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鮮卑血漢族魂的偉大君王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文明馮太后於公元490年逝世後，孝文帝才真正做了皇帝。他親政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九年，卻完成了北魏從平城遷都洛陽、漢化、改革等等在中國歷史上影響甚鉅的歷史任務。可以這樣說，日後隋、唐光榮赫赫的大一統國家，孝文帝拓跋宏是真正意義上的奠基者。 雖然文明馮太后生前“威福兼作，嚴明猜忍”，有過棒罰孝文帝的舉動，甚至一度曾想廢黜這位孫皇帝，但孝文帝至孝天性，“酌飲不入口五日”，毀慕過禮。 “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漢族大儒們往往假裝在父母墓前作廬守墓，常常出現偷偷與妾侍生子的醜聞。孝文帝鮮卑君主，自小受著無比正統的儒家教育，孝行嚴謹，真正做到了德行如一。在他短短的九年執政期間，多次到馮太后的永固陵拜謁，思念祖母的撫養慈恩，著實令人感動。反觀前後漢族政權，母后臨朝後，一俟幼君長成，坐穩帝座，總是逐漸顯示出對“牝雞司晨”的憤慨、怨毒之念，在太后死後一般都是宣洩無遺，不念一絲嫡母護育之恩。

長圖遠略遷都洛陽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經過深思熟慮，孝文帝準備遷都洛陽。 孝文帝遷都，史書上所講的原因太過簡單：“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寥寥數語，給人以孝文帝遷都好像只是因為平城氣候所致。其實大謬！從道武帝拓跋矽以平城為都城，就不斷四處遷移人民聚集在平城周圍，計口授田，採取漢人制度，從事農業生產。六鎮兵民之糧，率多取於平城供應。後來，京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隊伍逐漸龐大，糧食供給問題慢慢凸顯出來。明元帝時期，每逢欠收荒年，北魏大臣們最重要的朝議就是商量是否遷都。因為當時交通極不發達，用牲畜從關內運糧到平城，不僅沿途消耗多，成本也極其高昂。而洛陽處於北魏王朝的相對中心地帶，可以“通運四方”，加之平原地區交通便捷，民以食為天，這樣一來就解決了最根本的問題。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平城的地理位置太接近北方蠻族柔然。道武帝、太武帝時代，胡血勃勃，戰士凶悍勇武，自然可以把柔然打得嗷嗷狂逃，不敢輕易窺視。隨著北魏日益南擴，王朝的軍事實力和將士素質卻不升反降，打南朝沒問題，對付凶悍又多良馬的北方柔然仍有吃力之感。平城鄰塞，稍不留神，柔然鐵騎就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平城包圍起來，國都如果有了閃失，北魏王朝就有可能會轟然中坍。明朝之亡，其實就是亡於定都北京，使得滿洲鐵騎入關後可以飛速而至撲殺。明成祖朱棣雄豪，當時的明朝軍將都是和蒙古人打過仗並取勝過的爺們，無論體力和心理都有優勝感，因此在北京定都可以安然無恙。明朝末期，即使用克隆技術製造一個百分百保真的明成祖重為皇帝，軍非昔日軍，將非昔日將，戰士們更是體格孱弱，安於享樂，清兵打來照樣玩完。因此，孝文帝遷都洛陽真乃明智之舉，不僅可以避開北來柔然的危險，又可以藉機南擴，運氣好的話還可以混一南北，成為中華正統帝王。

當然，當時遷都的選擇，有洛陽和鄴城兩處地點。洛陽位於黃河南岸，鄴城處於黃河北岸。文成帝時代，大臣們的遷都之址多傾向於鄴城。因為冀、定二州的糧食、布帛是北魏的主要收入來源。但是，一直受正統儒學熏陶的孝文帝以華夏正朔自居，自然要定都傳統的京都洛陽。鄴城之地，曹操曾據之遙控漢朝，羯族石勒和前燕慕容氏也曾經營過，總讓人感覺定位不正。因此，孝文帝的洛陽之選，實可謂是費盡心思。 孝文帝決計遷洛，又恐群臣不從，便以討伐南朝齊國為由，派人當朝卜卦。太常卿呈上卦象——“遇革”。 孝文帝作欣然狀，“湯武革命，應於天而順於人！”“群臣莫敢言”，大家不知這位銳氣正盛的帝王葫蘆裡面賣的什麼藥，都不敢接茬儿。 孝文帝的叔父、任城王拓跋澄出班，謹慎而又堅決地表示了不同意見，認為南伐不合時宜。

