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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第五章

諜海生涯 弗·福赛斯 12311 2018-03-21
下午3點整,那艘旅遊船離開倫敦威斯敏斯特碼頭,開始了去下游格林尼治的遊覽航程。一大群日本遊客靠在船上的欄杆邊,手中的照相機喀嚓喀嚓地拍攝著正在漸漸離去的議會大廈。當船舶駛近泰晤士河中段時,一個穿淡灰色西裝的人靜靜地站起身走向船尾,他在船尾欄杆處俯視著下面被螺旋槳攪起來的水流。幾分鐘以後,另一個穿著淡色夏季風雨衣的人從一把長凳上站起來朝他走了過去。 “使館裡事情怎麼樣?”麥克里迪平靜地問。 “不太好,”基普賽克說,“一場反間諜大行動的事實已經得到了確認。到目前為止,只有級別比我低的職員的行為在被檢查和回顧,但查得很嚴。查完他們之後,探查的焦點會轉向更高的層次——朝向我。我正在盡最大的努力作補救,但有些事情,洩漏整套整套的文件卷宗,那是兇多吉少的。”

“那你認為還能捱過多長時間呢?” “至多幾個星期。” “要小心,我的朋友。小心不會過。我們絕對不想再要一個彭科夫斯基。” 60年代初,蘇聯軍情局奧列格·彭科夫斯基上校為英國人工作了2年半。那時候以及在此後的許多年裡,他一直是被招募過來的最有價值的蘇聯特工,並對蘇聯造成了最大的損失。在他那短短的時期內,他傳來了5千多份絕密文件,以1962年蘇聯在古巴佈置導彈的情報最為重要,該情報使得肯尼迪總統能夠游刃有餘地對付尼基塔·赫魯曉夫。但彭科夫斯基待過了時間。催他出來時,他仍堅持再待幾個星期,結果被識破了,經審判後遭到了槍決。基普賽克笑了。 “別擔心,不會發生彭科夫斯基事件。不會再次發生。那麼你那邊情況怎麼樣?”

“不好。我們相信奧洛夫告發了凱文·貝利。” 基普賽克吹了一聲口哨。 “那麼高級的情報官呀。嗯,嗯,凱文·貝利本人。這麼說他就是波特金計劃的目標。山姆,你必須說服他們,他們搞錯了,那個奧洛夫是在說謊。” “我不能呀,”麥克里迪說,“我已經試過了。可他們已經打定了主意。” “你必須再作嘗試。這裡的一條生命處在危險之中了。” “你真的認為……” “哦,是的,老朋友,我是這麼認為,”那俄羅斯人說,“中情局局長是一個性情暴躁的人。我認為他決不允許在他的總統當政期間出現一個比其他所有醜聞都加起來還要大的特大醜聞。他將會選擇悄悄處理的方法。讓人們永遠不知道。但當然,這是行不通的。他會認為如果採取了這種行動,事情就永遠不會洩漏了。可我們知道得更多,對不對?謠言很快就會開始傳播,因為克格勃會去進行煽風點火。他們是精於此道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奧洛夫已經贏了。如果貝利遭到逮捕和審訊,這會在公眾中造成極大的形象損害,他已經贏了。如果貝利銷聲匿跡而消息洩漏出來,中情局的士氣將會落到最低點,而他已經贏了。如果貝利被逐出且被剝奪年金,他將聲稱他是清白的,這樣不同的意見將會爭論許多年。同樣,奧洛夫也會是贏家。你必須要說服他們。” “我已經試過了。他們還是認為奧洛夫產品價值巨大而且是純淨的。他們相信他。” 俄羅斯人注視著船尾下面泛著泡沫的泰晤士河水。在遠處,先是碼頭重建區,然後是一大堆起重機和部分毀壞和廢棄了的倉庫在慢慢地向後退去。 “我是否告訴過你我的煙灰缸理論?” “沒有,”麥克里迪說,“我認為你沒說過。”

“當我在克格勃培訓學校當教員時,我告訴我的學員們;把一隻玻璃煙灰缸摔成三片。如果你發現了一片,你只是知道你有了一片玻璃。如果你發現了兩片,你知道你有了一隻煙灰缸的三分之二,但你無法掐滅香煙。要具有整個可使用的物品,你需要該煙灰缸的全部三片。” “那又怎麼樣?” “奧洛夫提供的全部情況僅僅構成了整個煙灰缸的一片或兩片。他實際上從來沒給過美國人一隻完整的煙灰缸。多年來蘇聯視為珍寶的某種真正秘密的東西是不願給出去的。請他們給奧洛夫做一次嚴峻的考驗。他會失敗的。可是我,當我出來時,會帶來整個煙灰缸。然後他們就會相信了。” 麥克里迪沉思著。最後他問:“奧洛夫會知道'第五個人'的名字嗎?”

