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在花園裡震響了手槍的兩次射擊聲，但屋裡卻沒有立即做出反應。當時屋內只有兩個人。
杰斐遜在樓下，正為晚餐在準備一份水果甜酒，後來他說食品攪拌機的噪音充滿了整個廚房，而且當槍聲響起時這台機器一定是開著的。
總督的副官是傑里米·哈弗斯托克中尉，是從女王的龍騎警衛團調派過來的臉頰上長著絨毛的年輕人。他在政府辦公房盡頭他自己的房間裡，關著門窗，開著空調。他後來說，他當時正開著收音機在聽音樂，他也是什麼都沒聽到。
當杰斐遜走出屋子到花園裡來向馬斯頓爵士請示有關炸羊徘的烹飪事宜時，刺客顯然已經從那扇鐵門潛逃出去了。杰斐遜來到通往下面花園裡的台階頂部，看見他的雇主仰臥著，雙臂張開，一處黑色的焦痕仍留在他那件藍黑色棉布襯衣的前胸上。
起初，杰斐遜以為他的主人一定是暈倒了，於是跑下台階想把他扶起來。當他更清楚地看到胸部上的那個洞時，他一下子還不相信，然後他慌慌張張地跑去叫哈弗斯托克中尉。幾秒鐘之後，這位年輕的軍官來到了，仍穿著他那條拳擊短褲。
哈弗斯托克沒有驚慌失措。他未經觸動地檢查了躺在地上的身軀，確認馬斯頓爵士已經氣絕身亡，於是一屁股坐進前總督的那把椅子裡，思考著下一步該做什麼。
以前的一名指揮官曾這麼評價傑里米·哈弗斯托克中尉：“教養良好，聰明不足”，好像他是一匹騎用馬而不是一名騎兵軍官。但在騎兵部隊裡軍人們很講究優先權：一匹好馬是不可替換的，而一名中尉卻不是。
哈弗斯托克坐在離屍體幾英尺的那把椅子裡在盤算著這件事情，而杰斐遜則在通往一樓陽台的台階頂部睜大眼睛看著。中尉已經認為，第一，他的手頭上有了一個已死的總督；第二，有人槍殺他之後逃走了；第三，他應該向上級報告。但問題是：總督是最上級，或曾經是最上級。這個時候莫伯利夫人回家了。
杰斐遜聽到那輛美洲虎公車的輪子碾在前面車道上的礫石時發出的吱吱嘎嘎的響聲，他跑過門廳去截住她。他對這個消息的宣布是清楚明白的，雖然是很不策略的。他在門廳裡遇上她時說：“啊，夫人，總督遭槍擊了。他死了。”
莫伯利夫人快步走到陽台去俯視，碰到了正從台階走上來的哈弗斯托克。他把她扶到她的臥室，在她躺下來時還安慰著她。她好像迷惘甚於悲痛，似乎惟恐外交部現在也許會把她丈夫的生涯說成一無是處。
把她安頓下來後，哈弗斯托克中尉派杰斐遜去召來島上惟一的醫生（他碰巧也是島上惟一的驗屍官），以及瓊斯警長。他吩咐男管家甚麼也不要說，隻請他們立即來政府辦公室。
中尉的話等於白說。可憐的杰斐遜當著三名睜大了眼睛的警官的面把消息告訴了瓊斯警長，警長又在管家在場的情況下告訴了加拉塔庫斯·瓊斯醫生。這消息像野火般地迅速蔓延傳播開了，雖然叔侄倆火速趕往政府辦公室去了。
杰斐遜離開期間，哈弗斯托克中尉沉思著如何通知倫敦。官邸裡沒有裝備現代化的保密通信系統。從來沒有認為這是必要的。除了公用電話線路，總督以前總是通過在巴哈馬拿騷的英國外交機構向倫敦傳遞信息的。使用的手段是一種老式的CZ系統。該設備安放在總督私人辦公室裡的一張側桌上。
看上去，它是那種全世界都在使用的一台普通電傳機。與拿騷的聯絡要搭接上那個通常的代碼並得到對方的確認。然後通過放在電傳機旁邊的第二隻盒子，電傳可以進入到密碼方式。出現在發送人面前紙上的任何信息都是以“白話”形式，到了拿騷那一端會被自動解碼。在兩端之間的傳輸是以編碼的形式。
問題是，要操作編碼機，必鬚根據相應的月份和日期插入波紋碟。這些碟片存放在總督的保險箱裡，上著鎖。死者的女祕書默特爾知道保險箱的組合密碼，但她在維爾京群島探望她的父母親。在她不上班期間，總督慣於自己發送信息。他也知道組合鎖密碼。哈弗斯托克則不知道。
最後，哈弗斯托克通過電話交換機叫通在拿騷的英國外交機構作了口頭匯報。 20分鐘後，一位熱情的一等秘書回電請他確認，聽取了他的解釋，並清楚地告訴他把政府辦公處封起來直至後援人員從拿騷或從倫敦抵達。這位一等秘書接著用無線電發了一份絕密的編碼信息給在倫敦的外交部。這時候是下午6點鐘，加勒比海已經天黑了。在倫敦是晚上11點，該信息傳遞到了夜班值班官手中。他打電話給在喬布漢家中的加勒比海司的一名資深官員，輪子開始轉動起來了。