散朝後，孝文帝把拓跋澄喚入內宮，對叔父講出實言，“當時就卦論卦，我怕眾議紛紛，阻我大計，因此朕聲色俱厲，以威嚇文武群臣。我大魏興自北方，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為文治之都。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以南伐為名遷都中原，卿以為何如？” 皇帝講出實話，任城王拓跋澄也只能附和：“陛下欲依憑中原以經略四海，正是周、漢興隆的氣象啊！” 孝文帝不放心，又問：“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猶疑，怎麼辦呢？” 拓跋澄此時回答果斷，“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聖機獨斷，那些人又能怎樣？” 孝文帝大悅，連說：“任城王，你真是我的張良啊！” 雖然有數位大臣上書諫阻，孝文帝心意已決，拜辭文明太后永固陵後，率三十萬大軍，遍從文武，以南伐為名，浩浩蕩盪向洛陽進發。

十月，大軍到洛陽後，“霖雨不止。”孝文帝先下詔令“諸軍前發”，然後，他自己戎服乘馬，做出執鞭御駕親征的模樣。 文武大臣見狀，忽喇喇跪倒一片，紛紛攔阻。事先安排好的主要“演員”李沖作反對狀，高言道：“陛下南伐，天下人所不願，只有陛下您一人想這樣做。為臣等敢以死諫阻，請陛下勿行！” 孝文帝也作大怒狀：“朕正欲經營天下，一統南北，卿輩儒生，屢屢阻我大計，再欲攔阻，刀斧無情！”說著話，孝文帝策馬，揮鞭欲去。 安定王拓跋休等人沒經過“排演”，見狀大驚，一擁而上，抓馬籠頭的抓馬籠頭，拖後腿的拖後腿，聲淚俱下，阻止孝文帝親征。 看看火候差不多，孝文帝故作沉吟狀，似乎被群臣打動的樣子，便說：“這次興軍動靜甚大，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原。如果你們不讓朕南伐也行，我們就遷都在洛陽，諸位以為如何？”

預先安排好的“群眾演員”南安王拓跋楨見機發言：“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如果陛下停止南伐，遷都洛邑，此乃臣等之願，萬民之幸也！” 群臣皆呼“萬歲”。隨眾之心，萬口一詞。 其實，大臣中諸多的鮮卑人都不想遷都洛陽，但又都“憚於南伐”，兩害相權取其輕，就都退而求其次，不再竭力反對遷都。 如此大事，一舉而定，孝文帝自然歡喜。十一月，他留尚書李沖和將作大匠董爾等人留據洛陽營造新都城，自己途經鄴城，暫還舊都平城。 遷都洛陽，是北魏孝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功業之一。眾所周知，歷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非常艱難的，而國家的遷都更是事關國體關鍵中的關鍵。雖然歌謠中有：“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但不少中老年鮮卑貴族仍舊留戀“老家”的生活風俗和習慣，洛陽一帶的氣候，於他們而言還是太濕熱了些。孝文帝遷都，最根本的考慮是文化、政治意義層面的，只有遷都於傳統漢地，才能真正徹底漢化，填平鮮卑和漢人之間的心理鴻溝，從根本上消除種族之間的矛盾。最終，孝文帝在實際意義上取得了成功，尤其他稍後施行的門閥政策，不僅維護了鮮卑高門，也同時大大提高了漢族高門的地位，使二者處於平等地位，完全消除了西晉末、東晉十六國時期胡人國家成立後那種不可調和、不可避免的民族矛盾（當然，北魏最終又滅亡於六鎮起義的階級矛盾。）。

太和十八年（494）春，孝文帝回到舊都平城，在任城王拓跋澄等人的協助下，逐漸說服了不願遷都的鮮卑舊臣。年末，由於得知齊明帝弒少帝自立，以維持正統自封的北魏孝文帝準備親自統兵伐齊。出發前，他下詔嚴禁國內士民穿著胡服，“國人多不悅”，鮮卑族臣民對此詔都很反感。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親自率兵渡淮河，率三十萬鐵騎，屯兵壽陽。此次出兵倉猝，加上天氣濕熱，士卒疲勞，北魏軍隊基本沒有什麼戰果而言，久攻數城不下。而且，洛陽又處於草創之際，本來就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加上軍中後勤供應短缺，又有不少鮮卑貴族反對，孝文帝不得不撤軍。 