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第二篇結果第八章土地 5

5 土地所有權的革命，是傳統農業社會解體的政治面貌；新的農村經濟和世界市場的滲入，則是其經濟面貌。在1787－1848年間，這種經濟面貌的轉變尚不完全，這可用非常有限的移民率來衡量。直到19世紀晚期的農業大蕭條之後，鐵路和汽船才開始建立一個單一的世界農業市場。因此，地方農業大體上沒有受到省際甚或國際的競爭。工業競爭幾乎尚未嚴重衝擊到無數的農村手工業和家庭製造業，如果有，也只是使其中一些轉而面向更廣闊的市場生產。在成功的資本主義農業地區之外，新的農業方式只能以非常緩慢的速度滲入農村。雖然由於拿破崙對（英國）蔗糖和新糧食作物（主要是玉米和馬鈴薯）的歧視，使得新的工業作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發展，特別是甜菜製成的糖。新的農村經濟和世界市場，採取一種特別的經濟結合，例如高度工業化和抑制正常發展的緊密結合，通過純經濟的手段，在農業社會裡造成一次真正的大變動。

這樣的結合的確存在，而這樣的大變動也的確在愛爾蘭，以及程度較輕的印度出現過。在印度發生的變動，只是單純的毀滅。曾經繁盛一時，作為農村收入補貼的家庭和鄉村工業，在幾十年間全部毀滅；換句話說，這就是印度的非工業化。 1815－1832年間，該國出口的棉紡織品總值，從130萬英鎊降到不足10萬英鎊，而英國棉紡織品的進口則增長了16倍以上。到了1840年，一位觀察家已經對將印度變成“英國農場”的災難性後果提出警告：“她是個製造業發達的國家，她的各種製成品已存在好幾個世紀，而且如果允許公平競爭，她也從未受到過任何國家的挑戰……現在使她淪為一個農業國家，對印度而言，是十分不公正的行為。”這樣的描述會使人產生誤解，因為在印度就像在其他許多國家一樣，製造業的潛在影響力，在許多方面都是農業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非工業化的結果，將使得農村更加依賴於變化莫測的收成運氣。

愛爾蘭的情況更具戲劇性。當地那些人口不多、經濟落後、僅靠農耕維生、極無保障的小佃農，得向一小撮不事耕作、通常不住在當地的外國地主繳納他們所能負擔的最高租稅。除東北部（烏爾斯特地區[Ulster]）以外，這個國家作為英國的殖民地，已在英國政府重商主義的政策下，長期被非工業化，爾後更因英國工業的競爭而更加嚴重。一項簡單的技術革新，即用馬鈴薯代替以前盛行的主要作物，已使人口大幅增長成為可能，因為一公頃種植馬鈴薯的土地，遠比一公頃種植牧草或實際上種植其他大多數作物的土地，能養活更多人。由於地主們需要最大數量的納租佃農，加上後來為了出口到日益擴大的英國糧食市場，需要更多的勞動力投入新農場，於是遂帶動了無數小型持有地的增加：到了1841年，不算不計其數、面積低於一公頃的小耕地，康諾特地區（Connacht）的大型耕地中，有64％面積在五公頃以下。於是，當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這些小面積土地上的人口呈倍數增加後，每人每天僅能靠10-12磅馬鈴薯和（至少直到19世紀20年代）一些牛奶，以及偶爾品嚐一點鱈魚維生，其貧困狀況在西歐是無與倫比的。

