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是小女孩時，父親和我每晚有個儀式。我說二十一遍，他把我塞進被窩，然後坐到我旁邊，用拇指和食指從我腦袋裡摘去噩夢。他的手指從我腦門跳到太陽穴，耐心地在我耳朵和腦袋後面搜尋，每從我腦袋瓜裡抓走一個噩夢，他就發出“砰”的一聲，好像拔掉瓶塞的動靜。他把這些夢一個一個，收進他腿上無形的袋子，再把袋口紮牢。接著，他會在空氣裡搜尋，找出一堆好夢，來替換那些被他沒收的夢。我看著他微微翹起腦袋，皺著眉，眼珠子滴溜溜亂轉，又像豎起耳朵，聽遠方的音樂。我屏住呼吸，等著那個時刻到來，等著我父親臉上綻開笑容，口中念念有詞：喲，這兒有一個，等他捧出雙手，讓夢落在掌心，彷彿那是一片輕旋慢舞的花瓣，從樹上飄落。然後，輕柔地，非常非常輕柔——我父親說過，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脆弱的，都是容易失去的——他把雙手貼近我的臉，用掌心摩挲我的額頭，把幸福揉進我的腦海。
我今夜會夢到什麼，巴巴？我問。
哦，今夜。嗯，今夜這個可不一般。他總是先這麼說，說完再告訴我。他會現編個故事。他把夢給我。在其中的一個夢裡，我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畫家。另一次，我是魔幻島上的女王，有會飛的王座。他甚至給過我一個吉露果子凍的夢，那是我最喜歡的零食。我有了魔力，只要我想，揮一揮魔杖，就能把任何東西變成果凍——校車，帝國大廈，整個太平洋。不止一次，我對著猛撲而來的隕石揮舞魔杖，從毀滅的邊緣拯救了地球。關於他自己的父親，我父親從不多談，但是他說，他講故事的本領得自家傳。他說他小時候，他父親有時會讓他坐下——得趕上他心情好，不過這種時候不太多——給他講故事，故事裡都是精靈和仙女，還有魔王。
有些夜晚，我和巴巴掉個個兒。他閉上眼睛，我用雙手撫過他的臉，從他腦門開始，經過腮幫子上紮扎的鬍子茬儿，然後是嘴唇上方粗粗的鬍子毛。
那麼，我今夜是什麼夢？他抓著我的手，小聲問道。他眉開眼笑，因為他已經知道我要給他什麼夢了。總是同樣的夢。夢見他和他妹妹躺在開花的蘋果樹下，迷迷糊糊地開始午後的小睡。太陽暖暖地照著他們的臉，陽光輝映著青草、綠葉、頭頂上錦簇的花團。
我是個獨生的孩子，常常也是個孤獨的孩子。我的父母相識於巴基斯坦，當時他們都已經四十歲上下，有了我以後，他們決定不再第二次冒險。我記得我看著鄰居家、校園裡那些有弟弟妹妹的小孩，滿心的羨慕。可我也對有些孩子的相處方式感到迷惑不解，他們對自己的好運氣視而不見。他們的舉止就像野狗，互相抓撓，打鬥，推撞，彼此背叛，無所不用其極，而且嬉皮笑臉。他們互不理睬。我真不明白。而我呢，我小時候大部分時間都在渴望著，家裡不要只有我一個孩子。我最希望的是能有個孿生姐妹，在小床上挨著我哭，挨著我睡，和我一起吃媽媽的奶。她會無條件地、全身心地愛我，而且我總是可以從她臉上看到自己。
所以，巴巴的妹妹帕麗就成了我的秘密夥伴，除了我之外，誰也看不見她。她是我的妹妹，是我一直希望父母能給我的妹妹。早晨我倆肩並肩地在一起刷牙，我能在衛生間的鏡子裡看見她，我們一起穿衣。她跟我去上學，上課時坐在離我不遠的地方，直愣愣地看著前方的黑板，我總是能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她黑色的頭髮和白色的側影。課間休息時，我帶她去操場，不管是滑滑梯，還是從攀爬架一個槓子擺盪到下一個槓子，我都能感覺到，她就在我身後。放了學，我坐在廚房的桌子邊畫畫，她也在一旁耐心地塗塗抹抹，要不就站在那兒，看著窗外，等我畫完，我們便跑出去跳繩，我們的影子成雙結對，在水泥地上蹦上蹦下。
誰也不知道我和帕麗的遊戲。連我父親也不知道。她是我的秘密。
有時旁邊沒人，我們就吃葡萄，聊天，聊起來就沒個完。我們談玩具，談哪種麥片最好吃，談我們喜歡的卡通，我們不喜歡的同學，談哪些老師比較兇。我們喜歡同一種顏色——黃色，我們最愛吃的冰激凌是黑櫻桃味兒的，最愛看的電視節目是《家有阿福》，而且我們長大了都想當畫家。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倆長得一模一樣，畢竟我們是雙胞胎嘛。有時我幾乎能看見她，我的意思是真真切切地、用我眼角的余光看見她。我想把她畫下來，每一次，我都給她畫上和我一樣的眼睛，淡綠色的，稍微有點不均勻，同樣的黑色捲髮，同樣的大長眉毛，雙眉幾乎連在了一起。如果有人問，我就說，我畫的是我自己。
對我來說，我父親怎樣失去妹妹的故事，就像我母親給我講的先知生平一樣耳熟能詳——後來，父母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上星期日學校之前，我又把先知的故事溫習了一遍。可是熟悉歸熟悉，每天晚上，我還是要再聽一遍帕麗的故事，彷彿被它巨大的引力俘獲了一樣。也許這很簡單，因為我們有同樣的名字。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感覺到我們之間有一種聯繫，隱隱約約，包裹在神秘裡，可又是那麼真實。然而，它卻不只如此。我能感覺到她的觸碰，好像發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記。我感覺我們是連體的，通過某種看不見的規則，以我無法完全理解的方式，超越了我們的名字，超越了家庭的紐帶，連接在一起，就像我們共同完成了一個謎題。
我感覺，如果我對她的故事聽得足夠仔細，就一定能對自己有所發現。
你覺得你父親難過嗎？他把女兒賣掉了。
有些人非常善於隱藏自己的悲傷，帕麗。他就是那樣。光看他的外表，你是看不出來的。他是個硬漢。可是我認為，是的，我認為在心裡，他是難過的。
你現在還難過嗎？
我父親笑了，然後說：怎麼會呢？我有了你。可是，就算年紀那麼小，我也能看得出來，悲傷烙在他臉上，就像一塊胎記。
我們像這樣說著話，一種奇想便在我腦海中浮現。我幻想，我會存起所有的錢，一塊錢都不花，不買糖果，不買貼畫，等我的存錢罐滿了——雖然那根本不是頭豬，而是坐在石頭上的美人魚——我就把它砸開，裝上所有的錢，啟程去找我父親的妹妹，不管她在哪兒，等我找到了，我就把她買回來，帶她回家見巴巴。我要讓我父親快樂。在這個世界上，我最想成為那個為他抹去悲傷的人。