統一語言變姓改制 公元495年，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七月，拓跋宏又親下詔令：“今欲斷諸北語，一統正音。其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可以允許延緩；三十以下，久在朝廷之人，禁止講鮮卑語。如果觸犯，當作降黜。”不久，又下切詔：“不得語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很快，北魏又依據《漢志》改革度量衡。年底，孝文帝又廢除了北魏長久以來以貨易貨的交換方式，下令鑄造太和五銖錢，並詔令公私使用。 建成金墉宮後，孝文帝又在洛陽立國子監、太學、四門小學。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又做出令人吃驚的舉動，他頒布詔書，以為“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拓跋氏改姓元氏。” 不僅改皇族拓跋氏為元氏，對於鮮卑貴臣大姓，北魏孝文帝也下詔改姓：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丘穆陵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於氏為於氏，尉遲氏為尉氏，“其餘所改，不可勝記”。 為了使漢化改革更加徹底，孝文帝又“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后宮”，並下詔“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品定鮮卑族的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為與漢族四大姓相仿的鮮卑大姓。

當然，孝文帝也有矯枉過正之嫌。咸陽王元禧娶隸戶女為妻，孝文帝“下詔切責”，並命令他的六個弟弟重新納娶正室夫人，“前者所納，可為妾媵”。好好的鮮卑貴族女孩，一下子因為此道“命令”而成了小老婆。至此，六王分別娶漢族大姓的女兒為正妻。 其間，還有一個小插曲：孝文帝與大臣廷議，有人詔議薛氏為河東茂族，孝文帝表示不同意，“薛氏，蜀姓，豈可入郡姓！”正巧，當時擔任宮廷執勤任務的羽林監薛宗起正在殿門，聽孝文帝如此說，便氣呼呼地從殿門處直入中堂，入禀道：“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之後，復歸河東，至今已有六世，非蜀人也！今事陛下於北土，難道以後就是虜姓了嗎？”言畢，年少氣盛的將軍把手中的鐵戟摔在當庭，不顧而出。

孝文帝也笑了。他忙派人召薛宗起回殿，說：“愛卿你說你薛家不是蜀姓就罷了，奈何又擠兌朕為胡虜呢？”於是宣布薛姓為河東郡姓，還鼓勵說：“愛卿名宗起，實為起宗啊。”可見，孝文帝不乏大度、幽默和寬容，少了漢族皇帝的忌刻和陰毒。 太武帝時，崔浩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得罪了不少鮮卑權貴，並最終導致他數族被誅。如今，鮮卑帝王自上而下進行漢化，竟然能一舉成功。 當然，孝文帝的“門閥主義”並沒有得到廣泛支持，漢族重臣李沖等人都堅決反對，他們紛紛以“賢才主義”為宗旨，站在士人立場上抵制門閥主義矯枉過正的形式化。但是，中華之事，有時要達至成功，往往需要“矯枉過正”才能行得通。凡事皆有利有弊，孝文帝大興門閥，胡漢高門倒是一泯界限，北朝的“寒人”階層除有武功外，再無寸進之階。因此，武人階層樂於見天下“有事”。原先的六鎮鮮卑將士逐漸喪失了“國人”崇高的地位，見摒於“清流”之外，最終揭竿而起，給北魏皇權造成了致命的重擊。 孝文帝遷都、改姓等等舉措，一直以來並沒有遇到根本性的抵制和反抗，但他的太子元恂卻“以身作則”，首先有驚人之舉。太子元恂“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孝文帝賞賜他堂皇漢制朝服，太子元恂只在上朝時穿穿裝樣子，一回東宮就又換上“胡服”。中庶子高道悅為東宮官屬，常常苦諫，勸他別惹父親不高興，這位十四歲的大胖孩子不僅不領情，內心十分仇恨跟前這位嘮嘮叨叨的大儒。其實，所有這些表現，不過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放在常人身上也罷，但身為太子，一舉一動就是天大的事情。 