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諾芬所著①敘述了小居魯士②為了要奪取波斯王位，對他哥哥波斯王阿爾塔譯西斯二世進行遠征；居魯士死後，他屬下的希臘“萬人大軍”退軍攸剋星海；最後他們回到小亞細亞西部的故事。 居魯士發動這次結局不祥的征戰是在紀元前401年。在那以前，他在希臘歷史上已經是相當突出的重要人物。紀元前431年到404年間，雅典和斯巴達為爭霸而發生的被稱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將近結束時，斯巴達人已經同呂底亞和愛奧尼亞的波斯總督、小亞細亞西部波斯軍司令官蒂薩弗尼斯結成同盟。蒂薩弗尼斯希望藉助斯巴達人的力量恢復對亞細亞海岸原屬波斯統轄而現在歸屬了雅典帝國的希臘城市的統治；而斯巴達人則將得到他的資助以維持其艦隊。但蒂薩弗尼斯生性是一個兩面派人物，而且他聽信了雅典人阿爾西比底斯的話，認為使希臘敵對雙方都不得勝，疲於久戰、並趨衰竭才對波斯有利。因而不久他便削減、並且最後完全停止了原訂對斯巴達人所許諾的金錢支持。當斯巴達人對這種背信行為向當時在位的波斯王大流士二世提出抗議時，大流士委派其次子居魯士出任呂底亞、大弗里吉亞及卡帕德西亞總督兼全部小亞細亞西部軍事司令官。這樣一來，實際上居魯士便頂替了蒂薩弗尼斯，解除了他的軍權，只剩下他原來轄區的小部分——愛奧尼亞。

居魯士於紀元前407年就任了各項要職，當時他年僅十七歲。他秉承大流士意旨，全心全力地支持當時好像時運最為乖厄的斯巴達。在執行這項任務中，他表現精幹、熱忱而直爽。他所給予斯巴達人的援助無疑是使他們最後戰勝雅典的一個極為重要的、也許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前不久，在紀元前405年，居魯士奉召離開小亞細亞職位來守候在垂危的父玉床邊。由於參與戰事，他有機會了解到希臘士兵和希臘戰術遠優於波斯士兵和波斯戰術，並與伯羅奔尼撒軍隊中好多軍官建立了友誼關係。此外，在這場持續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戰爭於紀元前404年結束時，成千上萬的士兵解除了軍職。他們別無專長，不願轉入和平行業。這些情況說明何以居魯士不但願意，而且能夠徵集希臘人來進行不久以後他所從事的巨大事業，企圖奪取他哥哥阿爾塔澤西斯的王位。

在大流士死後，阿爾塔澤西斯繼承了王位（紀元前405年）。他聽信了蒂薩弗尼斯的讒言，認為居魯士陰謀反對他，便把他予以拘捕。居魯士受辱、懷怨，這便是色諾芬在他的中所提供的唯一要長征去奪權的原因。 從其它資料我們得知，居魯土本來指望大流士會指定他為王位繼承人。一來因為他是皇后的寵兒，而更多地是因為他是“皇蔭貴生”，即大流士即位後所生，阿爾塔澤西斯則否。事實上，八十年前的澤爾士正是由於這種情況而被選定為波斯國王，排除了他的一位兄長。 色諾芬是他在中所描述的事件的親身參加者和目擊者。他參加這次長征，“不是作為將官或隊長或士兵，”而是應居魯士帳下一名希臘將軍、他的朋友普羅克西努斯的極力邀請。那時節色諾芬大概還不到三十歲

這一書名的原文詞義是由海岸往年陸較高地方的行程，特指著名的由希臘小亞細亞海岸至波斯都城蘇薩的行程。實際上此詞只適合於色諾芬敘事的前部。 ——英譯者註 光景；雖然他比較年輕，而且是一支伯羅奔尼撒軍隊中的雅典人①，然而在這場著名的萬人大軍退師當中，他確實扮演了主要角色。他的描述是直接、爽快、謙詳和自然的。 關於的編寫年代一直有爭論。但幾乎不容置疑，這部記事著作是根據色諾芬在行軍中按事件進行過程所做的詳細記載寫成的。內在的證據，即表明是色諾芬的一部早期作品的文體特徵，證實了這個自然的假定：即它的定稿是在這些事件在作者和國人的思想上記憶猶新的時候。另一方面，第五卷裡一段個人身世的插敘可能是晚至紀元前370年寫的。

