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教過一系列的物理課程，阿狄生－韋斯理（Addison-Wesley）出版公司要將它編成一本書。有一次吃午飯時，我們談起這本書的封面應該畫些什麼。我覺得，既然這些課程是真實物理世界和數學的混合體，那麼封面可以用一個鼓為背景，上面畫些數學圖形——一些圓圈、線等，用以代表鼓面振動時的靜止點。我覺得這個想法不錯，尤其是書裡頭也有討論到鼓面振動這個問題。
書出版時，封面是很簡單的一大片紅色，但不知怎的，在序言裡卻有一張我在打鼓的照片。我想他們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以為“作者希望書裡有張打鼓的圖片”。
總之，每個人都很好奇，為什麼那套《費曼物理學》（Feynman Lectures）的序言裡。會有張我在打鼓的照片？因為鼓上又沒有什麼數學圖形把我的想法表達清楚（不錯，我很喜歡打鼓，但那是另一回事）。
在羅沙拉摩斯時，工作壓力非常大，沒有什麼消遣，沒有電影院或什麼的。但我在那裡已廢棄不用的男童學校內，找到一些他們蒐集回來的鼓——羅沙拉摩斯位於新墨西哥州，那裡多的是印第安人的村落。於是打鼓就成為我的消遣了——有時自己一個，有時候跟其他人一起——不過隨便弄些聲音，隨便打而已。我並不懂得什麼特殊的節奏，不過印第安人打鼓的節奏還蠻簡單的。那些鼓很不錯，我玩得很開心。
有時候我會把鼓帶到遠處森林裡，以免吵著別人，在那裡找根棒子擊鼓唱歌。記得有一次我圍繞著一棵樹，看著月亮，邊走邊打鼓，想像自己是個印第安人。
一天，有個傢伙跑來問我：“在感恩節的前後，你在森林裡打鼓嗎？”
“是呀，是我在打。”
“噢，那麼我太太說對了！”接著他告訴我這個故事：
有個晚上他聽到遠處有鼓聲，走到住在樓上的朋友那裡問，他的朋友也聽到了。記住，這些人全都來自美國東部，對印第安人一無所知。他們覺得很有趣：這些印第安人一定在舉行什麼慶典之類，兩個人便決定跑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路走，樂聲愈來愈大了，他們開始緊張起來。想到，印第安人可能派人放哨，防止外人干擾他們的慶典活動，於是他們趴下來，沿著小徑匍匐前進，直到鼓聲就在下個山丘後面。他們爬上山丘，很意外地發現那裡只有一個印第安人，獨自在進行他的慶典——圍著一棵樹跳舞，用根棒子打鼓，高聲念咒語。兩人慢慢後退，因為他們不想打擾他：這印第安人看來很像正在施展什麼法術。
回家後，他們把看到的情形告訴了他們的妻子，她們說：“噢，那一定是費曼——他很喜歡打鼓。”
“別胡說了！”他們說：“連費曼都不會那麼瘋狂！”
於是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他們在周圍打探那印第安人到底是誰。附近的保留區有一些印第安人到羅沙拉摩斯工作，其中一個是技術營區的技工；他們便問他看到的可能是誰。印第安人問了很多人，可是其他的印第安人全都不知道是誰；除了一個印第安人，因為沒有人能跟他講話。
這個印第安人很以本族為榮：他留著兩條垂到背後的大辮子，頭總是抬得高高的，走到哪裡都很有尊嚴的樣子，永遠單獨一個人，沒人能跟他講話。他太有威嚴了，根本沒人敢跑去問他任何東西。最後大家一致認定一定就是他了。
（當我發現他們認為我可能是那麼典型、那麼了不起的印第安人時，我覺得很高興，那真是一項榮譽。）而跑來問我的那個傢伙，只不過是抱著姑且一試的想法罷了——作丈夫的總是喜歡證明他們妻子是錯的；但跟其他許多當丈夫的一樣，他發現他太太猜對了。