基普賽克想了一會兒。 “幾乎可以肯定,儘管我不知道,”他說,“奧洛夫在非法局工作了多年。我從沒去過。我一直在PR線,在使館外開展行動。我們都去過紀念室——這是訓練時的一項基本內容。但只有他見過那本'黑書'。是的,他會知道那個名字。” 紀念室位於捷爾任斯基廣場2號克格勃總部的深處,像是這座邪惡的大樓裡的一處聖地,被當代的克格勃官員用以紀念他們的先輩。掛在那裡的畫像有阿諾德·德伊茨、特奧多爾·馬利、阿納托利·戈爾斯基和尤里·莫丁,他們曾是被克格勃從英國人中招募過來的那個最具破壞力的間諜網的招募人和管理員。 招募工作發生在30年代中後期,主要對像是英國劍橋大學的一組青年學生。他們全都熱衷於共產主義,其他許多人也同樣如此,但後來又放棄了。有五個人沒有放棄,繼續為莫斯科效勞。他們的成就相當輝煌,時至今日他們被稱為“五位名人”或“五位明星”。

其中一個是唐納德·麥克利思,他從劍橋畢業後就加入外交部。 40年代末他在英國駐華盛頓使館工作,把美英聯合研製的新型原子彈的幾百份絕密情報傳給了莫斯科。 另一個人也是外交部的,名叫蓋伊·伯吉斯,是一個煙鬼、酒鬼和狂熱的同性戀者,但他逃過了受除名的處罰。他充當了麥克利息及他們的莫斯科主子之間的交通員和中間人的角色。這兩個人最後於1951年暴露了真面目,得到消息後躲過逮捕並逃到了莫斯科。 第三個人是安東尼·布倫特,也是一個同性戀者,是為莫斯科服務的一名知識精英。他努力開發自己對藝術史方面的才能,由此他逐步當上了女王私人藝術藏品的鑑賞家和該領域的一名騎士。是他在1951年向伯吉斯和麥克利息透露了即將遭逮捕的消息。在厚著臉皮搞了一系列的調查之後,只是到了80年代才最後曝光,被剝奪了榮譽並受到了侮辱。

最成功的人是基姆·菲爾比。他加入了秘密情報局併升到了蘇聯科科長的職務。 1951年伯吉斯和麥克利恩出逃蘇聯他也負有責任。他受到了審訊,但什麼也沒承認,被秘情局撤了職,只是最後於1963年才從貝魯特逃往莫斯科。 這四個人的畫像都掛在紀念室裡。但還有第五個人,而第五張像是一個黑方塊。第五個人的真正身份只記載在那本“黑書”中。理由很簡單。 搞亂對方和摧毀對方的士氣是諜報戰中的一個主要目的,也是後來成立由麥克里迪負責的DD科的理由。自50年代起,英國人就知道在多年前被招募的諜報網中還有第五個人,但從來沒能證明那人是誰。這是莫斯科有利可圖的財產。 漫長的35年以來,使莫斯科高興的這個謎團一直困擾著英國的情報機關,新聞媒介和一系列書籍更是對此大肆渲染。

已有十多名長期忠心耿耿服役的情報官受到了懷疑,他們的生涯中斷了,生活被攪亂了。主要嫌疑人是已故的羅傑·霍利斯爵士,MI-5局總局長。他成了另一個像詹姆斯·安格爾頓那樣的猜疑狂——彼得·賴特的目標。彼得·賴特出了一本令人討厭的書而發了財,他在書中就他的菲薄的年金(與其他人一樣多)再次申訴了他的以自己為中心的抱怨,並深信羅傑·霍利斯是第五個人。 其他人也受到了懷疑,包括霍利斯的兩名副手,甚至還有深愛祖國的維克多·羅思契爾爵士。這都是空話,但這個謎一直沒能解開。第五個人還活著嗎?也許仍在位,在政府中或在情報界中身居要職?如是,那將是災難。事情的平息只有等這個多年前被招募的人最後被確定身份。當然,克格勃把這個秘密保守了35年。

“告訴美國人去向奧洛夫問那個名字,”基普賽克說,“他不會把這個名字報給你們的。但我將去查清楚,在我過來時把它帶來。” “這裡有個時間的問題,”麥克里迪說,“你還能堅持多久?” “最多幾個星期,也許更少。” “他們也許等不及的,如果你對中情局局長的反應描述是正確的話。” “難道沒有其他方法可使他們住手嗎?”俄羅斯人問。 “有是有的,可我必須得到你的同意。” 基普賽克聽了幾分鐘。他點點頭。 “如果這個奧洛夫能說出其莊嚴的誓言。而且如果你相信他能遵守他的誓言。那就是了。” 第二天上午,在坐夜航飛機從華盛頓飛抵後,喬·羅思走出機場大樓,他的時差還沒有調整過來,他的心情也不是處於最佳狀態。

