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中國歷史 華麗血時代:兩晉南北朝的另類歷史

第10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

——“八王之亂”的“漸入佳境” 惠帝復辟,篡位的趙王倫被賜死,齊王自然也要大賞“功臣”。齊王司馬冏獲封大司馬,加九錫;成都王司馬穎為將軍,加九錫;河間王司馬顒為太尉,加三錫;常山王司馬乂改封長沙王,為撫軍大將軍。其中,齊王司馬冏是惠弟堂兄,成都王司馬穎和長沙王司馬乂與惠帝都是同父異母的同房兄弟(司馬乂與楚王司馬瑋同父同母,楚王起兵時跟隨左右,被貶為常山王),這幾個人都是二三十歲的青壯年王爺。河間王司馬顒是惠帝堂叔,年紀在四十歲左右。可以想像,這些人在一起,宮中橫坐的又是個大傻帽兒皇帝,誰又能向誰低頭呢? 手奪惠帝璽綬的義陽王司馬威從外退兵至九曲(今河南鞏縣)時,聞聽趙王司馬倫倒台,慌忙丟下所統軍隊,逃歸洛陽大宅子待罪。諸王商議想饒他不死,一直呆呆坐在上座的惠帝忽然發話:“阿皮(司馬威小名)掰我手指,奪我璽綬,不可不殺。”傻爺們儿這句話,也是他當皇帝一輩子唯一自己做出的“決定”,諸王當然無話,派人殺掉司馬威。

剛剛安定沒幾天,數位王爺各自結夥拜祖陵。新野王司馬歆勸說齊王司馬冏:“您與成都王一起建立不世之功,應該留下他在京城輔政,如果無此心,應該削去他的兵權。”長沙王司馬乂在拜陵時對異母兄成都王司馬穎也建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意思是應該由武帝一系的人來維持,提防齊王。 成都王幕下高參盧志提出以退為進的謀略,他說:“齊王當時號稱有百萬之眾,為張泓所敗,正是王爺您強攻孫會才成大功。兩雄不俱立,大王您應該以太妃(成都王生母)有病為由,上表還歸鄴城,朝廷委重齊王,此舉可收四海之心。”成都王司馬穎很聽話,馬上入宮辭別惠帝,與從人快馬加鞭從洛陽返回鄴城,“由是士民之譽皆歸(司馬)穎”。回到鄴城後,司馬穎又推禦九錫殊禮,表論功臣,賑濟災民,埋葬陣亡將士,“皆盧誌之謀也”。史載,“(司馬)穎貌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盧)志,故得成其美焉”。

齊王司馬冏一直懷疑大才子陸機為趙王司馬倫替惠帝撰寫禪位詔書,就把陸機、陸雲兄弟抓起想殺掉。成都王也為之辯理,救了二人,並表陸機為平原內史,陸雲為清河內史。二陸兄弟的友人勸他們趕緊還吳地,遠離是非,陸機認為司馬穎對自己有保薦之恩,“可與立功”,不聽。齊王司馬冏手下的東曹掾張翰(字季鷹)也是吳中人士,“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邀名爵!'遂命駕便歸。”此舉聰明,果然保全性命。蓴菜湯、鱸魚膾不見得多麼好吃,但以此為藉口挂帆而去,不僅能避禍,還能留千秋萬古瀟灑之名,張季鷹此舉是真名士所為。 由於惠帝太子司馬遹被賈后殺掉,司馬遹的兩個兒子又被趙王司馬倫殺掉,惠帝就沒有繼承人。按繼承人順序,“大將軍(司馬)穎有次立之勢(可為皇太弟)”,齊王司馬冏當然不會任情勢這樣發展下去,於是他就奏請立惠帝的侄子、年方八歲的司馬覃為皇太子,自任太子太傅,又加封親信東海王司馬越為司空,領中書監。司馬越也是惠帝族叔輩。