公元496年10月的一個晚上，孝文帝外出，太子元恂與左右密謀，召牧馬輕騎，率眾想逃離洛陽，夜奔平城。臨行，他竟手刃高道悅，親自刺死了苦口婆心的屬官。 察見宮內亂起，同為宗室的禁軍首領元儼立刻守住皇宮及洛陽各個城門，元恂畢竟羽翼未豐，東竄西竄，跑到半夜也沒能跑出去。尚書陸琇得知消息，連夜疾馳，奔告孝文帝。 孝文帝“大駭”，又不敢聲張，仍舊繼續按既定行程，到達目的地後才不緊不慢地還宮。回洛陽後，孝文帝立刻把元恂逮至御前，親手用大棒教訓他。氣急之下，他又令其弟咸陽王元禧代自己猛揍這個忤逆之子，“扶曳而出，不起者月餘”。喘定後，孝文帝馬上於清徽堂召見群臣，議廢太子。 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沖都是太子名義上的保傅，“並免冠稽首而謝，”表示自己有訓導無方的責任。孝文帝並未遷怒於人，表示：“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親。今元恂違反背尊，欲跨據恆朔謀逆。天下未有無君之國，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大禍。”於是，廢元恂為庶人，拘於洛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這位太子身陷囹圄，頗知咎悔，常常一卷佛經在手，很是歸心向善。但是，生於天家，有些過錯絕對犯不得。一年後，孝文帝巡視代地，中尉李彪上奏說太子又與左右謀逆。已經對元恂大感寒心的孝文帝不問真偽，派兄弟元禧攜詔書毒酒，於河陽監所賜死元恂，時年十五，“以粗棺常服”，隨便找個地方在當地埋掉。更可惜的是，他母親白死了，兒子並沒有當成皇帝。 除此以外，鮮卑勳貴穆秦、陸睿等人也不喜南伐遷都漢化之舉，想擁立宗室陽平王元頤，最終都為孝文帝鎮壓，並未造成太大的事端和動盪。 北魏孝文帝的漢化，還有不少細微之處，諸如改定官制，一洗昔日雜亂無章的鮮卑舊制，非常系統地統一了內外文武官員的職號；又改定律令，廢除殘忍的NFDAC首、腰斬等酷刑，除去了從前北魏族誅連坐甚眾的酷法，顯示出孝文帝的仁德大度。 北魏孝文帝初期（其實是在文明馮太后掌權時期），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舉措，即均田制。太和九年（485），北魏頒布均田法。法律規定：男子十五歲以上，國家授給露田（不栽樹木的田）四十畝，女子二十畝。此外，還授男子桑田二十畝，需對每家課種桑五十株，棗樹五株，榆樹三棵。不適合種桑樹的地方，男子授麻田四十畝，女子五畝。均田法還規定，桑田可留給農民作“世業”，死後可以不歸還國家，其餘土地，身死時要還給國家。因此，這些舉措限制了農民的自由遷徙，保障了北魏的租調來源。均田制制定得嚴密，充分照顧到田地的肥瘦、遠近、寬窄等諸多因素，同時，又輔以“三長制”，強化了地方組織，搜括蔭戶，最終使北魏均田制的實施順利而到位，“課有常準，賦而恆分”，不僅對當時中國北方的農業恢復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鮮卑國家的經濟結構，使得農業逐漸佔據了絕對重要的地位，加速了鮮卑王朝脫離奴隸制的過程。 一生事業萬古流芳 回溯中華歷史，仔細推敲，可以發現北魏孝文帝是中華民族大融合過程中最最關鍵的人物之一。正是從他開始，漢人漸漸消除了對“胡”族統治者的惡感，消除了以往中原地區最難泯滅的民族界限，使北人南化，南人北化，文治武功，源遠流長。孝文帝，如此雄才大略之主，把鮮卑種族的勃勃生機，注入至漢文明衣冠禮儀之中，精粹相揉，惠及海內，大隋盛唐，皆由此肇源而出。 太和二十一年（497）夏，孝文帝改革順利進行，便又想彰顯武功，發兵二十萬，直向南朝殺來。但天下事無完滿，孝文帝南伐沒有多大成功，在宛城還被南朝南陽太守房伯玉埋伏的虎紋衣士兵差點暗殺掉，受驚匪淺。左兜右轉，魏軍也沒有占得什麼大便宜。太和二十二年秋末，南朝齊明帝崩殂，篤信儒教的孝文帝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而還。 回軍途中，孝文帝因為年長日久的四處征伐勞累，忽患重疾，便赴鄴城養病。 太和二十三年春，孝文帝還洛陽。不顧自己病軀未癒，一入城，孝文帝就召任城王元澄入見，問：“朕離京以來，風俗有改變嗎？” 元澄謹答：“聖化日新。” 