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一篇發展第一章18世紀80年代的世界 6

6 除了在17 世紀已經歷過革命的英國，以及一些較小的國家之外，君主專制制度盛行於歐洲大陸所有正常運作的國家，沒有實行君主專制統治的國家通常都是分裂瓦解而且陷於無政府狀態，它們遭到鄰國的吞併，如波蘭。世襲君主藉上帝之名統率著土地貴族的階級制度，他們得到傳統組織和教會正統派的支持，他們四周的機構越來越臃腫龐雜，這些機構存在已久但又無所作為。在國際競爭激烈的時代，專制君主絕對需要凝聚力強、效率高的政府，這遂迫使他們長期以來抑制貴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無政府傾向。只要可能，他們就用非貴族出身的文職人員去充實政府機構，這倒是事實。此外，到了18世紀後半葉，上述需要再加上資本主義英國的勢力在國際上的明顯勝利，誘使大多數專制君主（不如說他們的顧問更加確切）企圖推行經濟、社會、行政管理和知識現代化的計劃。那個時代的君主，一如我們這個時代的政府，採用了“開明”的口號。出於類似的原因，君主們還採納“計劃”，就像我們這個時代某些採取“計劃”的人，只是誇誇其談而不見有實際行動。大多數人這樣做的興趣，並不是因為存在於“開明”（或者說“計劃”）社會背後的一般理想，而是希望採納最時新的方法，以增加他們的收入、財富和力量，因為這會給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相反，中產階級和受過教育的階級，那些獻身於進步事業的人們，經常把他們的希望寄託於“開明”君主之上，指望強有力的中央機構去實現他們的理想。君主需要中產階級及其理想去實現其國家的現代化；而軟弱的中產階級則需要君主去對付頑固的貴族和教士利益集團對進步事業的抵抗。 但在事實上，君主專制制度不論如何現代化，如何具有革新精神，卻仍發現，要從土地貴族組成的階級制度中掙脫出來是不可能的。確實，它也沒有顯示出想掙脫出來的跡象，畢竟它也屬於貴族地主的一員。專制君主象徵並具體體現了土地貴族的價值觀，並主要依賴他們的支撐。不過，專制君主從理論上說，可以為所欲為；但在實際上，卻從屬於受過啟蒙思想洗滌的封建貴族或封建主義（這一術語後來由於法國大革命而家喻戶曉）的世界。這種君主政體樂於利用一切可得到的力量，在國內加強其權威，增加其稅收財源，壯大其境外力量。這使得它有理由去培植實際上正在上升的那股社會力量。它準備通過挑撥各個集團、各個階級、各個地方之間的關係來加強它的政治控制。但是，它的眼界是由它的歷史、功能和階級所決定的，它終究沒能設想（也永遠不可能做到）讓社會和經濟來一個徹底的轉變，而這種轉變正是經濟進步所需要的，是處在上升中的社會集團所呼喚的。

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幾乎沒有什麼有理性的思想家（甚至在君主們的顧問之間也是如此）認真地考慮過有必要廢除農奴制度，以及廢除殘留在農民身上的封建依附關係。但任何“開明”計劃都把這種改革確認為其中的一個要點，而實際上，從馬德里到聖彼得堡（St．Petersburg），從那不勒斯到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在法國大革命前的25年裡，沒有一位君主沒有在某個時候贊同過這樣一個綱領。在1789年以前，自上而下解放農民的事情，實際上只發生在像丹麥、薩伏伊（Savoy）公國這種不具典型意義的小國里，只發生在某些王公們的私人莊園上。奧地利的約瑟夫二世（Joseph Ⅱ）於1781年曾企圖解放農奴，但是在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抵抗面前，在出乎意料的農民起義面前，這一重大行動沒有獲得成功，不得不半途而廢。在西歐和中歐，使封建土地關係在各處都得以廢除的的確是法國大革命（通過直接行動、反作用或樹立榜樣）和1848年革命。

所以，在舊勢力和新生的“資產階級”社會之間存在著潛在的衝突，這種衝突不久便公開化了。這種衝突不可能在現存的政治體制的框架內得到解決，當然，像英國這種資產階級已經贏得巨大勝利的地方除外。舊體制受到來自於三個方面的壓力，即新生的力量，頑強、並且越來越頑固不化的既得利益集團，以及外國競爭對手。這三方面的壓力使得舊體制變得更加脆弱。 舊體制最脆弱的地方就在於新舊兩種相反力量易於交會的地方，在天高皇帝遠的省份或進行自治運動的殖民地。例如，在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君主專制制度裡，18世紀80年代約瑟夫二世的改革，引起了奧屬尼德蘭（即今比利時）的騷亂和革命運動，這場革命在1789年很自然地與法國大革命結合在一起。歐洲各國海外殖民地上的白人殖民者，對於其母國中央政策的不滿更是普遍存在，這樣的政策把殖民地的利益嚴格置於宗主國之下。在美洲、西班牙、法國、英國，還有愛爾蘭，這種殖民者的自治運動到處展開——他們並非總是追求在經濟上能代表比宗主國更為進步的體制——許多英國殖民地或是在一定時期里以和平的方式取得自治，例如愛爾蘭；或是通過革命的方式實現目標，如美國。經濟的壯大、殖民地的發展，以及“開明專制的君主制度”試圖改革所引起的緊張關係，都大大增加了18世紀70和80年代發生這類衝突的機會。

地方或殖民地分離運動本身並不是致命的所在，丟失一兩個地方，老牌的君主政體依然可以生存下去。英國是殖民地自治運動的主要受害者，儘管發生了美國獨立革命，但由於它未遭受舊體制衰弱之苦，所以它仍一如既往，穩定而有活力。完全基於國內因素而使權力發生重大轉移的地區幾乎是不存在的，使得形勢發生突變的通常是國際競爭。 因為只有國際間的競爭，即戰爭，才能檢驗一個國家的國力，非此不能。當通不過這項檢驗的時候，國家便會發生動搖、解體，甚或垮台。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有一項重要的競爭主宰著歐洲國際舞台，並且處在全面戰爭週期性爆發的中心——1689－1713年、1740－1748年、1756－1763年、 1776－1783年，以及與本書所述時期有部分交疊的1792－1815年。那就是英法之間的衝突，從一定意義上說，也就是新舊統治體制之間的衝突。對法國來說，雖然它的貿易和殖民帝國的迅速擴張引起了英國的敵意，但它同時也是一個最為強大、最為傑出、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一言以蔽之，它是一個典型的、貴族式的君主專制國家。沒有其他事物能比英法這兩大國之間的衝突更能活生生地反映新社會秩序對舊社會秩序的優越性。因為英國不僅是衝突的贏家，而且除了其中的一次以外，所有戰事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英國人輕而易舉地組織戰事，從財力物力上保證戰爭的進行。而在另一方面，儘管法國地廣人眾，而且從潛在資源上看，比英國更為富有，但是，法國的君主專制制度發現自己力不從心。法國在七年戰爭（1756－1763年）失敗之後，北美殖民地的反叛，給法國提供了一個反敗為勝的機會，法國抓住了這個機會。的確，英國在隨後的國際衝突中遭到了慘重失敗，喪失了它在美洲殖民地中最重要的部分。法國，這個新生美利堅合眾國的同盟國，也因此而成為勝利者，但是其付出的代價卻極為昂貴，法國政府的國際困境不可避免地使它深陷於國內政治危機之中。六年之後，法國大革命（從危機中）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