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日本侵略者在東北造下的災難，我過去從來沒聽人具體地談過，也從來沒有在這方面用過心。我多少知道一些東北人民的怨恨，但是我只想到那是東北人與日本人之間的事，與我無關。歷史過去了十來年，到今天我才如夢初醒，才感覺到真正的嚴重性。
工作團的人員給我們專門講過一次，關於日本侵略者在東北罪行的部分調查結果。我當時聽了還有點疑惑。他列舉了一些不完全的統計數字，例如慘案數字，某些慘案中的集體屠殺的數字，種植鴉片面積、吸鴉片的煙民及從鴉片販賣中獲得利潤的數字，等等，都是駭人聽聞的。那些屠殺、慘案的情節更是令人髮指。我聽的時候一面感到毛骨悚然，一面卻在想：“果真是如此嗎？如果是真的，我不知道，怎麼我的弟弟、妹夫、侄子和隨侍他們也沒有人向我說過呢？”
一直到後來參加了日本戰犯的學習大會，我才不再懷疑這些血淋淋的事實。
我們這是第一次看見日本戰犯。後來從報上才知道，撫順的日本戰犯是在中國羈押的日本戰犯的一部分。根據這次大會和後來日本戰犯的釋放、宣判以及以後陸續得到的消息，我們發現這些罪犯在學習中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關於這點，我後面還要說到。現在說一說這個大會。這個大會雖然有所方和工作團的人員在場，事實上是由他們自己的“學委會”組織起來的。 “學委會”是在大多數日本戰犯思想有了覺悟後，自己選出來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學習的組織。在這次大會上，有幾個日本戰犯講了自己的學習體會，坦白交代了許多罪行，有的人則對別人進行了檢舉。他們用事實回答了一個學習的中心問題：日本帝國主義是不是在中國犯了罪。我們全體偽滿戰犯參加大會旁聽。在那些坦白與檢舉中，給我們印象最深、使我們感到震動最大的是前偽滿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和一個偽滿憲兵隊長的坦白。
古海忠之是日本軍部跟前的紅人，他和武部六藏（總務廳長官）秉承關東軍的意旨，以偽滿政權的實際統治者的地位，策劃和執行了對全東北的掠奪和統治。他具體地談出了強佔東北農民土地的移民開拓政策，掠奪東北資源的“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毒害東北人民的鴉片政策，以及如何榨取東北的糧食和其他物資以準備太平洋戰爭等等的內幕。他談出了許多秘密會議的內情，談出了許多令人咋舌的數字；他所談到的那些政策的後果，每個例子都是一個慘案。例如一九四四年從各縣徵用了一萬五千多名勞工，在興安嶺王爺廟修建軍事工程，由於勞動與生活條件惡劣，在嚴寒中缺吃少穿，死掉了六千多人。又例如為了準備對蘇作戰，修改流人興凱湖的穆棱河河道，工人由於同樣原因致死的有一千七百多人。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談的鴉片政策。
一九三三年初，日軍在熱河發動軍事行動之前，為了籌辦軍費，決定採用鴉片政策。當時尚未控制東北的鴉片生產情況，手中現貨不足，乃向國外販進二百多萬兩，同時用飛機在熱河廣散傳單，鼓勵種植鴉片。後來，大約是一九三六年，在偽滿七省擴大種植面積，大力生產，以後又以法律形式確定了鴉片的專賣壟斷。為了鼓勵吸毒，各地廣設“禁煙協會”、鴉片館，並設“女招待”，大事吸引青年。一九四二年，日本“興亞院”召開了“支那鴉片需給會議”，做出了“由滿洲國和蒙疆供應大東亞共榮圈內的鴉片需要”的決議，據此又在偽滿擴大種植面積到三千公頃。據古海估計，至偽滿垮台止，偽滿共生產了鴉片約達三億兩之多。鴉片利潤在一九三八年佔偽滿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一九四四年利潤增至三億元，為偽滿初期的一百倍，是日本侵略戰爭的軍費重要來源之一。吸毒的煙民，僅熱河一省就達三十萬人左右，全東北平均一百個居民裡就有五個中煙毒的人。
那個憲兵隊長所坦白的，都是非常具體的事例。他交代出的每件事，都是一幅血腥的圖畫。
他做過偽滿西南地區憲兵隊隊長。為了鎮壓人民，憲兵隊採取了各種恐怖的手段。殺人，往往是集體屠殺，殺後還召集群眾去參觀屍體。有時把一些他們認為可疑的人抓了來，站成一排，從中隨便挑出一個來，當眾用刀劈死。他自己用這種辦法就殺了三十多個。抓來的人，要受到各種刑罰的折磨：棍子打，鼻孔裡倒灌冷水、辣椒水、煤油，用香火燒，紅鐵烙，倒掛起來，等等。
在許多日本戰犯的檢舉中，驚心動魄的慘劇是數不勝數的。這些慘劇的主演者實在比野獸還要殘暴。有一段故事我記得是這樣：一個日本兵闖進一戶人家，一個年輕的母親，正坐在鍋台邊上抱著孩子餵奶，這個兵一把搶走孩子，順手扔進開水鍋裡，然後強奸了那母親，最後用棍子插進陰道，活活弄死。這類的故事當年普遍發生於東北各地和日軍的各個佔領區內。原來這就是“聖戰”的內容，這些“皇軍勇士”正是我當年祝福、遙拜、擁護的對象，正是我當年的依靠。
