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一個暖和的早晨，正好在8點差5分時，一輛沒有標誌的奧斯汀轎車緩慢地從英國駐莫斯科使館大門出來，通過橫跨莫斯科河的那座橋樑，朝著市中心駛去。
根據克格勃的報告，山姆·麥克里迪坐在奧斯汀的方向盤後面，獨自一人駕車行駛。雖然他那姜色的假髮和假須現在戴得整整齊齊、無懈可擊，但分乘在後面幾輛轎車裡的盯梢員們能夠通過擋風玻璃看得清清楚楚。這時候，遠距鏡頭的照片拍攝下來了，這一天的其他時段又拍攝了更多的照片。
英國特工仔細地驅車穿越莫斯科市區，朝向城市北郊的科技成就公園行進。一路上他好幾次試圖甩掉身後也許會跟著的任何尾巴，但沒有成功。他也沒有發現尾巴。克格勃使用了6輛轎車，互相穿插替換，這樣不至於同一輛汽車老是跟在後面。
進入這個巨大的公園後，英國特工下了汽車，步行朝前走去。兩輛克格勃汽車留守在奧斯汀轎車附近。其餘4輛車的盯梢員們下車後形成一個扇形朝科技展覽畫廊包抄過去，直至那個英國特工被一張無形的網從四面八方給圍住了。
他買了一份冰淇淋，整個上午坐在一把長凳上裝作在看報紙，並不時地看手錶，似乎在等待某個人的出現。沒人出現，只有一位老太太向他問時間。他一言不發地抬起手腕讓她自己看表。她看了時間，謝過他後繼續往前走去。
那位老太太很快就被帶走了，遭到了搜查和盤問。到第二天上午，克格勃滿意了，她是一位遊客，想知道時間。那位賣冰淇淋的人也遭到了拘押。
剛過12點鐘，那個來自倫敦的特工從他的口袋裡掏出一包三明治，開始慢慢地吃了起來。吃完後他站起身，把包裝紙扔進一隻廢紙簍裡，買了另一份冰淇淋，又坐了下來。
那隻廢紙簍受到了觀察，但沒人來取這些包裝紙，直至公園的衛生清潔人員推著一輛手推車來倒空這只紙簍。但在此後不久這些包裝紙已被帶到了克格勃，送交分析化驗。測試化驗的內容包括檢測隱形書寫和隱藏在紙夾中間的微型膠卷。但都沒有發現。
在此之前的下午1點鐘時，那個倫敦特工起身離開公園坐進了他的汽車。他的第一次會面已經明顯地失敗了。他顯然是去一家外匯商品供應商店去赴第二次或後備約會。兩名克格勃特工在商店內的貨架之間閒逛著，以觀察那英國人是否把一張紙條放進那些貴重商品之中，或從中提出一張紙條。假如他購買任何物品，他將會遭到逮捕，因為根據命令他所購買的商品內很可能含有一份情報，那家商店是被用作了一隻死信箱。他沒有購買，因此沒人去理睬他。
離開商店後，他駕車返回了英國大使館。 10分鐘後，他又離開了，現在坐在一輛美洲虎轎車的後座裡，開車的是使館的一名司機。當美洲虎離開市區朝機場行進時，盯梢組組長直接與基爾皮琴科將軍通上了電話。
“他現在快要到達集散大廳了，將軍同志。”
“他沒有作過任何形式的接觸嗎？任何形式都沒有？”
“沒有，將軍同志。除了那個老太婆和出售冰淇淋的人——他們都被羈留了，他沒與任何人說過話，也沒有任何人與他說話。被他扔掉的報紙和三明治包裝紙都在我們這裡。除此之外，他沒碰過任何東西。”
行動放棄了，基爾皮琴科想。他會回來的。我們將等待著。
他知道麥克里迪，喬裝成英國外交部的一名技術員，持有一本外交護照。
“讓他走，”他說，“注意機場大廳裡的擦肩而過式傳遞紙條。如果沒有，要看著他穿過出發休息廳並走進飛機。”
以後，這位將軍將會檢驗他的跟踪組送來的那些遠距鏡頭照片，要來一台大型顯微鏡，重新觀察一遍，直起身體，漲紅著臉怒喊：“你們這幫笨蛋，那不是麥克里迪。”