那我今夜是什麼夢？巴巴問我。
你已經知道了。
又一個微笑。對，我知道。
巴巴？
嗯？
她是個好妹妹嗎？
她是最好的妹妹。
他親我臉蛋兒，把毛毯在我脖子周圍掖好，走到門口，關上燈，然後他會停一下。
她是最好的。他說，像你一樣。
我一直等著，等他關上門，我就溜出被窩，再拿一個枕頭，把它放在我自己的枕頭邊上。每天夜裡入睡的時候，我都感覺到有兩顆心在我胸中跳動。
從老奧克蘭路的入口拐上高速公路的時候，我看了看手錶，已經中午十二點半了。至少還要四十分鐘，我才能開到舊金山國際機場，而且還得指望101號高速路上不能有任何事故，也不能碰上道路施工。往好裡想，這是國際航班，所以她還得過海關，這大概能讓我贏得一點時間。我把車掰上了最內側車道，將雷克薩斯的時速提到了一百三十公里。
我想起一個來月之前，我和巴巴談話時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奇蹟。我們吵嘴了，這是久違的正常交流，如同一個小小的氣泡，蟄伏在深深的、黑暗的、寒冷的洋底，卻飛沫般轉瞬即逝。那天我給他弄好午飯時已經遲了，他從躺椅上扭過頭，用那種柔中帶刺的腔調，說我生下來就帶著不守時的基因。像你媽。願真主讓她靈魂安息。
不過呢，他接著說，臉上掛著笑容，好像要安撫我，人總得有點小毛病才好。
所以我這毛病就是天賜的了，嗯？我說著，把一盤米飯和豆子放到他腿上。習慣性的不守時？
要我說，真主也不願意這麼做。巴巴拉住我的兩隻手。差一點兒，就差一丁丁點兒，真主就讓你完美了。
成，如果你願意，我很高興再讓你多知道一些。
你一直把我蒙在鼓裡，對嗎？
噢，太對了。就等著全端出來呢。因為你又老又不中用了。
我又老又不中用。
現在你想讓我可憐你了。
我瞎換著收音機的台，從談話節目跳到鄉村音樂，又從爵士跳到更話癆的節目。我把它關了。我心煩意亂，緊張不安。我夠到副座上的手機，撥通了家裡，把它開著放到腿上。
“餵？”
“賽倆目，巴巴，是我。”
“帕麗？”
“是的，巴巴。你跟埃克托爾在家沒事吧。”
“沒事兒。這小伙子真不賴。他給我做了蛋。我們就著吐司吃了蛋。你在哪兒？”
“我在開車。”我說。
“去飯館嗎？今天不該你輪休啊，對不對？”
“是不該。巴巴，我在去機場的路上，我要接個人。”
“那好，我讓你媽給我們弄午飯吧。”他說，“她可以從飯館帶點兒什麼回來。”
“好的，巴巴。”
我鬆了口氣，他沒再提她。可有些日子，他一提起來就沒個完。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她在哪兒啊，帕麗？她在動手術嗎？別跟我撒謊！為什麼所有人都跟我撒謊？她走了嗎？她在阿富汗嗎？那我也要去！我要去喀布爾，你攔不住我。我們像這樣來回折騰，巴巴踱著步，焦慮不安。我用謊話哄著他，然後拿他收集的家庭裝潢手冊或電視節目，來分散他的注意力。有時候管用，可還有些時候，他對我的把戲無動於衷。他憂心忡忡，最後歇斯底里，以淚洗面。他狠狠拍著自己的腦袋，在椅子上前俯後仰，抽泣著，兩腿哆嗦個不停，再後來，我不得不餵他一片。我等著他眼皮打架，他一合上眼，我便跌坐到沙發上，筋疲力盡，上氣不接下氣，恨不得自己也大哭一場。我滿心渴望地看著大門，門外一片廣闊的天地，我真想走出去，不停地走下去。可是巴巴在睡夢中一哼哼，我便一下子回過神來，因為內疚而臉上發燒。
“我跟埃克托爾說兩句，巴巴。”
我聽到聽筒換了手。背景里傳來競猜節目的聲音，能聽見好多人交頭接耳，隨即一陣歡呼。
“嘿，姑娘。”
埃克托爾·華雷斯住在馬路對面，我們是老街坊了，最近幾年成了朋友。他每個禮拜過來兩三次，和我一起吃垃圾食品，看垃圾電視，大部分是真人秀，一直待到深夜。我們嚼著涼比薩，帶著病態的迷戀，連連搖頭，看著屏幕上的嬉笑怒罵。埃克托爾當過海軍陸戰隊員，駐紮在阿富汗南部，兩年前被土炸彈炸成了重傷。他復員回家時，整個街區的人都出來了。他父母在家門口掛起了“歡迎回家，埃克托爾”的牌子，還有氣球和好多鮮花。等他父母開車到家，大夥都鼓起了掌。有幾個鄰居還烤了派。大家感謝他的服役。他們說：嘿，堅強起來。上帝保佑。幾天之後，埃克托爾的父親塞薩爾來了我們家，和我一起裝了條輪椅坡道，跟塞薩爾在自己家裝的那條一模一樣，坡道鋪在他家門口，門前掛著美國國旗。我記得我們倆裝坡道的時候，我真想給塞薩爾道個歉，因為埃克托爾出事的地方正是我父親的祖國。
“嗨。”我在電話裡說，“我想我該簽個到。”
“家裡都挺好的。”埃克托爾說，“我們吃過了。我們玩來著，這會兒正忙乎呢。接著還有。”
“哎呀，真對不起。”
“有什麼對不起的，。我們開心著呢。對不對呀，亞伯？”
“謝謝你給他做了蛋。”我說。
埃克托爾把嗓音壓低了一度。 “其實是煎餅。你猜怎麼著？他可喜歡了。把四張一摞的餅給吃完了。”
“實在感激不盡。”
“嘿，姑娘，我真的很喜歡你的新畫，小孩戴帽子那張，帽子好滑稽。亞伯給我看的，他也很驕傲。我……怎麼說呢，該死！伙計，你真該覺得驕傲。”
我笑著換了車道，讓後面的車超過去。 “聖誕節送你什麼，我大概現在就有底了。”
“你一說我又想起來了，為什麼咱倆不能結婚？”埃克托爾說。我聽到巴巴在一旁抗議，埃克托爾哈哈笑著，嘴離開了聽筒。 “我開玩笑呢，亞伯，別當真。我是個殘廢。”他接著對我說：“我覺得你爸剛才用普什圖語，在心裡臭罵了我一通。”
我提醒他讓巴巴服上午的藥，便掛了電話。
這就像看見了廣播名人的照片，他們跟你在車裡聽收音機的時候，腦子裡想像出來的樣子完全不同。首先，她很老，或者說顯得太老氣了。這一點我當然知道。我算過，估計她已經過了六十歲，可眼前這個花白頭髮的小老太太，還是很難和我一直以來想像中的那個小姑娘對上號，她本來只有三歲，黑頭髮捲捲的，兩條眉毛長長的，幾乎連在了一起，就像我一樣。可她比我想像的要高。我能看出來，哪怕她坐著，坐在三明治小店邊的長椅上，怯生生地看著四周，好像迷了路。她肩膀很窄，面容清秀可人，頭髮攏在腦後，用一條鉤編的髮帶固定。她戴著翡翠耳環，穿褪色的牛仔褲，長長的鮭魚色束腰毛衣，脖子上繫著一條黃色圍巾，頗有幾分漫不經心的歐洲式優雅。她在臨行前的電子郵件裡告訴過我，她會戴上這樣一條圍巾，好讓我很快認出她來。
她還沒看見我，於是我又磨蹭了一會兒。航站樓裡，旅客們推著行李車從我身邊經過，接送車的司機們舉著標牌，上面寫有客人的姓名。我的心在胸腔里大聲呼喊，我告訴自己：這就是她。這就是她。真的是她。然後我們的目光碰到了一塊，她臉上漾起了認出我的表情。她揮手致意。