還有一點，色諾芬在約於紀元前380年寫的《希臘史》中有一段提到居魯士長征時，他請讀者參閱“敘拉古人提米司托格尼斯”所著的關於這次長征的歷史。這就顯然意味著那時他自己的還沒有問世。把這些相互矛盾諸點做一番合理的調和，得出如下見解：色諾芬的是作者在紀元前394年從亞洲回到希臘後不久，便以差不多接近現在這個形式寫成的，但直到約紀元前370年才發表。據認為，很可能是色諾芬想讓一部突出表現了他自身的作品推遲到晚年才予以發表。 萬人希臘大軍從薩爾迪斯進軍到巴比倫門戶，再由此回師到攸剋星海的希臘沿岸，這是歷史上一件極為重大的事件。輕而易舉地擊敗比他們多好幾倍的波斯軍，儘管阿爾塔澤西斯極力阻截，他們仍得以安全回師。這向所有的人表明，這個炫赫一時、頗為人所畏懼的波斯大帝國是全然軟弱無力的。

希臘政治家和軍事要員很快便得到啟發。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說①：“這位年輕的學者、哲學家[色諾芬]，在所有的首領於談判中被背信棄義地殺害之後，率領這支陸上萬人大軍穿過廣闊王土心臟地帶，安全地從巴比倫回到希臘。此事震驚了世界，並鼓舞了後來希臘人入侵波斯王土。正如以後塞薩利人約森所擬議，斯巴達的阿基西羅斯所企圖的，馬其頓的亞歷山大所完成的大業，所有這些都是在這位年輕學者的行動感召下進行的。” 一方面萬人大軍的長征向希臘人顯示了波斯的軟弱，而色諾芬對此舉的敘述卻向我們極為清楚地顯示了這些追名逐利的希臘僱傭軍的優良品質——他們勇敢而堅忍，虔誠而仁愛，自主而理智。作為不畏艱險的真正軍人，他們仍然是酷愛自由的希臘人。對他們只能得其同意而治之，在共同關心的事業上必須聽取他們的意見，共同協商。他們被名符其實地稱為“行進的民主”，“游動的共和”，“深思熟慮而行動；一面戰鬥，一面表決；一幅行動在亞細亞中央的雅典縮影。”其“僱傭”軍且是這樣的人物，即此便足以說明這個民族的力量、性格和脾性。

之所以可貴還在於它提供了希臘人的戰爭藝術知識，對軍事科學做出了切實貢獻。色諾芬是，或者可以說在退軍過程中成為一名非常有才幹的戰略家和戰術家。對每一個問題都以學者和思想家的精神進行探討，而後把他的深思熟慮的決斷體現為兵法。永遠足智多謀，以新的戰術應付新的情況，從來不落於常規的羈絆。他的獨創和發明的天才對後來希臘兵法影響深遠。這種影響一直傳留到現代。一位現代軍事科學研究者①寫道：“在亞 歷山大以前，對我們最有教益的軍人毫無疑問地是色諾芬……。是他向世人指出退師的戰術應該是怎樣的，怎樣指揮一支後衛部隊。所給予我們的戰術獨創性勝過若干部其它任何書籍……。經過了二十三個世紀，還沒有比更好的軍事教程。 ”

最後，色諾芬對史實的敘述簡潔而典雅，引人而生動，使它在旅遊、探奇記敘說部當中佔有極高的地位。泰恩②在談到時甚至說，“其文體風格之美妙賽過其故事情節之動人。”的確，色諾芬作為文人的盛名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賴於這部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