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色諾芬，雅典人，生於埃爾希亞（ErchIa）村社的一個富裕之家，父親名叫格里盧斯（Gryllus）。關於他的生卒年代，現無當時確切記載。
據他本人在中屢次自稱年輕的情況來看，公元前401年時他約三十歲，故其生年約在公元前430年左右。他所著《雅典的收入》一文，約寫於公元前355年至354年間，故其卒年當在公元前354年或以後，而不能更早。斯特拉波（St-rabo）在《地理學》（Ⅸ，2，7）中寫到德琉姆（DelInm）地方時，曾順便說到雅典人在這裡打過一仗（公元前424年，對方是底比斯人），色諾芬於戰爭中落馬墮地，幸賴蘇格拉底之救，得以不死。有人據此推算，色諾芬約生於公元前444年，因為他既參加德琉姆戰役，當時年齡當不低於二十歲。可是色諾芬本人未曾說這件事。狄奧根尼·拉爾修（DIogenesLaertIus）在《著名哲人傳》（Ⅱ，48）中談到了蘇格拉底與色諾芬之間的一點早年軼事，但也未說到這件事。斯特拉波所記傳聞，在年代上與色諾芬自己的說法出入甚大（如按斯特拉波說，色諾芬參加“長征”時已四十餘歲），因此學者們大都已不信此說。
色諾芬早年曾受教於蘇格拉底，可能曾在雅典騎兵部隊服役。公元前401—400年，他參加本書所說的“長征”。公元前399 年，色諾芬離開這一支希臘僱傭軍隊伍。同年他的老師蘇格拉底在雅典被判處死刑。隨後雅典也宣布了對色諾芬的放逐令。其理由大概是，色諾芬投靠過小居魯士，而小居魯士正是支持斯巴達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打敗了雅典的人。公元前396年，斯巴達王阿格西勞（AgesIlaus）在小亞細亞對波斯作戰，色諾芬投身於阿格西勞幕下。公元前394年，色諾芬隨阿格西勞回到希臘，在斯巴達與其妻子和兩個兒子相會。斯巴達政府在奧林披亞附近的斯奇盧斯（ScIllus）地方給了色諾芬一所房屋和一項地產。他自己也以在僱傭軍中的積蓄買了一些地產。斯巴達人還把一些戰俘送給他作奴隸。色諾芬在這裡生活了二十餘年，日以著書、狩獵、宴享朋友為事（見狄奧根尼。拉爾修，Ⅱ，52—53）。公元前371年，伊利斯人從斯巴達手中奪回了斯奇盧斯。色諾芬父子逃往科林斯。公元前369年，雅典轉而支持斯巴達。色諾芬將兩個兒子送回雅典，在雅典騎兵中服役。大約同時，雅典也廢除了對色諾芬的放逐令。色諾芬可能不時回雅典去看一看，但一直在科林斯終老。
色諾芬是古代希臘的多產作家之一，著述內容涉及的方面亦廣。除本書以外，他的著作主要有《希臘史》（寫公元前411年至362年希臘歷史，具有偏袒斯巴達的明顯傾向）、《師門回憶錄》、《蘇格拉底的辯護》（記蘇格拉底的言行，實多色諾芬的擬作）、《拉西第夢的政制》、《阿格西勞傳》（多有對斯巴達製度和阿格西勞的隘美之辭）、《居魯士的教育》（假託對波斯開國君主居魯士所受的教育和他的作為的描述，闡發自己的以斯巴達製度為模型的理想）、《經濟論》、《雅典的收入》（表述色諾芬的經濟和財政方面的思想和主張）等等。
在色諾芬的著作中，是名聲最高、影響最大的一種。色諾芬以卓越的文才，在這部書裡縷述親身經歷的事情，自然引人人勝。尤其重要的是，色諾芬在書中以事實揭示了波斯帝國的腐朽性，對以後馬其頓、希臘人的東侵起了巨大的啟發和鼓舞的作用。馬其頓亞歷山大在東侵過程中，在與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在伊蘇斯會戰的前夕，對部下作動員，其中就談到了色諾芬和萬人僱傭軍的遠征，以此提高部下官兵的士氣（見阿里安：《亞歷山大遠征記》，Ⅱ，7，8）。色諾芬的這部著作對不久以後的歷史竟然起了這樣重大的作用，人們對於此書的普遍重視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色諾芬的這一部書常被人們用來作為西方優於東方的偏見的“根據”。關於這一點，看來有必要作一些分析和說明。