後來，檢察人員不斷地送來調查材料、統計材料和東北人民的控訴檢舉材料。當年東北地區的地獄景象，在我面前越來越清晰。我終於明白了在我屈從、諂媚日本關東軍的同時，在我力求保存我的“尊號”的同時，有多少善良無辜的人死於非命；同時也明白了在我恬然事敵的時候，正有無數愛國志士拋頭顱、灑熱血，向敵人進行著抗爭。
東北人民所遭受的殘害，如果不算直接在日本統治者手裡受到的那些，只算經過偽政權和漢奸們那里間接受到的，就可以不費事地舉出很多例子和數字來。例如在種種有關糧食的法令、政策，即所謂“糧穀出荷”的規定下，東北人民每年收穫的糧食被大批掠走，特別是在偽滿後期，東北人民只能靠配給的玉米穰、豆餅、椽子麵等等摻成的“混合面”過日子。被掠去的糧食除了充做軍用，大部運往日本。輸日數量逐年增加，據偽滿官方資料，在一九四四年一年內，即輸往日本三百萬噸。在偽滿的最後六年間，糧食輸往日本共計一千一百一十多萬噸。
在統制糧穀、棉布、金屬等等物資的法令下，人民動不動就成了“經濟犯”。例如，大米是絕對不准老百姓吃的，即使從嘔吐中被發現是吃了大米，也要算“經濟犯”而被加以治罪。僅僅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的一年間，被當做“經濟犯”治罪的就有三十一萬七千一百人。當然，被抓去挨了一頓痛打之後放出來的，並不在此數之內。
東北農民在糧食被強徵的同時，耕地也不斷地被侵占著。根據“日滿拓植條約”，日本計劃於二十年內從日本移民五百萬人到東北來。這個計劃沒有全部實現，日本就垮台了，但是在最後兩年內移人的三十九萬人，就經過偽滿政權從東北農民手中奪去了土地三千六百五十萬公頃。此外，藉口應付抗日聯軍而實行的“集家並屯”政策，又使東北人民喪失了大量土地，這尚未計算在內。
又例如，日本統治者為了榨取東北的資源，為了把東北建設成它的後方基地，通過偽滿政權，巧立了各種名目，殘酷地奴役著東北人民，實行了野蠻的奴隸勞動制度，造成了驚人的死亡。自一九三八年用我的名義頒行了“勞動統制法”後，每年強徵勞工二百五十萬人（不算從關內徵集的），強迫進行無償勞動。大都是在礦山和軍事工程中進行勞動，條件十分惡劣，造成了成批死亡。像一九四四年遼陽市的“防水作業”中，二千名青年勞工因勞動過度不到一年就被折磨死的，竟有一百七十人。吉林省蛟河縣靠山屯農民王盛才寫來一份控訴書，他說：
這樣的家庭，在當時的東北是非常普遍的。不僅是農民，普通的職工、學生，以及因檢查體格不合乎當兵條件的，即所謂“國兵漏”的青年，都要定期從事這種奴隸勞動，即所謂“勤勞奉仕”。蛟河縣拉法屯的陳承財控訴說：
處境最慘的是“矯正輔導院”裡的人。在偽滿後期，日本的統治，已經殘酷到接近瘋狂的程度。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和鎮壓人民越來越大的反抗，一九四三年頒布了“思想矯正法”和“保安矯正法”，在全東北各地普遍設立了集中營，名為“矯正輔導院”，以所謂“思想不良”或“社會浮浪”為名，綁架貧苦無業者或被認為有不滿情緒的人，從事最苦的勞役。有時候，連任何詢問都用不著，把行路人突然攔截起來，統統加上“浮浪者”的罪名，送進矯正輔導院。進去之後，就沒有出來的日子。那些熬到偽滿垮台的人，今天懷著刻骨的仇恨，向人民政府控訴了偽滿政權。鶴崗市翻身街的一個農民，偽滿時原在鶴崗“新開基滿洲土木”做工，一九四四年被以反滿抗日名義抓到偽警察署。同他一起的有十七個人。他們被毒打之後，被送到鶴崗矯正輔導院，強迫到東山煤礦挖煤，每天十二小時，每頓飯只有一個小高粱飯糰，沒衣服穿，沒被子蓋，經常受毒打。他說：
當時在鶴崗矯正輔導院用度科當用度員的尹影，在檢舉書上寫道：
偽滿的軍隊、警察、法院、監獄對東北人民的鎮壓，更是充滿了血腥氣，造成的慘案更是數不勝數。據檢察人員從殘餘的偽滿官方檔案裡找到的部分材料，就統計出了被偽滿軍殺害的抗日軍民有六萬餘人，屠殺的居民八千八百餘人，燒毀的民房有三千一百餘處所。偽滿警察、特務機關所殺害的善良人民，那數目是無法計算了。僅據三十六起有案可查的統計，在被逮捕的五千零九十八名愛國人士和無辜群眾中，只有三人經不起訴釋放，檔案中聲明判死刑者四百二十一人，未判刑即死於獄中者二百十三人，判徒刑者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其餘二千二百八十四名則無下落。偽滿時期，東北是警察的世界，幾乎村村都有警察。一個縣的警察署，就等於是個閻王殿。這種地方製造的慘劇，在地獄裡也不過如此。肇源縣八家子有位六十一歲的農民黃永洪，當年因為給抗日聯軍送過信，被偽警察署提了去，他經歷了一場集體屠殺。他說：
這座活地獄，在“執政”、“康德皇帝”、“王道樂土”等等幌子底下存在了十四年！所有的殘酷暴行，都是在我這個“執政”和“皇帝”的標籤下進行的。每個受難者都被迫向“禦真影”叩拜，背誦“詔書”，感謝“親邦”和“皇帝”的恩賜。因此，今天每份控訴書後面都有這類的呼聲：
“要求人民政府給我們申冤報仇！我們要向日寇和漢奸討還血債！”
“給我們死去的親人報仇！懲辦日寇和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