那天上午8點10分，由秘情局駐莫斯科情報站站長巴里·馬丁斯駕駛的一輛美洲虎轎車，離開英國使館隱蔽地駛向古舊的阿爾巴特區；那裡的街道很窄，兩側全是由以前發家致富的商人們蓋起來的優雅的樓房。一輛孤單的莫斯科人轎車跟了上去，但這純屬例行的跟踪。美洲虎漫無目的地在阿爾巴特繞來繞去，坐在方向盤後面的那個人不時地在人行道旁停下來查閱一張城市地圖。
8點20分，一輛奔馳轎車駛離了使館。在方向盤後面，穿著藍衣服戴著高筒帽的，是使館的一名司機。沒人去看汽車的後部，所以沒人看見另有一個人俯臥在汽車的底板上，身上還覆蓋著一條毯子。另一輛莫斯科人轎車跟在了後面。
進入阿爾巴特後，奔馳經過了停在路邊的美洲虎。這時候，仍在查閱地圖的馬丁斯打定主意，從街沿石旁駛出來，插在了奔馳與尾隨的那輛莫斯科人轎車之間。這支車隊現由一輛奔馳、一輛美洲虎和兩輛莫斯科人轎車所組成，首尾相接排成了一路縱隊。
奔馳進入了一條狹窄的單向行駛街道，後面緊跟著的那輛美洲虎的發動機有了故障，響起了呼哧呼哧的聲音，接著是劈劈啪啪的聲音，東倒西歪地向前行駛了一小段距離後停了下來。兩輛莫斯科人在後面堵住了，克格勃特工紛紛從車上跳了下來。馬丁斯鑽出汽車支起了發動機罩。他立即被一些穿皮茄克表示抗議的人圍住了。
那輛奔馳在街頭上駛遠並揭過街角消失了。好奇的莫斯科市民們聚集在狹窄的人行道上，聽到美洲虎司機對克格勃的特工隊長說：“你看這裡，朋友，如果你認為你能把故障排除掉，你們就能向前行駛了。”
沒有其他事項比看到契卡把事情搞糟更使莫斯科市民開心了。其中一名克格勃盯梢員回到車上去撥打無線電話。
離開阿爾巴特後，駕駛奔馳的大衛·桑頓開始接受麥克里迪的指導。山姆·麥克里迪從毯子下面出現了，他沒作過任何化妝，看上去完全是他本人的模樣。他發出行駛路線的指令。
20分鐘後，在高爾基公園中間那條有樹木相隔的孤零零的道路上，奔馳車停了下來。麥克里迪在汽車後部摘下那塊用快速螺絲固定的CD牌子，把一邊沾有強力膠的一塊新車牌貼在那塊英國車牌上。桑頓也在車前做著同樣的工作。麥克里迪從行李箱內取出桑頓的化妝箱，然後鑽進了汽車的後座裡。桑頓摘下他那藍色的高筒帽，換上一頂許多俄羅斯人所戴的黑色皮帽，回到了方向盤後面。
9點18分，尼古拉·戈羅多夫上校離開他在沙波羅夫斯基街的公寓，步行走向捷爾任斯基廣場和克格勃總部。他形容枯槁、臉色蒼白；其原因很快就出現在了他的身後。兩個男人從一處門洞裡出來，不作隱蔽地跟在了他的後面。
他已經走了兩百碼的距離，這時候一輛黑色的奔馳轎車駛向他旁邊的街沿石並保持著與他同步的速度。他聽到電動車窗降下來時的嗤嗤聲，還有一個聲音用英語說：“早上好，上校。你要搭車嗎？”
戈羅多夫停下來凝視著。窗框裡的那個人，因後窗簾的阻隔，後面街上的那兩個克格勃特工是看不見的，原來是山姆·麥克里迪。戈羅多夫呆住了，但沒有露出獲勝的神色。
這就是我想看到的神色，麥克里迪心裡想。
戈羅多夫回過神來，為讓後面的克格勃盯梢員聽到，他大聲說：“謝謝你，同志，你真好。”
然後他就坐進汽車。奔馳立即加速開走了。兩名克格勃監視員怔住了3秒鐘……並消失了。使他們怔住的原因是因為奔馳的車牌照上有字母MOC，再加兩位數字。
極為特殊的MOC牌照只屬於中央委員，而且只有大膽的克格勃官員才敢於攔下並打擾一位中央委員。但他們記下了車號並狂亂地用手持通訊器向總部作了報告。馬丁斯選擇得很好。奔馳上的車牌號屬一位政治局候補委員所有，而這位黨務大員碰巧正在遠東的哈巴羅夫斯克附近視察工作。花了4個小時時間才找到他並查清他的汽車是海鷗牌而不是奔馳，且海鷗現在安全地停放在莫斯科的一座車庫裡。到那個時候已經太晚了；那輛奔馳恢復了它的英國使館標誌，那面三角形米字旗得意洋洋地飄揚在車頭上。