我們在長椅邊見了面。她咧開嘴笑著，而我兩腿發軟。她笑起來和巴巴一模一樣，只是上面兩顆門牙中間，有道米粒般大小的齒縫。他們都是朝左邊歪著嘴，笑得五官擠作一團，眼睛瞇成一條縫，微微翹著腦袋。她站起身，我注意到了她的手，疙疙瘩瘩的指關節，從第一個指節開始，四個指頭便朝著和拇指相反的方向，向外彎曲，手腕上還有鷹嘴豆大小的腫塊，看上去是那麼痛苦，讓我覺得揪心。
我們擁抱在一起，她親了我的臉，一邊一下。她的皮膚柔滑，像細細的毛氈。我們分開時，她還是抓著我，胳膊向前伸著，兩手把住我的肩膀，打量著我的臉，好像在給油畫做鑑定。她眼睛裡有一層濕漉漉的水膜，目光中滿是喜悅。
“很抱歉我遲到了。”
“沒什麼。”她說，“總算和你在一起了！我實在太高興了！”——沒什麼。總算和你在一起了！面對面的時候，她的法國口音比電話裡聽起來還要重。
“我也很高興。”我說，“飛機上還好嗎？”
“我吃了片藥，不然我知道我睡不著。我肯定一路都醒著。因為我太高興，太興奮了。”她盯著我看，對著我笑，好像害怕看一眼別處，這魔咒就會失效，一直到頭頂上的廣播提醒旅客，遇到無人看管的行李要及時報告，她的表情才稍稍放鬆。
“阿卜杜拉知道我來嗎？”
“我告訴過他，我要帶一位客人回家。”我說。
後來上車的時候，我偷偷地瞅了她兩眼。真是奇怪。帕麗·瓦赫達提坐在我車裡，離我不過幾寸，卻給了我一種怪異的錯覺。一瞬間，我看她看個清清楚楚：脖子上的黃圍巾，髮際線上短而薄的頭髮，左耳下方咖啡色的痣，可是再一眨眼，她的容貌便罩上了一層霧靄，我好像在透過一層毛玻璃看她。我忽然感覺有點暈眩。
“你沒事吧？”她一邊扣好安全帶，一邊看著我問道。
“我老在想你會消失。”
“什麼？”
“只是……只是有點難以置信。”我說著說著，就神經質地哈哈笑了起來。 “因為你真的存在。因為你居然就在眼前。”
她微笑著點點頭。 “哦，我也一樣。我也覺得這很奇怪。你看，我這一輩子都沒遇見過和我同名的人。”
“我也沒有啊。”我打著了火。 “跟我講講你的孩子們吧。”
我開出了停車場，她開始跟我講孩子們的事，說起他們的名字來，彷彿我從小和他們相熟至今，彷彿她的孩子們和我一起長大，一起參加過家庭野餐，露營，去海濱度假地避暑，做過貝殼項鍊，玩過用沙子埋人的遊戲。
我真希望我們有過這樣的經歷。
她告訴我，她兒子阿蘭——“你表哥，”她補了一句——和他妻子安娜已經生了第五個寶寶，一個小千金，他們搬到了巴倫西亞，在那兒買了房子。 “終於，他們離開了馬德里那套破公寓！”她的大女兒伊莎貝爾給電視節目寫配樂，如今已經受聘，開始寫自己的第一部主流電影音樂了。伊莎貝爾的丈夫阿爾貝現在成了主廚，在巴黎一家頗受好評的餐館掌勺。
“你也開了個餐館，對嗎？”她問，“我記得你在電子郵件裡告訴過我。”
“嗯，我父母開過。我父親一直夢想著能開一家自己的飯館。我給他倆幫忙。可是幾年前沒辦法，我把它賣掉了。因為我母親去世了，巴巴又……又沒有能力了。”
“呀，對不起。”
“沒關係的。我也不是開飯館的料。”
“我想你也不是。你是藝術家。”
我告訴過她，順便提起過。那是我們第一次通話的時候，她問我在做什麼，我說我夢想有一天能上美術學院。
“其實，你可以說我是個謄寫員。”
她豎起耳朵聽我解釋，我在一家事務所上班，他們為《財富》五百強裡的大公司處理數據。 “我給他們填表格，錄入說明書，開收據，整理客戶名單，電子郵件列表，諸如此類。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怎麼打字。薪水還不錯。”
“我懂了。”她說。她想了想，又開口道：“你覺得有趣嗎，做這個工作？”
我們正在向南駛過雷伍德城，我把手伸到她身前，指向副座的窗外。 “看見那幢樓了嗎？有藍色標誌的那幢高樓。”
“看見了。”
“我生在那兒。”
“噢，真的嗎？”她扭過頭，我開車經過的時候，她也一直看著那幢樓。 “你很幸運。”
“怎麼講？”
“你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的。”
“我好像從來沒想過這些。”
“啊，當然沒有。可是知道這一點很重要，知道你的根，知道你人生開始的地方。如果不知道，你的人生好像就不真實了，就像一個謎題。你明白嗎？就像你錯過了故事的開頭，一下子就到了中間，拼命想弄個明白。”
我猜巴巴這段日子也有同樣的感受。他的人生遍布著缺口。每一天都是一個神秘的缺口，一個需要費勁思量的謎題。
我們在沉默中行駛了幾公里。
“我覺得我的工作有趣嗎？”我說，“有一天我回到家，發現水在洗碗池裡嘩嘩地流，地板上是碎玻璃，煤氣灶上還燒著火。就是那個時候，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讓他一個人待著了。可我請不起住家的護工，所以我找了在家裡也能幹的工作。談不上什麼'有趣'。”
“美術學院先放一放。”
“只能這樣了。”
我猜她接下來一定會說，巴巴有我這樣一個女兒該多麼幸運，可是讓我覺得寬慰，也心存感謝的是，她只是點了點頭，看著高速路上的交通標誌從眼前不斷滑過。但是其他人，特別是阿富汗人，總是說巴巴多麼有福氣，說我簡直出自天賜。他們談起我來贊不絕口。他們把我說成是聖女，一個英雄般的女兒，放棄了金光燦爛的生活，不要舒適，也不肯享福，寧願留在家裡照顧自己的父親。可是一開始還有她媽呀。他們說。這些話不絕於耳，現在想起來，他們的聲音裡還透著幾分同情。伺候她那麼多年。多不容易啊。現在又是她父親。她當然不是個大美人，可也有人向她求婚嘛。一個美國人啊，那男的，那搞太陽能的伙計。她本來可以嫁給他的，可她沒有。因為這老兩口。她做出了多少犧牲啊。噢，天下的父母都有這樣的女兒就好了。他們誇我脾氣好。他們對我的勇氣和毅力驚嘆不已，一如那些戰勝了身體上的殘疾、克服了嚴重口吃的人，讓世人嘖嘖稱奇。
可我不承認這一個故事中的我自己。比如，有些早晨，我發現巴巴坐在床邊，用陰冷的目光看著我，不耐煩地等著我把襪子套到他乾燥、多斑的腳上。他吼我的名字，做出一副嬰兒相。他抽鼻子，活像一隻周身濕透、膽戰心驚的老鼠。我厭惡他這種表情，我厭惡他這副做派，我厭惡他讓我生活的世界如此狹窄，讓我最好的年華白白地逝去。有些日子，我只想逃開他，逃開他的暴躁和貪求。我和聖女毫無相似之處。
我駛出第十三街的出口，再走幾公里，便到了海狸溪街。我把車開到我家車庫門前，熄了火。
