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第一篇發展第六章革命 5

5 在革命歐洲的其他地方，不滿的小鄉紳和知識分子，成為該地激進派的核心，這使問題嚴重許多。因為群眾是農民，而農民常常與地主和城鎮居民分屬不同民族。在匈牙利，地主和城鎮居民是斯拉夫人和羅馬尼亞人，在波蘭東部是烏克蘭人，而在奧地利的部分地區則是斯拉夫人。而那些最窮、最沒效率的地主，亦即最無法放棄其地位收益的地主，往往是最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大家公認，當大批農民仍處在愚昧無知和政治消極狀態時，農民支持革命這個問題就不像它理應具有的那樣直接，但其強烈程度卻不曾稍減。及至19世紀40年代，甚至連這種消極態度也不再是理所當然。 1846年加利西亞（Galicia）的農奴起義，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

儘管是像這種極具爭議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仍是巧言誇飾的。從經濟上看，像東歐這類落後地區，其現代化必須依靠農業改革，至少得廢除仍在奧地利、俄羅斯和土耳其帝國中頑固存在的農奴制度。從政治上看，一旦農民開始活躍，革命者無疑必須有所作為來滿足其要求，至少在革命者正與外來統治者作戰的國家應當如此。因為如果他們不把農民拉到自己這邊，反革命分子就會把他們吸引過去。合法的國王、皇帝和教會，總是佔有戰術上的優勢，傳統農民信任的是他們而不是地主，且原則上仍準備從他們那裡獲得正義。如果需要的話，君主們隨時準備挑動農民去反對鄉紳：1799年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毫不猶豫地挑動農民去反對那不勒斯的雅各賓派。 1848年，倫巴底農民高喊“拉德茨基（Radetzky）萬歲”，並向這位鎮壓民族主義起義的奧地利將軍歡呼“處死地主”。在未開發的國家裡，擺在激進派面前的問題，不是要不要與農民聯合，而是他們是否能成功地贏得聯合。

這些國家的激進派因此分成兩個集團：民主派和極左派。前者（在波蘭以波蘭民主會［Polish Democratic Society〕，在匈牙利以科蘇斯[Kossuth]的追隨者，在意大利以馬志尼派為代表）承認有必要把農民吸引到革命事業當中，而且必要時可以廢除農奴制度並授予小耕作者土地所有權，但是他們希望能使自願放棄封建權利（並非沒有補償）的貴族和國內農民之間，維持和平共處的關係。可是，在農民暴動還沒有達到暴風驟雨的程度，或是被王公剝削的恐懼還不是很大的地區（像意大利的許多地方），民主派都不曾為自己提出一個具體的土地綱領或任何社會綱領，他們更傾向於鼓吹政治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普遍性。 極左派公開認為，革命鬥爭是一場既反對外來統治者亦反對國內統治者的群眾鬥爭。他們比本書所述時期的民族和社會革命者，更懷疑在皇權統治下擁有既得利益的貴族和軟弱的中產階級，懷疑他們在領導新國家走向獨立和現代化方面所具有的能力。因此，他們自己的方案受到西方新興社會主義的強烈影響，雖然他們與前馬克思主義的多數“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不同，他們既是社會批評家也是政治革命家。例如，1846年短命的克拉考共和國，便廢除了所有的農民義務，並向城市貧民許諾建立“國民工廠”。南意大利燒炭黨中的最先進分子，也採用了巴貝夫-布朗基主義的政綱。也許波蘭是個例外，極左派的思潮在這里相對弱小，而且在動員他們如此急於吸收的農民的運動失敗後，該運動主要由學童、大學生、貴族或平民出身的落魄知識分子和一些理想主義者組成，其影響力更進一步削弱。 （然而，在小農制、佃農或次佃農的少數地區，如羅馬涅或德國西南部地區，馬志尼類型的激進主義在1848年之後，成功地組織了相當程度的民眾支持力量。）

因此，歐洲末開發地區的激進派從未有效地解決其問題，部分是因為他們的支持者不願對農民作出充分或及時的讓步，部分是因為農民在政治上不夠成熟。在意大利， 1848年革命實際上是在消極的農村人口不太理解的情況下進行的。在波蘭（1846年起義迅速發展成受奧地利政府鼓勵的、反對波蘭鄉紳的農民起義），除普屬的波茲南地區（Poznania）外，1848年根本沒有革命發生。甚至在最先進的革命國家如匈牙利，貴族領導的土地改革的種種局限，也使充分動員農民參加民族解放戰爭，變得完全不可能。而在大部分東歐地區，穿著帝國軍人制服的斯拉夫農民，是德國和匈牙利革命者的強力鎮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