齊王司馬冏大權在手後,驕奢擅權,大起府第,耽於宴樂。侍中嵇紹、殿中御史桓豹、孫惠等人皆上書相勸,尤其是孫惠上書,言語懇切,辭理分明:“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強,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慮其不可而謂之可,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齊王司馬冏對這些良諫,都“遜辭謝之,然不能從”。 一年多以後,惠帝永寧二年(302),河間王司馬顒在長史李含的慫恿下起兵。李含出主意說:“成都王司馬穎是皇帝至親,齊王司馬冏越親而專權,朝野怨恨,現在發檄長沙王司馬乂討攻齊王,齊王必會先乾掉長沙王,我們因此再以此罪除掉齊王,擁戴成都王入京,以安社稷。”

河間王司馬顒本來就是趙王司馬倫親信,當時也是因形勢所逼才不得已加入討趙王的軍隊,齊王對他一直懷恨在心。至此,他覺得時機成熟,派部將李含、張方為先鋒,率軍直奔洛陽,同時,他遣使邀成都王司馬穎一起發兵。盧志諫勸,司馬穎不聽,準備兵馬待發。 河間王部將李含、張方臨近洛陽屯軍,便發檄讓長沙王司馬乂攻討齊王司馬冏。兩位王爺本來同時在京,關係還不錯,但齊王認為長沙王與成都王是兄弟(同父異母),便先下手為強,派人攻襲長沙王。 “(司馬)乂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他率百餘人飛馳入宮,關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有皇帝在手,一下子就轉被動為主動。當夜,城內大戰,齊王稱“長沙王矯詔”,長沙王稱“大司馬(齊王)謀反”,飛矢雨集,火光沖天。在上東門樓上哆嗦避難的惠帝又被嚇了一巨跳,“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

連戰三日,齊王部隊大敗,司馬冏被自己的長史趙淵執送入宮。 “(司馬)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傻帽兒皇帝也知道好壞,這位堂兄擁立自己復位,很想饒他一命。 “(司馬)乂趣左右牽出”,斬於閶闔門下,循首六軍示眾。齊王司馬冏是八王中第四個死掉的王爺。 河間王司馬顒的部將李含、張言等人聞知齊王已死,就引兵還據長安。 才過半年多,惠帝太安二年(303)八月,因長史李含等人為長沙王司馬乂所殺,河間王司馬顒又起兵討伐。成都王雖一直在鄴城,但恃功驕奢,起先還能“遙制朝廷”,但隨著長沙王司馬乂翅膀漸硬,兄弟生出嫌隙,於是成都王附和河間王,共同前往洛陽討伐長沙王。盧志諫勸,司馬穎不聽。 河間王司馬顒以張方為都督,將兵七萬自幽谷東趨洛陽。成都王司馬穎引軍屯朝歌,以陸機為前將軍、前鋒都督,率二十多萬人南向洛陽。

眾人大戰,死傷數万。長沙王手中有惠帝這張王牌,關鍵戰鬥皆在軍中顯耀皇帝旗鼓。建春門一戰,陸機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由於陸機兄弟與成都王司馬穎的太監孟玖不合,孟玖就說陸機有二心想聯合長沙王謀反。成都王沒主見,下令誅殺二陸兄弟及其三族。殺頭之前,大才子陸機嘆道:“華亭鶴唳,可複聞乎!”與當年咸陽市上被腰斬的秦朝丞相所發黃犬之嘆,大相類似。知退不退,後悔無及! 打敗成都王派來的陸機,長沙王司馬乂深覺惠帝這個幌子確實好用,又“奉帝攻張方,(張)方兵望見乘輿(皇帝御車)皆退車,(張)方軍大敗”。 雙方僵持不下。長沙王主簿祖逖(“聞雞起舞”、“擊楫中流”兩個典故的主人公)建議,派人持詔到西北,命雍州刺史劉忱起兵襲擊河間王司馬顒的後方,這樣,張方軍不得不回,可解京城之圍。