戈羅多夫靠向了座位的靠背，他已經完全斷絕了他的退路。
“如果你是一個忠於莫斯科的鼴鼠，我就死定了。”麥克里迪說。
戈羅多夫考慮了一番，苦笑著。
“你為什麼回來了？”麥克里迪問。
“這事結果是一個錯誤，”戈羅多夫說，“我曾經答應過你某件事情，而我在倫敦沒能找到。我作出的承諾，我就得履行。然後莫斯科把我緊急召回商量工作。不服從命令將意味著立即投向西方。不回來繼續留在使館裡是沒有可被接受的理由的。我原以為我可以來一個星期，找到我所需要的東西，並獲准返回倫敦。
“只是在我到了這里以後，我才發覺已經為時太晚。我受到了重大懷疑，我的家里和辦公室遭到了竊聽，還到處被跟踪著，禁止去亞曾內沃，局限於在莫斯科中心的毫無意義的工作。順便說一下，我有一件東西要給你。”
他打開公文箱，遞給麥克里迪一份薄薄的文件夾。夾子裡有5張紙，每張紙上都有1張照片和1個名字。第1張照片下的名字是：唐納德·麥克利恩，第二張是：蓋伊·伯吉斯。這兩個人都已死，並被埋葬在了他們過繼的莫斯科。第3張紙上是1張熟悉的臉，下面的名字是：基姆·菲爾比，仍在莫斯科生活著。第4張臉瘦瘦的，像個苦行僧，名字叫安東尼·布倫特，已在英國受到了羞辱。麥克里迪翻到了第5頁。
那張照片已經很舊了，顯示的是一個瘦瘦的年輕人，長著亂蓬蓬的波浪式頭髮和戴著碩大的像貓頭鷹那樣的眼鏡。照片下面的字是：約翰·凱恩克羅思。麥克里迪往後面一靠，嘆了一口氣。
“見鬼，原來是他呀。”
他知道那個名字。凱恩克羅思在戰時和戰後期間雖然很年輕，但已經是一名高級公務員了。他擔任過戰爭內閣大臣漢基勳爵的私人秘書，還在布萊奇利公園的通信情報部門、財政部和戰爭辦公室工作過。 40年代後期他能夠接觸到核機密。 50年代初，他受到了懷疑，但他什麼也沒招認，於是他被辭退了。由於沒有任何證據，所以他獲准調到了設在羅馬的聯合國糧農組織工作。到1986年時，他已經退休，住在法國。這就是第5個人。
基普賽克履行了他的諾言。長達35年的追查結束了，再也不會有無辜的人蒙受冤屈了。
“山姆，”戈羅多夫溫和地問，“我們這是去哪裡？”
“我的星占師說，”麥克里追回答，“我今天要去西方。你也一樣。”
桑頓又在高爾基公園的樹林中停下車，與後座的其中一個人換了位置並開始了工作。另一個人坐在了前面的位置裡假裝是司機。沒有人膽敢去干涉一位中央委員的汽車，即使他們看見了裡面的情況也不敢。黨務大員們的轎車總是裝有後窗簾，現在這些窗簾已經拉上了。在從窗簾濾進來的陽光照耀下，桑頓開始為他的“客戶”進行化裝——他總是把由他化裝的人稱為他的“客戶”。
一件薄薄的充氣背心，使得這位身材較細的男人具備了伯恩鮑姆教士那樣的粗壯體格。然後配上白襯衣、黑褲子、領帶和西裝。桑頓裝上了濃密的灰白色絡腮鬍子和小鬍子，把客戶的頭髮染成了相同的顏色，並從兩側的太陽穴垂下正教教士那種螺旋狀的灰白色髮捲。再配之以那頂黑色的軟氈帽和那隻旅行袋後，猶太教教士伯恩鮑姆已經裝扮成了，活像頭一天他到達時的模樣。除了他實際上是另一個人之外。最後，這輛汽車又變回了一輛英國使館的轎車。
那教士在國家飯店的入口處下車，在裡面吃了一頓中飯，用美元付了款，然後坐上一輛出租車去了機場。他在下午飛往倫敦的航班訂到了座位，他的機票顯示他還要轉機飛往紐約。