在陽光島上，該消息不到兩個小時就傳遍了普雷桑斯港。島上的一位業餘無線電愛好者在他慣常的晚間發報時告訴了在華盛頓的一位同行。在美國首都的那位業餘無線電愛好者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人，他打電話給美聯社。對方將信將疑，但最後還是發了一條消息，是這樣開頭的：據來自加勒比海巴克萊群島未經證實的報告說，英國駐該小群島的總督今晚也許已被一個不知名的刺客所槍殺。這條快訊是由一位夜班值班編輯起草的，他已經查閱了一張大地圖，甚至還使用了一隻高倍放大鏡，接下去他描述這個群島的地理位置及其他概況。
在倫敦，路透社從他們的競爭對手那裡獲得這個消息後試圖想從外交部得到證實，這時候是下半夜一二點鐘。到黎明前，外交部承認已經收到了情況大致相同的一份報告，並表示正在採取適當的步驟。
適當的步驟包括喚醒分散居住在倫敦市內和郊區的許多官員。由美國全國偵察辦公室操縱的人造衛星注意到倫敦與其在拿騷的外交機構之間的頻繁的無線電聯絡，並不折不扣地向設在米德堡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作了報告。他們告訴了中央情報局。中情局已經知道了，因為他們讀到了美聯社的報導。在一位業餘無線電愛好者從小望遠鏡山上的一座茅屋用自製設備告訴了在美國的一位好友之後3個小時，價值10億美元的人造衛星就把這些情況作了匯報。
在倫敦，外交部向內政部作了通報。內政部喚醒了都市警察局專員彼得·英伯特爵士，要求立即派出一名資深刑警。專員喚醒了特別行動處的西蒙·克勞沙。後者找到了負責重罪分隊的隊長。
隊長打電話給晝夜值班室，詢問：“誰列在表格上？”
那位值班中士查了一下新蘇格蘭場的警官勤務手冊。蘇格蘭場的值班室是一個小小的辦公室，其職責是保持一些資深偵探在接到通知後很快就能出發去協助首都以外的地方警察局。排在名單最上面的那位刑警應該在接到通知後一小時之內即可整裝出發。列在第二位的人應能在6小時之內動身，第三位的人是24小時之內。
“是克拉多克刑警，先生。”值班中士說。接著他看到了附在勤務名冊上的一張紙條。 “不，先生，對不起。克拉多克今天上午11點鐘要去法院作證。”
“下面一個是誰？”隊長從希斯羅機場外邊的西德雷頓家中厲聲說。
“是漢納先生。”
“他的科長是誰？”
“韋瑟羅爾，先生。”
“叫漢納先生打電話到我家裡。現在。”隊長說。於是，在12月這個寒冷、黑暗的凌晨，時間剛過4點，在倫敦郊區克羅伊頓一張床頭櫃上的那部電話吵醒了德斯蒙·漢納探長。他聽取了值班室的通知，然後按吩咐打了一個電話到西德雷頓。
“比爾嗎？我是德斯蒙·漢納。有什麼事呀？”
聽了5分鐘後，他問：“比爾，陽光島到底在哪裡呢？”
在陽光島上，加拉塔庫斯·瓊斯醫生檢查了那具屍體，宣布早就死了。夜幕已經降臨到了花園上空，他是在電筒光下工作的。其實他並沒有許多工作要做。他是一名普通的開業醫生，不是法醫病理學家。他儘自己的努力照料著島民們的日常身體健康，還治療一些皮肉割破和青腫這些小病小痛。經他接生的嬰兒數量他已經記不清了，而且他為更多的人取出過夜在喉嚨裡的魚刺。作為一名醫生他可以開具一份死亡證書，作為一名驗屍官他可以簽發一份掩埋證書。但他從來沒對一位總督進行過屍體解剖，而且現在也不想開始。
需動大手術的重傷員和重病患者總是被用飛機送到拿騷，那裡有一座漂亮的現代化醫院，配備著各種手術和屍體解剖的設施。他在這裡甚至連一間停屍房也沒有。
當他完成檢驗時，哈弗斯托克從那間私人辦公室回來了。
“我們在拿騷的人說蘇格蘭場將派來一名資深警官。”他宣布說，“在此之前我們必須把一切維持原狀。”
