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世界歷史 革命的年代

第7章 第一篇發展第一章18世紀80年代的世界 5

5 大概除了採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地區以外,農業世界的發展都相當緩慢。而商業和製造業世界,以及與之並進的技術和智力活動,則是信心十足,生氣勃勃,狂飆突進,大有發展。從中得益的社會階級顯得很有活力,堅定而樂觀。與殖民地剝削密切聯繫在一起的貿易活動廣泛展開,這給當時的觀察家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海上貿易體系迅速發展,貿易額和貿易量大大增加,商船環繞地球航行,給大西洋北部的歐洲商業社會帶來了利益。他們利用殖民勢力,掠奪東印度群島居民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掠奪遠東。他們在那裡購買茶葉、絲綢、瓷器等,以滿足歐洲人對這些物品不斷增長的需要。但是,中國和日本的政治獨立,使得這種貿易在當時不那麼具有劫掠性質。),再從那裡輸往歐洲和非洲,並在非洲利用這些商品加上歐洲的貨物來購買奴隸,以便滿足美洲迅速發展的種植園制度的需要。美洲種植園則反過來把數量更為巨大,價格更加便宜的蔗糖、棉花等出口到大西洋和北海沿岸港口。在那裡,它們將與歐洲東西貿易中的傳統工商業品:紡織品、食鹽、葡萄酒及其他物品一起被重新發往東部。然後從“波羅的海”換來穀物、木材、亞麻。從東歐換來穀物、木材、亞麻和亞麻製品(一種出口到熱帶地區有利可圖的商品)、大麻以及在這個次殖民地地區生產的鐵製品。在歐洲比較發達的經濟——從經濟上說,它包括定居在北美殖民地上,日益活躍的白人社會——之間,貿易之網變得空前密集。

當英印富翁或種植園主從殖民地衣錦榮歸之際,多半已是腰纏萬貫,其財富之巨是地方老財主做夢都不曾想到的。商人和船商似乎是那個時代真正的經濟強者,在那個世紀裡,他們建造或重建了波爾多(Bordeaux)、布里斯托爾(Bristol)、利物浦(Liverpool)這些輝煌碼頭,只有達官貴人和銀行家才能與他們相比。那些人從他們有利可圖的政府職位上攫取財富,“國王以下的肥差”這一說法有其實質的意義,因為時代依然如此。除此而外,律師、土地經營者、地方上的釀酒人、商販,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物,他們構成了中產階級。他們從農業世界積累了有限的財富,過著低下而寧靜的生活。甚至製造商看起來也比他的窮親戚好不了多少。因為,儘管礦產業和製造業正在迅速發展,但是,在歐洲的所有地區,商人(在東歐,通常也就是封建領主)仍然是他們的主宰。

這是因為正值壯大的工業生產,其主要形式是所謂的家庭代工,或分散加工製度,由商人購買手工業者或農民利用部分農閒時間所生產的產品,然後在較大的市場上出售。這種貿易的單純發展,其結果必然為早期工業資本主義創造初步的條件。出售自己產品的手工業者,變成僅僅是計件量酬的工人(尤其是在商人為他提供原料,或者把生產設備出租給他的時候更是如此。),而從事織布的農民則變成了擁有小塊土地的織工。各個過程和功能的專業化使得舊式的手工業產生分裂,或是在農民中間造就出一大批半熟練工人。過去師傅匠人一身二任的人,某些專門的工匠團體,以及一些地方上的中間商團體,逐漸轉變為轉包人或雇主之類的人物,但是,控制著這些分散生產形式的關鍵人物,把失落的村莊和冷落街道上的勞工與世界市場聯繫起來的主要人物,還是某種類型的商人。正在或即將從生產者行列中出現的“工業家們”,便是這類商人身旁的小配角,即使他們並沒有直接的依存關係。也有一些例外的情況,特別是在工業發達的英國,鐵器製造商們,或像大陶瓷商人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那樣有名的人物,是值得自豪和令人敬佩的,全歐洲的人們懷著好奇的心情參觀他們所建立的企業。不過,典型的工業家(這個詞在當時尚未發明)還只是土官,而非指揮官。

