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晚上，我從醫院回到家，在臥室的固定電話上發現了薩麗婭的一條留言。我一邊聽著回放，一邊脫掉鞋子，坐到桌邊。她告訴我她得了感冒，肯定是媽媽傳染給她的，接著她問了我的近況，問我在喀布爾的工作如何。最後，眼看要掛斷了，她又說：奧蒂不停地問你怎麼不來電話。當然了，她不會跟你講這個的。所以我講。馬科斯，你發發慈悲，給你媽打個電話。你這蠢貨。
我笑了。
薩麗婭。
我桌上擺了一張她的照片，很多年以前我在蒂諾斯的海灘上拍的——薩麗婭坐在一塊礁石上，背對著照相機。我給這張照片配了相框，不過，如果你湊近了看，還是能發現左下角有一片深褐色，這是個瘋狂的意大利姑娘幹的好事，多年以前，她想把它燒掉。
我打開筆記本電腦，開始錄入前一天的手術記錄。我的房間在樓上，是二樓三個房間當中的一間。自從2002年來到喀布爾，我就一直住在這幢房子裡。我的書桌靠著窗子，從這兒可以俯瞰樓下的花園。我可以看到枇杷樹，那是我的老房東納比幾年前種下的。我還能看到納比從前住的小屋，貼著後牆，現在重新粉刷過了。他去世以後，我把小屋給了一個荷蘭小伙子，他在幫本地的高中做計算機方面的事。再往右看，是蘇萊曼·瓦赫達提的雪佛蘭，四十年代的款式，幾十年沒有挪過窩了，全身是銹，像一塊長滿苔蘚的大石頭，此時蓋上了一層薄薄的雪，雪是昨天下的，早得出人意料，是今年的第一場雪。納比死後，我曾動過念頭，把這輛車拖到喀布爾的廢車場去，可我沒這個勇氣。對我來說，它就像房子萬萬不可剝離的一部分，代表著這幢老宅的過去和歷史。
我完成了手術記錄，看了看手錶。已經九點半了。正是希臘的晚上七點。
給你媽打個電話。你這蠢貨。
如果今晚要給媽媽打電話，我就不能再耽擱了。我記得薩麗婭在電子郵件裡寫過，媽媽睡得越來越早。我深吸了一口氣，橫下一條心，拿起話筒，撥了號碼。
我是1967年的夏天見到薩麗婭的，當時我十二歲。她和她母親瑪達麗娜來蒂諾斯看媽媽和我。媽媽名叫奧德麗婭，她說，自從她和她朋友瑪達麗娜上次見面，已經過去了很多個年頭，確切地說，有十五年了。瑪達麗娜十七歲離島而去，前往雅典，至少在短期之內，成了個小有名氣的女演員。
“聽說她投身演藝，”媽媽說，“我並不覺得意外。因為她長得好看。人人都會迷上瑪達麗娜。等你見到她就明白了。”
我問媽媽，為什麼她從沒說起過她。
“我沒有嗎？你肯定？”
“肯定。”
“我可以發誓。”她接著又說，“她女兒。薩麗婭。你一定得對她周到點兒，因為她出過意外。狗把她咬了。她留了疤。”
媽媽沒有再多說什麼，但是我明白，還是別纏著她問來問去為妙。可她這麼一說，反倒勾起了我的胃口，連瑪達麗娜在電影和舞台上的過去也不那麼關心了。我之所以好奇，是因為我猜，那個疤對一個女孩子來說，肯定既不同尋常又引人注目，所以才值得特別對待。我帶著一種病態的渴望，盼著親眼見識一下那個疤。
“瑪達麗娜和我是在做彌撒的時候認識的。”媽媽說，“那時我們還小。”她說她們一下子就成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上課時，她們在課桌底下手拉著手，課間休息時，上教堂時，漫步走過大麥地的時候，也總是牽著手。她們曾經立下誓言，一輩子以姐妹相認。她們保證要彼此親近，哪怕將來嫁了人。她們要比鄰而居，如果一個或另一個的丈夫非要搬走，那麼她們便提出離婚。我記得媽媽告訴我這些事的時候，是撇著嘴，笑著說的，一副自嘲的神情，好像要讓自己遠離這種少女時代的多愁善感和愚蠢的言行，與所有那些輕率的、尋死覓活的山盟海誓拉開距離。可我也從她臉上看到了少許不言而喻的痛楚，一道失望的陰影，只是媽媽的自尊心過於強烈，讓她無法承認這樣的失望。
瑪達麗娜此時嫁給了一個富有而年長她許多的男人，某個安德烈亞斯·賈納科斯先生，他多年以前監製了她的第二部——實際上也是她的最後一部電影。此時他已投身建築業，在雅典有一家大公司。最近他們，瑪達麗娜和賈納科斯先生，在鬧彆扭，吵了架。這件事媽媽一個字也沒和我說過，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我偷偷摸摸，匆忙又不完整地看了瑪達麗娜寄給媽媽的信，信中說她有意登門拜訪。
這實在太讓人厭倦了，我和你說，待在安德烈亞斯和他那幫右翼朋友身邊，聽著他們的戰歌，從頭到尾我都緊閉著嘴巴。我一個字都不說，由著他們吹捧這些把我們的民主當成笑料的惡棍軍人。如果我開口，哪怕只有一個字表示出異議，我敢保證，他們就會給我貼上共產黨無政府主義分子的標籤，即使是安德烈亞斯的權勢也無法把我救出地牢。他沒準兒都懶得動用這個，動用他的權勢。有時我相信這恰恰是他的意圖，好讓我自己責備自己。噢，我多麼想念你啊，我親愛的奧蒂。我多麼想念你的陪伴……
按照預定的日期，我們的客人將要抵達的那天，媽媽早早就起了床，收拾家裡。我們住的是一幢建在山坡上的小房子。和蒂諾斯的許多房子一樣，它是用刷成白色的石頭蓋成的，房頂是平的，鋪著菱形的紅瓦。小臥室在樓上，媽媽與我合住，沒有門，狹窄的樓梯井直接通到屋裡，可是它有個扇形氣窗，一個很窄的陽台，圍著齊腰高的熟鐵護欄，由此外望，你可以看到別人家的屋頂，下面是橄欖樹，羊群，蜿蜒的石巷和拱門，當然還有愛琴海，在夏日的早晨蔚藍而平靜，到了下午，風從北方吹來，海上就會泛起白浪。
做完清潔，媽媽換上了她心目中的花哨行頭，每年的八月十五日她都會穿上這身衣服，去福音教堂，那一天是聖母升天節，朝聖者們從地中海各地蜂擁到蒂諾斯，到教堂著名的聖像前禱告。有一張照片是我母親穿著這身衣服拍的，長長的、死氣沉沉的銹金色圓領裙，皺縮的白毛衣，長襪，笨重的黑鞋子。從頭到腳，媽媽都像是個令人生畏的寡婦，嚴肅的臉，濃密的眉毛，扁而上翹的鼻子，僵硬的站姿，一副苦悶而虔誠的模樣，好像她自己也是個朝聖者。我也在照片上，直挺挺地站在我母親屁股旁邊。我穿著白襯衫，白短褲，捲起來的白色及膝短襪。你能看出我愁眉緊鎖，因為她勒令我站直，不許笑，我的臉搓洗過了，頭髮也蘸著水梳過，我不樂意，還折騰了好一陣子。你可以感覺到我倆之間的那種不悅。你能看得出來，因為我們僵硬地站著，身體幾乎沒有接觸。
也許你看不出來。可我能，每次看到那張照片時都能，最後一次看是兩年前的事了。我不由自主地看出了拘謹，費力，不耐煩。我不由自主地看出，只是因為遺傳上的義務，這兩個人才待在一起，他們已經註定了要讓對方感到困惑與失望，不管哪一個，都要為了自己的面子，去反抗另一個人。