長沙王司馬乂雖然總是把皇帝大傻哥哥弄在軍中打仗,“而未嘗虧奉上之禮”,服侍周全,禮數不虧,故而“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前後斬獲六七萬人。圍城二王兵馬略盡,張方也準備逃回長安。 關鍵時刻,本來與長沙王一伙的惠帝族叔東海王司馬越“慮事不濟”,害怕城外二王兵馬越聚越多,就與殿中親將密謀,半夜衝入司馬乂房中,把這位俊偉英勇的長沙王捆綁起來,關在金墉城裡,並以皇帝名乂下詔免其官職,召成都王司馬穎等入城輔政。 “城既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司馬)乂以拒(司馬)穎”。司馬越見情勢不妙,大懼,想殺掉長沙王司馬乂以絕眾望。黃門侍郎潘滔(與潘岳同官同姓同為文人)出了個絕好的壞主意,遣人密告張方,借張方之手除掉司馬乂。

張方本性殘暴,派兵從金墉城中押出司馬乂,綁縛於城外兵營中,放在火堆上慢慢烤炙而死,時年二十八。 “(司馬)乂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為之垂涕。”八王之中,長沙王司馬乂是第五個被幹掉的。 交戰中數次大敗的成都王司馬穎此刻得意,耀武揚威入京師後,又還鎮於鄴城。 “詔以(司馬)穎為丞相,加東海王(司馬)越守尚書令。”司馬穎又派親信將領石超守洛陽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並廢齊王所立的皇太子為清河王,河間王司馬顒也乖間買好,表請立司馬穎為皇太弟,“詔從之”。 西北方面,河間王司馬顒屢為劉枕所敗,急召張方還長安。張方臨行,掠劫洛陽宮中男女萬餘人而去,途中乏食,便殺掉掠來的男女夾雜牛羊肉充當軍糧。到關中後,張方與司馬顒雙方合軍,大敗劉枕,腰斬了這位雍州刺史。

“太弟(司馬)穎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眾望”。居於京中的東海王司馬越也久有自固之心,於惠帝永興元年(304)秋天勒兵入雲龍門,聲討成都王,並恢復司馬覃的皇太子身份。司馬越還效仿司馬乂,“奉帝北征”,挾十餘萬軍隊直撲鄴城。洛陽城內為司馬穎守城門的石超早已聞訊跑出,逃回鄴城。司馬穎給他五萬兵,命他迎擊司馬越。 雙方兵馬在盪陰(今河南湯陰)相遇,石超大敗司馬越軍。混亂之中,晉惠帝車倒草中,臉上中刀,身中三箭,狼狽不堪。 “百官侍御皆散”,唯有侍中嵇紹“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士把嵇詔從車上拉下,用刀亂砍,惠帝高叫:“忠臣也,勿殺!”兵士們回答:“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嵇紹死於亂刀之下,“血濺帝衣”。不久,司馬穎派盧志找到坐在草中號啕大哭的惠帝,移至鄴城。 “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書至此,史臣也慨嘆:孰言惠帝憨愚哉!