這一次他在飛機上喝酒了,喝得很多,對於在他耳畔響起的愛爾蘭口音的滑稽的模仿聲並不感到有趣。 “早上好,凱西先生,歡迎你回來。” 他轉過身來。是山姆·麥克里迪站在他旁邊。那傢伙顯然早就知道他的“凱西”護照而且查閱了從華盛頓登機的旅客名單以免在機場接錯飛機。 “上車吧,”當他們走到人行道上對麥克里迪說,“我把你載到梅費爾。” 羅思聳聳肩。為什麼不坐呢?不坐白不坐。他不清楚麥克里迪還知道些什麼或者還猜到些什麼。那英國特工一直在說些零零碎碎的小事,直至他們進入倫敦的郊區。突然間談話切入了主題。 “中情局局長的反應如何?”麥克里迪問。 “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別裝了,喬,奧洛夫已經檢舉了凱文·貝利。是信口胡說。他們是不會去聽信他的,對嗎?” “不管你的事,山姆。” “我們在世紀大廈收到了一張條子:勿讓貝利接觸任何機密文件。所以他受到懷疑了。你難道說這不是因為奧洛夫控告他是一名蘇聯間諜嗎?” “只是正常的調查,看在上帝的份上。是因為他女朋友很多的事。” “你這話說給誰聽呀?”麥克里迪說,“凱文也許會出其他事,但他決不是一個喜歡搞女人的人。再找一個理由吧。” “別逼我,山姆。別把我們的友誼損害得過頭。我已經告訴過你,這是我們'公司'的事務。不要插手。” “喬,看在上帝的份上,這事走得太遠了。已經不可收拾了。奧洛夫在向你們撒謊,我怕你們會做出什麼可怕的事情來。” 喬·羅思發脾氣了。 “停車,”他喊道,“把該死的汽車停下來。” 麥克里迪把美洲虎轎車駛向了街沿石旁邊。羅思伸手從後座上拿起他的旅行袋並推開了車門。麥克里迪抓住他的手臂。 “喬,明天下午2點半。我有東西要給你看。二點半在你的公寓門口來接你。” “走開,別來纏我。”美國人說。 “只佔用你幾分鐘時間。難道這樣請你太過分了嗎?看在舊時的份上,喬,看在舊時的份上。” 羅思下了轎車,轉身沿人行道走去,想找一輛出租車。 但第二天下午2點半他出現在了他的公寓樓外面的人行道上。麥克里迪等在美洲虎內直至羅思坐了進來,然後他一言不發地駕車行駛。他的朋友還在生氣。路程不到半英里。羅思還以為他正被載往他自己的使館,因為他們已經離格羅斯文納廣場很近了,但麥克里迪在相隔一個街區的蒙特街停了下來。 蒙特街的中段有一家司各特餐館,是倫敦最好的海鮮館之一。 3點整,一個身穿淡灰色西裝、儀表整齊漂亮的男人走出餐館門外,在門廊外邊停頓下來。一輛黑色的蘇聯使館轎車從街道邊開過來,準備把他接走。 “你曾經問過我兩次,我們在莫斯科是否有克格勃的人為我們工作。”麥克里迪平靜地說。 “我否認了。我沒有完全說謊。他不在莫斯科,他在倫敦。現在你正在看他。” “我不相信我正在看的,”羅思耳語說,“那是尼古拉·戈羅多夫。他是該死的克格勃的倫敦駐勤處主任。” “沒錯。但實際上他在為我們幹活,已經乾了4年。你們已經得到了他的所有產品,來源是經過掩飾的,但是純淨的。而且他說奧洛夫在撒謊。” “證據呢?”羅思說,“你老是叫奧洛夫提供證據。現在該由你提供證據了。證明他確實是你們的人。” “如果戈羅多夫在上車之前用右手搔搔他的左耳,他就是我們的人。”麥克里迪說。 那輛黑色轎車已經停在了門廊的正橫。戈羅多夫根本沒朝美洲虎去看。他只是抬起右手越過胸前拉了拉他的左耳垂,接著就鑽進了汽車。蘇聯使館的轎車開走了。 羅思俯身向前用雙手摀住了自己的臉。他深深地呼吸了好幾次,然後抬起了臉。 “我必須告訴局長,”他說,“告訴他本人。我可以飛回去。” “不行,”麥克里迪說,“我已經向戈羅多夫作出過承諾,而且10分鐘之前你也向我作出了承諾。” “我必須告訴局長。不然就會木已成舟,無法收回來。” “那就緩一緩。