瓊斯警長已經在正門安排了一名警官以擋住著熱鬧的人。那些人已經開始在大門外探頭探腦了。他已經在花園裡巡遊了一遍，發現了刺客曾經進來和離開過的那扇鐵門。它被逃逸的殺手在外面拉上了，那就是為什麼哈弗斯托克沒注意到的原因。他立即在鐵門外安排了第二名警官並命令他不得讓任何人靠近。門上也許留有指紋，這正是來自蘇格蘭場的那位偵探所需要的。
在門外黑乎乎的巷子裡，那位警官背靠著牆坐下來，很快就睡著了。
在花園裡，瓊斯警長宣稱：“到第二天上午之前，不得觸動任何東西，不准去搬移那具屍體。”
“別傻了，孩子，”他的醫生叔叔說，“屍體會腐敗的。它已經開始了。”
他沒說錯。在加勒比海的炎熱氣溫下，屍體通常是在24小時之內埋葬的。一群蒼蠅已經在前總督的胸口和眼睛上面嗡嗡響著飛來飛去了。這三個人思考著這個問題。杰斐遜在照料莫伯利夫人。
“只能放到冰屋裡去。”瓊斯警長最後說，“沒有其他地方可放。”
他們只得同意他的提議。那冰屋位於碼頭上，由政府的發電機作為致冷的動力。哈弗斯托克扛起死者的雙肩，瓊斯警長去抬雙腳。他們七手八腳地扛著仍軟綿綿的屍體走上台階，穿過客廳，經過辦公室，到了門廳。莫伯利夫人把頭靠在臥室門邊，從欄杆上面看著她那已故的丈夫被抬到了門廳，咕噥著一連串的“噢……噢……噢……”然後回到房間去了。
在門廳裡，他們明白他們無法抬著馬斯頓爵士一路走到碼頭上。美洲虎轎車的行李箱倒是考慮到了，但被否決了，因為容積太小了，而且也不太合適。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一輛警用越野吉普車。車輛的後部騰出空間後，前總督被放了進去。雖然他的雙肩已經抵住了前排座位的椅背，但他的雙腳擱在尾板上。瓊斯醫生把它們推進去，關上了尾車門。馬斯頓爵士歪歪扭扭地躺在那裡，頭部前傾，好像一個喝醉了酒的人那樣。
瓊斯警長坐到方向盤後面，哈弗斯托克中尉坐在他旁邊，吉普車朝著碼頭駛去，後面跟著普雷桑斯港一大群看熱鬧的人。到了那裡，馬斯頓爵士被整整齊齊地放進了那間冰屋里平躺下來，那裡的溫度保持在零度以下。
女王陛下駐巴克萊群島的已故總督被夾在一條很大的旗魚和一條很漂亮的黑鰭金槍魚之間度過了他進入陰曹地府後的第一個晚上。到第二天上午，這三張臉上的表情已是相差無幾了。
倫敦的黎明，當然要比陽光島早5個小時來臨。 7點鐘，當第一抹陽光照到西敏寺的屋頂上時，漢納探長正與布雷思韋特隊長一起在新蘇格蘭場後者的辦公室裡密談。
“你在12點鐘以前乘坐英航飛機從倫敦希斯羅去拿騷。”隊長說，“頭等艙的票子已經安排好了。航班已經滿座了，這意味著要把另兩個人擠下那班客機。”
“那麼工作小組呢？”漢納問，“他們坐商務艙還是經濟艙？”
“哦，工作小組，對。是這樣的，德斯蒙，他們由拿騷提供。外交部正在安排這事。”
德斯蒙·漢納感到事情不妙。他已經51歲了，是一名老派的警官，從一個片警幹起，檢查倫敦大街小巷的門戶是否鎖上、扶老人過馬路、為遊客指點方向，直至當上了探長。再過一年他就要從警察局退休，很可能像他的許多同事那樣注定會到一家大公司去幹不是那麼緊張的高級保安的工作。
他知道他決不可能當上隊長，現在已是不可能了。四年前，他調到了特別行動處重罪分隊的兇殺科，這個職位被稱為是大象的墓地，進去時身強力壯，出來時只剩一堆骨頭。
但他喜歡把事情做好。去執行任何一項任務時，即使是一項海外任務，一名兇殺科的刑警至少需四名警員的後援小組協助：犯罪現場警官——至少是一名中士、技術室聯絡中士、攝影師和指紋專家。刑事技術方面的工作至關重要。
“我要求工作小組從這裡派去，比爾。”
“那不行，德斯蒙。恐怕外交部已經在打電話調派了。據內政部的說法，費用全由外交部支付。好像他們把經費摳得很緊。在拿騷的外交機構已經安排巴哈馬警方提供刑事技術後援小組。我保證那些警員都是很好的。”
“那麼屍體解剖呢？他們也在進行屍解了嗎？”
“沒有。”隊長滿有信心地說，“我們正派遣伊安·韋斯特去拿騷做這件工作。屍體仍在島上。你看過之後就把它裝進一隻屍袋運到拿騷去。伊安將跟在你後面24小時出發。當他抵達拿騷時，你必須已經把屍體運過去了以讓他及時開始工作。”
漢納哼了一聲。他稍稍平息了一下。至少他將有伊安·韋斯特這位世界上最好的法醫病理學家之一。