帕麗透過車窗，看著我家的單層住宅，油漆剝落的車庫門，橄欖綠顏色的窗櫺，還有一對俗氣的石頭獅子，守衛在大門兩側，我不忍心把它們扔掉，因為巴巴喜歡它們，可我覺得就算扔了，他也注意不到。從1989年我七歲的時候起，我們就一直住著這房子，一開始是租的，到了1993年，巴巴從房東手裡把它買了下來。媽媽就死在這房子裡，死在聖誕節前一天，那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死在客房裡我給她架起的醫用床上，她在客房度過了臨終前的三個月。她要我把她挪進客房，因為那兒能看風景，用她的話說，可以讓她提神。她躺在床上，雙腿浮腫，膚色灰暗，日復一日地看著窗外的死巷和前院，院裡有一圈雞爪楓，那是她幾年前種下的，還有星形的花池子，一條卵石鋪就的窄徑穿過草坪，山麓在遠方，正午時分，陽光全力傾瀉而下，山也變成了厚重而濃豔的金黃。
“我非常緊張。”帕麗悄聲說道。
“可以理解。”我說，“五十八年了。”
她低頭看著夾在兩膝之間的手。 “我幾乎一點兒也記不得他了。我記住的不是他的臉，也不是他的聲音，只記得我這輩子始終缺少了一種東西。一種好的東西。一種……哎，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只有這些。”
我點點頭。我重新考慮了一下，還是不要和她說我多麼理解她的感受吧。我差一點脫口而出，問她是否曾經覺得有我的存在。
她揪弄著磨破的圍巾邊兒。 “你覺得他有沒有可能認出我來？”
“你想听實話嗎？”
她打量了一番我的表情。 “當然，我想。”
“他最好別認出來。”我想起了巴希里大夫說過的話。他是我父母長期以來的醫生。他說巴巴需要有規律、有條理的生活。別讓他受驚。讓他有穩定感。
我推開車門。 “你在車裡待一小會兒行嗎？我得把朋友送回家，然後你就能見巴巴了。”
她抬起一隻手，摀住了雙眼，我可不想等著看她哭鼻子。
我十一歲的時候，小學六年級的所有班級都要去蒙特雷灣水族館，進行校外活動，還要在外面過夜。那個週五到來之前的整個星期，不管是在圖書館，還是課間休息、玩方塊球的時候，我的同學們談的全是這件事，那該有多好玩啊，水族館當天一閉館，他們就可以穿著睡衣，在各個展廳裡到處跑，身邊是雙髻鯊、鲾鱝、海龍和烏賊。我們的老師吉萊斯皮夫人說，水族館各個地方都設有食品站，學生們可以選花生黃油果醬三明治，或是芝士通心粉。她說：你們可以吃布朗尼巧克力當甜點，也可以選香草冰激凌。到了晚上，小朋友們鑽進睡袋，還會有老師給他們讀睡前故事，海馬、沙丁魚、豹鯊，在巨藻長長的葉子中間游弋，陪伴著他們進入夢鄉。到了星期四，教室裡期待的情緒說像通了電，連平時那幾個搗蛋鬼也使勁做出一副乖模樣，生怕因為言行不端，毀了自己的水族館之行。
對我來說，這就好像在看一部激動人心的電影，可是聲音被關掉了。我感覺自己在遠觀別人的快樂，與這歡慶的氣氛格格不入，每年十二月我也有同樣的感受，那時同學們各自回家，他們有、掛在壁爐上方的長襪，還有成堆的禮物。我告訴吉萊斯皮夫人，我不和大家一起去了。她問我為什麼，我說校外活動剛好趕上穆斯林的節日。我不清楚她是否相信了我的話。
那天晚上，我和父母待在家裡，我們一起看《她書寫謀殺》。我努力專注於劇情，不去想校外活動，可我的心偏偏要飛掉。我想像這個時候，同學們穿著睡衣，拿著手電筒，腦門緊抵著鰻魚大水箱的玻璃。我覺得胸口一陣發緊，在沙發上換了個姿勢。巴巴窩在另一張沙發上，往嘴裡丟了一顆烤花生，說了句什麼，逗得他咯咯直樂。在他旁邊，我發現媽媽若有所思地在看我，臉上籠罩著陰雲，可我們的目光剛碰到一起，她就馬上雲開霧散，朝我露出了笑容——一種偷偷摸摸、心照不宣的笑——我也拼命提氣，強顏回笑。那天夜裡，我夢見自己到了海灘，站在齊腰深的大海裡，在綠與藍之間，海水變幻著無盡的顏色，翡翠綠，寶石藍，祖母綠，松石綠，溫柔地搖盪在我屁股周圍。我腳邊滑過魚兒的千軍萬馬，整個海洋彷彿就是我一個人的水族館。魚兒碰觸著我的腳趾，在我小腿上蹭來蹭去，一千次的衝撞，在白沙的映襯下，發出炫目的彩光。
那個星期日，巴巴給了我一個驚喜。他讓飯館歇業一天——他幾乎從不這麼幹——帶上我們倆，開車去了蒙特雷的水族館。巴巴興奮地說了一路，說我們將要多麼開心；他又多麼期待著見到那些鯊魚；午飯我們準備吃什麼？他講話時，我想起我小時候，他帶我去過凱利公園的寵物樂園，還去隔壁的日本園林看過錦鯉，我們給每條魚取名字，那時我緊緊抓住他的手，心裡想，我這輩子再也不會有別的要求了。
到了水族館，我打起精神，在展廳裡轉悠，竭盡所能回答巴巴的問題，把我認識的不同種類的魚講給他聽。可這地方太亮堂，也太吵鬧了，好的展廳又太擁擠，一點兒也不像我想像中的校外活動之夜。這是掙扎。它讓我筋疲力盡，還要拼命做出開心的樣子。我開始覺得肚子疼，磨磨蹭蹭地轉了一個來小時，我們就離開了。開車回家的路上，巴巴時不時就朝我瞥一眼，帶著受傷的神情，好像有話要說。我感覺他的目光壓迫著我。我假裝睡著了。
第二年上初中，同齡的女孩都畫眼影，塗唇膏。她們去聽Boyz II Men的演唱會，出席校園舞會，結伴去大美洲主題公園，坐上魔鬼號飛車，急速下衝，又打著轉兒上躥，一路發出尖叫。同學們競相報名，參加籃球隊和拉拉隊。在西班牙語課上，有個女孩坐在我後面，她臉色蒼白，面帶雀斑，正在努力進游泳隊，有一天，下課鈴響過以後，我們正在收拾桌子，她不經意地建議我也去試試。她不懂。如果我在公共場所穿上了游泳衣，我父母會無地自容。再說我也不想去。我對自己的身體感到極不自在。我腰以上挺苗條的，腰以下卻肥大得不成比例，十分扎眼，就好像地心引力把體重全拉到了我的下半身。我看上去就像是玩拼圖遊戲的小孩拼出來的，本來不是一套的身體部位混合搭配在了一起，更妙的是，這孩子專找不般配的來拼，好讓所有人哈哈大笑。媽說我長得“壯實”。她說她媽也有一副同樣的身板。最後她不說話了，我猜她心裡正在合計，沒有哪個女孩子樂意被人用魁梧來稱呼吧。
我倒確實遊說過巴巴，讓我去排球隊試試，可他把我拉進懷裡，雙手捧起我的腦袋。誰送我去練球？他開始擺道理。誰開車送我去比賽？噢，我希望我們能有多餘的時間，帕麗，像你朋友們的父母，可我們，你媽和我，得賺錢養家。我不想再讓咱們領救濟了。你懂，我親愛的。我知道你懂。
巴巴置賺錢養家的需要於不顧，竟然抽出時間，開車送我去坎貝爾城，上波斯語課。每個星期二下午，學校放學以後，我都要坐進波斯語教室，如同一條奮力游向上游的魚，逆向運筆，跟我自己的手較勁，從右向左寫字。我求巴巴停掉我的波斯語課，他拒絕了。他說我日後一定感激他給我的這份禮物。他說，如果文化是一座房子，那麼語言就是鑰匙，不僅開得了大門，裡面所有的房間也都能開。沒這個，他說，你就到處飄吧，找不著體面的家，連個正經身份都沒有。
