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一篇發展第六章革命 1

自由，那帶著巨人聲音的夜鶯，驚醒了大多數沉睡者……除了為爭取或反對自由而戰，還有什麼事情值得我們關注？那些不可能熱愛人類的人，可能仍然是大人物，例如專制君主。但是，一般人怎麼可能無動於衷？ ——伯爾納，1831年2月14日 已失去平衡的各國政府感到恐懼，受到威脅，並且因社會中產階層的呼聲而陷入混亂之中，他們處於國王和臣民之間，打碎了君主的權杖並盜用了人民的呼聲。 ——梅特涅致沙皇，1820年 1 很少有政府在阻止歷史進程的無能為力上，表現得像1815年後那個時代那般明顯而普遍。防止第二次法國大革命，甚或一場法國模式的歐洲普遍革命，是所有剛剛花了20多年才粉碎第一次革命的列強的最高目標，即使英國也是如此。雖然它並不同情在整個歐洲重新建立起來的反動專制主義，而且清楚地知道改革不可能也不應該避免，但是它對一場新的法國雅各賓擴張的恐懼，恐怕更甚於其他國際偶發事件。更有甚者，革命主義在歐洲歷史上從來沒有，在其他地方也很少這樣流行、這樣普遍、這樣容易在自發感染和有意宣傳的影響下傳播開來。

在1815 －1848年之間，西方世界有三次主要的革命浪潮。 （亞洲和非洲尚末受影響，亞洲第一輪大革命，“印度兵變”[Indian Mutiny]以及“太平天國運動”，要到19世紀50年代才發生。）第一次發生在1820－1824年。歐洲地區主要局限在地中海一帶，以西班牙（1820年）、那不勒斯（1820年）和希臘（1821年）為中心。除希臘外，所有起義都遭鎮壓。西班牙革命使拉丁美洲的解放運動重新復活，該運動是受到拿破崙於1808年征服西班牙而激發，並在最初的嘗試失敗後，淪為少數偏遠地區的難民和盜匪活動。西屬南美的三個偉大解放者，玻利瓦爾（Simon Bolivar）、聖馬丁（San Martin）和沃伊金斯（Bernardo O'Higgins），各自建立了獨立的“大哥倫比亞”（包括現在的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共和國）。阿根廷（但減去現在的巴拉圭和玻利維亞內陸地區和現屬烏拉圭的東班達牛仔們與阿根廷和巴西人作戰的拉布拉他河[River LaPlate]對岸草原），以及秘魯。聖馬丁在英國激進貴族柯克蘭尼（Cochrane，福雷斯特《霍恩布洛爾艦長》［C．S． Forester'sCaptain Hornblower］的原型）統率的智利艦隊幫助下，解放了西班牙勢力的最後堡壘——秘魯總督府。到了1822年，西屬南美已獲解放。溫和、有遠識，而且具有罕見自我克制精神的聖馬丁，把解放後的南美留給玻利瓦爾共和派，自己則退往歐洲隱居，靠著沃伊金斯的補助金，在通常是債務纏身的英國人的庇護地佈倫（Boulogne－sur-Mer）度過了高貴的一生。與此同時，派去對付墨西哥殘存農民游擊隊的西班牙將軍伊圖爾比德（Iturbide），在西班牙革命的影響下與游擊隊聯合起來共同起事，並在1821年奠定了墨西哥的永久獨立。 1822年，在當地攝政領導下，巴西平靜地從葡萄牙獨立出來，該攝政是葡萄牙王室在拿破崙垮台後，重返歐洲時留駐在巴西的代表。美國幾乎立即承認了巴西這個新國家中最重要的一員；英國關心的是與他們締結商業條約，不久也承認了它們的獨立；法國人實際上在19世紀20年代之前便已撤出該地。

第二次革命浪潮發生在1829－1834年，而且影響了俄國以西的整個歐洲以及北美大陸，因為傑克遜總統的偉大改革年代（1829－1837年），雖然與歐洲的動盪沒有直接關聯，但仍應算作其中的一部分。在歐洲，推翻法國波旁王朝的革命激起了其他各種動亂。比利時（1830年）從荷蘭贏得獨立；波蘭（1830－1831年）革命在經過重大的軍事行動後被鎮壓下去；意大利和日耳曼各地動盪不安；自由主義在瑞士盛行，那時它是一個遠不如現在太平的國家；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則開啟了自由派和教士的內戰時代。甚至連英國也受到影響，部分是因為其境內火山——即受到天主教解放法（1829年）和重新展開改革鼓動的愛爾蘭——隨時都有噴發的危險。英國1832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相當於法國1830年的7月革命，而且的確受到來自巴黎的強烈刺激。該時期是近代史上英國政治發展與歐洲大陸同調的惟一時期，我們可以中肯的說，若非受到輝格和托利兩黨的抑制，某種革命形勢應可在1831－1832年的英國發展起來。而在整個19世紀，也只有這段時期可以使上述分析不像純然虛構出來的。

因此，1830年的革命浪潮要比1820年那次嚴重得多。事實上，它標誌著西歐資產階級勢力對貴族勢力的最後勝利。接下來50年的統治階級，將是銀行家、大工業家，以及有時是高級文官的“大資產階級”。他們得到不露鋒芒或同意推行資產階級政策的貴族所接受，沒有受到普選的挑戰，儘管有來自外部的小商人或不滿商家、小資產階級和早期工人運動的困擾。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治制度，在英國、法國和比利時大致相似。它們都採行君主立憲，都為選舉人設下財產或教育資格的限制，藉此確保民主的安全性。法國最初只有16．8萬人具有投票資格。事實上，這與法國大革命的第一階段，也是最溫和的資產階級統治時期制定的1791年憲法極其相似（實際上它只具有一個比1791年限制更多的選舉權）。然而在美國，傑克遜式民主已比歐洲更進一步：不受限制的政治民主，因贏得邊疆居民、小農場主人和城市貧民的選票而全面得勢，擊敗了類似西歐的非民主有產者寡頭政治。這是個不祥的變革，溫和自由主義的那些思想家，充分認識到擴大普選權可能是遲早的事，因而密切地註視著這個問題。特別是托克維爾，他的《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n，1835年）一書，曾就此問題得出悲觀的結論。但是正如我們在後面將看到的，1830年同時也標誌著一種甚至更加激進的政治變革：英法工人階級開始成為一支獨立自覺的政治力量，而民族主義運動也開始在許多歐洲國家興起。

在這些重大政治變化背後，是經濟和社會發展上的重大變化。從社會的任何方面來說，1830年都代表著一個轉折點，在1789－1848年期間，這顯然是最值得紀念的一段時期。在歐洲大陸和美國的工業化和都市化歷史上，在人類社會和地理的遷移史上，在藝術和思想史上，這個年代顯得同樣突出。而且在英國和整個西歐，它開啟了新社會發展的危機年代，這場危機結束於1848年革命失敗和1851年後的經濟大躍進。 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的革命浪潮，即1848年革命浪潮，便是上述危機的產物。在法國、意大利全境、德國各邦、哈布斯堡王朝轄下的大部分以及瑞士（1847 年），革命幾乎同時爆發並（暫時）取得勝利。不算尖銳的動亂也影響了西班牙、丹麥和羅馬尼亞，並零星地影響了愛爾蘭、希臘和英國。再沒有任何事件比這場自發且全面爆裂的革命，更接近這個時期起義者夢寐以求的世界革命，這場革命革了本書討論時代的命。 1789年由一個單一國家掀起的革命，現在看來似乎已演變成整個歐洲大陸的“民族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