色諾芬在本書中的確用了許多事例說明波斯帝國的軟弱，而且還說小居魯士就說過希臘人多麼勇敢而波斯人又多麼可憐（見本書卷一，Ⅶ）。小居魯士是否真說過這樣的話，現在無法確證。不過，色諾芬本人還保有希臘人做視“野蠻人”的傳統思想情緒，這倒是不言而喻的。應該指出的是，波斯帝國的軟弱，具體表現在帝國統治階級的腐朽和廣大人民的離心這兩個基本方面。波斯人民不願為波斯國王效死，表現出帝國的軟弱，而非反映人民的軟弱。例如，希臘僱傭軍在經過卡杜客亞人地區的時候就遇到了極大的打擊，色諾芬本人曾說，在卡杜客亞人土地上行軍七無所受的苦，比受波斯國王和蒂薩弗尼斯的苦加在一起還多（見本書卷四，Ⅲ，2）。他們在行經亞美尼亞地區的時候，也遇到了極其英勇的抵抗（見本書卷四，Ⅶ，13）。所以，腐朽軟弱的只是波斯帝國，而非波斯帝國內的廣大的各族東方人民。而且，就波斯帝國的統治階級來說，他們也並非從一開始就生性是腐朽無能的。色諾芬本人在《居魯士的教育》（Ⅷ，8）中就明確承認，波斯統治者是在居魯士以後逐漸腐化沒落下來的。我們對於波斯帝國的腐朽無能應有階級的和歷史的分析和認識。一切因波斯帝國腐朽而蔑視東方人民的見解，都是沒有根據的民族偏見，都是不能接受的。
色諾芬在本書中以不少事例說明了希臘人的愛好自由的傳統，同時也大體上記載了這一支僱傭軍其他方面的種種表現。有些學者片面誇張希臘僱傭軍的優點，說他們表現了希臘民族的性格等等（見本書英譯本序言，又格羅特：《希臘史》，人人叢書本，第九卷，第252頁等）。這就難以符合歷史的基本事實。對於這一萬左右的希臘人來說，什麼是他們的基本的歷史事實呢？很簡單，他們首先是僱傭軍，必然具備僱傭軍的基本性格。他們千里營營，為利而來，有什麼仁愛可言？有多少理性可說？他們隨小居魯士進軍的途中就開始搶劫，在撤退中更是一路以搶劫人民為生。這樣事例很多，色諾芬記載時絲毫不以為恥，也沒有什麼隱諱。色諾芬本人就認為，僱傭軍靠從市場購買給養是難以為繼的，主要要靠掠奪（見本書卷三，Ⅱ，21），還認為要保持力量，有力量便有機會奪取弱者所有（見本書卷五，Ⅵ，32）。誰都知道，這些都是僱傭軍的基本習性，色諾芬也就不以為異、不以為恥了。
至於希臘民族性格，這在僱傭軍的身上倒是很難說了。這支隊伍是由幾個希臘人拿了小居魯士的錢去招募起來的，它的開始組成就與希臘沒有什麼關係。他們終於跟小居魯士去打波斯國王，也沒有想到過什麼希臘利益，而只是因為雇主給他們加了餉並給了更多的許諾。小居魯士死後，波斯國王命令他們放下武器。他們中有人已想轉而受僱於波斯國王，只是他考慮到放下武器有生命危險，才沒有這樣做。他們抗拒波斯國王，不是為了維持什麼希臘人的自由或民族氣節，更不是為了對小居魯士的忠貞，而是出於自己切身利害的考慮。色諾芬在僱傭軍將領被波斯人誘殺以後對同伴們作了一次鼓勵性的講話。他說，希臘人的祖先打敗了波斯的入侵，保衛了希臘的自由，現在要繼承祖先的傳統。他又說，僱傭軍已經顯示過自己的勇氣，不過那是為了幫小居魯士爭奪王位；而現在是為了大家自身的生存，所以更應該拿出勇氣來了（見本書卷三，Ⅱ）。他的話的確很能說明問題：過去的希臘人抵抗波斯，是為了保衛希臘的自由和城邦的自主；而現在這一班僱傭軍所保衛的只是他們的自身。須知構成僱傭軍的都是從希臘各城邦中游離出來的分子。他們在自己的母邦已經失去了一切權利，相應地對母邦也不再盡任何義務。他們是衰朽中的希臘城邦母親所遺棄的孤兒，投奔誰呢？只好“有奶便是娘”
了。我們在這本書中可以看到色諾芬對小居魯士高度讚美之辭，他甚至說小居魯士比任何希臘人和非希臘人都受到了更多的人的愛戴（見本書卷一，Ⅸ）。可是，正是這個小居魯士，他支持斯已達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打敗了色諾芬的母邦雅典，幾乎使雅典陷於滅亡之災。對於這一點，色諾芬似乎全都遺忘了，而所難忘的卻是小居魯士的有勞必報的豁然大度。這也可以說是僱傭軍的性格在色諾芬身上的一點體現。我們還不能忘記，在以後亞歷山大東侵的時候，也曾有希臘僱傭軍站在波斯方面對馬其頓希臘人進行堅決的抵抗（見阿里安：《亞歷山大遠征記》，I，16）。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僱傭軍的一個基本性格就是缺乏民族性格。希臘僱傭軍既已成僱傭軍，其缺乏民族性格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在這裡，我們對於希臘僱傭軍的一切缺點同樣要作階級和歷史的分析，認識那都是希臘城邦矛盾發展的產物。如果把希臘僱傭軍的一切缺點都簡單地歸之於希臘民族性格，那將同樣是一種不可取的民族偏見。
劉家和
198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