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化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我們的武器裝備正在不斷地更新換代，作戰領域也呈現出日新月異的風貌。回首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我們仍會發現，兩次世界大戰中的一些戰略、戰術原則卻依舊指導著我們今日的戰爭。 在大戰略方面，德國兩次失敗的教訓最為醒目。它的問題在於：一旦德國陷於被東西夾擊的態勢，等待它的就是失敗，連打平的希望都沒有。 “史里芬計劃”固然是所有軍事計劃中的上乘之作，但它卻深深反映了德國外交是何等的失策。一國如果沒有高明的外交相配合，貿然動用自己的軍事力量，將會使國家陷入一場風險極大的賭博。德國的失敗說明：一個國家的外交失敗將會完全抵消其在軍事上的優勢。 當外交上的嚴重失誤使得軍事作戰變成一種冒險時，德國未必一定沒有取勝的可能。但在執行“史里芬計劃”時，德國犯了用人不當的錯誤，起用了小毛奇。

於是，我們看到了德軍在進入法國時，關鍵的右翼沒有包抄到位，沒有實現“讓右翼袖拂海峽”，把巴黎裝進口袋隨後法軍給德軍側翼致命一擊，實現了“馬恩河上的奇蹟”。由此，德國陷入東西兩面作戰的困境，從而喪失了勝利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犯了同樣的外交軍事錯誤，軍隊在三個方向上展開作戰，最後在三面夾擊下失敗。兩次世界大戰作戰史以其鮮活的戰例證明了現代戰爭的一大特點：海權對於陸權具有絕對的優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雖然在陸地上佔有絕對優勢，可是它的對手們卻牢牢控制著制海權。被海權包圍的德國既不能戰勝陸上對手蘇聯，也不能對控制制海權的英美造成致命的威脅。而英美等國卻可以在世界範圍從容調動戰爭資源，在南北兩面夾擊德國。海權對陸權的優勢在未來仍然不會改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另一條教訓是製空權決定戰爭勝負。美國到達歐洲戰場後，立即對德國實施了戰略轟炸，通過摧毀德國戰時所依賴的重工業設施，進而摧毀德國軍隊頑強抵抗的意志。 在亞洲戰場，美國牢牢掌控了海上製空權，進而戰勝了日本海軍主力，使得日本在中國和東南亞的陸軍主力不能撤回本土，戰略上陷於癱瘓。 戰場製空權對於陸戰和海戰無論在戰略層面還是戰術層面都具有決定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場表明：由於飛機的問世，戰爭第三維空間的開闢，制海權必須通過制空權來實現。 就同盟國和軸心國兩大對抗集團的戰略而言，英美強大海權同蘇聯陸權很成功地結合為了一體，同盟國在戰爭全局上“先歐後亞”，顯得很有章法。

反觀軸心國，德國陸權和日本海權始終沒能配合起來，究其原因，德國和日本實力有限，屬於正在崛起的地區性強國，戰略目標受地區性限制，各自為戰，缺乏協調行動。而且蘇聯和中國幅員遼闊，巨大的空間阻隔了德國和日本聯手。 兩次世界大戰再次證明科學技術是軍事領域革命的源頭。最新的科學技術使得先進的武器裝備得以發明，並武裝軍隊，繼而促進新的軍兵種出現，促使軍隊編制和作戰樣式發生變化，同時也促使新的戰略戰術誕生。 內燃機、無線電通訊兩大新技術催生了坦克集群，航空技術催生了空軍軍種，三大技術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空中打擊配合地面坦克集群的“空地協同”成為主要的陸地作戰樣式。 歷史的經驗是：誰先感知並付諸實施一種嶄新的作戰樣式，誰就能獲得戰爭主動權並戰勝落後的對手；誰能擁有強大的物資力量、獲得新作戰樣式的可持續性方面的優勢，誰就能獲得最終的勝利。

從歷史的“中時段”來看，兩次世界大戰是世界權力中心從歐洲逐漸向邊緣地帶、遠東太平洋地區轉移的動力源。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歐洲列強的急劇消耗，暫緩了對遠東殖民地的控制和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列強被嚴重削弱，遠東殖民地紛紛擺脫歐洲國家的控製而獨立，以獨立的主權國家地位創造了向現代化轉型的良好環境。 100年前在歐洲看來屬於邊緣地帶的遠東地區即將成為世界的中心舞台。這種歷經百年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地理方面中心與邊緣的位置互換，與兩次世界大戰有著直接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