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之嚴重，還不僅限於此。
日本戰犯的坦白、揭發和東北人民群眾的控訴、檢舉，使我們“一所”激動起來了。尤其是那些年紀輕的人，反應分外強烈。在這種情形下，我遭到了侄子、妹夫和大李的揭發。我陷入了來自四面八方的仇恨中，其中包括了家族的仇恨。我猶如置身鏡子的包圍中，從各種角度上都可以看到自己不可入目的形象。
這是從我們一所的一次全體大會開始的。那天我們參加過日本戰犯的學習大會，工作團的人員把我們召集起來，要大家談談感想和認識。許多人從日本戰犯大會上感染到的激情猶未消失，這時紛紛起立發言，自動坦白出自己的罪行，並且檢舉了別人。人們檢舉比較集中的是前偽滿司法大臣張煥相。他在“九一八”事變前，做過東北講武堂教育長、哈爾濱特區行政長官和東北軍航空司令。 “九一八”事變後，他從關內跑到撫順老家，千方百計地巴結日本人，給統治者獻計獻策，上了四十二件條陳，因此，得到了關東軍的賞識，並由軍政部囑託爬上司法大臣的位子。他有許多出名的舉動，其中一件是他在被起用之前，在家里首先供奉日本神武天皇的神龕，每逢有日本人來找他，他必先跪在神龕前做好姿勢等著。另一件是，他曾在撫順親督民工修造神武天皇廟，修成後和他老婆每天親自打掃。在人們的檢舉聲中，他嚇得面無人色。後來人們提到他人所以來的種種對抗舉動，例如故意糟踏飯菜、破壞所內秩序、經常對看守員大喊大叫，等等，引起了全場人的忿怒。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今後再不老實，還要隨時揭發他，政府也不會饒他。我很怕也被別人這樣當場檢舉，很怕別人也認為我不老實。由於這次檢舉與認罪，不准彼此透露材料，我怕別人不知道我已做了坦白，覺得有必要在大會上談談，表明我的態度。因此，我也發了言。在我講完了坦白材料之後，剛要說幾句結束話，再表明一下認罪決心的時候，不想小固忽然從人叢中站起來，向我提出了質問：
“你說了這麼多，怎麼不提那個紙條呢？”
我一下怔住了。
“紙條！小瑞的紙條！”小秀也起來了，“那些首飾珍寶你剛才說是自動交出的，怎麼不說是小瑞動員的呢？”
“對，對，”我連忙說，“我正要說這件事。這是由於小瑞的啟發……”
我匆匆忙忙補充了這件事，而小固、小秀還是怒目相視，好像猶未甘心的樣子。幸虧這個大會到此就結束了。
我回到監房裡，趕緊提筆寫了一個檢討書給所方。我想到所長知道了一定很生氣的，心裡不由得埋怨小瑞，於什麼把這件事告訴小固和小秀呢？小固和小秀未免太無情了，咱們到底是一家人，你們不跟老萬和老潤學，竟連大李也比不上！過了不久，我看到了他們寫的書面檢舉材料，才知道家里人的變化比我估計到的還要可怕。
按照規定，每份檢舉材料都要本人看過。趙訊問員拿了那堆檢舉材料，照例地說：
“你看完，同意的簽字，不同意的可以提出申辯。”
我先看過了一些偽大臣寫的。這都是偽滿政權的公開材料，我都簽了字。接著便看我的家族寫的。我看了不多頁，手心就冒汗了。
老萬的檢舉材料裡，有一條是這樣寫著的：
我心想這可毀了！我原把這件事算在吉岡的賬上了。
大李的檢舉，更令我吃驚。他不但把我離開天津的詳情寫了，而且把我寫自傳前跟他訂“攻守同盟”的事情也寫上了。
事情不僅僅是如此。他們對我過去的日常行為——我怎麼對待日本人，又怎樣對待家裡的人——揭露得非常具體。如果把這類事情個別地說出一件兩件，或者還不算什麼，現在經他們這樣一集中起來，情形就不同了。例如老萬寫的有這麼一段：
小瑞的檢舉裡有這樣一段：
在語氣上流露出仇恨的，是大李寫的：