嵇紹之父嵇康當初在魏末不與司馬氏合作,受誣被殺。嵇紹純臣,盡忠司馬氏而死,可謂君子偉丈夫,難怪日後文天祥在《正氣歌》詩中也以他為忠臣樣板。 東海王司馬越從洛陽出兵時,河間王司馬顒已派張方襲取了洛陽。兵敗的司馬越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東海(今山東郯城)。按常理,司馬越這個宗室疏宗已經敗成定局,怎麼也不能再緩過神來扳動成都王司馬穎和河間王司馬顒。 但歷史總是存在那樣的偶然性,時任都督幽州諸軍事的王濬坐山觀虎鬥之餘,在邊疆地區聯合鮮卑、烏桓部落騎兵,與東海王司馬越的弟弟東贏公司馬騰合兵,南下進攻鄴城。 司馬穎聽說少數民族騎兵來攻,忙派王超等人拒戰,連連敗績,王濬屬下的鮮卑等部落騎兵所向披靡,秋風掃落葉一般。 “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 盧志勸司馬穎奉惠帝還洛陽,當時還有甲士一萬五千多人,逃跑時做護衛還綽綽有餘。黎明時分,司馬穎生母程太妃眷戀鄴城,遲遲不願起身,“(司馬)穎狐疑未決”。 “俄而眾潰”,萬餘大軍見主帥無謀,一哄而散,司馬穎和盧志只帶數十騎擁著惠帝乘犢車南奔洛陽,狼狽不堪。逃至邙山,張方率萬騎精兵迎謁,“(張)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堂堂皇帝,雖傻傻乎乎也覺察到自己如今連一個將軍的跪拜也承受不起了。 王濬攻入鄴城之後,縱兵大掠。兵還薊州之前,王濬又怕鮮卑士兵攜帶搶掠的婦女行軍耽誤正事,便下令:“敢有挾藏者斬!”諸族騎兵當時還很害怕晉朝軍法,紛紛把千挑萬選搶掠來的絕色婦女都推入易水中淹死,共死亡八千餘人。 諸王爭戰期間,晉朝的流民首領李雄已在巴蜀成割據之勢,自稱成都王。匈奴貴族劉淵本來被成都王司馬穎薦為冠軍將軍,也趁亂率五部雜胡起事,建國號曰“漢”,自稱漢王。這撥儿高度漢化的匈奴哥們儿果真是“人面獸心”,西晉最後兩個皇帝懷帝和憨帝都為他們所俘虜,接連讓晉帝上演“青衣侑酒”的歷史悲劇,成為歷代漢族臣子心中永拂不去的傷痛。 惠帝入返洛陽後,張方擁兵專治朝政,成都王司馬穎喪失前權,形同軟禁。 張方所部士兵大多從長安來,一直把京城當作塊大肥肉,在洛陽剽掠搜刮,都吵嚷著要“奉帝遷都長安”。他們以請惠帝出郊拜謁陵廟為由,想把惠帝和群臣騙出城。惠帝不願再顛簸,不答應出城。張方於是率大批軍士披甲執兵入殿,搜出躲在後園竹林裡的惠帝,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於是張方軍士在后宮大肆姦污宮女,搶劫珍寶,“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為馬障,魏、晉以來蓄積,掃地無遺”。張方還想一把火把宮室和宗廟燒毀以絕人望,盧志勸他:“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張方這才作罷。 張方挾持惠帝、成都王司馬穎以及惠帝另一個弟弟豫章王司馬熾到長安,河間王司馬顒就暫時成為西晉王朝真正的主人。他讓惠帝下詔廢掉司馬穎的皇太弟身份,改立豫章王司馬熾為皇太弟。 “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唯穎、熾及吳王晏”。 惠帝永興二年(305)七月,東海王司馬越喘定之後,又以張方和河間王司馬顒“劫顒車駕”為罪名,發檄天下討伐河間王。成都王司馬穎的舊部也紛紛在河北起兵。見山東、河北等地兵起,河間王“甚懼”,就又封原來和自己一個戰壕現在又被自己軟禁的司馬穎為鎮軍大將軍,派盧志和千餘兵擁他一起返歸河北招撫。 成都王司馬穎此時兵馬衰弱疲極,早已喪盡昔日手下數十萬熊虎大軍的威風。 