透過樓上臥室的窗戶，我看到媽媽出了門，走向蒂諾斯城的渡口。她下巴底下繫著圍巾，一頭扎進了陽光燦爛的藍天。她是個纖細的女人，一副小骨頭架子，兒童般的身體，可你要是看到她迎面過來，那你最好給她讓個道。我記得她每天早晨送我上學時的情形——我母親現在退休了，她原來是個老師。我們走在路上，媽媽從來不牽我的手。別的母親都和自己的孩子手拉著手，可媽媽不。她說她怎樣對待別的學生，也就必須怎樣對待我。她邁著大步走在前頭，一隻手緊攥著，貼在毛衣領子的位置上，我拼命跟在後面，手裡提著午餐盒，追著她的腳步，一路踉蹌。在教室裡，我總是坐在後排。我記得我母親站在黑板前的樣子，記得她怎樣只需刀子般的一瞥，便可牢牢釘死某個淘氣的學生，那眼神就像彈弓裡射出的石子，帶著外科手術般的精確，一下子擊中目標。她還能把你活活劈成兩半，不靠別的，只要一黑臉，或是一陣突如其來的沉默。
媽媽信奉忠誠甚於一切，哪怕要自我犧牲也在所不辭。尤其是在所不辭的自我犧牲。她還相信講出真相總是勝過一切，老老實實地講，一句客套話都不說，而且真相越令人不快，就越要早早地講出來。她受不了軟骨頭。她過去是，現在也是個有著鋼鐵意志的女人，一個從不退縮的女人，也是一個你絕不想和她爭執的女人，但我從沒有真正地理解，甚至現在也沒弄懂，她這種性格到底是天生的，還是出於必要而後天習得的，因為她結婚才一年，丈夫就死了，撇下她一個人把我拉扯大。
媽媽走後，我在樓上又睡了一小會兒。後來一個女人響亮而悅耳的聲音驚醒了我。我坐起來，是她，口紅，粉底，香水，苗條的曲線，航空公司廣告上的微笑，透過圓桶女帽薄薄的面紗俯看著我。她站在房間中央，穿一條熒光綠的連身迷你裙，腳邊放著小皮箱，赤褐色的頭髮，四肢修長，對我綻開著笑容，神采飛揚，一開口，聲聲入耳，透著自信和歡愉。
“你就是小馬科斯嘍！她可沒告訴我你有這麼帥！哎喲，你和她真像，瞧這眼睛，就是，你們倆眼睛一模一樣，我看肯定老有人對你這麼說。我太想見到你了。你媽和我……我們……噢，不用說奧蒂已經告訴過你了，所以你可以想像啊，你可以料得到啊，我是多麼激動呀，見到你們倆，認識你，馬科斯。馬科斯·瓦爾瓦里斯！對了，我是瑪達麗娜·賈納科斯，請允許我告訴你，我真開心死了。”
她脫掉了長及手肘的奶油色緞子手套，我只在雜誌上見過這種手套，都是些淑女貴婦戴上它去晚會，在歌劇院寬闊的台階上抽煙，要不就是被人扶著，爬出亮閃閃的黑色汽車，鎂光燈劈裡啪啦，照亮她們的臉。她每個指頭都得揪扯半天，才把手套弄掉，然後她腰肢輕輕一彎，把手遞給了我。
“你真迷人。”她說。她的手好柔軟，雖然一直戴著手套，卻是涼涼的。 “這是我女兒，薩麗婭。親愛的，跟馬科斯·瓦爾瓦里斯問個好。”
她和我母親一起站在房間的入口，茫然地看著我，一個瘦瘦的女孩，皮膚蒼白，留著軟塌塌的捲發，除了這些，別的東西我一件都沒法告訴你。我沒法告訴你她那天穿了什麼顏色的裙子——如果她穿的確實是裙子——我也不知道她鞋子的款式，她有沒有穿襪子，戴沒戴手錶、項鍊、戒指，或是耳環。我沒法告訴你，因為如果你去飯館，突然有人脫了衣服，跳上桌子，開始用甜品勺變戲法，那你就不只是看看而已，這會成為你眼裡惟一的東西。蓋住那女孩下半張臉的面罩就是這樣。它摧毀了其他的、任何可能的注意力。
“薩麗婭，問個好，親愛的。不要這麼沒禮貌。”
我猜我看見了，那個腦袋微微地點了一下。
“你好。”我粗聲粗氣地答道。空氣在波動。一股電流。我覺得自己被什麼東西電到了，一半是激動，一半是恐懼，在我體內猛然迸發，升騰，盤繞。我瞪大了眼睛，我意識到了，卻沒辦法控制，怎麼也不能將目光從那塊天藍色的面罩布上剝離，它有兩副繫帶，拴在腦後，嘴的位置上橫著開了條窄窄的口子。我一下子就知道了，不管那面罩底下隱藏著什麼，我都不忍去看。可我又忍不住去看。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復正常的方向、節奏和秩序了，除非我親眼看到究竟是什麼東西如此可怕，如此驚悚，而這又是我和其他人都不允許看到的。
還有另一種可能，這面罩的用途也許是為了將薩麗婭與我們隔離，讓我們迴避。最起碼，在初次相見的時候，帶著令人頭暈目眩的刺痛，這個目的達成了。
瑪達麗娜和薩麗婭待在樓上整理行李，媽媽進了廚房準備晚餐，給鰨目魚掛糊。她要我給瑪達麗娜煮一杯，我煮了，她又要我給她端上去，我也端了，還有一小盤，放在托盤上。
一想起接下來發生的事，雖然幾十年過去了，羞恥仍然淘洗著我，就像某種熱辣辣、黏糊糊的液體。直到今天，那個場景依然歷歷在目，像照片一樣凝固著。瑪達麗娜站在臥室的窗前，吸著煙，看著海。她戴著一副圓框眼鏡，黃色的鏡片，一隻手扶著屁股，雙腳交疊。圓桶女帽放在梳妝台上。梳妝台的上方有面鏡子，鏡子裡是薩麗婭，坐在床邊，背對著我。她彎著腰，正在做著什麼，也許是在解鞋帶，我看得出她已經摘下了面罩。面罩就挨著她放在床上。一絲寒意順著我的脊梁骨一路向下，我想讓這一切停下，可我的手在抖，抖得碟子上的瓷杯叮噹亂響，抖得瑪達麗娜朝我扭過臉，抖得薩麗婭抬起了頭。我一下子在鏡中看到了她的臉。
托盤滑離了我的手。瓷杯子碎了，熱咖啡灑了，托盤咣噹噹從樓梯上滾落。這是突如其來的重重一擊，我匍匐著，在碎裂的瓷片上嘔吐，瑪達麗娜說著“哎喲喲，哎喲喲”，媽媽跑上樓，叫喊著：“出什麼事了？你乾了什麼，馬科斯？”
狗把她咬了。媽媽告訴過我，警告過我。她留了疤。狗不是咬薩麗婭的臉；狗把她的臉吃掉了。也許我可以找到合適的字眼，來描述那天我在鏡子裡看到的，但那個字絕對不是疤。
我記得媽媽雙手抓住我的肩膀，拽我起來，把我轉了半圈，問我：“你怎麼了？你哪兒不舒服？”我也記得她抬起眼睛，目光越過我的頭頂，然後就僵在那兒了。要說的話死死卡在她嘴裡。她臉上一片空白，雙手從我肩頭滑落。接著，我目睹了最不尋常的事，我覺得這件事就像我當場看見康斯坦丁國王穿著小丑的衣服出現在我家門口一樣：那是一滴淚，湧出了我母親右眼的眼角。
“她什麼樣子？”媽媽問。
“誰？”
“誰？那法國女人。你房東的外甥女，巴黎來的教授。”
