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第一篇發展第七章民族主義 2

2 可是，在近代資產階級世界之外，還有反對異族統治（一般情況為不同宗教而非不同民族的統治）的人民起義運動，有時這似乎預示著日後民族運動的走向。這類運動指的是反對土耳其帝國，高加索反對俄羅斯人，以及印度反對入侵的英國統治者的戰鬥。把諸多的近代民族主義塞入對這類民族運動的理解之中，是不恰當的，雖然在武裝好鬥的農牧入口聚居的落後地區，以部落集團為組織，而且由部落酋長、綠林英雄或先知們所發動的對外國（或更確切地說是不信任的）統治者的抵抗，採取了一種與精英式民族運動頗為不同、但更接近其真義的人民戰爭形式。然而實際上，馬拉地人（Mahrattas，印度的封建軍事集團）和錫克教徒（一個軍事宗教派別）分別於1803－1813年及1845－1849年所發起的抗英運動，與後來的印度民族主義幾無關聯，而且他們也沒發展出自己的民族主義。 （錫克人運動迄今仍大多自成一體。在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當地人的戰鬥抗爭傳統，使那個地區成為印度民族主義的早期中心，並提供了一些最早的、而且是極傳統的領導人，特別是提拉克［B．G．Tilak〕；但這項多是印度民族運動中，一個地區性的、而非占主導地位的潮流。像馬拉地民族主義那樣的東西，在今天可能還存在著，但其社會基礎是廣大的馬拉地工人階級和沒有特權的下層中產階級，對抗在經濟上和直到最近仍在語言上佔統治地位的古吉拉特人［Gujeratis〕。）野蠻、英勇、世仇不斷的高加索部隊，在穆里德運動（Muridism）的純淨伊斯蘭派別中，暫時找到了團結一致、反對俄國人入侵的紐帶，而且找到沙米爾（Shamyl，1797－1871）這個重要的領導人。但是直到今天，高加索人仍尚未組成一個民族，而僅僅是在蘇聯一個小共和國中的一小群小山民集體（已具近代民族意義的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並未參加沙米爾運動）。被諸如阿拉伯地區的瓦哈比派（Wahhabi）和今天利比亞的賽努西教團（Senussi）等純淨宗教派別所掃蕩的貝都因人，為了安拉的單純信仰，反對賦稅、蘇丹和城市的營私舞弊，並為了保有簡樸的牧民生活而戰。但是我們今日所知的阿拉伯民族主義（20世紀的產物），是來自於城市，而不是游牧民族的營地。

甚至巴爾干各國，尤其是那些很少被馴服的南部和西部山民，他們反對土耳其人的起義行動，也不應過於簡單地用近代民族主義來加以解釋，雖然許多吟遊詩人和勇士（兩者經常是同一些人，例如門的內哥羅[Montenegro]的詩人-武士-主教），會使人回憶起像阿爾巴尼亞的斯坎德培（Skanderbeg）那樣的准民族英雄的榮耀，以及像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Kossovo）戰役中對抗土耳其人的失敗悲劇。在任何有需要或有意願的地區，起義反對當地政權或削弱土耳其帝國，都是極其自然的舉動。然而，僅只是因為經濟上共同的落後性，才讓我們把今日所謂的南斯拉夫人視為一個整體，甚至包括了他們居住在土耳其帝國境內的同族人，但是南斯拉夫這個概念是奧匈帝國知識分子的活動產物，而不是那些實際為自由而戰者所欲追求的結果。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南斯拉夫政權已將以前劃歸為塞爾維亞的民族，分裂為更符合實際的次民族共和國和行政單位：塞爾維亞、波斯尼亞、門的內哥羅、馬其頓和科索沃-梅托希亞〔Kossov－ Metohidja〕。根據19世紀民族主義的語言學標準，他們大多屬於同一單元的“塞爾維亞”民族，只有與保加利亞人更接近的馬其頓人，以及位於科斯美特〔Kosmet］的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除外。但是事實上，他們從未發展成單一的塞爾維亞民族。）信仰東正教的門的內哥羅人從未被征服過，他們與土耳其人作戰，但也以同樣的熱情對抗多疑、信奉天主教的阿爾巴尼亞人，同樣多疑但團結的斯拉夫人，以及信奉伊斯蘭教的波斯尼亞人。波斯尼亞人則像多瑙河平原上的東正教塞爾維亞人一樣樂意，並且以比阿爾巴尼亞邊疆地區東正教“老塞爾維亞人”更大的熱情，起義反對與他們多數信仰同一宗教的土耳其人。 19世紀率先起義的巴爾干人民，是在英勇的豬商綠林好漢黑喬治（Black George，1760－1817）領導下的塞爾維亞人，但是在他起義（1804－1807年）的最初階段，甚至並未提出反對土耳其統治的口號；相反，支持土耳其蘇丹反對當地統治者的營私舞弊。在巴爾幹西部山區的早期起義歷史中，幾乎沒有任何記載顯示當地的塞爾維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希臘人和其他民族，在19世紀早期已對那種非依民族劃分的自治公國感到不滿，該制度是由強有力的總督，人稱“亞尼納之獅”的阿里·巴夏（Ali Pasha，1741－1822），一度在伊庇魯斯（Epirus）建立起來的。