“為什麼伊安不能在陽光島進行屍體解剖呢？”他問道。
“他們在陽光島上沒有停屍所。”隊長耐心地解釋說。
“那屍體放在哪裡？”
“我不知道。”
“見鬼，到我抵達那裡時，屍體將會半腐敗了。”雙納說。他不知道，馬斯頓爵士此刻沒有腐敗，而是岩石般地堅硬。韋斯特醫生用鑿子也敲不進去。
“我想在這裡作彈道分析。”漢納說，“如果我能找到並帶回子彈，我要讓阿蘭作分析鑑定。子彈能把整個事情串連起來。”
“好吧，”隊長作了讓步，“告訴在拿騷的外交機構我們要求把子彈裝進外交袋拿回到這裡。現在，你去飽餐一頓早飯吧。汽車9點鐘來接你。你的科長會準備好工具袋。他將在汽車裡與你碰面。”
“新聞媒體怎麼樣？”漢納在離開時問道。
“快要發瘋了。報紙上還投刊登出來。這消息是在下半夜披露的。但所有的新聞機構都在搶著報導。天知道他們是從哪裡這麼快就獲悉的。機場裡也許會有一些卑鄙小人想擠上那班飛機。”
9點之前，德斯蒙·漢納提著旅行袋出現在蘇格蘭場的內院裡。一輛吉普車在等待著他，坐在方向盤後面的是一位穿著制服的中士。他打量著四周，以期找到已與之一起工作了三年的哈里·韋瑟羅爾科長，但沒看到他。一位大約30歲的臉色粉紅的年輕人匆匆趕來。他提著一隻工具袋，其實是一隻小手提箱，裡面應該裝有各種拭子、布、膠丸、小藥瓶、塑料袋、刮勺、瓶子、鑷子和探針，是發現、移動和取得線索的現場刑事調查的基本工具。
“是漢納先生嗎？”年輕人問。
“你是誰？”
“刑警帕克，先生。”
“韋瑟羅爾在哪裡？”
“恐怕他病了，得的是流感。值班室讓我來參與。我一直把護照放在抽屜裡，以備急需。很高興能與你一起工作。”
該死的韋瑟羅爾，漢納想。
他們坐車赴希斯羅機場，一路上基本是沉默著，至少漢納是沉默著。帕克（他的真名是彼得）解釋了他所了解的關於加勒比海的知識。他曾去過那裡兩次。
“你去過加勒比海嗎，先生？”他問。
“沒有。”漢納說完又陷入了沉默。
在希斯羅，已經有人為他和帕克作了一些安排。護照查驗是例行的手續。那隻工具袋沒去通過X光掃描機的檢查，不然肯定會引起麻煩。一位官員領著他倆繞過這些檢查手續，直接到了頭等艙候機室。
新聞媒體確實在想方設法登上這個航班，雖然漢納只是在上了飛機之後才看到他們。兩家富裕的新聞機構已經說服幾位已購票的旅客把座位讓出來並搭乘下一班客機。其他的正努力擠上上午飛往邁阿密的兩個航班，而他們的總部在為他們安排由邁阿密飛進陽光島的包機。 BBC電視台、獨立電視新聞台和英國衛星廣播公司的攝像組正由他們的記者率領著趕赴巴克萊群島。來自五家主要報社的一大群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也在吵吵鬧鬧地想趕過去。
在候機室裡，一位年輕人走近漢納並自稱來自外交部。他拿著一份大卷宗。
“我們已經把一些背景資料匯集後供你參考。”他邊說邊把捲宗遞了過去。 “巴克萊群島的地理、經濟和人口這類資料。當然，還有當前政治形勢的背景。”
漢納的心一沉。一件普通的謀殺案如果順利可以在幾天之內調查清楚。但如果這是政治性的……這時候機場工作人員呼叫他們登機。
起飛以後，活躍的帕克從空中小姐那裡接過香擯酒，並高興地回答了關於他自己的幾個問題。他29歲，是一名年輕的刑警，妻子埃拉妮是一名房地產代理商。他們居住在新穎時髦的多克蘭區，靠近加那利碼頭。他自己的愛好是一輛摩根4+4跑車，而埃拉妮駕一輛福特G1轎車。
“當然，是改裝的。”帕克說。
“那當然了。”漢納喃喃地附和說。我可只有一輛小型轎車，他心裡想；雙職工，沒孩子。一個飛黃騰達的人。
帕克是從高中直接進入大學的，並取得了學位，開始時主修PPE（即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後來轉為法律。他從大學出來直接加入了倫敦都市警察局，經過在郊區的一年實習之後又去布拉姆希爾警察學院進修、此後他已經在都警乾了四年。
