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三章意識形態：世俗界 2

2 當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就這樣失去其最初的自信衝勁時（甚至進步的必然性和受歡迎性也開始遭到一些自由主義者質疑），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卻再造了18世紀的古老真理。理性、科學和進步是其堅實的基礎。本書所論時期的社會主義者，與週期性出現於歷史文獻中的那些公有製完美社會的禮讚者，其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對工業革命持有無條件的認同，因為它創造了近代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圣西門伯爵傳統上被歸類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先驅，儘管他的思想實際上處於一種更為模糊的位置。他是“工業主義”和“工業主義者”（圣西門新造的兩個詞）最早和最熱烈的鼓吹者。他的信徒成了社會主義者、喜歡冒險的技術專家、金融家和實業家，或者接連兼任這些身份。因此，圣西門主義在資本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上，都佔有特殊地位。英國的歐文，本身就是一位很成功的棉紡工業先驅。他對建立一個更美好社會的信心，不僅來自於堅信人類可通過社會而達到完善的信念，而且也根源於工業革命對潛在富有社會的可見創造。恩格斯儘管不太情願，也是從事棉紡織業的經營。沒有任何新社會主義者想讓社會進化的時鐘倒轉，儘管他們的許多追隨者這樣做了。甚至傅立葉這位對工業主義最不抱樂觀態度的社會主義奠基人，也認為解決之道是超越工業，而非落在它之後。

更矛盾的是，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古典自由主義，卻也是最容易用來攻擊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理論。如同聖茹斯特所說的那樣，幸福的確是“歐洲的一個新觀念”，但是，人們最容易看到的，顯然是並未實現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就是窮苦勞動者的幸福。另外，如同戈德溫、歐文、霍奇斯金（Thomas Hodgskin）以及其他邊沁崇拜者所做的那樣，把對幸福的追求與自私的個人主義設想分別開來，也是不困難的。歐文寫道，“一切存在之根本目標就是幸福”，“但是，幸福不能由個人獨自獲得；期盼孤立的幸福是無用的；幸福必須由全體民眾共享，否則，少數人也絕對享受不到。”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以李嘉圖學說形式出現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竟會轉變成反對資本主義的理論；這一事實會使得1830年後的中產階級經濟學家，以驚恐萬分的眼光審視李嘉圖，或者像美國的卡賴（Carey，1793－1879）那樣，把他視為社會破壞者和動亂者的精神源泉。如果像政治經濟學所論證的那樣，勞動是一切價值的泉源，那麼，為什麼創造價值的廣大群眾卻生活在赤貧的邊緣呢？因為，如李嘉圖所表明的（儘管他覺得不便從他的理論中得出這些結論來），資本家以利潤的形式佔有工人生產的、超出其以工資形式領回的那部分剩餘價值。 （地主也佔有這種剩餘的一部分，但這一事實對該問題並無重大影響。）也就是說，資本家剝削了工人。因此，惟一要做的就是不要資本家，從而消滅剝削。一群李嘉圖的“勞工經濟學家”很快就在英國興起，他們進行分析，並提出其道德標準。

如果資本主義真的達到人們在政治經濟樂觀時期所預期的那些東西的話，那麼，這類批評就會缺少共鳴。與人們通常的假設相反，在窮人中，幾乎沒有“提高生活水平的革命”。但是，在社會主義的形成階段，即在歐文的《新社會觀》（NewView of Society，1813－1814年）和《共產黨宣言》的發表之間，經濟衰退。貨幣工資下降、嚴重的技術性失業，以及對未來經濟前景的懷疑，實在太突出了（“社會主義”一詞便是19世紀20年代創造出來的）。因此，批評家不僅能夠注意到經濟的不公正，而且也注意到經濟運行的許多缺陷及其“內在矛盾”。由反感而變得敏銳的眼睛，因此便發現了這種內在的周期性波動，或所謂的資本主義“危機”（西斯蒙第、韋德[Wade]、恩格斯）。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忽略了這種危機，而事實上，與賽伊這個名字相連的“法則”，根本不承認這種危機的可能性。批評家很難不注意到，這段時期國民收入分配日趨不平衡（“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現象並非偶然，而是資本主義制度運行的產物。簡言之，他們不僅能夠證明資本主義是不公正的，而且能夠顯示它運作得很糟糕，更有甚者，它的運作結果也與其捍衛者所預期的背道而馳。