桑頓駕車返回了英國使館大院，他的另一位客戶蜷縮在汽車後座前的地毯上。他幾乎立即又開始工作了，使用的是一副相似的薑色假髮和絡腮鬍子、基礎面霜、著色劑、有色隱形鏡片和染齒劑。在丹尼斯·岡特戴著使他感到又熱又癢的薑色假髮並吸引了克格勃一天注意、駕著奧斯汀轎車回來後10分鐘，另一個戴著姜色假髮和絡腮鬍子的人坐美洲虎出發去機場了，這次由一名真正的司機所駕駛。 1小時之內，桑頓裝扮成英國外交部的那位信使，由巴里·馬丁斯驅車把他送往謝列梅傑耶沃機場。
那位教士吸引了通常那些好奇的眼光，但他的證件是完美的，於是他在15分鐘內辦完手續進入了候機廳。他坐下來閱讀他那本猶太教法典並偶爾用一種無法聽清的咕噥聲念叨著祈禱。那個戴著姜色假髮和絡腮鬍子的人差不多被由一大群克格勃特工護送到了候機室的門邊，他們要確保那人既不能傳遞也不能接取一張紙條或一隻包裹。
最後抵達的是英國外交部的那位信使，他的手提箱用鍊子栓在他的左腕上。這一次，桑頓的工具盒放在了他自己的手提箱裡面；他不需要任何人為他提攜這隻小箱子，因為他的箱子不能受到檢查。
丹尼斯·岡特滯留在使館內。三天后，當另一名裝扮成信使的秘情局特工將進入莫斯科並遞給岡特一本與他自己的名字——梅森相同的護照時，他將溜出去。在一個確切的同一時刻，兩位梅森將在機場的集散大廳的不同卡口通過各種出境手續，而且英國航空公司將接到通知讓兩名梅森以一名旅客的價格登機。
但在那天下午，赴倫敦的旅客準時登上了飛機，這架英航班機於5點15分飛離了蘇聯領空。
不久，那教士在飛機上站起來走到吸煙區，對那個戴著姜色假髮和絡腮鬍子的人說：“尼古拉，我的朋友，你現在已經到了西方。”
然後他為他倆和外交部的信使買了香按。這個計謀成功了，因為麥克里迪已經註意到他本人、岡特和戈羅多夫全都長著相同的身材。
由於向西飛行節省了時間，他們於7點剛過就降落在倫敦希斯羅機場。世紀大廈的一組人員，在接到馬丁斯從莫斯科發來的通知後，正在機場等候著他們。他們一下飛機就被圍起來並接走了。
作為一次讓步，秘情局局長助理蒂莫西·愛德華茲同意麥克里迪把尼古拉·戈羅多夫帶到他在阿賓頓的公寓裡過夜。
“上校，恐怕真正的問訊必須在上午開始。一座相當不錯的鄉間房屋已經準備妥了。一切都齊備，我向你保證。”
“謝謝你，這我明白。”戈羅多夫說。
當喬·羅思接到麥克里迪的電話召喚後到達時，才剛過10點鐘。他發現在麥克里邊那套不起眼的公寓門口走廊裡有兩名秘情局的彪形大漢，在門廳裡又有兩名，這使他感到了驚奇。
當門鈴按響時，麥克里迪應聲來開門。他穿著休閒褲和羊毛衫，手裡拿著一隻威士忌杯。
“謝謝你過來，喬。進來吧。這裡有一個人，我一直想讓你們見面。”
他把喬引到了客廳。窗戶邊的那個人轉過身來微笑了。
“晚上好，羅思先生，”戈羅多夫說，“很高興終於見到了你。”
羅思站在那裡好像渾身麻木了一般。然後他倒進了一把沙發里並接過了麥克里迪遞過來的威士忌。戈羅多夫坐在了羅思的對面。
“你最好說一下，”麥克里迪對那位俄羅斯人說，“你比我知道得更多。”
俄羅斯人啜了一口酒，一邊沉思著從何處開始敘述。
“波特金項目是在8年前開始的，”他說，“原先的想法是由一名低級情報員提出的，但德洛茲多夫將軍親自接管了。這成了他自己的'孩子'。其目的是把中情局的一名高級情報官誣陷成一名蘇聯安插進來的間諜，但採用的手法是一定要使人信服，且具有明顯的鐵證，以致沒人會覺得是上當受騙。
“其長遠的目的是造成美國中情局內部長期爭鬥，並由此摧毀職員的土氣和挑撥與英國秘情局之間的關係。
“起初沒有確定哪一名情報官作為目標，但經過對6個人的考慮比較後，選中了凱文·貝利。這有兩條理由。一是我們知道因為他的性格他在中情局內部並不是很討人喜歡。二是他參加過越戰，那是一個可能會被對方策反的地方。