當漢納看完並合攏外交部的那份卷宗時，飛機正飛越科克縣上空，他輕柔地問道：“你參加過幾次兇殺案的調查？”
“哦，實際上這是我的第一次。所以今天上午我聽說要派我去時我非常高興。但我在業餘時間研究犯罪學。我認為這對於理解罪犯的心理是很重要的。”
德斯蒙·漢納悲傷地轉過臉去看舷窗外面。他面臨著一位已死的總督、一次懸而未決的選舉、一個來自巴哈馬的刑事工作小組，和一名想理解罪犯心理的新手刑警。午餐後他一路打瞌睡直至抵達拿騷。他甚至還設法忘掉了新聞媒介。
頭天晚上美聯社的那篇簡短的新聞報導，也許因為五個小時的時差原因沒能及時地在倫敦的英國報紙登載出來，但正好趕上了《邁阿密導報》的發稿時間。
上午7點鐘，山姆·麥克里迪正坐在他的陽台上，邊喝早飯前的第一杯咖啡邊眺望著外面蔚藍色的大海，這時候他聽到了《邁阿密導報》被從房門底下塞進來時的那種熟悉的聲音。他走過房間，撿起報紙，回到了陽台上。美聯社的那條消息刊登在頭版的底部，原先關於一隻破記錄的大對蝦的新聞已把版面讓給了它。該報導只是美聯社援引的未經證實的報告。新聞的標題很簡單：《英國總督遭謀殺？ 》麥克里迪看了好幾遍。
“太卑鄙了。”他輕輕地說完就走進衛生間去沖洗、刮臉和穿衣了。 9點鐘時，他在英國領事館門口打發掉出租車，走進去亮相了，自稱是來自外交部的法蘭克·狄龍先生。他不得不等了半個小時，以待領事的到達，然後得到了秘密會面的機會。到10點鐘時，他得到了他來這裡的目的：一條通往英國駐華盛頓使館的保密線路。他在這條話線上與秘情局情報站長說了20分鐘的話。對方是他在倫敦時就熟悉的一位同事，而且上星期還與他一起參加了那次中情局舉辦的研討會。
駐紮在華盛頓的同事確認了那條消息，還補充了一些剛剛從倫敦傳過來的細節情況。
“我認為我也許要去一下。”麥克里迪說。
“恐怕不是我們所管轄的，對吧？”情報站站長提議。
“可能不是我們的事，但也許值得一看。我需要提取一些資金，而且我還需要一部通訊器。”
“我可以與領事說。你請他聽電話好嗎？”
一小時後，麥克里迪離開了領事館。現在他的身上有了一疊美元，還有一隻公文箱，裡面放著一部移動電話和編碼器，可使他與在邁阿密的領事館進行安全通話，並能把信息繼續傳往華盛頓。
他回到索尼斯塔海灘旅館，收拾好行李，結完賬，打了一個電話給在機場的一家短途航空公司。他們同意下午2點鐘起飛送他去30分鐘航程的陽光島。
埃迪·法瓦羅也很早就起來了。他已經明白他只有一個地方可以開始他的調查——漁業碼頭那邊的休閒釣魚區。不管朱利奧·戈麥茲是在哪裡度的假，其大部分時間肯定是花在那裡的。因為沒有交通工具，所以他步行走去。好在路途不遠。他所經過的差不多每一道牆上和每一棵樹上都貼著海報，呼請島民把選票投向這個或那個候選人。海報上兩個候選人的臉面，一張平滑光潔、溫文爾雅，另一張又圓又大、興高采烈，都綻露著笑容。
有些海報已被撕破或覆蓋，是小孩所為或是競爭對手所為他是不知道的。印刷的質量全都是專業化的。在靠近碼頭的一座倉庫上，粗糙地刷著一條標語：我們要求全民公決。當他走過時，一輛載有四個人的黑色吉普車追了上來。
吉普車吱地一聲剎住停下了。那四個人表情嚴肅，身穿多種色彩的襯衫，戴著黑色目鏡。四顆黑色的頭顱凝視著那條標語，然後轉向法瓦羅，好像應由他負責似的。法瓦羅聳聳肩，似乎在說：這與我無關。四張沒有表情的臉面盯住了他，直至他轉過一個街角。他聽到了吉普車發動後加速駛走了。
在魚碼頭，人們三個一夥、五個一群地在講述著與在旅館大廳里人們談論的相同的那條新聞。他打斷了一群人的談論，打聽誰在為遊客提供垂釣服務。其中一個人指向碼頭邊在一條船上忙碌的一個男人。
法瓦羅蹲在碼頭上詢問。他向那個漁民出示了朱利奧·戈麥茲的一張照片。那人搖搖頭。
“沒錯，他上星期是在這裡。但他是與吉米·多布斯一起出海的。吉米的船在那邊，名叫'海灣女士'。”
“海灣女士”號上沒人。他坐在一隻繫纜柱上開始了等待。與所有警察一樣，他知道耐心的重要性。在幾秒鐘之內獲取信息的情況只是在驚險電影裡出現。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必須花費許多等待的時間。吉米·多布斯在10點鐘時露面了。