既然沒有替代的就業方式（因為工業化被排除了），這種發展的結局無疑是可以預見的。一旦人口增加到連最後一塊勉強可耕沼澤地的最後一片馬鈴薯都不能養活的時候，災難就降臨了。反法戰爭結束不久後，前兆就出現了。食物匱乏和疾病流行，再次開始使人口大量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因為無法從土地上得到滿足，這點顯而易見，無需說明。 19世紀40年代的歉收和農作物病蟲害，不啻是雪上加霜。沒有人知道或準確知道，1847年愛爾蘭大饑荒到底造成了多少人死亡。這是本書所論時期歐洲歷史上最嚴重的人類災禍。粗略的估計，大約有11萬人因飢餓而死亡。而在1846－1851年間，另有100萬人從這個災難的島上移民出去。 1820年愛爾蘭只有不到700萬的居民，1846年也許有850萬人，1851年減少到650萬，而且自此以後，其人口因移民而不斷減少。 “嗚呼，可憐的農民！”一位教區神父以中世紀黑暗時代編年史家的口吻寫道：“嗚呼，災年肆虐，永不可忘！”在那幾個月裡，高威省（Galway）和馬約省（Mayo）沒有任何一個孩子來受洗，因為沒有任何嬰兒出生。

1789 －1848年期間，印度和愛爾蘭也許對農民來說是最糟糕的國家，但是如果可以有選擇機會的話，也沒有一個人願意當英國的農場僱工。人們普遍認為，這個不幸階級的生存狀況，在18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明顯惡化，部分是因為經濟力量的作用，部分也是因為致人貧困的“斯平漢姆蘭制度”（1795年）。這是個立意良善卻嘗試錯誤的製度。原想用濟貧稅的補助金，保證工人擁有最低工資，不料其主要結果卻是鼓勵農場主人降低工資，並使僱工道德敗壞。僱工們愚笨無力的反抗騷亂，表現在19世紀20年代日益增多違法行為，19世紀30和40年代的縱火和破壞財產。但其中最重要的，還是絕望無助的“僱工的最後起義”。這個從肯特郡自發流傳開來的暴動，在1830年底蔓延到許多郡區，並遭到殘酷鎮壓。經濟自由主義者以其向來尖刻無情的方式，提出其解決僱工問題的方法，即強迫僱工在低工資下求職或遷移。 1834年的《新濟貧法》是一項極其殘忍的法規。其中規定，只有在新建的貧民習藝所工作，才能發給濟貧補助（在那裡，貧民必須與妻子兒女分開居住，以便遏制不加考慮和沒有節制的生育。），並撤銷教區的最低生活保障。如此一來，實施《新濟貧法》的花費急遽下降（雖然到我們所論時期的尾聲，至少仍有100萬英國人是窮人。），而僱工們則開始慢慢遷移。由於農業蕭條，僱工處境仍然非常悲慘。直到19世紀50年代，情況才大有好轉。

農場僱工的情況在各個地方都明顯惡化，儘管在最隔絕的落後地區，其情況沒有一般現象來得糟。馬鈴薯這項不幸的發現，使得歐洲北部廣大地區農村僱工的維生標準非常容易下降，而他們處境的實質性改善，以普魯士為例，要等到19世紀50和60年代才略見曙光。自給自足的農民可能要好得多，雖然小自耕農在飢荒時期的處境，還是非常令人絕望。像法國那樣的農民國家，比其他國家來說，可能更少受到繼拿破崙戰爭繁榮之後農業全面蕭條的影響。的確，一個法國農民若將眼光越過海峽彼岸，把自己1788年的狀況與1840年英國農場僱工的狀況相比，幾乎不會懷疑兩者中究竟哪一個過得較好。 （“因為我長期處在國內外農民和僱工階級之中，我必須老實說，一個比法國農民更有教養，更整潔、勤勞、節儉、認真，或穿著更好的人，在那些處在目前處境的人群中……我從不曾發現。在這些方面，法國農民與絕大部分過分邋遢的蘇格蘭農業僱工形成鮮明對比；與奴性十足、心灰意懶而且物質生活極端窘迫的英格蘭農業僱工，也形成鮮明對比；與衣不蔽體、處在悲慘境況中的窮苦愛爾蘭僱工，同樣形成鮮明對比……” H．Colman，The Agricultural and Real Economy of France，Belgium，Holland and Switzerland，1848年，pp．25－26．）在此同時，在大西洋彼岸注視著舊世界農民的美國農場主人，則慶幸自己擁有不屬於舊世界的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