你可以找到其他證據,或者至少是延緩的理由。我要告訴你關於菸灰缸的理論。” 他把兩天前在泰晤士河遊船上基普賽克告訴他的事告訴了羅思。 “問問奧洛夫,那第五個人的名字叫什麼。他是知道的,但他不會告訴你的。但基普賽克會得到它並在過來時把它帶來。”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現在快了。最多幾個星期。莫斯科已在懷疑了。追查網正在收緊。” “一星期,”羅思說,“貝利將在一星期內去薩爾茨堡和維也納。不能讓他抵達維也納。局長認為他將溜進匈牙利。” “把他緊急召回。把他召回華盛頓。如果他服從,那就能進一步延緩。如果他拒絕服從,那我就認輸。” 羅思思考了一下這個提議。 “我要試一試,”他說,“首先我要去阿爾康伯里。明天,當我回來時,如果奧洛夫已經拒絕說出第五個人的名字,我將拍電報給局長,就說英國人已經提供了新的證據,奧洛夫也許在說謊,並請求立即把貝利召回蘭利。作為一次考驗。我認為局長會同意這個方法,至少。這樣會導致幾個星期的延緩。” “足夠了,老朋友,”麥克里迪說,“綽綽有餘。到那時候,基普賽克已經過來了,我們也都能對中情局局長開誠佈公了。相信我。” 太陽剛下山,羅思到了阿爾康伯里。他發現奧洛夫在自己的房間裡,躺在床上看書和聽音樂。他已經聽厭了西蒙和加芬克爾的歌曲並已經轉向“探索者”樂隊的歌曲。當羅思進來時,奧洛夫關去錄音機,彎身下了床,臉上掛著微笑。 “我們回美國去嗎?”他問,“我在這裡厭煩了。即使那個農場也更好些,雖然有危險。”他的體重已經增加了,因為老是躺著沒有機會鍛煉。他對農場的提及是一個玩笑。在那次假暗殺企圖之後的一段時間內,羅思堅持說那是克格勃開展的一項行動,而且莫斯科肯定是從烏爾琴科口中獲悉有關該農場的詳情的。烏爾琴科曾在那裡受到審問但後來又愚蠢地跑回克格勃去了。後來羅思向奧洛夫承認這是中情局搞的一次計謀,目的是測試俄羅斯人的反應。奧洛夫起先十分惱火——“你們這幫狗雜種,我還以為我要死了呢!”他曾經這樣叫嚷——但後來他開始取笑那次事件。 “快了,”羅思說,“我們很快就能結束在這裡的逗留。” 那天晚上他與奧洛夫一起吃晚飯,並向他提及了在莫斯科的那間紀念室。奧洛夫點點頭。 “是啊,我見過它。所有正式情報官都被帶到那裡去過。去瞻仰英雄們並向他們表示敬意。” 羅思把談話引向“五位名人”。嘴裡嚼著滿口的牛排,奧洛夫搖搖頭。 “四位,”他說,“只有四幅像。伯吉斯、菲爾比、麥克利恩和布倫特。四位明星。” “但還有第五個像框,裡面襯著黑紙?”羅思提議。 奧洛夫咀嚼的速度大為減慢了。 “是的,”當他嚥下食物之後他承認。 “有一個框架但沒有畫像。” “那麼應該有第五個人了?” “顯然是這樣。” 羅思的說話語調設有改變,但他越過叉子上方注視著奧洛夫。 “可你在非法局裡時是一名少校。你肯定在'黑書'中見過那個名字。” 奧洛夫的眼睛裡有什麼東西忽閃了一下。 “他們從來沒給我看過任何'黑書'。”他平靜地說。 “彼得,第五個人是誰?他的名字叫什麼?請說出來。”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我對你發誓。”他又微笑了,他那迷人的微笑。 “這事你要讓我接受測謊儀測試嗎?” 羅思以微笑回報,但他心裡在想:不,彼得,我認為你可以擊敗測謊儀。他決定上午返回倫敦,發電報請求延緩和把貝利召回華盛頓——作為一次考驗已如果有一絲疑雲,他將不執行命令,甚至連局長的命令和他自己的錦繡前程也不顧了。有些代價實在是太高了。 第二天早上清潔工到來了。她們全是當地亨廷頓的清潔女工,與基地內其他部門所使用是同一批。每一個人都經過了安全審查,且具有進入這個警戒區的通行證。羅思面對著奧洛夫坐在餐廳裡吃早飯,努力提著嗓門說話,因為外面走道裡的一台旋轉式擦地機正在發出噪音。