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第一篇發展第六章革命 6

6 雖然因當地狀況差異，因民族和階級而出現分裂，但是1830－1848年的革命運動，仍保持了許多共同之處。首先，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看到的，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密謀者的少數人組織，經常處在流亡之中，或局限於受過教育的弱小世界裡。 （當然，革命爆發時，普通人民也會活躍起來。1848年米蘭起義的350名死者中，只有約12人是學生、職員，或出身地主階級者；74人是婦女、兒童，而其餘是手工業者或工人。）其次，它們保有一套沿襲1789 年大革命的政治程序、戰略和策略思想，以及一股強烈的國際團結意識。 第一個共同點很容易解釋。除了在美國、英國，或許還包括瑞士、荷蘭以及斯堪的納維亞之外，在正常時期（而非革命前後）的社會生活中，幾乎都不存在群眾運動組織和傳統；除英國和美國之外，其他地區也不具備出現的條件。一份每週發行量超過6萬份並擁有更大數目讀者的報紙，如1839年4月憲章派的《北星報》（The Northern Star），在其他地方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5000份似乎已是報紙最常見的發行量，雖然半官方報紙或（從19世紀30年代起的）娛樂性雜誌，在法國這樣的國家可能會超過2萬份。而甚至是像法國和比利時這樣的立憲國家，極左派的合法動員也只被斷斷續續地承認，其組織更經常被視為是非法的。所以，當民主政治的幻影只存在於合法享有政治權利的有限階級中時（其中一些在非特權階層中有其影響力），群眾政治的基本方法——對政府施加壓力的公眾運動、群眾組織、請願、與普通人民面對面的巡迴演講等等——便少有實行的可能。除了英國人外，大概不會有人認真考慮通過簽名或示威的群眾運動來爭得議會普選權，或者經由群眾宣傳或壓力運動來廢除一項不受歡迎的法律，就像英國憲章運動和反《穀物法》聯盟各自試圖做的那樣。憲法的重大變化意味著合法性的中斷，而社會的重大變化更是如此。

非法組織自然要比合法組織規模較小，而且它們的社會組成遠不具代表性。眾所公認，當一般性的燒炭黨秘密會社演化為無產階級革命組織時，例如布朗基派，其中產階級的成員會相對減少，而工人階級成員，即手工業者和技術幫工，其人數則相應上升。 19世紀30年代後期到19世紀40年代的布朗基派，其成員據說主要是來自下層階級。日耳曼非法者同盟（後來演變為正義者同盟〔League of Just］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也是如此，其骨干係由流亡國外的德國幫工組成。但這樣的情形在當時是相當例外的。像以往一樣，大批的密謀者主要是來自於專業階層、小貴族、大學生及中學生、記者等等；也許燒炭黨全盛期（伊比利亞半島國家除外），還多了一小部分年輕軍官。

此外在某種程度上，整個歐洲和美國左派繼續在與共同的敵人鬥爭，並擁有共同的願望和共同的綱領（由“英國、法國、德國、斯堪的納維亞、波蘭、意大利、瑞士、匈牙利和其他國家居民”組成的）。兄弟民主會（Fraternal Democrats）在其原則宣言中寫道：“我們摒棄、批判並譴責一切世襲的不平等和'種族'區分，因此我們認為國王、貴族和憑藉佔有財產而壟斷特權的階級，都是篡奪者。政府由全體人民選出並對全體人民負責，是我們的政治信條。”激進派或革命者對這樣的內容會不同意嗎？一個資產階級革命者，他會贊成一個在經濟上財產可以自由運用的國家，雖然財產不再能享有以往的政治特權（如1830－1832年憲法中規定的選舉財產資格限制）；但如果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革命者，那麼他一定會主張財產必須社會化。無疑，這樣的衝突時刻必將到來（在英國已見諸憲章運動時期），到那時，以前反對國王、貴族和特權的盟友，將會變為互相抗鬥的敵人，而其基本衝突將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衝突。但及至1848年，在英國之外的國家，衝突的時刻尚未到來。只有少數國家的大資產階級仍公然站在政府陣營之中。甚至最自覺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者，也把自己看作一般激進和民主運動中的極左翼，而且通常認為：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是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不可或缺的開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是一份將來反對資產階級戰爭的宣言，也是（至少對於德國）目前的聯合宣言。而當德國最先進的中產階級——萊茵地區的工業家們——於1848年請求馬克思擔任其激進機關報《新萊茵報》（NeueRheinische Zeitung）的主編時，他們不僅希望他接受，並希望他不要只把這份報紙編成共產主義的機關報，更要編成日耳曼激進派的代言者和領路者。

歐洲左派不僅擁有共同的革命觀點，而且還有共同的革命圖像。這種圖像源於1789年和1830年的革命。圖像中的國家正處於一場導致暴動的政治危機當中。 （除伊比利亞半島外，那種不考慮整體的政治或經濟氣候，便組織精英領導暴動或起義的燒炭黨思想，日益受到懷疑。特別是在意大利類似企圖的多次失敗，例如1833－1834年、1841－1845年和拿破崙侄子路易於1836年策動的暴動悲慘收場之後，更為顯著。）首都將築起街壘；革命者將沖向王宮、議會，或者（在懷念1792年的極端分子中）沖向市政廳，升起無論什麼樣的三色旗，並且宣告成立共和國和臨時政府。然後國家將接受這個新政權。首都的極端重要性是大家普遍接受的，雖然直到1848年後，政府才開始對首都重新規劃，以方便部隊鎮壓革命者。