我把聽筒換到另一邊的耳朵上。我很吃驚，她還記得。我一輩子都有種感覺，我對媽媽說的話她是聽不見的，統統消失在太空裡了，好像我們之間有靜電干擾，線路很差。有時我從喀布爾打電話給她，就像現在這次，我感覺她好像悄悄把聽筒放下，人走掉了，剩下我對著另一塊大陸上的空氣說話，就算我能感到我母親在電話線另一頭的存在，就算我聽得到她在我耳邊喘息，也還是這種感覺。其他時間，我會給她講一些我在醫院的見聞——比如說，有個父親抱來個血肉模糊的男孩，彈片深深嵌在他臉上，一隻耳朵完全撕掉了，這是又一個受害者，他在錯誤的日子和錯誤的時段，在錯誤的街道上玩——毫無預兆地突然出現一記巨大的敲擊聲，然後媽媽的聲音突然遠了，聽不清了，忽高忽低，腳步迴響，有什麼東西在地板上拖過來，我默不作聲，一直等到她回來，她早晚會回來的，有點兒上氣不接下氣，解釋著：我跟她說過了，我站著挺好的。我說得很清楚。我說：“薩麗婭，我願意站在窗戶前，看著下面的海，和馬科斯說話。”可是她說：“你會累著自己的，奧蒂，你得坐下。”接下來的事我知道，她要拖扶手椅了——那個大大的皮傢伙，去年她給我買的——她要把它拖到窗戶跟前。我的天，她可真壯實。你沒見過這椅子，當然沒有。就是，當然沒有。然後她帶著佯怒，嘆一口氣，要我繼續講我的故事，可是到了這會兒，我已經心亂如麻，哪裡還講得下去。最終的效果是，她讓我感覺自己受到了不言而喻的譴責，不僅如此，她還讓我感覺自己活該受到這種譴責，讓我感到內疚，因為心照不宣的過錯，因為那些從未受到正式控告的罪行。即使我真的把故事講下去，在我自己聽來，它也沒什麼勁了。它根本比不上媽媽和薩麗婭的扶手椅大戲。
“她叫什麼來著？”媽媽現在問道，“帕麗什麼的，對嗎？”
我和媽媽說過納比的事，他是我親密的朋友。對他的生平，她只知道大概的情況。她知道他在遺囑中把喀布爾的房產留給了外甥女，在法國長大的帕麗。可我沒和媽媽講過妮拉·瓦赫達提，沒講過她丈夫中風後，她離家出走，去了巴黎，也沒說過納比對蘇萊曼幾十年的照料。那段歷史。太多去而復返重合。一如在朗讀你自己的起訴書。
“帕麗。對。她人很好。”我說，“很熱情。特別是對一個學者來說。”
“她幹什麼的來著，化學家？”
“數學家。”我說著，合上了筆記本電腦。雪又下起來了，下得不大，小小的雪花在黑暗中旋舞，輕輕撞著我的窗。
我對媽媽講起了帕麗·瓦赫達提最近的來訪，就是剛剛過去的這個夏天來的。她實在很可愛。文靜，苗條，白頭髮，長脖子，脖子兩邊各有一條藍色的靜脈，親切的微笑，露出大大的齒縫。她好像有點兒脆弱，比實際年齡顯老。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尤其是兩隻手的骨性突起。功能還在，但那一天終將到來，她自己也知道。這讓我想到了媽媽，她將來也會有那一天。
帕麗·瓦赫達提和我在喀布爾的房子裡待了一個禮拜。她從巴黎一過來，我就領著她，在屋里屋外轉了一圈。她上一次看見這房子，還要回溯到1955年，可是相當意外的是，她對這地方，對它的整體佈局有著鮮活的記憶，比如說，客廳和餐廳之間有兩個台階，她說她曾坐在這兒，在一束上午九十點鐘的陽光下讀書。她很吃驚，因為和記憶中相比，這房子實際上如此之小。我帶她上樓時，她知道哪一間曾經是她的臥室，不過現在是我的一位德國同事住在裡面，他為世界糧食計劃署工作。我記得，她看到臥室角落那個矮矮的小衣櫥時，一下子屏住了呼吸，這是她童年時代所餘不多的紀念。我記得它，納比死前留給我的便條裡寫過。她蹲到它旁邊，手指撫過龜裂的黃色漆皮，撫過櫥門上褪色的長頸鹿和長尾巴猴子。她朝我仰起臉的時候，我看到她眼裡含著少許的淚，然後她問我，非常靦腆和過意不去，問她可不可以把它運回巴黎。她提出來由她出錢，再買個新衣櫥。這是她想從房子裡帶走的惟一一件東西。我對她說，我很高興為她效勞。
最後，帕麗·瓦赫達提動身沒過幾天，我便運走了衣櫥，除此之外，她回法國時什麼也沒拿，只有蘇萊曼·瓦赫達提的速寫本，納比的信，還有她母親妮拉的幾首詩，這是納比保留下來的。另外，她此行期間對我的惟一請求，就是安排她乘車，去一趟沙德巴格，好看一看她出生的村子，她也希望能找到她的異母弟弟伊克巴爾。
“我估摸，她一定會把這房子賣掉。”媽媽說，“現在房子是她的了。”
“她說只要我願意，我可以一直住下去，真的。”我說，“不收房租。”
我幾乎能看到媽媽不相信地緊緊抿起了嘴唇。她是島上人。她懷疑所有大陸人的動機，對他們明顯的善意之舉總是斜眼相看。我知道，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為什麼總有一天，只要得到機會，我非離開蒂諾斯不可。這就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不管什麼時候，只要聽到別人這樣講話，我常常會陷入失望。
“鴿房弄得怎麼樣了？”我換了個話題問道。
“我得歇歇了。這事把我累得夠嗆。”
六個月以前在雅典，一位神經專家給媽媽做出了診斷。是我堅持要她去看醫生的，因為薩麗婭告訴我，媽媽總是顫搐，抓不住東西。薩麗婭帶她去的。自從看過了那位神經專家，媽媽一直手腳不停。我從薩麗婭發給我的電子郵件裡得知了這些事。重新粉刷房子，修補漏水的地方，哄著薩麗婭幫她，在樓上打了個全新的壁櫥，連房頂上破損的木瓦也想換掉，幸虧薩麗婭讓她住了手。現在是鴿舍。我彷佛可以看見，媽媽把袖子高高挽起，手拿錘子，汗流浹背，敲著釘子，用砂紙打磨木板，和她日益退化的神經系統賽跑，趁著還有時間，讓每一條神經都物盡其用。
“你什麼時候回家？”媽媽問。
“快了。”我說。去年她問過我同樣的問題，我說的也是快了。自從上一次回蒂諾斯，已經過去了兩年時間。
短暫的停頓。 “別等太久。我想看看你，趁他們還沒給我綁上鐵肺。”她大笑起來。這是她的老習慣了，面對霉運開個玩笑，插科打諢，哪怕流露出最輕微的自傷自憐，也要對自己加以鄙視。它還有一種自相矛盾的效果，按照我的測算，它既縮小了不幸，又放大了不幸。
“如果可以的話，回來過聖誕節吧。”她說，“一月四號之前回來，哪一天都行。薩麗婭說那一天希臘有日食。她從互聯網上讀來的。咱們一起看日食。”
“我盡量，媽媽。”我說。
這就像有天早晨醒來，發現一頭野獸在家裡徘徊。我覺得哪兒都不安全。她在這兒，在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拐角，無聲地踱著步，悄悄地逼近，永遠用一塊手帕擦拭著臉頰，抹去嘴裡不斷流出的口涎。我們的房子空間狹小，逃開她是不可能的。我尤其害怕吃飯的時間，到時候就不得不忍受這樣的奇景：薩麗婭撩起面罩的底邊，將一匙又一匙的食物送入口中。看到這一幕，聽到這聲音，我肚子裡真是翻江倒海。她吃起東西來聲音很響，嚼到一半的食物老是濕答答的，啪的一聲，掉到盤子裡，桌子上，甚至地板上。任何液體，哪怕是湯，她都必須用吸管來喝。吸管平時就放在她母親的手提袋裡。她用吸管嘬肉湯，嘬得吱吱唧唧，咕咕嚕嚕，而且總要把麵罩弄髒，肉湯順著下巴往下流，流到她脖子上。第一次，我要求離席，媽媽嚴厲地瞪了我一眼。所以我就訓練自己挪開目光，聽而不聞，可這並不容易。有時我走進廚房，她也在那兒，坐得筆直，瑪達麗娜正在往她臉上抹藥膏，預防皮膚發炎。我開始在心裡默默地倒數，算著日子，媽媽說過，瑪達麗娜和薩麗婭只待四個星期。
