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一篇發展第六章革命 2

2 與18 世紀後期的革命不同，後拿破崙時期的那些革命是蓄謀已久甚至計劃完善的。法國大革命本身最重要的遺產，是它確立了一整套政治大變動的模式和典範，而這套典範已為各地起義者普遍採用。 1815－1848年間的革命，並不像密探和警察（充分就業的一類人）匯報給他們上司的那樣，只是少數不滿的煽動者所為。革命的發生，是因為強加於歐洲的政治制度極不適合歐洲大陸的政治狀況，而且在一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期，便顯得愈來愈不適合；革命的發生，也因為經濟和社會的不滿是如此尖銳，以致一系列革命的爆發實際上無可避免。但是1789年大革命創造的政治模式，有利於提供不滿者一個特定的目標，即把暴動變成革命，而且要先把整個歐洲聯成一個單一的顛覆運動或顛覆潮流。

這些模式雖然都起源於1789－1799年之間法國經驗，但卻呈現出幾種不同的典範。它們與1815年後反對派的三種主要潮流相一致，它們包括：溫和自由派（或說上層中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的派別）、激進民主派（或說下層中產階級、部分新興製造商、知識分子和心懷不滿的鄉紳的派別），以及社會主義派（或說“勞動貧民”或新興的產業工人階級的派別）。順道一提，從詞源上看，這些名詞全都反映了這個時期的國際性：“自由派”起源於法語-西班牙語，“激進派”起源於英語，“社會主義派”起源於英語-法語。 “保守派”也部分起源於法語，這是改革法案時期英國和歐洲大陸政治密切聯繫的另一證明。第一種潮流的激勵力量是1789－1791年的革命，其政治理想類似於帶有財產資格限制，因而是寡頭代議制度的準英國君主立憲制度，1791年的法國憲法採用了這種制度，而且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的那樣，它成了1830－1832年後，法國、英國和比利時憲法的標準類型。第二種潮流的推動力量可以1792－1793年的革命來代表，而其政治理想：帶有“福利國家”傾向和對富人的某種憎恨的民主共和國，是與1793年理想的雅各賓憲法相一致。但是就像主張激進民主的社會團體，是個定義模糊、面貌複雜的群體一樣，因此也很難為法國大革命的這種模式貼上一個準確的標籤。 1792－1793年被稱為吉倫特主義、雅各賓主義，以及甚至無套褲漢主義的成分都結合在其中，儘管也許在1793年的憲法中，雅各賓主義的味道最濃。第三種潮流的推進力量是共和二年革命和後熱月黨人起義，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貝夫的平等派（Equals）密謀，那是雅各賓極端派和早期共產主義者的重要起義，後者標誌著近代共產主義政治傳統的誕生。第三種潮流是無套褲漢主義和左翼羅伯斯比爾主義的產兒，雖然除了從前者那裡繼承了對中產階級和富人的強烈憎恨以外，並沒有得到什麼。在政治上，巴貝夫主義的革命模式已蘊含在羅伯斯比爾和聖茹斯特的傳統之中。

從專制主義政府的觀點看來，這所有的運動都同樣是穩定和良好秩序的顛覆者，儘管某些運動似乎比其他運動更有意識地熱中於散佈混亂，而某些運動似乎比其他運動更加危險，因為更加可能煽動無知而又貧困的群眾。 （因此19世紀30年代梅特涅的秘密警察，在今日看來，似乎太過重視拉梅內[Lamennais]《一個信仰者的話》〔Paroles d'un Croyant，1834年〕的發行，因為用非政治性的天主教語言來說，它只可能訴諸沒受到公開無神論宣傳影響的臣民。）然而事實上，反對派運動之所以能聯合，只不過是因為他們對1815年政權抱有的共同憎惡，以及所有——不管基於任何原因——反對專制君主、教會和貴族的人，一向有合組共同陣線的傳統。然而1815－1848年的歷史，就是這個統一戰線瓦解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