“凱文·貝利在越南時被發覺是一名中情局特工，這純屬是例行的。你們知道，我們全都努力確認對方情報官的身份，仔細記錄他的提升和成就。有時候，缺少提升也許會播下怨恨的種子，這樣，一名聰明的招募員就會設法去策反。嗯，這你們是知道的，我們全都在這麼做。
“與中情局一樣，克格勃也不會輕易扔掉任何東西。每一份零星的情報，每一條瑣碎的資料，都被仔細地保存起來了。當德洛茲多夫再次查驗1975年西貢解放後越南人提供給我們的資料時，他獲得了突破口。你們的文件大多數被燒毀了，但在慌亂中仍有一部分倖存下來了。其中一份文件提到了曾為美國人工作過的一個叫阮文卓的人。
“這份文件是阮文卓生命的結束。他和他的表弟都被抓獲——他們沒能逃走。那個表弟被處決了，但阮文卓雖然遭到了長達幾個月的刑審，卻被送進了北越的勞改營。就是在那裡，德洛茲多夫發現了他，在1980年時仍活著。在拷問下，他供認曾在越共內部為凱文·貝利工作。河內政府同意合作，於是拍照事宜就安排妥當了。阮文卓被從勞改營裡帶出來，並讓他飽餐一頓，穿上了一套河內情報部門的上校軍服。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不久，那些照片被拍攝出來了。照片中的他與其他軍官在一起喝茶。徹茶的服務員用了三名，全是河內的特工，然後他們帶著那些照片被派往西方去了。此後阮文卓就被消滅了。
“其中一個服務員扮作了坐木船逃離越南的難民，到了香港後把他所珍藏的照片向願意觀看的英國官員大肆炫耀。最後，這張照片被沒收了，並被送往英國——按原定計劃。”
“我們送了一份複印件給蘭利，”麥克里迪說，“作為一種禮貌的姿態。這張照片似乎沒有價值。”
“德洛茲多夫已經知道貝利曾參加過鳳凰項目，”戈羅多夫繼續敘述。 “他被我們在西貢的一名特工發現了。這名特工喬裝成為外國人社區供酒的瑞典商人。而且德洛茲多夫獲悉貝利曾去過美萊，因為貝利後來曾在起訴那位年輕軍官的軍事法庭上作證。在美國，你們的許多資料都是對公眾開放的。克格勃獲取到了這些情況。
“不管怎麼說，改變貝利忠誠的一個似乎可行的方案形成了。他於1970年對東京的訪問也被注意到並被記載下來了——純屬例行工作。德洛茲多夫只要向奧洛夫交待，他德洛茲多夫在某個日期親自去過東京，去接管和操縱美國中情局的一名叛徒，而且當你們去核查時，日期是相同的。當然，那是後來添加進去的。
“從這一點開始，指控貝利的案子成立起來了，一步一步地。大概在1981年比奧特爾·奧洛夫被選為誤導特工，此後他接受過培訓和排練。烏爾琴科，自他愚蠢地反投誠回來至他死去之前，提供了你們美國人是如何對待投誠者的珍貴的信息。奧洛夫可作出充分的準備以避開圈套，擊敗測謊儀，並老是說一些你們要聽到的話。不說太多，但足以使你們去核查，結果情況屬實。
“在德洛茲多夫把貝利選為受害人之後，貝利被進行了廣泛的關注。無論他去什麼地方，都被記錄下來了。在他獲得提升並去歐洲和其他地方視察駐外情報站之後，那些銀行賬戶建立起來了。一經發現貝利出現在歐洲的一個城市裡，一個銀行賬戶就立即開立了，總是使用他也許會選擇的一個名字，如他的已婚小姨子的名字或者他的外婆的名字。
“德洛茲多夫準備了一名演員，長相酷似貝利，一接到通知就坐飛機過去並開立這些賬戶，所以銀行的出納員將在以後認出貝利就是那位客戶。以後，大額款項被存進了這些賬戶，總是使用現金，總是一個操濃重的中歐口音的人。
“從各種渠道獲得的信息——隨便談論機密、無線電截聽、電話竊聽、技術出版物（你們美國的一些技術出版物是相當公開的）都歸咎於貝利。即使是在莫斯科的你們自己使館內的談話也是遭竊聽的——這你們知道嗎？不知道？嗯，後來還有更多呢。