我希望瑪達麗娜是一個人來的。我喜歡瑪達麗娜。我們，我們四個，坐在我家大門外四四方方的小院子裡，她喝著咖啡，一支接一支地吸著香煙，臉上的棱角掩映在我家橄欖樹的樹陰下，金色的草帽戴在她頭上，本該顯得滑稽可笑——誰戴都會可笑的，比如媽媽，可是瑪達麗娜不一樣，對她這樣的人來說，優雅來得不費吹灰之力，彷彿這是一門與生俱來的技藝，就像你有本事把舌頭捲起來。和瑪達麗娜在一起，從來不會無話可說，故事一個接一個，從她嘴裡流淌而出。有天上午她和我們談起了她的旅行，比如說去安卡拉那一次，她在恩古里蘇河邊閒逛，喝摻了拉克酒的綠茶，還有一次，她和賈納科斯先生去肯尼亞，騎在大象背上，在多刺的金合歡樹之間穿行，甚至坐下來，和當地的村民一起，喝玉米粥，吃椰漿飯。
瑪達麗娜的故事喚醒了我心里長久以來的躁動。我總有一種強烈的慾望，想衝出家門，闖蕩世界，勇往直前。相形之下，我在蒂諾斯的生活就顯得過於平凡。我預見到自己的人生慢慢展開，不過是一片虛無，沒完沒了地向外延展，所以我乾脆把自己在蒂諾斯度過的大部分童年歲月付諸蹉跎，我感到我是自己的一個替身，一個代理，彷彿那個真正的自我在別處棲息，等待著有朝一日，能與這個晦暗、空洞的自我複合。我覺得我是孤島上的逃奴，自己家裡的流亡者。
瑪達麗娜說，在安卡拉的時候，她去過一個叫庫烏盧公園的地方，看天鵝在水中游來游去。她說那水光讓她目眩神迷。
“我開始狂想了。”她大笑著說。
“你沒有。”媽媽說。
“老毛病了。我說得太多了。我原來總是這樣。你還記得我給咱倆惹了多大的禍嗎？我在課堂上說起來沒完。你從來都不犯錯誤，奧蒂，你那麼認真，那麼好學。”
“很有趣，你的故事。你的生活很有趣。”
瑪達麗娜眼皮一翻。 “得了，你知道。”
“你喜歡非洲嗎？”媽媽問薩麗婭。
薩麗婭拿手帕摀住臉，沒有回答。我很高興。她說起話來會發出最古怪的聲響，帶著一種濕漉漉的音色，一種奇特的混合，既像大舌頭般口齒不清，又好像著嗓子裡含著漱口水。
“哦，薩麗婭不喜歡旅行。”瑪達麗娜說著，掐掉了香煙。這句話從她嘴裡說出來，就像一個不容置疑的真相。她看都沒看薩麗婭，完全不需要她的同意或反對。 “她還沒有這方面的愛好。”
“嗯，我也沒有。”媽媽還是對薩麗婭說，“我喜歡待在家裡。我猜我只是從來沒找到什麼理由，讓我非離開蒂諾斯不可。”
“不只是你，”瑪達麗娜說，“我也想留下，真的。”她摸了摸媽媽的手腕。 “你們知道我走的時候最怕什麼嗎？我最大的擔心？沒有奧蒂我可怎麼活下去？我發誓，一想到這個我就六神無主。”
“你幹得挺好的，看上去……挺好的。”媽媽慢吞吞地說著，從薩麗婭身上挪開了目光。
“你不明白。”瑪達麗娜說，我意識到我就是那個不明白的人，因為她正直勾勾地看著我。 “要是沒有你媽，我根本撐不到今天。她救了我的命。”
“你又開始狂想了。”媽媽說。
薩麗婭仰起臉，眼睛瞇著。那是一架噴氣式飛機，在天上，在一片碧藍中，無聲地劃出航跡，留下一條長長的、霧化的尾巴。
“是我父親。”瑪達麗娜說，“奧蒂從他手裡救了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還在對我講話。 “那是那種天生的惡人。他鼓眼泡子，脖子短粗，脖梗子上長了顆黑痣。還有拳頭。磚一樣的拳頭。他回到家，哪怕一件事都沒做，只要聽見門廳裡他的靴子聲，他鑰匙的叮噹聲，他嘴裡的小曲，對我就已經足夠了。他發火的時候，總是從鼻子裡往外噴氣，死死地閉著眼睛，好像正在沉思，然後他抹一把臉，對我說：好啊，丫頭，好啊，你就知道什麼要來了——風暴，風暴就要來了——來了就停不下。沒人幫得了你。有時候，他剛開始抹臉，或是朝鬍子上噴氣，我眼前就黑了。
“我後來也遇見過他那樣的男人。真希望我沒碰上過這些人。可我碰上了。我算是明白了，你只要稍微看仔細一點，就會發現他們全都一樣，最多有點兒小差別，只不過有人更圓滑些。他們可能有那麼一點兒魅力，或者很有魅力，可以讓你上當受騙。可其實呢，他們都是不快樂的小男生，陷在自己的憤怒裡不能自拔。他們覺得委屈。他們沒得到應該得到的東西。所有人愛他們愛得都不夠。他們當然盼著你能愛他。他們想要你摟著他們，搖著他們，撫慰他們。可是把這些東西給他們是錯誤的。他們接受不了。他們無法接受和自己的需要一模一樣的東西。到頭來他們會因此恨你。這一切永遠沒個頭，因為他們恨你總是恨得不夠。沒完沒了——那些痛苦，那些道歉，許諾，食言，由此而來的一切不幸。我第一個丈夫就是這樣的。”
我目瞪口呆。以前從來沒人當著我的面講過這麼坦率的話，媽媽肯定沒有。我認識的人當中也沒有一個用這種方式道出自己的厄運。我既為瑪達麗娜感到難堪，又欽佩她的直率。
她提到第一個丈夫時，我注意到一片陰影落在她臉上，自從見到她以來，這還是頭一次，就像一個短暫的暗示，指向某種黑暗的、懲罰性的、創傷性的東西，迥異於她朗朗的歡笑和萬般的風情，也配不上她身上那條寬鬆的、南瓜花的裙子。我記得我當時在想，她一定是個好演員，所以才能用快活的外表，給失望和痛苦披上偽裝。就像一個面罩，我想，然後暗地里為自己這個絕妙的聯想得意非常。
後來，我長大了，對當年的印像也變得不是那麼肯定了。回想起來，她提到第一個丈夫時，那種停頓的方式是有些做作的，目光垂落，嗓子發緊，嘴唇微微顫抖，這樣的做作也出現在她那巨大的活力和輕鬆的笑語裡，在她充滿生機、勢如破竹的魅力裡，甚至她輕視別人的方式也來得那麼溫柔，翩翩而至，卻眨一眨眼，哈哈一笑，讓人疑慮全消。也許或悲，或喜，都是虛假的做作，也許哪一個也不是。對我來說，什麼是表演，什麼是真實，已經變得模糊了，可這一點至少讓我認為，她是個有趣至極的女演員。
“那時候我有多少次跑到你家裡來，奧蒂？”瑪達麗娜問。現在笑容又出現了，笑聲漸趨響亮。 “你爸媽好可憐。可這房子就是我的安全港，我的避難所。真的是。一個小島，島中島。”
媽媽說：“我們總是歡迎你的。”
“是你媽結束了那些毒打，馬科斯。她有沒有告訴過你？”
我說她沒有。
“我一點也不吃驚。這就是奧德麗婭·瓦爾瓦里斯。”
媽媽扯開腿上的圍裙邊兒，又把它壓平，臉上掛著一種夢遊般的表情。