但是,不論他們地位如何,商業和製造業活動卻非常繁榮興旺。在18 世紀的歐洲國家中,英國取得了最為輝煌的成功,它的強盛主要奠基於它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因此,到18世紀80年代,所有自命實行理性政策的歐洲大陸諸政府,也開始推動經濟,特別是工業的發展,雖然各國的成就有所不同。科學在尚未被19世紀的學院派分為高等的“純”科學和低下的“應用”科學之前,各門學科都致力於解決生產中的種種問題:18世紀80年代最驚人的進步表現在化學方面,化學在傳統上便與工廠生產操作和工業需求具有最密切的關係。狄德羅(Diderot)和達朗貝爾(d'Alembert)的《百科全書》不僅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社會思想和政治思想概述,也是科技進步的總結。因為人們相信人類知識的進步,確信理性、財富、文明以及對大自然的控制(這點已深深滲透到18世紀的社會),信仰“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實際上,這種信念主要是從生產、貿易的顯著進步,以及經濟和科學的理性(人們認為,兩者必然有密切的關係)中汲取力量。而它最偉大的鬥士,則是那些在經濟上取得最大成就的階級,是那些最直接參與那個時代的進步人士:商業集團、經濟上的開明地主、金融家、具有科學頭腦的經濟和社會管理人員、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製造商以及企業家。這些人向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歡呼致敬,他是一位印刷工、記者、發明家、企業家、政治家,還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們把他看成未來社會積極、自立和理性公民的象徵。他們是社會中的新貴,不需要在英國經歷像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獨立革命的洗禮。他們組成了地方性的學會,無論是科學上的、工業上的,還是政治方面的進步,都是從這些學會中湧現出來的。參加伯明翰新月學會(Lunar Society)的有:陶瓷商韋奇伍德、現代蒸汽機的發明人瓦特(James Watt)和他的商業合夥人鮑爾頓(Matthew Boulton)、化學家普里斯特利(Priestley)、貴族出身的動物學家和進化論先驅伊拉斯莫斯·達爾文( Erasmus Darwin:達爾文的祖父),以及著名的印刷家巴斯克維爾(Baskerville)。這些人到處擁向共濟會(Freemasonry)的分支機構,那裡不存在階級差別,人們以無私的熱忱傳播啟蒙運動的思想。

法國和英國是啟蒙思想的兩個主要中心,也是雙元革命的兩個主要中心,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儘管國際上廣為流行的啟蒙思想,實際上就是由法國人所做的系統闡述。 (即使是英國人所做的闡述,也只是法國思想的翻版。)世俗化的、理性主義的、具有進步意義的個人主義支配著“開明的”思想,把個人從束縛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是其主要目的:從仍然籠罩全世界的中世紀愚昧傳統主義中解放出來,從教會的迷信(與“自然”或“理性”宗教截然不同)中解放出來,從根據出身或其他毫不相干的標準把人分為高低不同的階級非理性中解放出來;自由、平等,以及(隨之而來的)博愛是它的口號。在適當的時候,它們便成了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個人自由的一統天下只能產生最為有利的結果。個人的才智在理性世界裡的自由發揮,這是人們所可能尋求的最驚人成就,而我們也的確已能看到由此產生的這種成果。具有典型意義的“啟蒙”思想家,帶著對進步的激情信念,反映了知識、技術、財富、福利和文明的顯著發展,這一切都是他能夠從身邊看到的,他公正地將這一切歸因於思想的不斷進步。在啟蒙時代初期,歐洲各地仍到處火燒巫婆;到這個時代末期,像奧地利那樣的開明政府不僅已經廢除了司法中的嚴刑拷打,而且還廢除了農奴制度。如果在進步的道路上還存在著像封建領主或教會這類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那麼,它們除了被掃除以外,還能指望什麼呢?

嚴格地說,把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稱作“啟蒙思想”是不夠明確的,儘管很多啟蒙主義者——他們在政治上是堅定的——理所當然地認為自由社會將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在理論上,啟蒙主義的目標是讓全人類獲得自由,所有具有進步意義、理性主義以及人道主義的思想意識都隱含其中,而且,它們的確從中而來。但是在實際上,號召啟蒙運動的解放運動領導者,往往是社會的中間階層,他們不是憑藉出身,而是德才兼備、具有理性的新人。通過他們的活動所產生的社會秩序,將是一個“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社會。 把“啟蒙思想”稱作革命的意識形態可能更為確切,雖然歐洲大陸的很多鬥士在政治上小心謹慎、穩健節制,他們之中的大部分——直到18 世紀80年代以前——都把他們的信念寄託於開明的君主專制政體。因為啟蒙的意義就意味著歐洲大部分地區現行的社會和政治秩序都應廢除。它對於舊制度自行消亡的期望太高。而事實卻恰恰相反,正像我們所看到的,舊政體在某些方面正在自我加強,以抵禦新的社會和經濟力量的前進。而舊制度的據點(存在於英國、荷蘭聯合省共和國以及其他一些它們已經遭到失敗的地區以外),恰恰就是溫和的啟蒙思想家們維繫其信念的君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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