後來便是每個星期天，我都要戴上白色的棉頭巾，他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讓我下車去上古蘭經課。我和十多個阿富汗女孩一起。我們上課的房間非常小，而且沒有空調，有一股沒洗過的床單味兒。窗戶又小又高，如同電影裡監獄的窗口。給我們上課的那位女士，是弗里蒙特一家雜貨店的老闆娘。我更喜歡她給我們講先知的生平，我覺得那些故事很有趣——他童年時代住在沙漠裡；天使吉卜利勒在山洞向他顯靈，命令他宣讀啟示；每個遇見他的人都被他親切和睿智的面容打動。可是她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念一份長長的清單，告誡我們，必須像貞潔的穆斯林女孩那樣，不惜任何代價遠離這一切，以免我們受到西方文化的腐蝕：男孩們理所當然排在首位，還有饒舌音樂，麥當娜，，短褲，舞會，當眾游泳，拉拉隊，酒精，熏肉，意大利臘腸，非清真的漢堡包，還有一大堆別的東西。我坐在地板上，熱得汗流浹背，腿酸腳麻，真想從腦袋上摘下頭巾，可是毫無疑問，你不可以在清真寺裡做這樣的事。我抬頭望著窗戶，卻只能看到窄窄的天。我渴望著離開清真寺的那一刻，讓新鮮的空氣撲面而來，每當那個時候，我總是感到心情放鬆，如釋重負，如同解開了一個不舒服的繩結。
然而那個時候，鬆開思緒的韁繩是我惟一的逃避。我時常意識到自己在想數學課上的傑里米·沃里克。他有一雙清澈的藍眼睛，留著黑人男孩的爆炸頭。他寡言少語，面帶憂鬱。他參加了一個車庫樂隊，彈吉他。在學校一年一度的才藝表演會上，他們乒乒乓乓地唱過。上課的時候，我坐在傑里米的左後方，前面隔了四個座位。我有時想像我倆在接吻，他一隻手摟著我後脖梗子，臉離我好近，遮去了整個世界。興奮的感覺貫穿我，就像一片溫暖的羽毛輕顫，滑過我的小腹和四肢。當然，這絕不可能發生。我們倆，我和傑里米，絕不可能。就算他對我的存在有過一絲一毫的感知，我也渾然未覺。這也無妨，真的。我可以佯稱，我們不能在一起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不喜歡我。
每逢暑假，我都在父母的飯館上工。小時候，我很喜歡擦桌子，擺盤子，放餐具，疊紙巾，往每張餐桌中央的小圓花瓶裡，放一枝紅色的非洲菊。我自命對家族生意不可或缺，沒有我來檢查小鹽罐和胡椒瓶是否統統裝滿，飯館就必將破產。
等我上了高中，在亞伯烤肉館的日子就變得燥熱而難熬。飯館裡那些在我童年時代的眼中熠熠發光的東西，已經大部分歸於黯淡。角落裡老舊的汽水櫃，塑料台佈，變了顏色的塑料杯，過了塑的菜單上那些俗氣的菜名——大篷車烤肉串，開伯爾山口抓飯，絲綢之路雞——相框裡裝著歪歪扭扭的招貼畫，是《國家地理》封面上的阿富汗女孩，眼睛特別大的那個——好像頒布了一條法令，所有的阿富汗餐館都必須把她的眼睛擱到牆上，負責瞪人。在招貼旁邊，巴巴掛了一張我在七年級時畫的油畫，畫的是赫拉特的大宣禮塔。我記得他剛把畫掛上去的時候，我看到顧客們在我的作品下吃著羊肉串，真感到心裡充滿了驕傲和激動。
到了午餐時間，母親和我就像乒乓球一樣，在廚房辛辣的油煙和餐桌之間來來回回，招待寫字樓的職員、市政員工和警察，巴巴則負責打理櫃檯，他穿著油糊糊的白襯衫，露出粗壯而多毛的小臂，領口敞開著，一大片花白的胸毛潑灑在外。每有顧客登門，巴巴便堆起笑臉，喜滋滋地招手致意。你好，先生！你好，女士！歡迎光臨亞伯烤肉館。在下就是亞伯。請問可以點菜了嗎？我聽了直起雞皮疙瘩，因為他意識不到，他活像低劣的情景喜劇裡一個愚蠢的中東配角。接著，我每上一道菜，都會穿插著巴巴搖響老銅鈴的表演。一開始，巴巴把鈴鐺掛到櫃檯後面的牆上時，我還以為這只是圖個好玩，可現在每張桌子上菜時，都會聽到銅鈴叮噹一聲，發出衷心的祝福。常客已經習慣了，幾乎聽而不聞，新客人聽了，多半會給這個地方的古怪魅力再添一筆，不過偶爾也有人口出怨言。
你再也不想搖鈴鐺了。巴巴有天夜裡說。那是我高中最後一年的春季，飯館打烊之後，我們坐在店外的車上，等著媽媽，她把抗酸藥落在店裡了，剛剛跑回去取。巴巴掛著一副沉重的表情。他一整天都心情鬱悶。微雨飄落在臨街的商舖之上。很晚了，四下里空空蕩盪，只有兩輛汽車，等在肯德基的得來速車道上，還有一輛小卡車停在乾洗店外，車裡有兩個傢伙，煙霧飄出車窗，繚繞而上。
我夠不著的時候更好玩。我說。
我猜每件東西都是如此。他重重地嘆了口氣。
我還記得當年我是多麼興奮，我小時候，巴巴抱著我，把我舉起來，讓我搖鈴鐺。他把我放下來的時候，我臉上洋溢著快樂和自豪。
巴巴打開車裡的暖風，抱起了胳膊。
巴爾的摩很遠。
我興沖沖地說：你隨時可以飛過來看我。
隨時飛過去。他重複了一句，語氣中帶著少許的嘲笑。我要烤肉糊口，帕麗。
那我回來看你。
巴巴瞅了我一眼，目光憔悴。他的憂鬱一如外面擠壓著車窗的黑暗。
此前有一個月，我天天查看家裡的信箱，每當郵車停到路邊，我的心裡都漲滿了希望。我把郵件拿進屋裡，閉上雙眼，心想：可能就是它。我睜開眼睛，翻檢著一封封賬單、贈券和獎券。後來，上個星期二，我撕開一個信封，看到了我一直在等的那句話：我們很高興通知您……
我蹦高。我尖叫，實際上是扯破嗓子的嘶吼，吼得我流出了眼淚。一瞬間，一幅畫面閃現在我眼前：畫廊，展覽開幕之夜，我打扮簡單，黑衣，優雅，被讚助人和皺眉頭的評論家們圍在中間，微笑並回答他們的提問，與此同時，成群的崇拜者在我的畫作前流連，服務生們戴著白手套，在畫廊各處飄移，有的斟酒，有的端來鮭魚小吃，切成了小方塊，撒了蒔蘿，還有起酥皮卷的蘆筍條。我經歷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狂喜，置身其中，彷彿連陌生人也要攬入懷抱，和他們共舞，舞得虎虎生風。
我最擔心你媽。巴巴說。
我每天晚上打電話，我保證。你知道我一定會打的。
巴巴點點頭。忽然一陣風，停車場入口附近的楓樹擺蕩起了枝葉。
咱們商量過的事，他說，你有沒有再想想？
你是說，讀專科？
只要一年，也許兩年。只是給她點兒時間，來適應這個計劃。你以後還可以重新申請。
我一下子覺得有點兒生氣，把肩膀一聳，說道：巴巴，這些人評估過我考試的分數和學校的成績單，人家仔細地看了我的履歷，人家也充分考慮了我的作品，所以不僅錄取了我，還給了我獎學金。這是全國頂尖的美術學院，不是能讓你說不去的學校。這樣的機會你得不到第二次的。