“有天夜裡我跑到這兒來了，舌頭上流著血，鬢角有一片頭髮給扯掉了，一隻耳朵挨了打，還在嗡嗡作響。那一次他真把我給抓住了。我真受不了啊。真受不了啊！”光聽瑪達麗娜說這句話時的語氣，你也許會以為她談的是一頓盛宴，或是一部好小說。 “你媽問都沒問，因為她知道。她當然知道。她只是看著我，看了很久，看我站在那兒，哆嗦著，然後她說話了，我還記著呢，奧蒂她說：好了，這種事該到頭了。她說：我們要去拜訪一下你爸。瑪蒂。我開始求她。我擔心他會殺了我們倆。可你知道你媽是什麼樣的人。”
我說我知道，媽媽橫了我一眼。
“她不會聽的。她就是這樣子。我肯定你知道她那副樣子。她衝出去了，可是在此之前，她拿了她爸的獵槍。我倆朝我家走，一路上我都想讓她停下，我跟她說，他打我打得也沒那麼厲害。可她不聽。我們直接朝大門走過去，我爸就在那兒，在門口，奧蒂舉起槍，把槍管子捅到他下巴上，然後她說：再有下一次，我一定回來，用這槍轟爛你的臉。
“我爸呆了，他吭哧了半天，一個字也說不上來。你想不想听最棒的部分，馬科斯？我低頭一看，就看見地上有一小攤，一小攤……哦，我想你猜得出來，那一小攤在地板上，在他兩隻光腳丫子中間，無聲無息，越擴越大。”
瑪達麗娜朝後攏了攏頭髮，打火機又咔嗒了一聲，然後她說：“這故事，我親愛的，這故事是真的。”
她用不著這麼說，我知道那是真的。我從中認出了媽媽那種簡單而粗暴的忠誠，山一樣的決心。她的衝動，她的需要，她要做不公不義之事的糾正者，做被踐踏的草民的守望者。我看得出來這是真的，因為提到最後那個細節時，媽媽嗤之以鼻。她不贊成。也許她認為這個細節讓人不快，不僅僅由於那個顯而易見的原因，也因為在她看來，人即使生前品行不端，死後也應該享有最起碼的尊嚴。尤其是家人。
媽媽在座位上換了個姿勢，問道：“如果你不喜歡旅行的話，薩麗婭，那你喜歡做什麼？”
我們的目光一齊轉向了薩麗婭。瑪達麗娜已經講了好半天，我現在回想，當我們坐在院子裡，斑駁的陽光灑在我們身上，那一幕恰好說明了她引人注目的能力有多強，她把一切都吸進她的旋渦，如此徹底，以至於薩麗婭完全被遺忘了。我也給另一種可能性留下了空間，那便是她們出於必要，已經適應了這樣的狀態，這樣的慣例：能讓注意力發生轉移的母親，以自我為中心的母親，遮蔽了安靜的女兒，瑪達麗娜的這種自戀也許是一種善意之舉，是母親保護孩子的行為。
薩麗婭含含糊糊地說了兩個字。
“聲音大一點，親愛的。”瑪達麗娜提醒她。
薩麗婭清了清嗓子，咕嚕咕嚕，好像含著痰。 “科學。”
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她眼睛的顏色，綠得像不曾被踐踏過的牧場，她頭髮漆黑，皮膚毫無瑕疵，像她母親一樣。我很想知道她是否也漂亮過，說不定像瑪達麗娜一樣美麗。
“跟他們講講日晷的事，親愛的。”瑪達麗娜說。
薩麗婭聳了聳肩。
“她做了個日晷。”瑪達麗娜說，“就在我們後院。去年夏天。誰也沒幫她。安德烈亞斯沒幫過。我肯定是插不上手的。”她咯咯地笑了。
“赤道式的還是地平式的？”媽媽問。
薩麗婭眼中驚訝地一閃。她先一愣神，然後才明白過來。就像一個人置身於外國的城市，走在擁擠的街道上，耳畔忽然傳來零星的鄉音。 “地平式的。”她用那種奇特的、濕漉漉的聲音說。
“你用什麼做晷針？”
薩麗婭定睛看著媽媽。 “我剪了一張明信片。”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們倆之間怎樣交流。
“她小時候老把玩具拆掉。”瑪達麗娜說，“她喜歡機械玩具，裡頭有精巧裝置的東西。她不是拿來玩的，對嗎，親愛的？不是，她把它們大卸八塊，那麼多很貴的玩具，我們剛一給她，就讓她拆開了。我那會兒挺擔心的，可是安德烈亞斯——說到這兒我得誇誇他——安德烈亞斯說，讓她拆吧，這是好奇心的表現。”
“如果你想的話，咱們可以再做一個。”媽媽說，“我的意思是再做個日晷。”
“我已經知道怎麼做了。”
“注意你的禮貌，親愛的。”瑪達麗娜說，一條腿伸直了，又彎回去，好像在做舞蹈動作裡的拉伸練習。 “奧蒂阿姨想幫幫你。”
“要不，別的東西也行。”媽媽說，“咱們可以做別的東西。”
“哎喲！哎喲！”瑪達麗娜著急忙慌地把煙吐出來，喘著氣說道，“真不敢相信我還沒有告訴你，奧蒂。我有大新聞。猜猜看。”
媽媽聳了聳肩。
“我要回演藝圈了！演電影！人家給了我一個角色，主角，大片。你能相信嗎？”
“恭喜了。”媽媽懶洋洋地說。
“我帶著劇本呢。我應該讓你讀讀，奧蒂，可我就怕你不喜歡。那很糟糕嗎？我不介意告訴你，我會鬱悶死的。我挺不過去的。我們秋天開拍。”
第二天早晨，吃過早餐，媽媽把我拉到一邊。 “行了，怎麼回事？你哪根筋不對？”
我說我不明白她在說什麼。
“你最好給我打住，別再乾蠢事。那樣幹不合適。”她說。她習慣性地瞇起了眼睛，微微揚著頭。 “都今天了，我心裡還堵得慌。”
“我沒辦法，媽媽。別逼我。”
“為什麼沒辦法？你給我說清楚。”
沒等我反應過來，話已脫口而出：“她是個醜八怪。”
媽媽緊緊抿起了嘴。她盯著我，臉上沒有惱怒，而是一種灰心喪氣的表情，好像我耗盡了她的精力。她放棄了。就像一個雕刻家終於丟下木槌和鑿子，絕望地面對著一塊堅硬的石頭，因為他永遠敲打不出預想的形狀。
“她是人，攤上了可怕的事情。再那樣叫她，你再叫給我看看。再叫，再叫就有你好瞧的。”
沒過多長時間，我們就走上了鵝卵石舖的小路，薩麗婭和我，路兩邊都是石牆。我提心吊膽，走在她前面，一定要隔著幾步，好讓路人或某個同校的男生——上帝啊，可千萬別——不會把我倆想成是一起的，可是不管怎樣，人家肯定都會那麼想。誰都看得出來。最起碼，我希望我倆之間的這點兒距離，能夠表明我的不滿意和不情願。讓我寬心的是，她沒有要趕上來的意思。我們從一些農民身邊經過，他們曬得黑黑的，滿面倦容，剛從集市上下來，正要回家。他們的驢馱著柳條筐，裡面裝著沒賣掉的農產品，驢蹄子踩在小路上，嘚兒嘚兒地響。這些農民我大部分都認得，可我一直埋著頭，眼睛看著別的地方。
我領薩麗婭去了海灘。我選了一處礁石很多的地方，有時候我也來這兒，知道這兒人少，不像別的海灘那麼擁擠，比如說阿伊諾斯·羅曼諾斯。我捲起褲腿，站上陡峭的礁石，跳到下一塊上，我挑了一塊緊靠海的，海浪撲到這兒，又退回去。我脫掉鞋子，把兩隻腳伸進一堆石頭圍成的小淺塘。有隻寄居蟹匆匆逃離了我的腳趾。我看見薩麗婭在我右邊，坐在近處的礁石上。
