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四章藝術 3

3 忽視理性毫無所知的心靈因素，絕不是明智之舉。如同局限於經濟學家和物理學家限定範圍內的思想家那般，詩人雖被遠遠地拋在後面，但他們不僅看得更深刻，而且有時看得更清楚。很少有人比18世紀90年代的布萊克，更早看到由機器和工廠所引起的社會大震盪，然而他所據以判斷的依據，除了倫敦使用蒸汽機的工廠和磚窯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東西。除了幾個例外，有關都市化問題的最佳論述，幾乎都來自那些富有想像力的作家，他們那些看似非常不切實際的觀察，已被巴黎實際的都市演進所證明。比起勤勉的統計學家兼編纂家麥克庫洛赫，卡萊爾對1840年英國的了解更模糊卻更深刻；如果小穆勒比其他功利主義者更好的話，那是因為一場個人危機使他成為惟一一個知道德國和浪漫主義者的功利主義者，知道歌德和柯爾律治等人的社會批判價值。浪漫主義對世界的批判儘管含混不清，但並非微不足道。

浪漫主義渴望過去那種人與自然的合一。資產階級世界是一個深切審慎的自私社會。 它無情地斬斷了使人們隸屬於“自然首長”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联係了。它把宗教的虔誠、騎士的熱忱、小市民的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激發，淹沒在利己主義的冰水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 這是《共產黨宣言》的呼聲，但也代表了整個浪漫主義。這樣一個世界或許能使人富足或舒適——儘管事實已很明顯，它也使其他人，更大多數人，處於挨餓和悲慘境地——但卻也使人們的靈魂赤裸而孤獨。它使人們像個“疏離”者無家可歸地迷失在天地萬物之中。德國的浪漫主義詩人認為，他們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只有那些質樸宜人的前工業小鎮所進行的那種簡樸的勞動生活，才能拯救這些孤獨的靈魂，這些前工業小鎮星羅棋布地點綴在幻景般的田園風光之中，他們那種淋漓盡致的描寫，實在令人無法抗拒。小鎮的年輕人必定出走，依照定義無休止地追逐“憂鬱之花”，或是懷念著家鄉，吟唱著艾興多夫的抒情詩或舒伯特的歌曲，永久地漫遊。流浪者之歌是他們的信號曲，懷鄉病是他們的伴侶。諾瓦利斯甚至用這樣的詞語為哲學下定義。

世人對這種已經失去和諧的渴望，因下面三個源泉而告緩解：中世紀、初民（或相類的東西、異國情調或“民俗”）和法國大革命。 第一個來源吸引的主要是反動的浪漫主義。封建時代穩固的階級社會，是由時代緩慢構成的有機產物。在紋章家徽的裝飾下，在神話森林的籠罩下，在不容懷疑的基督教天國的覆蓋下，它是保守的資產社會反對派顯而易見的失樂園。這些人對虔敬、忠誠和較低階級中最低限度的識字能力的興趣，因法國大革命而增加了。除了局部的更動，這就是柏克在其《法國大革命隨想錄》（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1790年）中用以反對理性主義的巴士底獄攻擊者的理想。但是，它卻在德國才找到其經典表述，一個在這個時期獲得了與特有的中世紀夢想相去不遠的某些東西的國家，或許是因為盛行於萊茵河城堡和黑森林屋簷下的愜意井然，比起更名副其實的中世紀諸國的污穢和殘酷，更容易使其自身理想化。 “噢，赫爾曼！噢，多蘿西！真愜意！”戈蒂耶寫道，他像所有法國浪漫主義者一樣崇尚德國。 “難道人們沒有聽到從遠處傳來的驛站馬車夫的號角聲嗎？”無論如何，中世紀遺風是德國浪漫主義當中最具分量的組成部分，並且以浪漫主義的歌劇或芭蕾舞劇（韋伯的《自由射手》或《吉賽兒》）、格林（Grimn）童話、歷史理論，或以諸如柯爾津治、卡萊爾等受德國鼓舞之作家的著作形式，從德國向外傳播。然而，中世紀遺風以更普遍的形式，即哥特式建築的複興，成為各地保守派，尤其是宗教反資產階級派的象徵。夏多勃里昂在其《基督教的真諦》（Genie duChristianisme）一書中宣揚哥特風格，反對革命；英國國教會的擁護者偏愛哥特風格，反對理性主義者和非國教徒，因為後者的建築物仍是古典風格；建築學家普金（Pugin）和19世紀30年代極端反動的“牛津運動”，就是十足的哥特風格派。同時從霧靄茫茫的蘇格蘭偏僻地區——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度，能凝結出如奧西恩相（Ossian）詩篇般的古代夢想——保守的司各特也在其歷史小說中，為歐洲提供了另一類中世紀圖景。其小說中的最佳作品，其實涉及相當近的幾個歷史時期，這一事實被許多人忽略了。

1815 年以後，反動政府試圖把這種佔優勢的中世紀遺風，轉變為對專制主義的蹩腳辯護；除保守的中世紀遺風之外，左翼的中世紀遺風是無關緊要的。在英格蘭，它主要是作為人民激進運動的一種潮流而存在，這種潮流傾向於將宗教改革之前的那個時期，看成是勞動者的黃金時代，並將宗教改革看成走向資本主義的第一個重大步驟。在法國，它卻重要得多，因為在那裡，它的重心不在封建統治集團和天主教階層，而是在永恆不朽的、受苦受難的、騷動不安的、富有創造性的人民：法蘭西民族總是不斷重申其特徵和使命。詩人和歷史學家米歇萊，是尊奉中世紀傳統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中最偉大的一個；雨果中的卡西莫多，就是這種先入之見的最著名產物。 與中世紀遺風密切相關的——尤其是通過它對神秘的宗教虔信傳統的關注——是追尋東方非理性智慧中所蘊含的那種更古老、更深奧的神秘源泉，如浪漫而又保守的忽必烈王朝或婆羅門王國。公認的梵文發現者瓊斯爵士（Sir WilliamJones，是一位正直的輝格派激進分子，他像一位開明士紳應當做的那樣，為美國和法國的大革命歡呼；但大多數研究東方的業餘愛好者和模擬波斯詩歌的作者——現代東方主義大部分源自他們的熱情——則具有反雅各賓的傾向。頗為特別的是，他們的精神目標是婆羅門教的印度，而不是已吸引18世紀啟蒙運動對異國情調的想像以及非宗教而理性的中華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