的確如此。他說著，在座位上坐直了身體。他把手團起來，往裡面哈了口熱氣。我當然能理解。我當然為你高興。我看得出他臉上的為難。還有憂懼。憂的是我離家五千公里，萬一出點兒什麼事；懼的是失去我。我大權在握，通過遠走高飛，就能讓他不快樂，重創他那顆脆弱而容易受傷的心——如果我真這樣做的話——就像杜賓犬捉弄小貓咪。
我忽然想到了他妹妹。那個時候，我和帕麗之間的聯繫已經淡去很久。她的存在曾經像我體內一聲聲隱秘而劇烈的心跳。但現在我很少想到她了。隨著一年又一年狂風般掠過，我已經長得比她大出了許多，就像我已穿不下自己最喜歡的睡衣，丟開了曾經手不忍釋的毛絨動物玩具。然而，此時我又一次想起了她，想起了我們之間的紐帶。如果她過去經歷的事情像一個浪頭，在海岸深處撞得粉碎，那麼此時，退浪沒過了我的腳麵，又從我腳下退去了。
每件事都會讓我想起你。
他就是用這樣溫存的、帶著少許驚惶的語氣，講出了這句話，讓我知道了父親是個受傷的人，知道了他對我的愛像天空一樣真實，浩瀚，永恆，而且總在向我迫近。這樣的愛或遲或早，都會逼得你走投無路，而必須做出選擇：要么掙脫，要么留下，承受愛的重壓，哪怕它把你塞進了比你更小的容器。
我從黑暗的後座上伸出手，撫摸他的臉。他歪一歪頭，把臉頰枕到我手中。
怎麼這麼久？他小聲問。
她在鎖門。我說。我覺得筋疲力盡。我看到媽媽快步走回汽車。細雨已經變大，勢如瓢潑。
一個月之後，就在我應該飛往東部、參觀校園之前兩個星期，媽媽去見了巴希里大夫，告訴他抗酸藥對自己的胃痛沒有什麼作用。他安排她做了超聲波檢查。在她左側的卵巢裡，他們發現了一個核桃般大小的腫瘤。
“巴巴？”
他坐在躺椅上，一動不動，往前弓著腰。他穿上了運動褲，小腿上蓋著一條方格子的羊毛披巾。他穿著我去年給他買的棕色開襟羊毛衫，裡面是法蘭絨襯衫，釦子全部係了起來。這就是他現在穿襯衫的方式，非把領子也扣上不可，讓他看上去既像小男生，又像個小女生，只是到了這一大把年紀。今天他臉上有點腫，頭也沒梳，幾縷白髮耷拉在腦門上。他正在看《誰想成為百萬富翁？ 》，表情憂鬱而茫然。我叫他時，他好像沒聽見，目光又在電視屏幕上磨蹭了一會兒，這才挪開眼神，不高興地抬起頭。他左眼的下眼瞼上長了個小小的針眼。他得刮臉了。
“巴巴，我能把電視的聲音關一下嗎？”
“我在看。”他說。
“我知道。可是有客人來看你了。”我已經告訴過他，帕麗·瓦赫達提要來，昨天說的，今天早晨又說了一次。可我這會兒沒問他還記不記得。我早就明白，不能讓他下不來台，因為他會覺得難堪，會自衛，有時還會出口傷人。
我從躺椅的扶手上拿起遙控器，關掉了聲音，同時防著他勃然而怒。他頭一次大發脾氣時，我相信那隻是佯怒，是他演的一齣戲。現在我鬆了一口氣，巴巴沒有抗議，只是從鼻孔裡發出了一聲長長的嘆息。
帕麗在門口和客廳之間的走廊上徘徊，我朝她做了個手勢。她慢慢走進來，我給她拉了把椅子，放在巴巴的躺椅旁邊。我看得出來，她頗為激動不安。她坐得筆直，臉色煞白，兩腿並在一起，雙手交疊，從椅子邊兒向前探出身體，笑得那麼僵硬，連嘴唇都白了。她的目光死死盯著巴巴，好像只有片刻的工夫能和他在一起，因此要使勁記住他這張臉。
“巴巴，這就是我跟你說過的那位朋友。”
他看著眼前這位白髮蒼蒼的婦人。這段日子他看人的眼神總是讓人揪心，就算他直視著他們，目光中也是空空如也。看上去，他是游離的，隔絕的，似乎他本來打算瞧一瞧別的地方，卻一不小心，目光才落到了他們身上。
帕麗清了清嗓子，可是清也白清，她一張嘴，聲音就在哆嗦。 “你好，阿卜杜拉。我叫帕麗。真高興見到你。”
他慢吞吞地點點頭。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他臉上泛起了茫然和困惑，彷彿面部肌肉的痙攣。他看看我的臉，再看看帕麗。他張開了嘴巴，露出乾澀的笑容，他認為人家捉弄他的時候，就是這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你有口音。”他終於說話了。
“她住在法國。”我說，“對了，巴巴，你必須講英語。她聽不懂波斯語。”
巴巴點點頭。 “這麼說你住在倫敦？”他對帕麗說。
“巴巴！”
“怎麼了？”他狠狠問了我一句，接著才明白過來，不好意思地呵呵一笑，然後改說英語。 “你住在倫敦？”
“實際上，是巴黎。”帕麗說。 “我住在巴黎的一套小公寓。”她沒有把目光從他臉上挪開。
“我一直有個計劃，帶我妻子去巴黎。蘇丹娜，她叫蘇丹娜。願真主讓她靈魂安息。她過去老是說：阿卜杜拉呀，帶我去趟巴黎吧。你什麼時候帶我去巴黎？”
其實，我母親不太喜歡旅遊。她從來也弄不明白，為什麼要拋下自己家裡的舒適和隨意，跑去吃坐飛機的苦，受搬行李的罪。她對天下美食興趣索然，最心儀的外國菜只是陳皮雞，泰勒街一家中餐館就能送外賣。有點讓人稱奇的是，有時巴巴會以不可思議的精確，讓我母親在他心裡還魂。比如說，他能記起她加鹽的時候，會把鹽粒放到手上，再抖落到自己的菜裡；再比如說，她有個習慣，別人打電話時，她喜歡插嘴，可是又不拿過電話來自己說。可是其他時間，他又會變得什麼也記不清。我猜想，媽媽正在他腦海中不斷暗落，她的臉退入了陰影，每過去一天，對她的記憶就會有所衰退，有所流失，如同握在手中的沙子不斷漏掉。她正在變成一個沒有血肉的鬼影，一個空殼，他不得不逼著自己，用臆想的細節和捏造的個性，去加以填補，哪怕這記憶是偽造的，似乎也總要好過忘得一干二淨。
“嗯，這是座漂亮的城市。”帕麗說。
“也許我還是要帶她去的。可她現在得了癌症。女人得的那種——叫什麼來著？卵……”
“卵巢癌。”我說。
帕麗點點頭，她飛快地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挪回到巴巴身上。
“她最想去爬埃菲爾鐵塔。你見過嗎？”巴巴問。
“埃菲爾鐵塔？”帕麗·瓦赫達提笑出了聲。 “哦，是的。天天見。說實話，我想躲都躲不開。”
“你爬過嗎？有沒有一直爬到頂？”
“我爬過，是的。上面很美。可我害怕登高，所以有的時候會覺得不太舒服。可是到了塔頂，如果趕上大晴天，你就能看到六十公里以外的地方。當然了，巴黎的很多日子沒那麼好，天也沒那麼晴。”