我們坐了很久，沒有說話，望著海洋，潮水低哮，撲撞著礁石。烈風驟起，抽擊著我的耳朵，迎面潑濺著咸腥的味道。一隻鵜鶘兩翼張開，在藍綠色的水上盤旋。兩個女人肩並肩，站在齊膝的水中，高高地拉起著裙子。向西望去，我可以看到這島的景色，看到房屋和磨坊那明晃晃的白，大麥地的綠，群山參差，滿目深褐，年復一年，泉水在山中奔流不息。我父親就死在那山里。他為一家開採綠色大理石的礦場工作，媽媽懷我已經六個月的時候，有一天他從懸崖上滑落，摔到了三十米之下的地方。媽媽說，他忘了掛安全鉤。
“別那樣了。”薩麗婭說。
我正在往附近一個舊鐵皮桶里扔石子，她嚇了我一跳。我丟歪了。 “關你什麼事？”
“我的意思是，別那麼自以為是。我和你一樣不想這樣。”
風把她頭髮吹得亂舞，她正用手按住臉上的面罩。我不知道她能否忍受這日復一日的恐懼，怕不怕忽然吹來一陣勁風，捲走她臉上這塊布，那樣她就必須去追它，暴露著去追。我什麼都沒說，又丟了一顆石子，還是偏了。
“你是個蠢貨。”她說。
過了一會兒，她站起身，我假裝不動。可我一扭頭，看見她上了海灘，往回朝著小路的方向去了，於是我穿上鞋，跟著她回了家。
我們到家時，媽媽正在廚房切羊角豆，瑪達麗娜坐在不遠的地方，塗著指甲，抽著煙，往茶碟裡彈著煙灰。一看見那茶碟，我就嚇得手腳發麻，那是一套瓷器當中的一個，是媽媽從她外婆那兒繼承下來的。要說媽媽的家產中真有什麼東西值錢，那就只有這套瓷器了，她幾乎從來不肯把它拿出來，始終擱在靠近天花板的那層架子上。
瑪達麗娜抽一口煙，就吹一吹指甲，談論著帕塔科斯、帕帕多普洛斯和馬卡雷佐斯，就是這三個上校，那一年早些時候在雅典發動了軍事政變，人稱“將軍政變”。她說她認得一個劇作家，如她所言，是個“好親愛、好親愛的男人”，被加上了共產黨顛覆分子的罪名，關進了監獄。
“這太荒謬了！毫無疑問。完全是荒謬的。你知道憲兵隊是怎麼讓人開口的嗎？”她說這話的時候壓低了嗓門，好像憲兵就藏在這房子的某個角落。 “他們把膠皮管捅進你屁股，然後把水開到最大。這是真的，奧蒂。我對你發誓。他們拿抹布蘸上最骯髒的東西，人類的髒東西，你懂的，然後把抹布塞進那些人嘴裡。”
“很可怕。”媽媽平靜地說。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經厭倦了瑪達麗娜。這些滔滔不絕、自以為是的政治評論，瑪達麗娜和她丈夫的種種派對見聞，她與之叮叮噹當、碰過香檳酒杯的詩人、知識分子和音樂家，她羅列的一次又一次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意義的外國城市遊歷。她還輕率地對核災難、人口過剩和污染問題發表見解。媽媽遷就瑪達麗娜，她面帶微笑，眉頭微皺，稀里糊塗地聽著她的故事，可我知道她心裡對她並不客氣。她也許認為瑪達麗娜在炫耀。她也許覺得瑪達麗娜讓她難堪。
是什麼引起了怨恨，敗壞了媽媽的善良、她的救助，以及她英勇的行為？是它們身上那一層知恩圖報的陰影。這是她的需求，這是她讓你背負的債務。她把這些行為當成了現款，拿來換取忠誠和順從。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那麼多年前瑪達麗娜要離開。那條把你拉出洪水的繩子，也會變成捆住你脖子的套索。人們到頭來總是讓媽媽感到失望，我也如此。他們無法償還自己欠下的債，無法以媽媽希望的方式償還。媽媽得到的安慰獎就是居高臨下的無情的滿足，將自己置於具有戰略優勢的高位，隨意地對別人做出判斷，因為只有她，才是那個人人負我，我不負人的人。
我為此難過，因為我從中看到了媽媽自身的窮困，她自己的焦慮，她對孤獨的恐懼，對無依無靠，對遭人遺棄的懼怕。那說到我，又是怎樣的呢？我了解我母親，我清楚地知道她需要什麼，可還是故意而堅定地拒絕了她，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一心讓我們之間隔著一塊大陸，一座大洋——更確切地說，既有大陸，也有大洋。
“他們對諷刺全無感覺，軍政府……”瑪達麗娜正在說著，“……這個樣子鎮壓人民。在希臘！民主的誕生地……噢，你們回來了！怎麼樣啊？你們倆幹什麼去了？”
“我們在海灘上玩來著。”薩麗婭說。
“好玩嗎？玩得開心嗎？”
“開心極了。”薩麗婭說。
媽媽用懷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眼，再看看薩麗婭，目光又挪回到我身上，可是瑪達麗娜已經眉開眼笑，不出聲地拍起了巴掌。 “真好！現在我不用擔心了，你們兩個好好玩，奧蒂和我就有時間做我們自己的事了。你說是嗎。奧蒂？咱們還有好多好多的事沒做呢！”
媽媽愣愣地笑了一下，接著伸手去拿捲心菜了。
從那時起，薩麗婭和我便可以自由行動了。我們可以到島上探險，在海灘上玩遊戲，小孩該怎麼玩，我們就能怎麼玩。媽媽會給我們包好三明治，一人一個，我們可以在早餐之後一起出發。
一旦出了大人的視線，我們便常常分開。在海灘上，我要么游泳，要么脫掉上衣，躺在大石頭上，薩麗婭會走掉，不是去撿貝殼，便是在水里的礁石上跳來跳去，這樣很不好，因為浪太大了。我們走的是小道，繞來繞去，穿過葡萄園和大麥地，低頭看著自己的影子，每個人都在想著自己的事。我們大部分時間用來閒蕩。那個年月，蒂諾斯還沒什麼旅遊業，實際上是個農業島，人們要靠自己的奶牛、山羊、橄欖樹和小麥來過日子。最後我們覺得無聊，就找個地方吃午飯，安安靜靜地，在樹陰下，或是磨坊邊乘涼，咬一口，就看看峽谷，望著長滿多刺灌木的野地，群山，大海。
有一天，我溜溜達達往城裡的方向去了。我們住在島的西南岸，往南走上幾公里，就是蒂諾斯城。城裡有個賣小玩意兒的小商店，開店的是個愁眉苦臉的鰥夫，名叫魯索斯先生。隨便哪一天，你都能很容易地在他商店的櫥窗裡發現各種各樣的東西，從四十年代的打字機，到皮子做的勞動鞋，要不就是一個風向標，老花架子，巨型蠟燭，當然還有帕納伊亞福音教堂聖母像的複製品。沒準兒還能見到一隻黃銅大猩猩。魯索斯先生也是個業餘攝影師，他在店後面弄了個暗房。每年八月，當朝聖者來到蒂諾斯參觀聖像的時候，魯索斯先生就賣給他們膠卷，還在暗房裡替他們沖洗照片，以此收費。
大約一個月之前，我在他的櫥窗裡瞧見了一架照相機，放在破舊的鐵鏽色皮匣子上。每隔幾天，我都要去一趟小店，盯著這架相機，想像自己到了印度，皮匣子的繫帶吊在我肩膀上，我在拍照片，拍我在《國家地理》上看到的稻田和茶園。我還要拍印加古道。我要騎在駱駝背上，坐在塵土嗆人的舊卡車裡，或是徒步，勇敢地面對炎熱，直到站在斯芬克斯和金字塔下，舉目凝望，我要把它們也拍下來，然後看著自己的照片發表在光面紙印刷的雜誌上。正是這個原因，在那天上午把我吸引到了魯索斯先生的窗前，雖然商店當天關門，可我還是站在外面，腦門頂著玻璃，做起了白日夢。