有一次，而且是惟一的一次，放羊的牧民與綠林英雄在反對任何實存政府的持久戰鬥中，與中產階級民族主義和法國大革命的觀念融合起來。那就是希臘的獨立戰爭（1821－1830年）。因此不足為奇的，希臘成了各地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人士的神話和激勵力量。因為只有在希臘，全體人民用一種似乎與歐洲左派相同的方式，起來反對壓迫者；而且另一方面，以獻身希臘的詩人拜倫（Byron）為代表的歐洲左派，對希臘的最後獨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幫助。 大多數希臘人與巴爾幹半島上其他被遺忘的戰士、農民和部落非常相像。然而，一部分希臘人構成了一個國際貿易和管理階層，他們也定居在整個土耳其帝國的殖民地和少數民族社區之內，以及土耳其帝國之外；而大多數巴爾於人所皈依的東正教會，其所使用的語言是希臘語，其領導階層則是以君士坦丁堡希臘主教為首的希臘人。蛻變為依附王公的希臘行政官員，統轄著多瑙河各公國（現在的羅馬尼亞）。在某種意義上，巴爾幹、黑海地區和地中海東部，所有受過教育以及從事商業的階層，不管民族出身如何，都因其活動性質本身而希臘化了。在18世紀，希臘化進程比以往更加強勁有力。主要是因為經濟的明顯發展，擴大了希臘人在國外的散居範圍和接觸面。黑海新興繁榮的穀物貿易，把他們帶進意大利、法國和英國的商業中心，並且加強了他們與俄國的聯繫；巴爾幹貿易的擴大，把希臘人或希臘化商人帶到了中歐。第一份希臘文報紙是在維也納出版的（1784－1812年）。農民起義者的定期移民和再遷移，進一步加強了流亡者社團。正是在這種世界各地都有的散居人口中，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共濟會秘密會社的政治組織方式）紮下根來。早期不甚突出、多少是泛巴爾幹革命運動領袖的里加斯（Rhigas，1760－1798），不但講的是法語，還將《馬賽曲》改編成希臘版本。發動1821年暴動的秘密愛國會社同志會（PhilikeHetairia），是1814年在俄國新興穀物大港奧德薩（Odessa）創立的。

希臘的民族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可與西方的精英運動相比。沒有其他類比可以說明在當地希臘權責領導下，多瑙河諸公國為爭取希臘獨立所發動的起義；因為在這塊可憐的農奴制土地上，惟一可以稱作希臘人的便是領主、主教、商人和知識分子。很自然，那場起義慘敗了（1821年）。然而幸運的是，同志會也開始在希臘山區（特別是伯羅奔尼撒）招募亂世中的綠林英雄、亡命之徒和部落酋長，而且（至少在1818年後）比同樣想搜羅當地綠林的南意大利貴族燒炭黨，贏得更大的成功。像近代民族主義這類概念，對這些“希臘武裝團成員”究竟有多大意義，是相當令人懷疑的，雖然他們之中許多人都有自己的“文書學者”——對書籍知識的尊重和愛好，是古希臘文化的遺風——這些文書學者用雅各賓派的詞語書寫宣言。如果說他們代表了什麼，那就是該半島傳之久遠的精神氣質。身為男子的任務便是要成為英雄，而據山而立抵抗政府並為農民打抱不平的綠林好漢，正是人世間的政治理想。對於像牛商綠林好漢科洛科特羅尼斯這種人的起義，西方式的民族主義者提供他們一套領導模式，並賦予他們一個泛希臘的、而非完全局限於地方性的規模。反過來，西方民族主義者則從他們那裡得到那種令人畏懼的獨特力量，即一個武裝起來的群眾人民起義。