我把最後這批檢舉材料看完，過去那一套為自己做辯護的道理，從根本上發生了動搖。
在從前，我把自己的行為都看做是有理由的。我屈服於日本人的壓力，順從它的意志，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我對家里人的作福作威、予取予奪、動輒打罵以至用刑，也當做我的權力。總之，對強者的屈服，對弱者的發威，這都被我看做是自然的、合理的，我相信人人處於我的境地都會那樣做。現在，我明白了除了我這樣的人，別人並非如此；我的道理是拿不出去的。
說到弱者，沒有比被剝奪權利的囚犯更“弱”的了，然而掌握著政權的共產黨人對手下的這些囚犯，並沒有打，沒有罵，沒有不當人看。說到強者，具有第一流裝備的美國軍隊可算是“強”的了，然而裝備遠遜於它的共產黨軍隊硬是不怕它，竟敢於跟它打了三年之久，一直打得它在停戰協定上簽了字。
就在剛才，我還看到了新的例子。在人民群眾的控訴檢舉材料裡，我知道了原來有許多普普通通的人，在強暴壓力面前並不曾按著我的信條辦事。
巴顏縣有個叫李殿貴的農民，受盡了鬼子和漢奸的欺壓，他把希望放在抗日聯軍身上。一九四一年的春節，他給抗聯隊伍送去了一斗小米、四十七根麻花、一百二十個雞蛋和兩包煙卷。後來被偽警察知道了，把他抓去，成天上“大掛”、吊打、過電，並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難者放在他身邊恐嚇他，叫他供出抗聯的線索。這個頑強不屈的農民沒有吐露出任何關於抗聯的口供，在監獄裡受盡折磨，一直堅持到光復得救。
姜樹發，是天增屯的抗日救國會的副會長，給抗聯送過飯，帶過路，他被特務們抓去了，一連過了七堂，上“大掛”、打釘板。過電、灌涼水全經過了，沒有供出一點線索，特務拿他沒法，最後判了他兩年徒刑。
蕭振芳也是一個普通農民，幫助他叔叔蕭坤一同給抗聯送飯、帶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半夜裡，六個偽警察突然闖進他的家，沒尋找到他叔叔蕭坤，把他綁送到警察署追問。他說：“我不知道！”警察們把他打死過去，然後澆涼水，醒過來又打，這樣死而復活，活了又打死，折騰到第四次，涼水也澆不活了，就用“衛生車”拉到爛屍崗子，扔在那裡。這個頑強的人在爛屍崗又活了，被一個拉衛生車的工人救了去。他的叔父蕭坤到後來也被抓了去，至死不屈。他住的那個監獄，就是我在哈爾濱住過的那個地方。
一九四三年，金山屯的李英華還是個孩子，他曾給過路的抗聯軍隊送過雞蛋，被特務告發，捉到警察署裡。特務們先給他點煙、倒茶，請他吃餃子，說：“你是個孩子，不懂事，說了就放你。”李英華吸了煙，喝了茶，吃了餃子，然後說：“我是莊稼人，啥也不知道！”特務們便把他頭朝下掛起來打，又過電、火燒，脫光了身子撞釘板，可是從這個孩子身上什麼也沒得到。
總之，我知道世界上的人並非骨頭都是軟的。我過去的所作所為，除了說明是欺軟怕硬和貪生怕死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別的解釋。
我從前還有一條最根本的理由，為欺軟怕硬、貪生怕死做解釋，就是我的命最貴重，我比任何人都更有存在的價值。幾年來，經過洗衣、糊紙盒，我已懂得了自己的價值，今天我更從東北老百姓和家族的檢舉中看出了自己的價值。
我在鏡子的圍屏中看出我是有罪的人，是沒有光彩的人，是個沒有理由可以為自己做任何辯解的人。
我在最後一份材料上簽完字，走在甬道上，心中充滿了懊悔與悲傷——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