孝文帝說：“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穿小襖，依舊北鮮卑的裝束，如此又怎謂'日新'？” 元澄回言：“穿鮮卑舊服的人少，不穿的很多。” 孝文帝語重心長：“任城王，此話怎講？如果放任自流，滿城婦人肯定都會穿回鮮卑舊服！” 元澄及留守諸官，聞言皆伏地叩首，免冠謝罪。 不久，孝文帝又處理了馮皇后與太監高菩薩通奸案，幽閉馮後。 四月間，感覺自己身體有所恢復，孝文帝又御駕親征，想完成他統一中華的夢想。行至梁城，病勢加重。不久，孝文帝疾篤，只能北還。行至谷塘原，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孝文帝安排身後大事，先賜馮後自盡，以防她日後垂簾稱尊，淫亂國家；接著，又親寫手詔給太子元恪，囑咐他親任叔父元勰等人，並遺詔元澄等六人為輔政大臣。 公元499年陰曆丙午，元宏崩逝於谷塘原，年僅33歲，諡孝文皇帝，廟號高祖。其子元恪即位，是為世宗宣武帝。 孝文帝一生，除了他遷都、改制的宏偉大業之外，個人品德方面也良善多多，史不勝書： “（孝文）帝幼有至性，年四歲，顯祖曾患癰，帝親自吮膿”。 文明太后掌權後，眼見孝文帝日漸聰明，憂其日後不利於馮氏家族，“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由於大臣李沖等人苦諫，馮太后才又回心轉意。對此，孝文帝從未對祖母記恨於心，只是深念李沖等人救護的恩德。 友愛諸弟，始終無虧。 宮中太監進食，惶恐間把熱羹澆在孝文帝手上，又曾發現飯中有死蟲等物，孝文帝“笑而恕之”。 馮太后執政，太后身邊有太監說孝文帝壞話，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馮太后死後，孝文帝也不追思舊怨，對講壞話的太監打擊報復。 南征北戰之前，有司上奏要修砌皇帝專用的馳道，孝文帝均誡令：“粗修橋樑，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鏟為平地”。 出征南朝，進至淮南齊境，“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值，民稻粟無所傷踐”，最早施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北魏國民和敵國人民待遇如一。 本性素儉，常服浣洗舊衣。禦騎馬鞍不施金玉，週勒鐵木而已。 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思百姓，恆思所以濟益。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週洽。每言：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御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也親為兄弟……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欽明稽古，協禦天人……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己利物…… 史官美言，絕非虛譽！ 當然，後世少數學者，尤其以明清之際的大儒王夫之為代表，從中華“正統”出發，認為孝文帝拓跋宏一切行為皆歸於“偽”，其立國學、定族姓、禁胡服、載考績、改胡姓，等等所為，“皆漢儒依托附會、逐末捨本、雜讖緯巫覡之言，塗飾耳目，是為拓跋宏所行之王道而已。”王氏所說，全盤否定孝文帝改革，並誣之為“沐猴之冠、優俳之戲而已矣”。如此，一直以“索虜”視拓跋氏，真是太過偏激。但是，只要想一想王夫之所處的時代，正是明朝亡清朝興的時代，王夫之託史諷諭，不承認“索虜”正統，當是別有一番深意。為此，我們當代人讀書，應該追本究源，認識到文字後面的深刻寓意，這也確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無論如何，無論漢族學者生前身後如何“詆毀”孝文帝，他的豐功偉業絕不會泯滅無聞，且會日益為後人重視。就史論事，元宏確為我中華大家庭中的一位赫赫人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