新興的希臘民族主義足可以使希臘贏得獨立，雖然那種結合了中產階級領導、武裝團體叛亂，以及大國干涉的運動，產生了一些對西方自由理想的滑稽模仿——這類模仿日後在像拉丁美洲這樣的地區，會變得極為眼熟。但是這種民族主義也有使希臘文化局限於希臘的矛盾結果，從而造成或強化了其他巴爾干人民潛在的民族主義。當作為希臘人只不過是識字的東正教巴爾干人的職業需要時，希臘化是處在進步之中。一旦作為希臘人指的是對希臘的政治支持，希臘化就開始倒退了，甚至在已同化的巴爾幹知識階層中也是如此。在此意義上，希臘獨立是其他巴爾幹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前提。 在歐洲之外，根本很難說有什麼民族主義。取代西、葡帝國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國（更確切地說，巴西自1816－1889年間，一直是個獨立君主國），其邊界通常只不過反映了大貴族的領地分佈，這些大貴族支持不同的領袖人物，於是便形成不同的國家疆界。這些共和國開始擁有既得的政治利益和領土野心。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和阿根廷的聖馬丁，他們最初的泛美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雖然這份理想在這塊由西班牙語連結起來的地區中，繼續成為一股強大的革命潮流，正如泛巴爾幹主義一樣，作為反對伊斯蘭教的東正教聯盟繼承者，它到今天可能仍然存在。地理上的廣闊和多樣性，各自獨立於（決定中美洲的）墨西哥、委內瑞拉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起義中心，以及（從外部解放的）秘魯西班牙殖民主義的獨特問題，導致了拉丁美洲的自動分裂。但是拉丁美洲革命是貴族、軍人和法國化進步分子等少數集團的事，信仰天主教的窮苦白人群眾，仍處於消極狀態，而印第安人則持冷漠或敵視態度。只有墨西哥獨立是由農民大眾的主動精神所贏得，該地的印第安人在瓜達露白（Guadalupe）聖女旗幟的領導下，發起一場獨立運動，使墨西哥從此走上一條與拉丁美洲其他國家不同、而且在政治上更加先進的道路。可是，甚至在政治上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一小部分拉丁美洲精英中，在本書所論時期，頂多也只有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等國萌發了“民族意識”的胚芽，至於其他誇大之詞，都將是時代錯置之誤。

類似原始民族主義的東西，普遍存在於東歐各國之中，但矛盾的是，它採取了保守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的趨向。除在俄國和幾個未被征服的巴爾幹要塞外，斯拉夫人到處受到壓迫，但像我們已見到的那樣，他們直接面對的壓迫者並非專制君主，而是日耳曼或匈牙利地主，以及城市的剝削者。這些人的民族主義也不容許斯拉夫民族有任何存在餘地：即使在巴登（在德國西南）共和派和民主派所提出的日耳曼合眾國這樣激進的綱領中，也只包括首都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的伊利里亞（即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共和國、首都在奧洛穆茨（Olomouc）的摩拉維亞共和國，以及由布拉格領導的波希米亞共和國。因此，斯拉夫民族主義者只能把直接希望寄託在奧地利和俄國皇帝身上。各種倡導斯拉夫人團結的呼籲，都表現出俄國傾向，並且吸引了眾多斯拉夫起義者（甚至反俄的波蘭人），特別是在類似1846年起義失敗後的挫折絕望時刻。克羅地亞的“伊利里亞主義”和溫和的捷克民族主義，則表現出奧地利傾向，而且兩者都接受哈布斯堡統治者的審慎支持，哈布斯堡的主要行政官員，有些（科洛夫拉特［Kolowrat］和警察系統的首領塞德爾尼茨基［Sedlnitzky］）本身就是捷克人。 19世紀30年代，克羅地亞的文化熱忱曾受到保護，而且到了1840年，科洛夫拉特還實際指派一名克羅地亞籍的軍區總管，負責維護與匈牙利的軍事邊界，作為抗衡難於駕馭的馬札兒人的一股力量。這在後來的1848年的革命中，被證明是非常有益的做法。因此，在1848年作為一名革命者，實際上就等於反對斯拉夫人的民族願望；而“進步”和“反動”民族間的暗中衝突，在很大程度上註定了1848年革命的失敗。