東海王司馬越東山再起之勢勃然,一路進兵順利,軍近洛陽。眼見一天不如一天,河間王司馬顒想與司馬越言和。由於張方自己有“劫駕之罪”,怕二王和解後對自己不利,堅決表示反對。河間王便遣張方的老友郅輔以送信為名,趁張方讀信時一刀砍下這位驕橫將領的腦袋。 本以為殺了張方後東海王司馬越會許和退兵,但政治鬥爭向來是“得寸進尺”,東海王司馬越繼續西進。當時攜殘兵駐洛陽的成都王司馬穎在洛陽也站不住腳,狼狽敗向華陰,中途聽說河間王和東海王有言和之勢,如九雷轟頂,不知何去何從。兩王如果講和,成都王自己肯定會被當作犧牲品幹掉。 公元306年5月,東海王的將軍祁弘攻入關中,連敗河間王司馬顒的軍隊。司馬顒本人也跑進太白山中。當時百官散走,在山谷中拾採橡食充飢。祁弘軍攻入長安後,部下的鮮卑軍人縱情大掠,殺掉兩萬多人。祁弘搶到惠帝后,又擁著皇帝還洛陽。河間王又趁機奪回長安城,但關中地區都臣服於司馬越,因為惠帝在司馬越手中,河間王僅保有長安一城。 公元306年7月,惠帝又回到舊都洛陽,改元光熙。每經一次劫難,惠帝就被迫改一次年號,這也是西晉“八王之亂”的一大特色。 東海王司馬越擁大軍入駐洛陽後,被委任為太傅、錄尚書事(實際上是自己委任自己)。並以自己的親宗堂兄范陽王司馬虓為司空,鎮軍鄴城(司馬越和司馬虓兩個人都是司馬懿的弟弟司馬馗之孫,按理講是帝室疏宗)。封進攻成都王甚有“功勞“的王濬為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 惶惶在外的成都王司馬穎聽說東海王兄弟已經控制了京城,便想從華陰往武關方向逃跑。行至新野縣,東海王已經以惠帝名義下詔搜捕。惶急之間,司馬穎也顧不上老母妻子,只和一個御車的兵士單車載著兩個小兒子渡過黃河跑到朝歌,又召集了從前的屬下數百人,想投奔老部下公師藩。沒走多遠,范陽王司馬虓屬下把司馬穎等人一網打盡,關在鄴城監獄裡。 “范陽王(司馬)虓幽之,而無他意。”估計司馬虓對這位惠帝親弟弟沒什麼毒怨,不打算害他性命。不巧的是,范陽王忽然暴疾而死,他手下長史劉輿(大文豪劉琨之兄)知道司馬穎從前一直在鄴城坐鎮,聲名不錯,怕有人再趁機劫持他又生後患,便派人假稱台使,“稱詔夜賜(司馬)穎死”。 在最後的時刻,這位年青貌美的王爺倒很鎮靜。讀畢“詔書”,他問監守田徽:“范陽王死了嗎?”田徽答說:“不知道。”這一問一答很有意思。見有賜死自己的詔書,司馬穎就猜到范陽王已死,田徽作為辦公人員,也不好透露消息。司馬穎又問:“您今年多大?”田徽答“五十歲。”司馬穎問:“知天命了嗎?”(孔子說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田徽說:“不知道。”面對這位冷忍無情的“警察”人員,王爺也無可奈何,與這樣的人不可能再深談下去,他自嘆道:“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一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鬥湯來!”魏晉風度,在這麼一個臨死王爺身上也可窺見一斑。 司馬穎兩個兒子在一旁驚恐大哭,王爺知道惜死無益,憐子無益,揮手讓人把兩個小孩子帶走,以免讓他們看見自己的死狀。洗沐已畢,“乃散發東首臥”,自己躺倒,命田徽把自己縊死,時年二十八。 “二子亦死,鄴中哀之”。這是八王中被殺的第六位。 公元306年(惠帝光熙元年)12月,東海王司馬越覺得大傻哥兒惠帝沒什麼利用價值了,便派人於餅中置藥,毒死了老傻哥兒,時年四十八。惠帝自登基以來,十六年來風風雨雨,多少個夜晚被人從夢中叫醒,強掖升殿,被迫書寫誅殺自己姥爺、母后、皇后、皇子、皇兄、皇弟、皇叔以及多位他自己連名字也搞不清的大臣的人名。