“什麼型號？”
我往後退了退，在窗戶上看見了薩麗婭的倒影。她用手帕擦了擦左臉。
“那台相機。”
我聳聳肩。
“好像是阿耳戈斯C3。”她說。
“你怎麼知道？”
“這是過去三十年裡最暢銷的35毫米相機。”她用略帶責備的語氣說道，“不過外觀上不怎麼好看。太醜了。看上去像塊磚頭。這麼說你想當攝影師？我是說等你長大了。你媽說你想。”
我轉過身。 “媽媽告訴你的？”
“怎麼了？”
我聳聳肩。媽媽和薩麗婭連這種事都談，真讓我難堪。我不清楚她是怎麼說的。她會打開自己的武器庫，揮起唇槍，舞動舌劍，一本正經，卻語帶嘲笑，就像她談起那些怪事、糗事時一樣。她會你在眼皮底下剁碎你的雄心壯志。馬科斯想走天下，用鏡頭拍遍地球。
薩麗婭坐在人行道上，拉起裙子，蓋住膝蓋。這是個大熱天，陽光好像長了尖牙，啃噬著皮膚。幾乎沒人出門走動，街上只有一對老兩口兒，邁著僵硬的步子蹣跚而過。老頭兒大概叫德米斯什麼的，戴著灰色前進帽，穿棕色的花呢夾克，對這個季節來說，顯然太過厚重。我記得他臉上帶著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有些老年人就是這個樣子，好像一成不變地受著怪異發現的驚嚇，殊不知這就是衰老，直到多年以後進了醫學院，我才懷疑他得了帕金森氏症。他們經過的時候招手致意，我也擺手還禮。我看見他們注意到了薩麗婭，步子突然停了一下，旋即繼續前行。
“你有照相機嗎？”薩麗婭問。
“沒有。”
“你拍過照片嗎？”
“沒有。”
“那你還想當攝影師？”
“你覺得奇怪？”
“有點兒。”
“那我要是說我想當警察，你也覺得奇怪嗎？就因為我從來沒給人家戴過手銬？”
她的目光變得柔和了，我看得出，如果她能，她一定在笑。 “所以你是個聰明的蠢貨。”她說，“給你個建議：別當著我媽的面提這相機，要不然她一定會給你買下來。她正急著討你的好呢。”手帕上了臉，又下來了。 “可我覺得奧德麗婭不會同意。我猜你也知道。”
我既感到驚奇，同時又有點兒不安，這麼短的時間，她怎麼能看出這麼多東西。我想，也許是因為有那個面罩，因為有掩蓋的優勢，也就有了警醒、觀察和細看的自由。
“她可能會讓你把它還回去。”
我嘆了口氣。她說得沒錯。媽媽不會接受這樣簡單的補償，如果牽涉到錢，那就更不可能了。
薩麗婭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 “我問你，你家裡有沒有盒子？”
瑪達麗娜和媽媽在廚房喝著葡萄酒，我和薩麗婭上了樓，用黑色記號筆塗鞋盒。鞋盒是瑪達麗娜的，裝著一雙酸橙綠色的高跟鞋，鞋是新的，仍然包著棉紙。
“她打算穿這種鞋去哪兒？”我問。
我能聽到瑪達麗娜在樓下，談著她上過的表演課，老師要求她做練習，讓她假裝自己是蜥蜴，一動不動地趴在石頭上。接著便是一串笑聲——她的笑聲。
我們塗完了第二道，薩麗婭說還得再塗第三道，確保任何小地方都不會漏掉。黑色必須均勻，做到天衣無縫。
“照相機就是這樣的，”她說，“一個黑盒子，上面有個眼兒，讓光線進來，再拿東西來吸收光線。把針給我。”
我把媽媽的一根縫衣針遞給她。至少可以說，我對這架自製相機的前景，對它到底能拍出什麼，是心存懷疑的，就憑一個鞋盒子，加一根針？可是薩麗婭一頭扎進了這個項目，帶著如此之強的信念和自我肯定的信心，那我也不得不留出點兒餘地，萬一這玩意兒能用呢？她弄得我在心裡想，她知道我不知道的東西。
“我已經計算過了。”她說，小心翼翼地拿針扎著鞋盒，“沒有透鏡，咱們就不能在小的這一面上紮眼兒，這盒子太長了。不過寬度剛剛好。關鍵是紮出來的針孔要尺寸正確。我算的是0.6毫米，大概吧。行了。現在咱們要做個快門。”
在樓下，瑪達麗娜一度壓低了聲音，變成了急切的低語。現在我聽不清她在說什麼，可我聽得出來，她講話的速度慢下來了，吐字也清楚了，我能想像她現在身體前傾，胳膊肘放在腿上，目光直視，眼睛眨都不眨。經過了這麼多年，我已經熟悉了這種腔調。人們這樣講話時，很可能是在透露、揭發、坦白著某種災難性的事情，懇求著傾聽者。軍隊傷亡通知小組敲門時，律師向客戶兜售辯訴交易的好處時，警察在凌晨三點截停汽車時，還有偷情的丈夫，常常採用這種腔調。而我自己在喀布爾的醫院裡又用過多少次呢？有多少次我把家屬領進安靜的房間，請他們落座，給自己拉過一把椅子，強打起向家屬通報的精神，畏懼著即將開始的談話？
“她在談安德烈亞斯。”薩麗婭不動聲色地說，“我敢保證她在談他。他們大吵了一架。把膠帶和剪刀遞給我。”
“他是什麼樣的人？我是說除了很有錢以外？”
“誰，安德烈亞斯嗎？他挺好的。他經常出差。在家的時候就總有人過來。很重要的人——部長啊，將軍啊什麼的。他們在壁爐邊上喝酒，一談就是一個晚上，談的主要是生意和政治。我在自己的房間裡都能聽到。安德烈亞斯有客人的時候，我是應該待在樓上的。我不該下去。可他給我買東西。他花錢請了家庭教師，到家裡上課。他和我說起話來也蠻和善的。”
她把一片四四方方、已經塗成黑色的紙板蓋到針孔上，拿膠帶粘好。
樓下沒什麼動靜了。我在心裡編排起了劇情。瑪達麗娜無聲地哭著，心不在焉地把玩著手絹，好像那是一塊培樂多彩泥，媽媽沒怎麼管她，幹看著，臉上帶著一絲苦笑，好像舌頭底下有什麼酸酸的東西正在化開。媽媽受不了別人在她面前哭哭啼啼。她看不得人家的腫眼泡，也看不得那不加掩飾、懇求的臉。她把哭看成軟弱的標誌，一種對他人關切的炫目懇求，而她是不會讓你得到滿足的。她不可能去安慰你。漸漸長大之後，我才領悟到這並不是她最主要的目的。她認為悲哀應該是私密的，不該拿出來炫耀。我小的時候，有一次問她，我父親墜崖身亡時，她有沒有哭過。
在葬禮上。我是說下葬的時候。
沒有。我沒有。
因為你不傷心？
因為我傷不傷心不關別人的事。
要是我死了，你會哭嗎，媽媽？
但願我們永遠也不必知道答案。她說。
薩麗婭拿起那包相紙，對我說：“帶上手電筒。”
我們鑽進了媽媽的壁櫥，輕手輕腳地把門關好，門下面用毛巾塞住，擋住所有的光。等到周圍一片漆黑，薩麗婭便叫我打開手電筒，我們事先已經用好幾層紅色的玻璃紙把它包好了。微光之下，我看不見薩麗婭，只能看到她用細長的手指剪下一張相紙，把它鋪到鞋盒裡面，正對著針孔的方向。相紙是前一天我們從魯索斯先生的店裡買的。我們走到櫃檯邊上，魯索斯先生從眼鏡上方打量了一番薩麗婭，然後問：這是要打劫嗎？薩麗婭用食指對著他，然後豎起大拇指，好像在扳動手槍的擊鎚。