巴巴咕嚕了兩聲。帕麗受到鼓舞，繼續大講鐵塔，講它花了多少年才建成，講它本來沒打算保留到1889年的世界博覽會之後，可她沒法像我那樣讀懂巴巴的眼神。他拉長了臉。她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抓不住他了，他的思緒已經像風中的落葉一樣變換了方向。帕麗在座位上挪了挪，又湊近了一點兒。 “你知道嗎，阿卜杜拉？”她說，“每隔七年，他們就要刷一遍鐵塔。”
“你說你叫什麼來著？”巴巴問。
“帕麗。”
“那是我女兒的名字。”
“對，我知道。”
“你們名字一樣。”巴巴說。 “你們倆，你們倆名字一樣。知道了吧。”他咳嗽了兩聲，心不在焉地揪著躺椅扶手上的一小塊破皮子。
“阿卜杜拉，我能問你個問題嗎？”
巴巴聳了聳肩。
帕麗仰起臉，看著我，好像在請求允許。我朝她點了下頭，意思是行。她在椅子上探身向前。 “你是怎麼決定的，給你女兒取這個名字？”
巴巴扭過頭，看著窗子，手指甲還在摳著躺椅扶手上的破洞。
“你記得嗎，阿卜杜拉？為什麼是這個名字？”
他搖搖頭，一隻手攥起來，使勁一拉羊毛衫，一直拉到下巴底下。他開始小聲哼哼，嘴唇幾乎不動，嘴裡發出一種有節奏的咕噥聲。他總是這個樣子，只要他陷入焦慮而找不出答案，只要一切變得模糊不清，而支離破碎的思緒突然湧入腦海，沖得他不知所措，兩眼一抹黑，只好絕望地等著雲開霧散。
“阿卜杜拉？你說什麼？”帕麗問。
“什麼也沒說。”他咕噥道。
“不對，你在唱歌——你在唱什麼？”
他扭頭看我，一臉的無助。他不知道。
“好像是首兒歌。”我說，“還記得嗎，巴巴？你說你小時候學會的。你說你媽媽教你的。”
“好吧。”
“你能唱給我聽嗎？”帕麗急切地說著，聲音哽塞了一下。 “拜託了，阿卜杜拉，唱出來好嗎？”
他低下頭，慢吞吞地搖晃著腦袋。
“唱吧，巴巴。”我輕聲說著，伸出一隻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 “沒事的。”
巴巴躊躇再三，頭也不抬，尖著嗓子，聲音抖顫，反反复复，唱出了相同的兩句詞：
“他老說還有另一段。”我告訴帕麗，“可他忘了。”
帕麗·瓦赫達提突然大笑了一聲，聽起來像是發自喉嚨深處的呼喊，她摀住了自己的嘴。 “我的上帝呀。”她低聲叫著，放下手，用波斯語唱道：
巴巴腦門上出現了幾道褶皺。我覺得短短的一瞬間，我在他眼裡看到了一絲微光。可它隨即熄滅了，他的臉也恢復了平靜。他搖了搖頭。 “不，不，根本就不是這麼唱的。”
“噢，阿卜杜拉……”帕麗說。
她微笑著，淚水盈眶，一把抓過巴巴的雙手，握在自己手中。她親吻他兩個手背，把他的手掌緊貼在自己臉上。巴巴咧開嘴笑了，眼睛裡濕乎乎的，也積成了淚滴。帕麗抬頭看著我，強忍住幸福的淚，我知道，她認為已經取得了突破，已經用這首神奇的歌，像童話裡的精靈一樣，喚回了失去的兄長。她以為哥哥已經認出了她。她馬上就會明白，這只是他的正常反應，是在對她熱情的撫觸和外露的情感作出響應。這不過是動物的本能，僅此而已。對這一點，我痛在心裡，卻看得清清楚楚。
臨終關懷醫院的電話號碼是巴希里大夫給我的，此前幾個月，母親和我出去玩了一趟，我們去了聖克魯斯山，在酒店裡過了周末。母親不喜歡長途旅行，在病倒以前，她和我偶爾也做一些短途遊。巴巴看著飯館，我開車載上母親，去博迪加灣、索薩利託或舊金山。去舊金山的時候，我們總是待在靠近聯合廣場的一家酒店。我們窩在房間裡，叫送餐服務，看點播電影。後來我們去漁人碼頭——母親對各種騙遊客的地方都很上癮——買意式冰激凌，看海獅在碼頭周圍的水面上沉浮。我們把硬幣放進街頭吉他手敞開的琴盒，放進啞劇藝人和周身噴漆的假機器人的背包。每次我們都要去現代藝術博物館，我挽著她的胳膊，帶她看裡的作品。要不我們就去看日場電影，母親喜歡這個，連看兩三部，出來時天已經黑了，我們眼酸耳鳴，滿手爆米花的味道。
和母親在一起要輕鬆得多——歷來如此——不那麼複雜，也沒那麼多心眼兒。我用不著太戒備，也用不著時刻留心，惟恐說出什麼傷人的話。和她單獨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周末逃離，就像遁入高空，化作柔雲，這兩天的時間，困擾我的一切都變得微不足道，統統拋到了九霄之外。
在聖克魯斯山，我們慶祝另一輪化療的結束。後來才知道，這是她最後一個療程。酒店很漂亮，偏居一隅，有溫泉浴場，健身中心，帶大屏幕電視的遊戲房，還有台球桌。我們的房間是個小屋子，帶木頭門廊，從門廊上可以看到游泳池和餐廳，紅杉高聳入雲，鬱鬱成林，一覽無餘。有些樹離得很近，松鼠順著樹幹往上躥的時候，皮毛上深淺不一的微妙色調都能看得清。我們在那兒度過的第一個早晨，母親就把我叫醒，對我說：快點，帕麗，你得看看這個。窗外有一頭鹿在啃著矮樹。
我推著她的輪椅走過花園。我真是一景兒。母親說。我把輪椅停在噴泉旁邊，坐在離她不遠的長椅上。陽光溫暖著我們的臉，我們看著蜂鳥在花叢中奔突。等她睡過去，我便把她推回小屋。
星期天下午，我們在餐廳外的露台上喝茶，吃羊角麵包，餐廳的屋子很大，天花板像大教堂一樣，還有書架，牆上掛著捕夢網，壁爐前是貨真價實的石頭爐台。露台下方的平台上，有一男一女，男的長了張苦行僧的臉，女孩則留著軟塌塌的金發。他們在打乒乓球，無精打采。
我這眉毛得拾掇拾掇了。母親說。她穿著冬裝外套，裡面是毛衣，戴著栗色的毛線便帽，那是一年半以前她給自己織的，用她的話說，好事連連，就此開始。
我給你畫新的。我說。
那就畫得誇張點兒。
像《埃及豔后》裡的伊麗莎白·泰勒那樣誇張？
她咧開嘴，無力地笑了笑。為什麼不呢？她喝了一小口茶。一笑起來，她臉上新添的道道皺紋便暴露無遺。認識阿卜杜拉的時候，我正在白沙瓦的馬路邊賣衣服。他說我眉毛長得漂亮。
那對乒乓男女丟開了球拍，此時正靠著木頭欄杆，合吸一支香煙。他們仰頭望著天，朗朗晴空，飄著少許殘雲。女孩的胳膊又細又長。
我在報紙上看到的，今天在卡皮托拉有個美術工藝品展覽會。我說，你要能去，那我開上車，咱們去看看。你要願意的話，晚餐咱們就在那兒吃。
帕麗？
嗯？
有件事我想告訴你。
說吧。
阿卜杜拉有個弟弟，在巴基斯坦。母親說，同父異母的弟弟。
我一下子扭過頭，看著她。
他叫伊克巴爾，有幾個兒子。他住在白沙瓦附近的一座難民營。
我放下杯子，剛要張嘴，她就打斷了我。
我這就告訴你，不是嗎？最重要的就是這些。你父親有他的理由。我相信你會想明白的，過些日子就好了。重要的是他有個異母兄弟，他一直在給他寄錢，接濟他。
她告訴我，多年以來，巴巴一直在寄錢，給這位伊克巴爾——我的叔叔。一想到這個，我心裡忽然有些五味雜陳——每三個月寄一千美元，去西聯公司，把錢電匯到白沙瓦的一家銀行。