那機器的旋轉頭一圈又一圈地轉動著,持續不斷的嗡嗡聲忽高忽低。 奧洛夫抹去嘴唇上的咖啡液漬,說了聲上廁所就離開了。在以後的生活中,羅思再也不會去嘲笑第六感了。在奧洛夫離開後幾秒鐘,羅思注意到擦洗機的聲調發生了變化。他走到外面的廊道去看它。擦洗機孤獨地放在那裡,機器的刷子在旋轉著,電機發出一種單調的、高昂的嗚咽聲。 當他走進餐廳去吃早飯時他見過那個清潔工,是一個瘦瘦的婦女,穿著印花布工作服,頭髮上捲著一隻只捲髮器,還包著一塊頭巾。她曾往旁邊一站以讓他走過去,然後繼續幹她那單調的工作,根本沒有抬起過眼皮。現在她不見了。在廊道的盡頭,男廁所的門仍在輕微搖擺著。 羅思提高嗓門喊了聲“克羅爾”並沿著廊道跑了過去。那清潔女工正跪在男廁所中間的地上,她的盛有清潔液的塑料提桶和撒粉器攤放在她的周圍。她的手裡握著一把曾在撒粉器裡隱藏過的上著消聲器的西格手槍。奧洛夫從廁所盡頭的一個分隔間走了出來。跪在地上的殺手舉起了槍。 羅思不會說俄語,但他懂幾個單詞。他大喊一聲“臥倒”。清潔女工跪著轉過身來。羅思撲倒在地,他聽到一聲低沉的“噗”的聲音,感覺到頭部附近有一種衝擊波。當他的身後傳來一聲爆裂聲時,他仍趴在地磚上,他感覺到周圍有了更多的震響回波。在封閉的廁所內,馬格納姆手槍的射擊聲特別響。 在他身後站著的是克羅爾,雙手緊握著手槍。沒有必要再開第二槍。那個女人仰躺在地磚上,她的工作服上湧出來一叢像玫瑰花那樣的血污。以後他們會發現那位真正的清潔女工在亨廷頓她自己的家中被捆住了身子還被塞住了口。 奧洛夫仍站在抽水馬桶隔離間的門邊,他的臉一片煞白。 “又是遊戲,”他喊叫說,“中情局的遊戲夠多了。” “不是遊戲,”羅思說,一邊站起身來,“這不是遊戲。這是克格勃搞的。” 奧洛夫再看了看,發現淌在地磚上的暗紅色液體不是好萊塢的化妝藥水。這次不是遊戲。 羅思花了兩個小時才把奧洛夫和剩餘的特工警衛組送上一架返回美國的飛機,又安排把他們立即轉移到那個農場。奧洛夫高興地離開了,還帶走了他那些珍貴的民歌磁帶。當那架軍用運輸機起飛後,羅思駕著汽車回倫敦去了。他苦惱極了。 他對自己也有所責備。他應該知道自貝利曝光之後,阿爾康伯里對奧洛夫來說再也不是一個安全的天堂了。但由於英國人的介入他一直很忙,所以這事沒能引起他的重視。人人都會出錯。使他感到納悶的是,貝利為什麼沒在奧洛夫把他咬出來之前早點告訴莫斯科把這個克格勃上校暗殺掉。也許他指望奧洛夫決不會咬出他,不知道他的底細。這是貝利所犯的錯誤。人人都會出錯。 假如是任何其他人,那麼羅思會百分之百地深信英國人搞錯了,而奧洛夫是在說真話。但因為這是麥克里迪,因此羅思仍認為他的朋友的正確的可能性為百分之五,而且貝利也許是清白的。皮球現在在麥克里迪的場地裡。 當他抵達使館後,他知道了他該怎麼做。如果他真的想支持他的判斷,即戈羅多夫是真投誠而奧洛夫是假裝的,因而貝利是蒙冤的,是遭到了一個精心設置的陷阱陷害的清白的人,那麼只有一件事可做。麥克里迪必須現在就把戈羅多夫接出來,這樣蘭利可與那人直接交談並把這件事永久地理順。他去自己的辦公室準備打電話給在世紀大廈的麥克里迪。他的情報站站長在走廊上遇到了他。 “餵,我順便告訴你一下,”中情局倫敦情報站站長比爾·卡弗說,“世紀大廈剛剛送來了一條消息。好像我們在肯辛頓花園蘇聯使館裡的朋友們有些動靜。他們的駐勤高級特工戈羅多夫在今天上午飛回莫斯科去了。消息放在你的辦公桌上呢。” 羅思沒打那個電話。他坐在他的辦公桌前。他感到迷惑。他也在慶幸,慶幸他、他的局長和他的中情局。他甚至在他的內心為麥克里迪感到惋惜。如此大錯,4年來一直上當受騙,肯定是一次重大打擊。至於他自己,雖然現在展現在眼前是什麼,他反而有了一種奇特的感覺。現在他已經不再懷疑了,一絲疑雲也沒有了。一個上午發生的兩次事件把最後一片疑慮消除了。局長是對的。必須要做的事情必須要做。 他仍為麥克里迪感到惋惜。