“德洛茲多夫所做的是改變日期。我們在80年代初才獲悉的一些秘密情報，根據奧洛夫所稱，被說成是在70年代中期獲取的並怪罪於貝利。每次總是把時間作了調整，這樣看起來似乎我們早就已經知道了，這是因為我們有了中情局叛徒的協助，如此等等。
“但兩年之前，德洛茲多夫尚缺少某些情況。他需要蘭利內部的說法，只在大樓內所知的綽號，你自己的職業名字海斯，羅思先生。然後愛德華·霍華德投向了俄羅斯，於是德洛茲多夫萬事具備了。他甚至還能說出迄今為止貝利所取得的無人知曉的一些成功，讓奧洛夫演練成這些成就是經克格勃同意的，其目的是確保他們的間諜雀鷹能夠得到提升。當然，這些成功並不是莫斯科所同意的，它們是貝利經過艱苦努力所獲得的。
“最後，奧洛夫被允許投奔過來，而且用的是一種這麼奇特的方法，這樣他以後可以聲稱如果他以任何其他方式投誠，也許會遭到雀鷹的阻攔或出賣。同理，他不得不投向美國人，而不是英國人。英國人會向他盤問其他事情。
“然後他就投奔過來了，並在兩名克格勃間諜被消滅之前揭發了他們。這全都是事先周密地安排好了。但看起來似乎在華盛頓洩漏了消息，把他匯報的詳情反饋給莫斯科了。當顧客準備吞食誘餌時，他最後道出了中情局高級情報官中有一個蘇聯鼴鼠的消息。不是嗎？”
羅思點點頭。他看上去精神萎靡，形容柏槁。
“那次在阿爾康伯里基地裡針對奧洛夫的暗殺行動。為什麼？”他問。
“這是德洛茲多夫的多重保險措施。當然，他不知道關於我的情況。他只是想再增加一點證據。那名殺手是很厲害的，是一個相當危險的女士。她得到的指示是去打傷，而不是打死奧洛夫，然後她自己設法逃走。”
房間裡靜了下來。
羅思凝視著手中的酒杯。然後他站起身來。
“我要走了。”羅思簡短地說。
麥克里迪陪他走出去到了廊道並下了樓梯。在門廳裡他拍拍美國人的背部。
“振作起來，喬。唉，這種遊戲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的'企業'在過去出過一些大岔子。要看到光明的一面。你可以回使館去給局長發電報，匯報說事情全都理清了。貝利是清白的。”
“我想我要飛回去當面向他匯報。”羅思喃喃地說完就離開了。麥克里迪把他送到了公寓樓的門口，對他的朋友的沉默感到納悶。
當麥克里迪回到他自己的房門前時，那兩名保鏢往旁邊一站為他讓了路，並在他的身後關上了門。在客廳裡，他發現戈羅多夫坐在那裡盯著一份《晚間報導》。他一言不發地把報紙從茶几上推過來，指點著第5版上的幾段文字。
警方潛水員今天在特丁頓水閘邊的泰晤士河中打撈上一位美國遊客的屍體。
據一位官方的發言人說，該屍體相信是於昨天夜間在伊頓附近落水的。死者的身份已被確認，名字叫凱文·貝利，是在倫敦度假的一位美國公務員。
據美國使館說，貝利先生曾與一位朋友——使館的一位二秘一起吃過晚飯。飯後貝利先生感到頭暈，於是到外面去透透新鮮空氣。他的朋友留下來結賬。當他出來找貝利先生時，卻沒能找到他。等了一個小時後，他認為貝利先生已經獨自返回倫敦去了。打了一個電話後發覺事情不是這樣之後，這位朋友就報告了伊頓警方。夜晚對鎮內作了一番搜尋，結果沒有找到。
今晨警方的一位發言人在伊頓說，顯然貝利先生曾沿著那條纖道散步，黑暗中他滑倒後落入河中。貝利先生不會游泳。格溫·貝利夫人無法作出評論。她仍在該夫婦租用的公寓內服用鎮靜藥物。
麥克里迪放下報紙凝視著房門。
“啊，你這個可憐的、倒霉的傢伙。”
喬·羅思坐上午第一班飛機飛到華盛頓，去了在喬治城的那座莊園。他遞上了他的辭呈，將於24小時後生效。在他離開之前，他提出了一個要求。中情局局長同意了。