薩麗婭把鞋盒的蓋子蓋好，用快門擋住針孔。她在黑暗中說道：“明天，你來拍你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張照片。”我真聽不出她是不是在開玩笑。
我們決定去海灘。我們把鞋盒子放到一塊平整的石頭上，拿繩子捆牢，因為薩麗婭說，只要一打開快門，我們就一動也不能動了。她湊到我身邊，從盒子上方朝遠處看了看，好像那兒真有個取景器似的。
“完美的畫面。”她說。
“沒那麼完美。沒對象。”
她看了看我，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後說：“不。我不行。”
我們來來回回地爭論了一番，最後她同意了，但是有一個條件，她不露臉。她脫掉鞋子，雙臂張開，好像走鋼絲一樣，走到離相機幾米遠的一排礁石上。她在石頭上坐下，面朝西，望著錫羅斯島和基斯諾斯島的方向，扯一扯頭髮，蓋住腦後固定面罩的繫帶。她回過頭，看著我。
“記住，”她大聲說，“數到一百二。”
她轉過身，面向大海。
我彎下腰，伏在鞋盒上方，看著薩麗婭的背影，她身邊的礁石宛如星群，石與石之間，海草糾纏，搖曳，彷彿死蛇，一條小小的拖船在遠處擺盪，潮水高漲，將嶙峋的岸蹂躪一番，便返身退落。我抬起針孔上的快門，開始數數。
一……二……三……四……五……
我們躺在床上。電視屏幕上，一對手風琴手正在斗技，可是聲音已經讓詹娜關掉了。正午的陽光剪穿了百葉窗，投下道道光影，落在吃剩下的瑪格麗塔比薩上，那是我們通過送餐服務訂的午飯。送飯的是個又高又瘦的男人，梳著油光水滑的大背頭，白上衣，黑領帶。他把送餐車推進房間，小桌上放著個長頸花瓶，一枝紅玫瑰插在裡面。他提起半球形的盤子蓋，露出比薩，手上做了個揮舞的動作，極盡炫耀之能事，好像一個魔術師面對著觀眾，而兔子剛剛從大禮帽中現了形。
在我們周圍，在亂七八糟的床單上，散亂地擺放著我給詹娜看過的圖片，這是過去一年半我在旅行途中拍下的照片。貝爾法斯特，蒙得維的亞，丹吉爾，馬賽，利馬，德黑蘭。我給她看公社的照片，我在哥本哈根曾經短暫地加入過這個公社，和一群丹麥垮掉的一代分子共同生活，他們穿破背心，戴無簷小便帽，在一個從前的軍事基地內建起了一個自治社區。
你在哪兒？詹娜問，這些照片上都沒你。
我喜歡待在鏡頭後面。我說。這是實話。我已經拍了幾百張照片，哪一張裡你都找不到我。取出膠卷時，我總是洗印兩套照片，我留一套，另一套給薩麗婭寄回家。
詹娜問我旅行的錢從哪兒來的，我說我用了遺產的錢。這不全是事實，因為遺產是薩麗婭的，不是我的。與瑪達麗娜不一樣，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安德烈亞斯的遺囑裡根本沒有提到她，只有薩麗婭。她把一半錢給了我。我本該用這錢把大學念完。
八……九……十……
詹娜用胳膊肘撐起身體，越過我，橫到床的另一頭，小乳房擦著我的皮膚。她拿了煙盒，點了支香煙。我是前一天在西班牙廣場遇見她的。當時我坐在通往廣場的石頭台階上，再往上便是。她走上來，用意大利語對我說了句什麼。我見過太多像她這樣的漂亮姑娘，在羅馬的教堂和廣場附近，似乎漫無目的地遊蕩。她們抽煙，大聲說話，動不動就放聲大笑。我搖了搖頭，說：什麼？她笑了笑，蹦出個噢，接著用口音很重的英語說：打火機？煙。我搖搖頭，也用口音很重的英語告訴她，我不吸煙。她咧嘴一笑。她眼睛亮亮的，眼神飄忽不定。午前的陽光照著她鑽石形的臉，映出了一圈神像般的光環。
我打了個盹兒，後來她戳我肋骨，把我弄醒了。
La tua ragazza？她問。她發現了那張薩麗婭在海灘上的照片，多年前我用自製的針孔相機拍的那一張。你女朋友？
不是。我說。
你妹妹？
不是。
La tua cugina？你表妹，
我搖了搖頭。
她又端詳了一會兒照片，緊嘬了幾口，把煙抽完。不是。她說得咬牙切齒，而且讓我驚訝的是，甚至怒氣橫生。你女朋友。我認為是，你是大騙子！接著，我簡直不能相信，她按下打火機，點著了照片。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我們一路跋涉，返回公共汽車站，走到大約一半，我才意識到照片丟了。我告訴他們我得回去。沒有選擇，我非回去不可。阿方索疑惑地看了看加里。阿方索是個瘦削、結實、寡言少語的，跟著我們，做我們非正式的智利嚮導。加里是個美國人，我們仨當中的頭狼，一頭黃毛，看上去臟兮兮，滿臉的粉刺坑。這張臉似乎在訴說著習以為常的艱辛生活。加里心情很壞，現在壞上加壞，因為他餓著肚子，沒有酒喝，右小腿又起了討厭的皮疹，此前一天，他碰到了一叢灌木，感染了。我是在聖地亞哥一家擁擠的酒吧遇到他們倆的，在那兒，喝過五六輪後，阿方索建議來一次遠足，去阿波金多瀑布，小時候他父親常帶他去那兒。第二天我們便徒步出發，夜裡在瀑布邊露營。我們吸了大麻，耳中水聲轟鳴，頭頂上是繁星擁塞的遼闊夜空。此時我們正艱難回返，去阿波金多聖卡洛斯搭公共汽車。
加里戴著一頂科爾多萬帽，他把大帽簷向上一推，拿手絹擦了擦腦門。回去得走三小時，馬科斯。他說。
三小時，懂不？阿方索附和道。
我知道。
可你還是要去？
對。
就為一張相片？阿方索問。
我點點頭。我不想多說，因為他們不理解。我自己理解嗎？我不清楚。
你知道你會迷路的。加里說。
很有可能。
那就祝你好運了，朋友。加里說著，伸出了手。
瘋狂的希臘人。阿方索說。
我哈哈大笑。這不是我第一次被人叫作瘋狂的希臘人了。我們握了手。加里調整好背包的肩帶，他倆便轉身上了山間小道，走到轉彎處，加里揮了揮手，但沒回頭。我沿著我們剛剛來的路往回走。實際上我花了四個小時，因為正像加里預測的那樣，我迷了路。到露營地的時候，我已經筋疲力盡。我到處找，在灌木叢裡蹚，往石頭縫裡瞧，一無所獲，越來越慌。後來，就在一籌莫展，準備放棄之際，我瞥見矮坡上的灌木叢中白花花地一閃。我找到了照片，它卡在一堆亂蓬蓬的刺藤中間。我摘出它，彈落塵土，眼中滿溢著如釋重負的淚水。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在加拉加斯，我睡在橋下。在布魯塞爾睡青年旅社。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