。萊蒙說那是出於偶然。檢察官反駁說偶然在這宗案子裡對人的良心所產生的壞作用已經不少了。他想知道，當萊蒙羞辱他的情婦時，我沒有乾涉，這是不是出於偶然；我到警察局去作證，是不是出於偶然；我在作證時說的話純粹是獻殷勤，是不是也出於偶然。最後，他問萊蒙靠什么生活，萊蒙說是“倉庫管理員”。檢察官朝著陪審員們說道，眾所周知，證人幹的是烏龜的行當。我是他的同謀和朋友。這是一個最下流的無恥事件，由於加進了一個道德上的魔鬼而變得更加嚴重。萊蒙要聲辯，我的律師也提出抗議5但是人家要他們讓檢察官說完。他說：“我的話不多了。他是您的朋友嗎？”他問萊蒙。萊蒙說：“是，他是我的朋友。”檢察官又向我提出同一個問題，我看了看萊蒙，他也正看著我。我說：“是。”檢察官於是轉向陪審團，說道：“還是這個人，他在母親死後的第二天就去幹最荒淫無恥的勾當，為了了結一樁卑鄙的桃色事件就去隨隨便便地殺人廣
他坐下了。我的律師已經按捺不住，只見他舉起胳膊，法衣的袖子都落了下來，露出了裡面漿得雪白的襯衫，大聲嚷道：“說來說去，他被控埋了母親還是被控殺了人？”聽眾一陣大笑。但檢察官又站了起來，披了披法衣，說道需要有這位可敬的辯護人那樣的聰明才智才能不感到在這兩件事之間有一種深刻的、感人的、本質的關係。他用力地喊道：“是的，我控告這個人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這句話似乎在聽眾裡產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師聳了聳肩，擦了擦額上的汗水。但他本人似乎也受到了震動，我明白我的事情不妙了。
審訊結束。走出法院登上車子的時候，一剎那間，我又聞到了夏日傍晚的氣息，看到了夏日傍晚的色彩。在這走動著的，昏暗的囚室裡，我彷佛從疲倦的深淵裡聽到了這座我所熱愛的城市的，某個我有時感到滿意的時刻種種熟悉的聲音。在已經輕鬆的空氣中飄散著賣報人的吆喝聲，滯留在街頭公園裡的鳥雀的叫聲，賣夾心麵包的小販的喊叫聲，電車在城里高處轉彎時的呻吟聲，港口上方黑夜降臨前空中的嘈雜聲，這一切又在我心中畫出了一條我在入獄前非常熟悉的，在城裡隨意亂跑時的路線。是的，這是很久以前我感到滿意的那個時刻。那時候，等待我的總是輕鬆的、連夢也不作的睡眠。然而，有些事情已經起了變化，因為我又回到了牢房，等待著第二天。彷彿畫在夏日天空中的熟悉的道路既能通向牢房，也能通向安靜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