那天晚上很晚時，羅思抵達了農場。
奧洛夫上校還沒睡下，獨自一人在與一台微型電腦下棋，但電腦顯然更高明。電腦執白子；奧洛夫所執的不是黑子，而是紅子。錄音機正在播放1965年時的《探索者》歌曲集。
克羅爾先進來，往旁邊一站，佔據了牆邊的一個位置。羅思跟著他進來後把門關上了。
奧洛夫抬起頭來，臉上是迷惑的神情。
克羅爾盯著他，眼光空洞，臉上沒有表情。他的左腋下有一件東西鼓了出來。奧洛夫注意到了這件東西，他迷惘地去看羅思。誰也沒有說話。羅思只是用非常冷漠的眼光盯視著他。
奧洛夫的迷茫消退了，代之以出現了一種屈從的意識。誰也沒有說話。
朱迪思·德拉姆那清純的歌聲充滿了房間。
“再見吧，我真正的情人，這將是我們最後的道別……”
克羅爾的手朝旁邊的錄音機伸了過去。
“因為狂歡已經結束……”
克羅爾的手指按了一下停止按鈕。於是寂靜又回來了。奧洛夫說了一個單詞，幾乎是他抵達美國之後他所說的第一個俄語單詞。他說：“KO？”它的意思是：“誰？”
羅思說：“戈羅多夫。”
如同肚子上挨了一拳，奧洛夫閉上眼搖搖頭，似乎不可置信。
奧洛夫去看他面前的棋盤，把一隻指尖放到了他自己國王的王冠上。他推了一下。紅子國王朝旁邊倒了下去，棋手告輸。新娘的代價已經付出並已接受了，但不會舉行婚禮了。紅子國王滾動一下就躺著不動了。
克羅爾拔出手槍。
“走！”他說。
比奧特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奧洛夫上校，這位勇敢者和愛國者站起身走進黑暗之中，去迎見創造了他的萬能的上帝。
幕間休息二
“嗯，這個，這全都很好，丹尼斯，而且令人難忘，”當星期三上午會議繼續召開時，副局長蒂莫西·愛德華茲說，“但我們不由得自問：將來這些聰明才智還有用處嗎？”
“恐怕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蒂莫西。”丹尼斯·岡特說。
山姆·麥克里迪靠著椅背坐著，讓他們去嗡嗡地爭論吧。他們是在談論他，好像他已經成了一件家具似的，他們在談論過去的某件事情，現在議題陷入了沉思，因為俱樂部裡正在上紅葡萄酒。
他去看窗戶外面夏日晴朗蔚藍的天空。那裡是整個世界，另一個世界，而他很快就要加入其中。在那裡他將不得不自我奮鬥，失去了他自己的小圈子裡的同事，失去了自他成年之後與之相處了大多數光陰的情報員們。
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假如她仍然活著，他將會願意退休與她相伴，在德文郡或康沃爾找一座海邊小屋。有時候他曾經夢見過他自己的小漁船，在石砌的港池內微微晃蕩著，不會受到冬天大風的侵襲，待到夏天時駛出去，為家裡的晚餐帶回來蟹、蝦或滑溜溜閃閃發光的鯖魚。在他的夢中，他的身份只是港池邊上那座房子裡的麥克里迪先生，或者與鎮上的漁民們一起在當地那家舒適的小客棧裡喝啤酒時僅僅是山姆。當然，這只是一個夢，當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或波蘭的雨夜巷子裡等待“接頭”，或註視著一隻死信箱以搞清附近沒有埋伏，然後才走近去拾取裡面的情報時，有時候會有這種夢想。
但妻子梅已經去世了，現在他在這個世界上孤身一人，周圍只有那個微小的世界裡的同志式的友誼，這些同事已經選擇了為他們的國家服務並生活在陰影之中，在那裡，他們的毀滅不是由於一次耀眼的光榮，而是被一支手電光照在了臉上和一隊士兵的皮靴在礫石上踏過時的粗重的腳步聲。這些他都遭遇過也全都倖存下來了，但他知道他無法在官僚手中倖存下來。