今天被這個劫持當擋箭牌,明天被那個拉著放在軍陣裡炫耀,幾乎沒一天安生過。終於有這麼一天,肚子巨痛,四體抽搐,老哥兒扑騰一陣,終於可以長睡過去,永遠再不會有兵士冷冷的大手於淒冷的夜晚把他從熱被窩裡拽出來了。 可悲的是,晉惠帝處於半傻半愚之間,知冷知熱,知苦知痛,既能因司馬威掰他手指而怒,也能因嵇紹血濺己衣而悲,但就是不能像常人那樣有條理地行事,白白身居九重帝位。尤其他那“何不食肉糜?”的流傳千古的“笑話”(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我們讀之細品,只有傷悲,只有哀憐,真正的禍亂根源在於“武皇不知其子”,在於其生母楊後的婦人之仁。惠帝安生了,天下士民也喘了口氣,大家終於如釋重負,熱切盼望能出個好皇帝鎮住天下。 惠帝崩後,司馬越立惠帝二十五弟司馬熾為帝,改元永嘉,是為晉懷帝。 想起還有困守長安孤城的河間王司馬顒,太傅東海王司馬越就以晉懷帝名義下詔司馬顒為司徒。按理說這位“少有清名、輕財好士”的王爺也活了四十來歲的年紀,搞了這麼多年“政治”,多疑反复,應該知道回到京城也沒有好果子吃。估計一是死催,二是眼見諸王個個被殺,三是孤城難保,四是新帝登基,司馬顒也存有僥倖心理,想想自己這麼高的輩份,當個清閒司徒回京安享晚年算了。於是,他接受詔命就徵,與三個兒子心情複雜地坐車趕往洛陽。剛剛走到新安雍谷,東海王親弟南陽王司馬模派來的將領梁臣已率一隊精兵“等候”他。問明車上確是河間王,梁臣下馬,突入車中,用大手活活掐死了這位一向老謀深算的王爺。而後,又抽出刀來,三刀砍落河間王三個少年兒子的人頭。至此,八王中的河間王司馬顒向地獄報到,排名第七。 八王之中七王相繼被殺,東海王司馬越捱到最後,似乎是最後一個勝利者,其實他的下場也好不到哪裡去。 司馬越擁立懷帝后,大權獨攬,首先他害掉懷帝的侄子十四歲的清河王司馬覃。司馬覃曾被惠帝立為皇太子,司馬越怕日後這個孩子又會繼懷帝后登基,所以先下手為強。不久,他又殺掉懷帝親舅王延及大臣高韜等人,竄逐大臣苟晞。 “(司馬)越專擅威權,圖為霸業,朝賢素望,選為佐吏;名將勁卒,充於己府。不臣之跡,四海所知”。 懷帝永嘉五年(310),眼見洛陽城外狼煙四起,內不自安的司馬越戎服入朝,請討石勒,想趁此擁大兵立功以自固。他率四万精軍出討後,飛檄各州郡徵兵,但“所徵皆不至”。 “公利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憂懼勞頓,又得悉懷帝密詔苟晞等人要殺自己,東海王司馬越兵至項城(今河南沈丘)時,忽發暴疾,死於當地,同軍而行的襄陽王司馬范和太尉王衍秘不發喪,準備率軍送司馬越屍身還葬其封地東海(山東郯城)。 羯族首領石勒(當時為匈奴種的漢王劉淵部屬)得知消息後,率勁騎追趕這群群龍無首、兵官家眷交雜的隊伍,在苦縣寧平城(今河南鄲城)大開殺戒,大隊騎兵像打獵一樣圍著數十萬西晉軍民發箭狂射,一天下來,“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燒掉司馬越棺柩,說:“此人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 僥倖未死的西晉兵民二十多萬,被劉淵另外一部將王璋一把大火燒死。 “並食之”,成為了燒烤人肉軍糧。 石勒軍隊逮捕了太尉王衍、吏部尚書劉望等多位晉朝高官,還有襄陽王司馬范、任城王司馬濟等六個皇族王爺。 “眾人畏死,多自陳述”,王衍還勸石勒稱帝。只有襄陽王司馬范還是條漢子,“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牆,把王衍和司馬范活活壓死,但他們總算保了全屍。 