在那邊的世紀大廈裡,他們肯定正在對他群起而攻之,他想。 他們確實在責備他,或者說秘密情報局的局長助理蒂莫西·愛德華茲正在這麼做。 “對不起,可這事我不得不說,山姆,這是一次徹底的慘敗。我剛剛向局長匯報過,他的指示是我們現在也許不得不考慮到基普賽克一直是蘇聯安插進來的一名特工。” “他不是這樣。”麥克里迪平靜地說。 “這是你說的,可現在的證據似乎表明我們的美國表兄們是對的,而我們是上當受騙了。你知道這種事情的前景會是怎麼樣的嗎?” “我可以猜想。” “我們將不得不重新考慮、重新評估4年來基普賽克提供給我們的每一件該死的情報,工作量極大。更糟的是,表兄們也分享了,所以我們必須告訴他們也要作出重新評定。損失估算會花上幾年時間。此外,這還是一件相當丟臉的事。局長很不高興。” 山姆嘆了一口氣。事情總是那樣。當基普賽克的產品炙手可熱時,管理他是一項全局的行動。現在把過錯全都推在了騙術大師的身上。 “他是否向你表示過他打算返回莫斯科?” “沒有。” “他原來打算什麼時候離開並投入我們的陣營?” “兩、三個星期之內,”麥克里迪說,“他準備在形勢沒希望時告訴我,並跳槽過來。” “嗯,他沒有這麼做。他已經回家去了。很可能是自願回去的。機場監視員報告說他通過希斯羅時沒有受到任何強迫。我們不得不假定莫斯科就是他真正的家。 “還有這次該死的阿爾康伯里事件。你到底被什麼迷住了心竅?你說這是一次考驗。嗯,可是奧洛夫已經勝利地通過了。那些狗傢伙企圖殺死他。我們算是運氣很好了,沒有死人,只有那個殺手。這事我們不能告訴表兄們,永遠不能。要掩蓋起來。” “我還是不相信基普賽克會'變節'。” “為什麼不會呢?他已經回到莫斯科了。” “很可能去給我們提來最後一箱文件。” “這太危險了。他一定是瘋了。處在他那種地位。” “是真的。也許是一個錯誤。但他像是那樣的人。前幾年他答應過要在過來之前帶來最後一大批文件。我認為他是回去取這批文件了。” “你這麼信任可有什麼證據?” “直覺。” “直覺,”愛德華茲規勸說,“靠直覺我們是不能取得任何成就的。” “哥倫布就是靠直覺的。我去見見局長你不會反對吧?” “去向凱撒申訴,嗯?歡迎呀。我認為你是得不到任何改變的。” 但麥克里迪做到了。局長克里斯托弗爵士仔細地聽取了他的提議,然後說:“但假定他最終還是忠於莫斯科呢?” “那麼我馬上就能知道。” “他們有可能抓住你。”局長說。 “我認為不會。戈爾巴喬夫先生現在似乎不想打一場外交戰爭。” “不會打的,”局長平靜地說,“山姆,你和我很早就在一起搞情報工作了。那時候在巴爾乾地區、在古巴導彈危機時期、在柏林牆的最初階段。那時候你表現得真出色,現在也一樣。但是,山姆,我把你帶到總部來也許是犯了一個錯誤。這項工作應由一個外勤特工組去幹。” “基普賽克不會信任任何其他人。這你是知道的。” 局長嘆了一口氣。 “這倒也是。如果要派人去,就派你去。是這樣嗎?” “恐怕是的。” 局長思考了一會兒。失去基普賽克是一次重大的打擊。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希望麥克里迪是對的,且戈羅多夫確實不是一名安插進來的特工,那麼秘情局應該設法把他從那裡接出來。但是如果騙術大師麥克里迪在莫斯科被人家當場抓住,這種政治大醜聞是會毀了他本人的。他嘆了一口氣,從窗戶邊轉過身來。 “好吧,山姆。你可以去。但你一個人去。到現在為止,我從沒聽到過你對我講的話。你完全是獨立行動的。” 於是麥克里迪按這些條件去作出發前的準備了。他只希望戈爾巴喬夫先生不知道這些條件。他花了三天時間制訂出了他的行動計劃。 在訂計劃的第二天,喬·羅思打電話給凱文·貝利。 “凱文,我剛從阿爾康伯里回來。我想我們應該談一談。” “好啊,喬,你過來吧。” “實際上,用不著那麼急。我明天晚上請你一起吃飯怎麼樣?” “哦,這個主意很好,喬。