此外，他將孤身獨居在東南部，遠離那些在赫伯特克蘭森的特種部隊俱樂部裡飲酒的其他老戰友們。與在秘情局乾了一輩子的大多數人一樣，他也是一個心靈上的孤獨者，不善於結交新朋友，像一隻老狐狸那樣喜歡他所知道的隱蔽處而不是開闊地。
“我的意思很簡單，”蒂莫西·愛德華茲正在說話，“那些溜進和溜出東德是過去的事情了。今年10月，東德將不復存在，即使現在它也只是名存實亡。與蘇聯的關係已經發生了全面的變化；再也不會有投誠者了，只有貴賓……”
什麼鬼話，麥克里迪沉思著，他真的已經上了那個當。而且當飢荒襲擊莫斯科、那些強硬派人物逼近已經嚴陣以待的米哈依爾·戈爾巴喬夫時，會發生什麼呢？沒關係，自作聰明的笨蛋，你會看到……
他讓自己的思緒飄遊並想到了他的兒子。他是一個好男孩，一個很好的小伙子，剛出校門，想成為一名建築師。這對他有好處。他有一個漂亮的金發姑娘與他同居在一起——現在的年輕人好像都是那樣……沒有必要對這位漂亮的姑娘進行安全審查。而且丹時常來看望他。這很好。但小伙子有自己的一種生活，有一份事業要去奮鬥，有友情要去發展，有地方要去走、要去看，他希望那些地方將會比他曾經去見過的地方更為明亮、更為安全。
他希望在他的兒子還小的時候他能夠多花時間與之相處，希望他能夠躺在客廳的地毯上為他讀童話故事使他進入甜美的夢鄉。但他常把這種事情撂給了妻子梅，因為他出差了，待在某些淒涼的國境線上，盯視著鐵絲網，等待著他的間諜從下面爬過來，或者傾聽著意味那人永遠不能見到了的警笛聲。
他曾經乾過和見過許多事情，去過許多地方。這些是不能與那個仍稱他為爸爸的年輕人談論的。
“我非常感謝，蒂莫西，因為你的提議從某種方式來說，正好說出了我要說的話。”
丹尼斯·岡特干得很好，使那些傢伙靜心傾聽，而且在說話時他的信心不斷增加。他是總部的一個人，是一個好人。
“因為，”岡特繼續說下去，“山姆與我們的任何人同樣明白，我們不能生活在過去的時代，不能一遍又一遍地咀嚼冷戰。問題是，還有其他狂人在威脅著我們的國家，而且正在呈現增長的勢頭。高新技術武器擴散給第三世界獨裁政權——我們全都確切地知道法國在向伊拉克出售什麼東西——當然還有恐怖主義。
“在這方面……”他從檔案員那裡拿來一本厚厚的捲宗並翻了開來，“讓我向各位提醒一下那次事件。它開始於1986年4月，結束於1987年暮春，假如愛爾蘭問題真會結束的話。這種事件以後很可能還會發生，把它們擺平將是秘情局的任務。讓山姆·麥克里迪下崗？坦率地說，先生們，那是非常愚蠢的舉措。”
西半球處處長和國內行動處處長點點頭，而愛德華茲則對他們怒目而視。這種贊同是他所不需要的。但岡特不加理會，他開始閱讀1986年4月份的事件，這些事件後來觸發了幾乎佔了1987年大半個春天的那個案件。
“1986年4月16日，從錫爾特灣美國航空母艦上起飛的戰鬥機和從英國基地飛過去的戰鬥轟炸機，對的黎波里郊外的卡扎菲上校的私宅進行了轟炸。上校的居住區域被從'埃克塞特'號航母起飛的一架戰鬥機擊中了。
“卡扎菲倖存下來了，但他的精神受到了刺激。當他恢復之後，他發誓要報仇，要像報復美國那樣報復英國，因為我們允許美軍F-111戰鬥轟炸機從我們的上黑福德和拉肯希思基地起飛。
“1987年初春，我們獲悉卡扎菲打算如何對英國實施報復，這個案子交給了山姆·麥克里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