武裝公民將組成國民軍，立憲議會的民主選舉會正式舉行，臨時政府也將成為確定的政府，而新憲法更會實施生效。新政府接著將對那些幾乎肯定也會發生的其他革命，提供兄弟般的支援。接下來發生的事，便屬於後革命時代。對於後革命時代，1792－1799年的法國典範，也為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提供了相當具體的模式。最激進派的革命者，自然很容易就會把重點轉向保衛革命，反對國內外反革命分子的顛覆問題上。也可以說，越是左翼的政治家，越可能贊成雅各賓派的集權和建立強大行政機構的原則，以反對（吉倫特派的）聯邦主義、非集權化或分權原則。 這種共同的觀點，因強烈的國際主義傳統而大為加強，甚至在那些拒絕接受任何國家（即法國，或者巴黎）具有先天領導權的分裂派民族主義者當中，也殘存著國際主義。即使不將大多數歐洲國家的解放似乎就意味著專制統治失敗這一明顯事實考慮在內，所有國家的革命進程也將是一樣的。民族歧視（正如兄弟民主會所認為的那樣，“它在任何時代都被人民的壓迫者所利用”）將在博愛的世界裡消失。建立國際革命團體的嘗試從未停止，從馬志尼的“青年歐洲”——旨在取代老式燒炭黨- 共濟會的國際組織——到1847年的“全世界統一民主聯盟”（Democratic Associa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AllCountries）。在民族主義運動中，這種國際主義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原因在於各國已漸次贏得獨立，而且各國人民之間的關係並不像想像中那樣友好。在那些日益接受無產階級取向的社會革命運動中，其力量則正在增強。國際，作為一個組織和一首歌，在這個世紀的後期將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有一項偶發因素使1830－1848年的民族主義得到加強，那就是流亡。歐洲大陸左派的大多數政治鬥士都曾經當過一段時間的流亡者，許多人甚至流亡長達幾十年。他們集中在相對說來極少數的幾個難民區和避難所：法國、瑞士，其次是英國和比利時（美洲對於臨時性的政治移民太遙遠，雖然也吸引了一些人）。這類流亡的最大隊伍，是1831年革命失敗後被放逐的5000－6000名波蘭移民，次多的是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因大量非政治移民而增加）。到19世紀40年代，一小群富有的俄國知識分子，在留學國外期間也已吸收了西方革命思想，或追求一種比尼古拉一世的地牢和操練場更合情意的氣氛。而在巴黎和相距遙遠的維也納，這兩個照耀了東歐、拉丁美洲和東地中海地區的文化大城裡，四處都可見到來自弱小或落後國家的學生和有錢人。

在難民的中心所在地，流亡者結成組織，時而討論、爭吵，時而往來、指責，並且策劃著解放自己的國家以及他人的國家。先是波蘭人，其次是意大利人（流亡中的加里波底為拉丁美洲各國的自由而戰），他們實際上成為革命鬥士的國際軍團。 1831－1871年間，歐洲各地沒有任何一次起義或解放戰爭，是在沒有波蘭軍事專家或戰鬥分隊的協助下完成的。甚至在英國憲章運動期間，惟一的一次武裝起義（1839年），也是如此。然而，他們並非惟一這樣做的人。 （自稱是）丹麥的哈林（Harro Harring）是一個相當典型的流亡人民解放者，曾先後為希臘（1821年）、波蘭（1830－1831年）而戰。身為馬志尼的青年德意志、青年意大利，以及稍許有點模糊的青年斯堪的納維亞成員，他也曾在返歐參加1848年革命之前，越過重洋，為計劃中的拉丁美洲合眾國而奮鬥，並為此留居紐約；同時出版題為“人民”、“血滴”、“一個人的話”和“一個斯堪的納維亞人的詩”等作品。 （他非常不幸地招致馬克思的敵意。馬克思在他的《流亡者大合唱》中，以其銳不可當的諷刺謾罵天賦，為後代留下了這個人的記錄。）

共同命運和共同理想，把這些流亡者和旅居者連結在一起。他們大多數面臨相同的貧困和警察監視、非法通信、間諜，以及無處不在的密探等問題。如同20世紀30 年代的法西斯主義，專制主義在19世紀30－40年代，也將它的共同敵人團結在一起。而當以解釋世界社會危機並提出解決方案為目的的共產主義，在一個世紀之後，將知識上的好奇者吸引到其首都巴黎時，更為這個城市的亮麗魅力增添了一分嚴肅的吸引力。 （“如果沒有法國女人，生活將失去意義。但是當世界還有這麼多陰暗面時，得了吧！”）在這些避難中心，流亡者組成臨時的但經常是永久性的流亡者團體，同時策劃著人類的解放。他們並不總是喜歡或贊成對方，但卻相互了解，知道命運是共同的。他們一起準備和等待歐洲革命的到來。 1848年，它到來了，而且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