可是格溫和我的日程已經排滿了。今天我是在上議院吃的中飯。” “是嗎?” “是啊,與總參謀長一起。” 羅思吃了一驚。在蘭利,貝利已被冷落,已遭懷疑。讓他在倫敦自由活動,他就像糖果店裡的一個小孩。為什麼不是呢? 6天之內他就會安全地越過邊境進入布達佩斯。 “凱文,我知道泰晤士河上游的伊頓有一家小客棧。那裡的海鮮燒得很好。他們說亨利八世曾讓安妮·博林划船去那裡與她幽會呢。” “是嗎?有那麼悠久的歷史嗎?……好,聽著,喬,明天晚上我們在科文特加登看歌劇。星期四倒有空。” “好,那就星期四,凱文。就這樣。我8點鐘到你的公寓門口。星期四。” 第二天,山姆·麥克里迪完成他的準備工作後睡覺了,這也許是他在倫敦的最後一個夜晚。 翌日,三個人乘坐不同的航班進入了莫斯科。第一個進入的是猶太教教士伯恩鮑姆。他搭乘瑞士航空從蘇黎世抵達。莫斯科謝列梅捷耶沃機場的護照檢查官來自於克格勃邊防總局,那是一個長著一頭玉米色金發和一副冷漠的藍眼睛的年輕人。他把那位教士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然後把注意力轉向護照。這是一本美國護照,持有人名叫諾爾曼·伯恩鮑姆,56歲。 假如這位護照檢查官年紀更老的話,他就會回憶起莫斯科和整個俄羅斯曾有許多像伯恩鮑姆教士那樣的東正教猶太人。他是一位身材結實的人,穿著黑西服,配著白襯衣和黑領帶。他蓄著一把灰白色絡腮鬍子和小鬍子。他的頭上戴著一頂鑲有白邊的軟氈帽,眼睛上面戴著厚厚的鏡片。灰白色的捲發從帽簷垂向臉頰的兩側。護照上的那張臉完全相同。只是沒戴帽子。 簽證是規範的,由蘇聯駐紐約總領事館所簽發。檢查官又抬起頭來。 “你為什麼來莫斯科?” “我想短期探訪我的兒子。他在這裡的美國大使館工作。” “請等一下。”檢查官說。他起身走開了。透過一扇玻璃門看到他在與一位職位較高的官員協商。後者在翻看那本護照。在一個幾十年前就廢除了猶太教派的國家裡,猶太教教土是很少見到的。原先的那位檢查官回來了。 “請等著。”他招手讓隊列中的下一個人上來。 電話已經打過去了。有人在莫斯科市裡查閱了一份外交官清單。那位資深的官員帶著護照回來,與那個低級檢查官說了幾句悄悄話。顯然美國使館商務處是有一個叫羅傑·伯恩鮑姆的外交官。那份外交官員名單沒有記載,他的父親已經退休,住在佛羅里達,而且最後一次去猶太教堂是20年前參加他兒子的13歲宗教成人儀式。那位猶太教教士被揮手放行了。 他們還在海關卡口檢查了他的行李。裡面盛放著通常的換洗襯衣、短襪、短褲、另一件黑西裝、洗漱用品袋和一本希伯來文的猶太教法典。那位負責檢查的海關官員隨便翻了一下這本法典,然後他就把教士放行了。 伯恩鮑姆先生坐上蘇航機場班車去莫斯科市中心,一路上他好奇地或興致勃勃地觀看著兩邊的景色。從市區的終點站大樓,他走向在馬尼奇廣場的國家賓館,進入男廁所去使用小便池,等到洗手間內惟一的另一個人離開後,他溜進了一間抽水馬桶隔離間。 那些酒精膠漿溶液就盛在他的香水瓶裡。當他出來時,他仍穿著那件黑西服,但那條雙面褲子已經變成灰色。帽子被放進了旅行袋裡,連同加濃的眉毛、絡腮鬍須和小鬍子、襯衫和領帶。他的頭髮現在已不是灰白,而是栗棕色了;他的身上穿著一件鮮黃色的高領套衫,原來是穿在襯衫裡面的。他未經註意離開賓館,招了一輛出租車,在克里姆林宮對面河岸邊的英國使館大門前下了車。 兩名值守在大門外的蘇聯民警要查看他的證件。他向他們出示了他的英國護照,並朝正查閱護照的那位年輕的警衛傻笑了一下。那年輕的民警感到難為情,把護照還了回去,並慍怒地作了一下手勢,讓那個同性戀的英國人進入英國使館大院內,一邊會意地朝著他的同事揚起了眉毛。幾秒鐘後,那英國人消失在內門之中。 實際上伯恩鮑姆教士既不是一位猶太教教士,也不是一個美國人,更不是一個同性戀者。他的真名叫大衛·桑頓,是英國電影界中最佳的化妝師之一。