在上述地區之外，我們很難發現什麼類似民族主義的東西，因為產生民族主義的社會條件並不存在。事實上，如果有任何日後將產生民族主義的力量，在這個階段中，它們通常都反對那種由傳統、宗教和大眾貧困結合而成的勢力，然而這三者的結合體，卻正是抵抗西方征服者和剝削者最強有力的核心支柱。在亞洲各國逐漸興起的當地資產階級分子，此際正在外國剝削者的保護下進行這類行動，孟買的帕西人（Parsee）社群就是個例子。即使那些受過教育的“開明的”亞洲人，不是買辦就是外國統治者或外國公司的小職員（與散居在土耳其的希臘人沒什麼不同），他們的首要任務也是推動西化，在其同胞之中引介法國大革命和科技現代化的思想，進而反對傳統統治者和傳統被統治者組成的聯合抵抗（這種形勢與意大利南部鄉紳-雅各賓派沒什麼不同）。於是他們從兩邊把自己切離於同胞之外。民族主義神話經常模糊掉這種分離不合的現象，部分是藉由隱瞞殖民主義和當地早期中產階級之間的聯繫，部分則通過賦予早期的仇外抵抗一種晚近的民族主義色彩。但是在亞洲，在伊斯蘭世界，甚至在非洲的更多國家，開明思想與民族主義，以及兩者與群眾的聯合，要到20世紀才會出現。

東方民族主義因此是西方影響和西方征服的最後產物。這其間的關聯也許在埃及這個十足的東方國家裡，表現得最為明顯，此際的埃及，已奠定其成為第一個近代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愛爾蘭以外的）的基礎。拿破崙的征服為埃及帶來了西方的思想、方法和技術，其價值很快就被能乾而且雄心勃勃的當地軍人阿里所承認。在法國撤出後的混亂時期裡，埃及從土耳其那裡取得大權和事實上的獨立，之後在法國支持下，阿里利用外國（主要是法國）的技術援助，建立了一個西化的高效率專制政府。在19世紀20和30年代，歐洲左翼為這位開明專制君主歡呼，而當他們自己國家的反動派令人心灰意冷時，他們就投身到他手下效力。圣西門派的一個特別支系，在提倡社會主義或提倡利用銀行家和工程師的投資從事工業發展之間猶豫不決，遂暫時向阿里提供了集體援助，而且為他統籌經濟發展計劃。這樣的援助也為蘇伊士運河（由圣西門派的雷賽布[de Lesseps]建成），以及埃及統治者致命地依賴於互相競爭的歐洲詐騙者的大筆貸款打下了基礎。這使得埃及在後來成為帝國主義較勁的戰場，以及反帝起義的中心。阿里絕不比其他東方專制君主更傾向民族主義，但是他的西化，而非他或他人民的熱忱，卻為後來的民族主義奠定了基礎。如果說埃及開創了伊斯蘭教世界第一個民族主義運動，那麼摩洛哥則是最後一批之一。這是因為阿里（因眾所周知的地緣政治原因）處在西化的主要通道上。而遠居西陲、孤立、自我封閉的穆斯林酋長國，卻沒有這樣的地緣關係，而且也沒在這方面作任何嘗試。民族主義像近代世界的許多特徵一樣，是這場雙元革命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