到目前為止，新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只不過是把英法古典自由主義的論點推進到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想要達到的境界之外。他們所鼓吹的新社會，並不堅持拋棄古典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理想的傳統。每一個人都享有幸福、每一個人都能充分而自由地實現他們的潛能的社會，一個自由主宰、而專制政府消失無蹟的社會，既是自由主義者的終極目標，也是社會主義者的終極目標。從人道主義和啟蒙運動傳承下來的意識形態家族，其各個成員——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差異點，不是溫和的無政府狀態（那是他們共同的烏托邦）而是實現它的方式。在這一點上，社會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開始分道揚鑣。 首先，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下述假定徹底決裂：社會是個別的原子單純地聚集或結合而成；社會的動力是個體的自我利益和競爭。在這場決裂中，社會主義者退回到人類最古老的意識形態，亦即“人類天生就是共同生活”的信念。人們自然地生活在一起並互相幫助。社會並不是會削弱無限天賦權利的必要製度，而是他的生命、幸福和個性的居所。亞當·斯密學派所主張的市場等價交換以某種方式保障了社會公正的觀點，對社會主義者而言，是既難理解又不道德。大多數普通人都持這種看法，甚至在他們無法表達的時候也是這樣。許多資本主義的批評者籍由譴責文明、理性主義、科學和技術的整個歷程，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明顯的“非人道化”。 （黑格爾主義者和早期馬克思使用的專業術語“異化”，反映了把社會作為人的“家”，而不僅僅是毫無關聯的個人行為場所的古老概念。）而新的社會主義者—— 不像詩人布萊克和盧梭這類舊工匠型的革命者——小心翼翼地避免這樣做。不過，他們不僅吸收了把社會當作人們的家的傳統理念，而且也吸收了下列這種古老概念，即在階級社會和私有財產製度出現之前，人們曾以某種方式生活於和諧之中。盧梭藉由對原始人的理想化表達了這一概念，而欠成熟老練的激進小冊子作者，則通過下述神話傳說來表達：曾幾何時，人們曾自由而友愛地生活著，只是後來被外來統治者征服了（撒克遜人被諾曼人征服，高盧人被條頓人征服）。傅立葉說： “天才必須重新發現那種原始幸福之路，而使之適應於現代工業環境。”原始共產主義經過數世紀的發展，終於為未來的共產主義提供了一種模式。

其次，社會主義採取了一種進化的和歷史的論證形式，而這種形式如果不是處於古典的自由傳統範圍之外的話，也是雖在其內卻未受到很大的重視。對於古典自由主義者，以及事實上最早的近代社會主義者來說，他們的社會計劃是自然而合理的，有別於由無知與暴政所強加的那種人為的不合理社會。既然啟蒙時代的進步思想已告訴人們什麼是合理的，那麼，剩下要做的就是掃除阻礙公認的前進障礙物。的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圣西門主義者、歐文、傅立葉，以及其餘的人）傾向於如此堅信：真理一經宣布，馬上就會被所有受過教育而且通情達理的人所接受，在開始之初，他們要把自己實現社會主義的努力局限於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是針對有影響的工人階級進行宣傳，雖然工人無疑會因而受益，但卻注定是一個無知而落後的群體。二是如他們所做的那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拓荒工廠：共產主義村落和合作企業。它們大多數都位於美洲的開闊空地上，那裡沒有歷史上的落後傳統擋住人們進步的道路。歐文的“新和諧”（New Harmony）村位於印第安納州。美國容納了34處從國外輸入或土生土長的傅立葉式“法倫斯泰爾”（Phalanstere：傅立葉夢想要建立的社會基層組織），以及眾多在基督教共產主義者加貝和其他人鼓勵下建立的聚居村落。較少從事社會實驗的圣西門主義者，從未停止找尋一位可能實行他們的社會規劃的開明專制者，而且，有一段時間他們相信已經找到了，他就是埃及的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這位不大可能幫助他們的人。

在這種尋找美好社會的古典理性主義事例中，帶有一種歷史進化的因素。因為進步的意識形態也就意味著，進化的觀念可能是經由幾個歷史發展階段而必然進化的觀念。不過，在馬克思將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心從其合理性或合意性轉至其歷史必然性之後，社會主義才獲得其最為可怕的精神武器，為了對抗它，人們至今仍在構築論戰防線。馬克思從法、英和德國意識形態傳統（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社會主義、日耳曼的哲學）的結合中，引伸出這種論證方法。對於馬克思來說，人類社會已不可避免地突破原始共產主義而劃分為階級；必然會經由階級社會的依次更替而進化。每一個階級社會儘管存在著不公正，但都曾經是“進步的”，每一個階級社會都包含著“內在的矛盾”，這些矛盾在一定時候會成為其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並產生出取代它的力量。資本主義是這些階級社會中的最後一個，馬克思不但一點也沒加以攻擊，而且還運用其令世界驚嘆的滔滔雄辯，宣揚其歷史成就。但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可用政治經濟學來加以證明，這些矛盾必然會在一定時候成為其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並使其陷入不能解脫的危機之中。並且，資本主義（如也可以用政治經濟學表明的那樣）也必然會創造出它自身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人數和不滿必定會增加，而經濟力量卻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使得資本主義更易於被推翻。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必定會將其推翻。但是，這也表明了，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制度，就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正如資本主義不單是因為它比封建主義更合理，而是由於資產階級的社會力量才盛行起來一樣，社會主義也將經由勞動者的必然勝利而盛行。如果認為要是人們夠聰明的話，就可在路易十四的時代實現永恆的社會主義理想，這種看法是愚蠢的。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產兒。在為社會主義創造條件的社會變革到來之前，它甚至還沒有以適宜的方式表述出來。但是，一旦條件成熟，其勝利就是肯定的了，因為“人類總是只給自己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