“是多布斯先生嗎？”
“是我。”
“嗨，我叫埃迪，從佛羅里達來。這是你的船嗎？”
“是呀。你來這裡釣魚嗎？”
“這是我的愛好。”法瓦羅說，“我的朋友推薦了你。”
“好啊。”
“朱利奧·戈麥茲。你記得他嗎？”
那個黑人誠實的臉面上出現了一層陰雲。他走進“海灣女士”，從架子上取來一根魚竿。他把誘餌和魚鉤檢查了好幾分鐘，然後把竿子遞給法瓦羅。
“你喜歡黃尾魚嗎？碼頭下面就有好些很好的魚。就從這裡過去的碼頭末端。”
他們一起走到人們聽力範圍之外的碼頭另一端。法瓦羅迷惘地不知道為什麼。
吉米·多布斯取回魚竿熟練地揮向水面。他慢慢地迴轉著滾筒，讓那隻色彩鮮明的特殊魚鉤蠕動著轉到水面之下。一條小小的藍色鱔魚沖向誘餌，然後調頭遊開了。
“朱利奧·戈麥茲死了。”吉米·多布斯沉重地說。
“我知道，”法瓦羅說，“我想查明原因。我認為他經常與你一起釣魚。”
“每年一起。他是個好人，很好的人。”
“他跟你說起過他在邁阿密的工作嗎？”
“是的，說過一次。”
“你是否告訴過其他任何人？”
“沒有。你是他的朋友還是同事？”
“兩個都是，吉米。告訴我，你最後看到朱利奧是什麼時候？”
“星期四晚上，就在這裡。我們整天都出海了。他預訂了星期五上午的用船。但他沒有來。”
“是沒來，”法瓦羅說，“他在那座簡易機場，想搭上飛往邁阿密的一個航班。匆匆忙忙地上錯了飛機。飛機在大海上空爆炸了。我們為什麼要走到這裡來說話？”
吉米·多布斯釣住了一條兩磅重的馬眼魚，把顫抖著的竿子交到了法瓦羅手中。美國人把魚線捲進來。他是一個生手。那條魚吐鉤了。
“這幾個島上有一些壞人。”多布斯簡單地說。法瓦羅明白他能夠辨明他在鎮子裡時就已經聞出來的一種氣氛。那是恐懼。對於恐懼他是知道的。邁阿密的每一位警察都熟悉那種獨特的氣味。不管怎麼說，恐懼已經來到了這座天堂。
“當他離開你時，他是不是很快樂？”
“是啊。他帶回去一條魚準備燒熟後作晚餐。他很開心的。確實那樣。”
“離開這里後，他去了哪裡？”
吉米·多布斯看上去吃了一驚。
“當然是去麥克唐納夫人那裡呀。他每次總是住在她那裡。”
麥克唐納夫人不在家。她出去購物了。法瓦羅決定以後再來。他先要去機場。他回到了議會廣場。那裡有兩輛出租車，但兩名司機都去吃中飯了。現在他無事可干，於是他穿過廣場到後甲板旅館去吃飯。他選了一樓陽台上的一個位子，從那裡他能夠注視到那兩輛出租車。在他的周圍是與早餐時相同的激動的嗡嗡聲——頭天晚上總督遭謀殺是惟一的談論話題。
“他們正從蘇格蘭場派來一名資深偵探。”法瓦羅附近的其中一夥人說。
兩個男人走進了酒吧。他們個子高大，一言不發。說話聲靜了下來。那兩個人揭下為馬庫斯·約翰遜投票的每一張海報，貼上了不同的。新海報上寫著：把選票投向人民的候選人——利文斯通。他們完成後就離開了。
服務員走上來，把烤魚和一瓶啤酒放在了餐桌上。
“他們是誰？”法瓦羅問。
“利文斯通先生的選舉協助人。”服務員毫無表情地說。
“人們好像很怕他們。”
“沒有，先生。”
服務員轉身離開了，睜著一雙空洞的眼睛，法瓦羅在米特羅戴德的總部會見室裡見過那種表情。眼睛後面的百葉窗關住了。這個信息的意思是：家裡沒人。
載著漢納和帕克的那架客機於當地時間下午3點降落在拿騷。巴哈馬警方的一名高級警官首先登上飛機，辨明來自蘇格蘭場的那兩個人之後作了自我介紹，並歡迎他們來拿騷。他陪同他們在其他旅客之前走出機艙，到了等待在那裡的一輛越野吉普車旁。一陣溫暖、濕潤的空氣吹到了漢納身上。穿著倫敦季節衣服的他，立即感到了渾身粘乎乎的。
那位巴哈馬警官把他們的行李標籤交給一名助手讓他去為他們提取兩隻旅行袋。漢納和帕克直接坐車到了貴賓休息室。在那裡，他們遇見了英國駐巴哈馬外交機構副代表朗斯特里特先生，還有一位名叫班尼斯特的普通職員。
“我將與你們一起去陽光島。”班尼斯特說，“那裡的通訊有些問題。似乎他們無法打開總督的保險箱。我將安裝一台新的設備，這樣你們可以直接通過無線電話與這裡的外交機構通上話了。當然，是保密電話。當然，我們還要把屍體運回來，在驗屍官放行之後。”