為什麼現在告訴我？我問。
因為我覺得你應該知道，可他不這麼想。再說了，很快就該由你來管賬了，到那個時候，不管怎樣你都會發現的。
我扭過臉，看到一隻貓豎著尾巴，悄悄走近那對乒乓男女。女孩伸出手摸它。一開始，貓還有些緊張，後來就在欄杆上蜷縮起來，讓女孩的手從它耳朵一直摸到後背。我思前想後。我竟然還有親戚在海外。
媽，管賬你還要管很長時間呢。我說。我盡力掩飾著自己聲音裡的顫抖。
一陣令人心悸的停頓。等她再開口時，聲音變得又低又慢，就像我小時候，我們去清真寺參加葬禮，她提前在我身邊蹲下，耐心地告訴我，我必須在門口把鞋脫掉，禮拜時必須保持安靜，不能坐立不安，不能口出怨言，而且要提前上廁所，免得過一會兒再去。
我管不了了。她說。你也別以為我還能管下去。我的時間到了，你得做好準備。
我長長地吐出一口氣，感覺嗓子堵得慌。不知道什麼地方傳來電鋸的聲音，吱吱作響，漸漸加強，粗暴地破壞著樹林的靜謐。
你爸就像個小孩，生怕被人遺棄。如果沒有你，帕麗，他會失去方向，而且再也找不回原來的路。
我注視著樹林，陽光如洗，灑落在羽毛般的樹葉和粗糙的樹皮上。我把舌尖移到兩排門牙之間，狠咬了一下。我流出了眼淚，血腥的味道灌滿了嘴巴。
他有個弟弟。我說。
對。
我有很多問題。
晚上再問我吧。等我不太累的時候。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你。
我點點頭，一口氣喝掉了剩下的茶，水已經涼了。近處的桌邊，一對中年夫婦交換了手中的報紙。那女人紅頭髮，神情坦然，從報紙上方默默注視著我們，她看看我，再看看我面帶倦容的母親，看著她的無簷便帽，青腫的雙手，深陷的眼窩和形銷骨立的笑容。我們目光相遇時，那女人微微一笑，彷彿和我心有靈犀，我知道她也感覺到了這一點。
媽，你覺得怎麼樣？展覽會你想去嗎？
母親看了我好幾眼。她的眼睛相對於腦袋顯得太大了，而她的腦袋相對於肩膀，同樣顯得過大。
那我就能戴新帽子了。她說。
我把紙巾丟到桌上，拉開椅子，走到桌對面。我鬆開輪椅的閘，推上母親，離開了桌邊。
帕麗？母親說。
嗯？
她把頭整個仰起來，看著我。陽光穿過樹葉，細碎地落在她臉上。你知道真主讓你多麼堅強嗎？她說，你知道真主讓你多麼堅強，多麼善良嗎？
心理活動常常無法解釋。此時此刻就是這樣。這麼多年以來，母親和我共同度過了千千萬萬的時光，惟有這一刻最為明亮，它在我心底震顫著，發出最響亮的迴聲：我母親仰起臉望著我，下巴朝上，斑駁而燦爛的陽光在她皮膚上閃爍，她在問我，問我是否知道，真主讓我多麼善良與堅強。
巴巴在躺椅上睡著了，帕麗輕手輕腳地給他拉好羊毛衫的拉鍊，拿起披巾，蓋好他的身體，又替他把一縷鬆垂的頭髮攏到腦後。她在他身邊站了一會兒，看著他睡覺。我也喜歡看他入睡，因為你看不出他哪兒有毛病。他閉著眼，呆滯消失了，鬱悶結束了，心不在焉的眼神也不見了，巴巴因此看上去更親近。睡著的時候，他反而顯得更機靈，更有存在感，彷彿舊有的自我慢慢回注於體內。我不知道帕麗看著他靠在枕頭上的這張臉，能不能想像出他原來的舉止，原有的歡笑。
我們從客廳走到廚房。我從櫃子上拿起水壺，接著洗碗池，灌滿了水。
“有些東西我想給你看看。”帕麗說，聲音裡充滿了興奮。她從手提箱裡取出一本相冊，坐到桌邊，刷刷地翻著。
“我怕咖啡比不上巴黎的好喝。”我一邊提著水壺，往咖啡機裡倒水，一邊扭過頭對她說道。
“我向你保證，我不是品咖啡的行家。”她已經摘掉了黃圍巾，戴上了老花鏡，透過鏡片端詳著照片。
咖啡機咕嘟咕嘟響起來了，我挨著帕麗坐到了廚房的桌邊。 “噢對了。就是這個。在這兒呢。”她說。她把相冊轉過來，推到我面前。她點了點一張照片。 “就是這兒。你父親和我出生的地方。我們的弟弟伊克巴爾也生在這兒。”
她第一次從巴黎給我打電話時，曾經提起過伊克巴爾的名字——作為證據，好讓我相信她沒有撒謊，她就是自己所說的那個人。可我已經知道她講的都是實話。我一拿起電話聽筒，聽到她講出我父親的名字，問我這是不是他家的電話，我就知道她是誰了。當時我說：是的，您是誰？她說：我是他妹妹。我的心好一通亂撞。我摸到把椅子，一屁股坐下去，周圍的一切都變得無聲無息，連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震驚，真的，就像一出三幕劇，演到了最後一幕，出現了現實生活中人們難得一遇的情節。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個公然蔑視合理性的角度，一個脆弱的平台，彷彿我一出聲，它的基礎便會折斷，碎裂——我對她的電話並不覺得吃驚，好像我已經預料到它的到來，甚至可以說，我用一生在等待，通過某種令人眼花繚亂的安排，或緣分，或機遇，或命運，或者隨便你給它扣上什麼帽子，我們倆，她和我，都終將找到對方的存在。
我拿上電話聽筒，走到後院，在菜園邊的椅子上坐下，母親在這兒種了燈籠椒和南瓜，現在我接著種。陽光暖暖地照著我的脖子，我用顫抖的手點燃了一支香煙。
我知道你是誰。我說，從小到大，我一直都知道。
電話另一端陷入了沉默，可我感覺她在無聲地哭泣，而且哭的時候，她背過了臉，嘴巴離開了電話。
我們談了差不多一個鐘頭。我告訴她，我知道她過去的經歷，過去我在睡覺之前，常常讓我父親多講一遍講她的故事。帕麗說，她對自己的過去一無所知，而且很可能到死都不會知道，多虧她舅舅納比在喀布爾去世之前，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詳細地回憶了她童年時的種種遭遇，還有其他的事情。這封信留給了某個叫馬科斯·瓦爾瓦里斯的人，讓他轉交，他是個外科醫生，在喀布爾工作，他四下打聽，最後在法國找到了帕麗。這一年的夏天，帕麗飛到了喀布爾，和馬科斯·瓦爾瓦里斯見了面，他安排她去了沙德巴格。
談話臨近結束，我感到她鼓足勇氣，才終於開口發問：我現在能和他講話嗎？
到了那個時候，我不得不實言相告。
現在，我把相冊拉近，細看帕麗指給我的照片。我看到一座豪宅，深居於高牆之內，牆體煞白，牆頭圍著鐵絲網。或者不如說，有人可悲地誤斷了豪宅的定義。它三層高，有粉，有綠，有黃，有白，也有胸牆，有角樓，有突出的房檐，有馬賽克，還有反光的玻璃幕牆。一座媚俗的紀念碑，慘不忍睹。
“我的天！”我倒吸了一口涼氣。
“真醜，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