舞台化妝與電影化妝的區別在於舞台上燈光強烈且與觀眾的距離較遠。電影攝製時也有燈光。但攝影機也許要在近距離拍攝,相距臉部幾英寸。因此,電影化妝要求更高,也更逼真。大衛·桑頓多年來一直在松木影業工作,經常很忙。他也是英國秘密情報局有事相求時的專家團成員之一。第二個要來的人直接從倫敦坐英航班機到達了。他是丹尼斯·同特,看上去與他一模一樣,只是頭髮成了灰白色,年齡也比他實際老了15歲。他提著一隻細巧的手提箱,一條鐵鍊隱蔽地與他的左腕相連。他戴著一條藍色的領帶,上面有一枚靈犬的圖案,那是女王信使團的其中一個標記。所有國家都有外交信使,他們終身忙於把文件從一個使館送往另一個使館或送回家。他們作為外交人員受《維也納公約》的保護,他們的行李不會受到檢查。岡特在護照上用的是另一個名字,但也是英國人,而且是有效的。他拿出護照,並通過了入境手續。 使館的一輛美洲虎轎車來接岡特,他立即被送到了使館大樓,抵達時間比桑頓晚一個小時。然後他把裝在他的手提箱裡帶進來的所有化妝工具和材料都交給了桑頓。 第三個要到達的人是山姆·麥克里迪,是坐芬蘭航空公司的客機從赫爾辛基過來的。他也持有一本英國護照,用的是一個假名。而且他也進行了喬妝打扮。但在飛機上的暖空氣中,他的化妝出了點問題。 他那姜色的頭髮變得有點歪斜了,一絡深色的頭髮從下面露了出來。粘住他那同樣是姜色小鬍子的膠漿的一邊似乎溶化了,這樣一小片鬍鬚已經從他的上嘴唇脫開了。 護照檢查官凝視著護照裡的那張照片,又回過臉來打量在他面前的那個人。臉面是相同的,頭髮、小鬍子和其他也一樣。戴假髮並不違法,即使在蘇聯也是如此;許多禿頂男人都這樣。但一條小鬍子變得脫開了?那護照檢查官,不是與看見過伯恩鮑姆教士同一個人,因為謝列梅捷耶沃是一個很大的機場,他與一名資深的官員協商了一下。後者透過單面鏡子作了一番察看。 在同一面鏡子的背後,一架照相機喀嚓喀嚓響了好幾次,命令也下達了,一組人員從待命進入了全面行動狀態。當麥克里迪從機場大廳裡出來時,兩輛沒有標誌的莫斯科人轎車正等候在外面,全面監視開始了。麥克里迪也立即被使館的一輛普通轎車送往使館,後面跟著兩輛克格勃汽車。跟踪者報告了他們的上司——第二總局。 下午晚些時候,這位陌生客人的照片送到了克格勃國外情報局,即第一總局的總部。這些照片最後放在了副總局長瓦蒂姆·基爾皮琴科將軍的辦公桌上。他看了一會兒照片,讀了附在後面的關於假髮和小鬍子一隻角脫開的那份報告,把照片拿到攝影技術室去了。 “看看你們能否把假髮和小鬍子去掉。”他命令說。技術人員用氣刷開始了工作。當將軍看到完成後的結果時,他差一點放聲大笑起來。 “嗯,我敢肯定,”他輕輕地說,“這是山姆·麥克里迪。” 他通知第二總局,他自己的人員將接管跟踪行動。他下達了命令。 “24小時跟踪監視。如果他與人碰頭接洽,把他們雙雙抓起來;如果他在一隻'死信箱'裡取情報,把他抓起來;如果他朝列寧墓方向放屁,把他抓起來。” 他放下電話,又看了一遍麥克里迪護照的詳細說明。他應該是一名電子專家,從倫敦經赫爾辛基過來,要在使館裡清除竊聽設備,一項例行的工作。 “但你到底要在這里幹什麼呀?”他詢問在他的辦公桌上朝他凝視著的那張照片。 在河岸旁的英國大使館裡,麥克里迪、岡特和桑恩在單獨吃飯。大使對這三個客人來訪感到很不高興,但要求來自於不管部,而且他得到Z保證,即這種混亂將只有24個小時。對他來說,這些可怕的密探越早離開越好。 “我希望這個計劃能行得通,”岡特邊喝咖啡邊說,“俄羅斯人很會下棋呢。” “沒錯,”麥克里迪靜靜地說,“明天我們就能知道他們是否精於三張牌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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