他的話乾淨利落。漢納喜歡那樣。他碰見了巴哈馬警方作為一種姿態提供的四人刑事調查工作小組。會面交談用了一個小時時間。
漢納從窗戶俯視下面的機場前沿。 30碼開外有一架10座包機等待著把他和他的現在已擴大了的團組帶到陽光島去。在大樓與那架飛機之間，兩個攝像組搭好了架子以捕捉他們的動態。他嘆了一口氣。
當最後的細節問題確定之後，這個團組離開貴賓休息室走下了樓梯。幾隻麥克風湊到了他面前，幾個筆記本翻開了。
“漢納先生，你對盡快破案是否有信心……你認為這會是一宗政治謀殺嗎……馬斯頓爵士之死是否與大選有關……”
他點頭微笑，但一句話也沒說。由巴哈馬警察在兩邊開道，他們一行人從大樓進入到熾熱的陽光下朝那架飛機走去。電視攝像機把這一切全都攝錄下來了。當官方團組登上飛機後，新聞記者們紛紛跑向他們自己包租的飛機，是花了大把大把的美元租賃的，或是他們的倫敦總部為他們預租的。這個不太整齊的機隊開始滑行到跑道，準備起飛。這時候是4點25分。
3點半時，一架輕型的賽斯納飛機在陽光島上空傾斜著機翼，轉過彎來對準了長滿了青草的那座簡易機場。
“好荒涼的地方，”美國飛行員對坐在他身邊的那個人說，“但從遠處看還是很美麗的。我的意思是，他們這裡並不是一無所有。”
“缺少技術。”麥克里迪表示同意。他透過有機玻璃看到朝他們撲面而來的塵土飛揚的機場。跑道的左邊有三座建築物：一座用波紋鐵皮製成的機庫、一座蓋著紅色鐵皮瓦的低矮的倉庫（用做接待廳）和一座上面飄著一面英國旗的白色方形房子——警察的棚屋。在接待倉庫外面，一個穿著短袖海灘襯衣的身影正與一個穿著汗衫短褲的人在說話。棕櫚樹從賽斯納的兩邊升了上來，這架小型飛機砰地一聲開始與下面的礫石發生了摩擦。建築物朝後面疾駛而過。飛行員讓前輪也著了地，並拉起了翼襟。在跑道的遠處，他把機頭調過來開始滑行回來。
“是啊，我記得那架飛機。後來當我聽說那幾個可憐的人死了時，我害怕極了。”
法瓦羅已經找到了上星期五為那架那伐鴻飛機裝載的行李員。他的名字叫本，每次都是他裝卸行李。這是他的工作。與大多數島民那樣，他無拘無束，誠實樸素，願意談論。法瓦羅取出一張照片。
“你見過這個人嗎？”
“見過。他當時在向飛機的主人請求搭機去基韋斯特。”
“你是怎麼知道的？”
“他就站在我身邊嘛。”本說。
“他看上去是不是很擔憂、很焦急、很匆忙？”
“換了你也會那樣的，先生。他告訴飛機的主人說他的老婆打電話給他說是兒子病了。那姑娘說，這是急事，他們應該幫他。於是那位主人說可以把他帶到基韋斯特。”
“當時旁邊還有其他人吧？”
本想了一會兒。
“只有另一個人在幫著裝那些箱子。”他說，“我認為是由那位主人所僱用的。”
“他長得怎麼樣？就是另一個裝卸工。”
“以前從沒見過。”本說，“是黑人，但不是來自於陽光島，身穿色彩鮮明的襯衣，戴著黑色太陽鏡，一句話也沒說過。”
那架賽斯納輕型飛機隆隆響著滑行到了海關倉庫邊。這兩個人都用手摀住了眼睛，以擋住飛揚的灰沙。一個身材中等，臉面皺巴巴的男人走下飛機，從行李艙內取出一隻旅行袋和公文箱，退到後面，朝飛行員揮身道別後，進入了那座倉庫。
法瓦羅憂慮了。朱利奧·戈麥茲不撒謊。但他既沒有妻子也沒有孩子。他肯定是急於搭上這班飛機回到邁阿密的家中。但為什麼呢？對同伴非常了解的法瓦羅深信朱利奧·戈麥茲是受到了威脅。那顆炸彈不是針對克林格，而是針對戈麥茲的。他謝過本，走向等待著他的那輛出租車。當他坐進後，一個英國聲音在他旁邊說：“對不起，能否讓我搭車進城鎮。出租車停靠點一輛車也沒有。”
是從賽斯納飛機上下來的那個人。
“可以，”法瓦羅說，“坐上來吧。”
“謝謝！”英國人說，一邊把他的旅行包放進汽車的行李箱。在進城去的5分鐘路程上，他作了自我介紹。
“我叫法蘭克·狄龍。”他說。
“埃迪·法瓦羅。”美國人說，“你是來這裡釣魚的吧？”
“哦，不，不是這樣。我來這裡是想安安靜靜地休假。”