司馬越留派洛陽的部將何倫等人聞敗,慌忙擁司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從洛陽往東海方向逃跑,城中百姓士民也緊隨軍人一起外逃。跑到洧倉,又被石勒大軍迎截,東海王世子以及皇族四十八個王爺都死於亂兵之手,東海王王妃裴妃被亂兵搶去,輪姦過後又賣給別人。 公元311年(懷帝永嘉五年)6月,晉懷帝被匈奴劉淵的漢軍抓獲,公元313年被殺,時年三十。公元316年,惠帝另一個侄子晉愍帝司馬鄴也肉袒出降,不久被殺,時年十八。至此,西晉滅亡。懷帝、愍帝都是很不錯的青年干才,但“八王之亂”已經使晉朝大廈遭受難以修補的巨大裂隙,孤木難支,任誰也無力回天。 祖逖曾講,“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民庶怨叛。由諸王爭擅,自相夷滅,逐使戎狄乘虛,毒逋中土”。晉惠帝雖昏而不虐,但這麼一個幅員遼闊的皇皇大晉,由一個愚君來統理,簡直是古今所無的事情。晉武帝沒有遠見,所託非人,兒子不爭氣也罷,託孤大臣不是楊駿那樣的擅權鼠輩,就是張華那樣的世故老臣,以至於賈后奸邪婦人秉國,趙王司馬倫陰險王爺篡逆,諸王爭起,亡亂終至。 “八王之亂”的一個獨特之處在於,大亂開始時各種勢力都是打著擁護皇權的旗號,或者“矯詔”行事,絕非赤裸裸地像東漢末年那樣胡亂開打。這主要是因為晉武帝在位二十六年,皇權威力影響巨深。趙王司馬倫勢力如此之大,但一旦篡逆,很快就被打著迎歸惠帝旗號的諸王所擊敗,而司馬衷這個“土木偶人”恰恰可以成為各位皇族野心家手中最大的王牌,一直到公元306年,東海王司馬越眼見傻子皇帝再無可用之處,晉武帝時代威赫皇權的餘暉全然逝去,才一把毒藥弄死了這個幌子皇帝。 追思造成西晉最終滅亡的八個司馬皇族,司馬氏原來的立意完全是出於想“封建親賢,拱輔帝室”,但晉武帝沒有遠圖,惠帝失於暗劣,執政大臣安於奢放,致使賈后擅權,八王又暗懷私心,相迭而起,煽風速禍,致使“崇國俱亡,身名並滅”。然而,這八王的人格禀性也不盡相同。汝南王司馬亮,“少清警有才用”,亂非其起,不失厚道;楚王司馬瑋“開濟好施,能得眾心”,是位年輕氣盛,沒什麼政治經驗的王爺,雖有挾怨私心,終為賈后殺人工具,自己也不免挨刀;趙王司馬倫以叔祖之尊,昏暗愚懦,諸子又不成器,成為孫秀的傀儡,又肆行篡逆,可以說是八王中最令人不齒的老匹夫;齊王司馬冏,“少稱仁惠,好振施”,如果公正持平,完全可中興晉廷,但最終為自己的野心所累,暴屍於市;長沙王司馬乂“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應該說是文武全才,果斷聰明,但亂世人心叵測,最終被東海王出賣,功敗垂成;成都王司馬穎本來在謀士盧誌等人的輔佐下,掃平大逆,頗得眾心,但最終他寵信宵小,不僅與堂兄齊王翻臉,又與同父異母兄司馬乂同室操戈,遙制朝廷後,成都王又不能當機立斷,自恣其欲,最終也一條繩索搭上性命。河間王司馬顒,本是司馬皇室疏宗,“少有清名,輕財愛士”,晉武帝讚歎其“可以為諸國儀表”,但正是這樣一個看似老成君子的王爺,先附趙王司馬倫,又與齊王司馬冏共攻趙王,再與成都王司馬穎攻打長沙王司馬乂,其部將張方更是殘酷無比,劫持惠帝車駕,禍害京都洛陽,乘東海、成都二王交惡,他又渾水摸魚,把惠帝劫至長安,軟禁成都王,完全成為當時諸王混戰的禍頭,雖有如此城府,最終仍不免被人活活掐死;東海王司馬越也是晉室疏宗,“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在嚴酷的政治鬥爭中,司馬越臨危出賣同盟者長沙王,再與成都王翻臉,又攻擊河間王,並毒死晉惠帝,雖最終能成為“八王”中不被砍頭的王爺,但屍骨未寒,石勒的一把大火也把他燒成灰燼,世子死於刀劍之下,妻子慘遭亂兵輪姦變賣,下場也可嗟嘆。 “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聞,亂兵接而宮廟墮,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倘使晉武帝的後繼者為一平庸守業常主,所有這些王爺大可以善始善終,拱列晉室。即使哪個懷有狼子野心,在大一統的皇權下面也只能做太平順王。 晉武帝時代另一措置失當之處,就是裁撤大批州郡士兵。當然,裁兵的初衷不錯,根據西晉的《佔田法》,這些退伍士兵可以分得一份土地從事勞作,不僅保障了自己的衣食,還可以給國家上繳租調。但是,州郡兵力減弱,真正有重大事件發生,比如有宗室擁兵叛起,或者邊陲少數民族構亂,鄰近州郡當然會束手無策,只能聽天由命,任人宰割侵占。當時也不是沒有明白人,尚書僕射山濤就勸諫武帝不要解除州郡武備,但正陶醉於“大一統”勝利中的晉武帝根本聽不進去,認為州郡養兵費錢費力又無產出,下詔嚴命裁兵。 恰恰是“忘戰必亡”,武帝死後不久即成禍亂滿天下的現實。試想,大郡才有武吏百人,小郡才有武吏五十人,如此的“偃武修文”,晉武帝的謀淺和短視何其甚也! 此外,西晉初期大封同姓諸王,也並非“八王之亂”的真正導火索。細心考究西晉制度,可以發現宗室諸王在封地上沒有什麼治民的實權,王渾上書諫勸晉武帝不要派齊王司馬攸“之國”時就指出:“……今出(齊王司馬)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諸王治地,“法同郡縣,無成國之製”。真正招致諸王能有力量相繼起兵為亂的原因,其實是武帝后期賦予他們專鎮一方的威權,諸如楚王司馬瑋鎮荊州,淮南王司馬允鎮江、揚州,汝南王司馬亮鎮許昌,等等。惠帝繼位後,趙王、河間王等人又相繼坐擁關中重鎮,成都王坐鎮鄴城,齊王司馬冏坐鎮許昌。諸王帶兵日久,幕府人雜,問鼎之心於不知不覺中悄然滋長,最終導致這些地頭王們紛紛而起。 西晉是中國歷史上沒有亡於農民起義的少數幾個政權之一。雖然經學的衰落,玄學、佛教的興起和少數民族內遷成為西晉政權削弱的重要干擾來源,但其真正的滅亡原因則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內部混亂和崩塌。 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爾說過:“進步的事業必須被進步所取代。”福兮禍兮,雖然西晉的滅亡造成了一百餘年間中國南北方極大的社會動盪,各個政權你方唱罷我登場,但也在中國歷史上達成破天荒的頭等大事:中華民族第一次在中國各民族的“兄弟之戰”中最大限度地加速了民族大融合,胡族文化滌蕩沖洗了漢族原有文化中的糟粕和余渣,在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中添加了新鮮的活力因子,並為日後隋、唐的大一統奠定了豐厚的思想基礎和心理積澱。 紛亂大偽之世,卻生出那麼多英雄、豪傑、騷客、奸雄、懦夫,共同合演了一場盛大的世間戲。台上戲是先離後合,與台上之戲不同,世間戲卻先合後離,辛酸處處,血跡斑斑。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世紀,也是懷疑的世紀;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直上天堂,我們直落地獄……”——英國大文豪狄更斯這一段話,形容“八王之亂”前後的西晉社會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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