“休不成了，”法瓦羅說，“這裡出了個大亂子。倫敦一大幫偵探馬上要過來了，還有一大群記者。昨天晚上有人把總督槍殺在他的花園裡了。”
“天哪！”英國人說。他看上去真的震驚了。
法瓦羅在後甲板旅館的台階下讓他下了車，打發了出租車後，他穿過小巷步行走向幾百碼遠的麥克唐納夫人的寄宿房。在議會廣場對面，一個大個子男人站在一輛平闆卡車的後部在向一群安靜的公民發表演說。是利文斯通先生本人。法瓦羅聽到了他那洪亮的演講。
“我說，父老鄉親們，你們應該分享這些島嶼的財富。你們應該分享從海洋裡捕獲的魚蝦，你們應該分享那些建在山丘上的富人們的漂亮的房子，你們應該分享……”
人群似乎不是十分熱情。卡車的旁邊站著兩個身材魁梧的男人，他們曾在午飯時在後甲板旅館裡撕下約翰遜的海報換上他們的。人群中還混雜著幾個類似的人，正準備開始歡呼。但他們的歡呼沒有得到響應。法瓦羅繼續走路，這次麥克唐納夫人在家裡。
6點差20分時，德斯蒙·漢納降落在陽光島上的那座簡易機場裡。這時候天色差不多已經黑了。另四架輕型飛機及時趕在天光褪盡之前返回拿騷去了。它們卸下的貨物是BBC電視攝像組、獨立電視台攝像組、與《星期日郵報》合租一架飛機的《星期日時報》記者，還有英國衛星廣播公司的記者薩布琳娜·坦南特極其採訪小組。
漢納、帕克、班尼斯特和四名巴哈馬警官在機場受到了哈弗斯托克中尉和瓊斯警長的迎接，前者穿著一套奶油色的熱帶地區西服，後者穿著制服。由於這是一個難得的賺取美元的機會，普雷桑斯港的兩輛出租車都來了，此外，兩輛小麵包車也來了。這些汽車全都塞滿了。
待到辦完手續，車隊抵達後甲板旅館之時，夜幕已經降臨了。漢納宣布不准備在手電筒照耀下開始調查取證，但他要求在政府辦公室的值班警衛應該通宵維持著。瓊斯警長對於能與來自蘇格蘭場的真正的探長一起工作而感到非常榮幸，他大聲向他的部下喊出了命令。
漢納感到累了。這些島嶼上也許才6點剛過，但他的生物鐘時間已經是晚上11點了，而且他是早上4點起床的。他與帕克和哈弗斯托克一起單獨吃晚飯，這使他獲得了關於頭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的第一手資料。然後他就上床睡覺了。
新聞媒介準確無誤地、快速地找到了那座酒吧。於是酒類飲料點了許多，也喝了許多。在執行國外採訪任務時各媒體之間通常的那種開心逗笑越來越熱鬧了。誰也沒有註意到一個身著皺巴巴的熱帶地區襯衫的男人坐在酒吧的一隅，正獨自飲酒並傾聽著他們的閒聊。
“離開這里後他去了哪裡？”埃迪·法瓦羅問。他坐在麥克唐納夫人的廚房桌子邊，而這位好心的老太太把她燒製的海螺雜燴端了上來。
“他去了後甲板旅館喝啤酒。”她說。
“他是不是很開心？”
她那輕快的歌聲般的話音充滿了廚房。
“保佑你，法瓦羅先生，他是一個快樂的人。我在給他燒烤一條做晚餐的漂亮的魚。他說他會在8點鐘回來。我告訴他不要太晚回來，要不魚就不好吃了，還會變硬。他笑著說他會準時回來的。”
“那麼他是準時回來的嗎？”
“沒有，小伙子。他晚來了一個多小時，那條魚已經涼了。而且他還說了一通胡話。”
“他說了些什麼？這種……胡話。”
“他說得不多，好像很憂慮。然後他說他看見了一條蝎子。現在你把那碗湯喝了，就是那邊的那一碗。”
法瓦羅僵住了，他的匙子舉在半空中。
“他說一條蝎子，還是那條蝎子？”她皺起眉頭努力回想著。
“我認為他說的是'一條'，但他也許說的是'那條'。”她承認說。
法瓦羅喝完湯，謝過她之後回旅館去了。酒吧里面很熱鬧。他在遠離記者群、靠近另一頭的地方找了一隻位子。最遠處的那把吧凳由從簡易機場過來的那個英國人坐著，還舉起了手中的杯子表示致意，但沒有說話。感謝上帝，法瓦羅想著，那個皺巴巴的英國人看上去至少比較安靜。
埃迪·法瓦羅需要思考。他知道了他的朋友和夥伴是怎麼死的；他認為他知道了為什麼。在這個天堂般的島嶼上，朱利奧·戈麥茲以某種神秘的方式已經看見了，或者認為他已經看見了他們曾經遇見過的最冷血的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