我的鼓打得愈來愈好了，有時候在一些聚會裡我也會表演一下。其實我也不曉得自己在打些什麼，只不過隨意弄些有節奏感的聲音出來而已，但我因此就有點名氣了。
羅沙拉摩斯的每個人都知道我喜歡打鼓。
戰爭結束後，我們全都要回到“文明世界”中去了，羅沙拉摩斯的人便笑我說，從此我就沒法打鼓了，因為那太吵了。也因為我快要到綺色佳的康奈爾大學當個有威嚴的教授，我便把在羅沙拉摩斯期間才買來的鼓又賣了。
接下來的暑假，我必須回到新墨西哥州去完成一些報告，在那裡又看到那些鼓。我再也忍不住了，於是又去買了一個鼓，我想：“這鼓帶回去，只是為了隨時可以看看它而已。”
我在康奈爾住在一個小公寓中。我把鼓放在那兒，完全作觀賞之用。但有一天，我真的手癢了，我跟自己說：
“這樣吧，我就很輕很小聲的……”
我坐下來，把鼓放在兩腿之間，用手指輕敲：卜卜卜，卜度、卜。然後又敲了幾下，聲音更大——畢竟這對我是很大的誘惑呢！我又更用力一點，最後電話鈴聲響起來。
“哈羅？”
“我是女房東。是你在那裡打鼓嗎？”
“是，很對不——”
“很好聽呢。我能不能到你那裡好好聽清楚一點？”
從那時起，每次我開始打鼓、女房東就會跑來。我重新獲得自由了，從此我就經常打鼓，快樂得不得了。
大約在同一時間，我認識了一位來自比屬剛果的女士，她送了我一些民族音樂的唱片。在當時來說，這類唱片是很稀罕的，全是些瓦圖西（watusi）及其他非洲部落的鼓樂。我真的很崇拜那些瓦圖西鼓手，也經常試著學他們的打法——我沒法打得很像，只不過希望聽來相似而已——但因此我也發明了很多其他的節奏。
有一個晚上，已經是深夜了，活動中心裡沒幾個人。
我拿起一個垃圾桶，把它翻過來敲打。樓下有個人跑上來說：“嘿！你會打鼓！”結果發現他是個打鼓高手，後來他還教我桑巴鼓。
音樂系裡有個傢伙蒐集了很多非洲音樂，我經常跑到他家打鼓。他替我把鼓聲錄下來，然後在他舉行的聚會上，玩他稱之為“非洲抑或是綺色佳？”的遊戲。他會播放一些鼓樂，其他人就猜猜看音樂是“非洲製造”還是“綺色佳的土產？”由此可知，我那時候摹仿非洲音樂一定學得蠻像的。
到加州理工學院之後，我經常到落日區閒逛。有一次，在一家夜總會裡來了一個阿爾及利亞的鼓樂團。領隊的是個大塊頭，名字叫尤哥努。他們只表演打擊樂，表演精彩極了。他們的副領隊對我特別好，還邀請我上台跟他們一起表演。於是我上台跟他們一起玩了一下。
我問尤哥努收不收學生，他說收；於是我就到尤哥努住的地方——靠近世紀大道，就是後來發生暴動的地點——跟他學打鼓。我們的課上得很沒效率：他經常拖拖拉拉，跟其他人講話，又被各種事情打斷。但如果進行順利時，我就學到很多東西，很令人興奮。
在尤哥努家附近的舞會，很少有白人參加，但事實上，那時的氣氛較今天還比較輕鬆。有一次他們舉辦打鼓比賽，獲得的名次並不怎麼好。他們說我的鼓聲“知識分子味太濃”了，而他們的鼓聲則比較有韻律感。
有一次，我接到一通語氣嚴肅的電話。
“哈羅。”
“我叫托魯布烈治（Trowbridge），是理工學校的校長。”理工學校是一家很小的私立學校，位於加州理工學院的對街。托魯布烈治繼續用他那正式的聲音說：“這裡有你的朋友，想跟你說話。”
“好吧。”
“哈羅，狄克。”是尤哥努！原來理工學校校長只是裝的，他並不那麼嚴肅，事實上還幽默得很。尤哥努正在這學校進行訪問，彈奏音樂給學生聽，而他想請我過去跟他同台表演。於是我們便一起為這些小孩表演打鼓：我玩桑巴鼓（鼓就放在我辦公室內），他打他的探巴大鼓。
尤哥努經常都到各學校拜訪，向學生講非洲鼓、它們的意義以及介紹非洲音樂。他很有魅力、笑容可掬，是個很好、很好的人。而他的鼓聲精彩極了，他還灌了唱片呢。
當時他在學醫科，大戰開始時（還是之前？）他回了阿爾及利亞；我也不知道他後來怎麼樣了。
尤哥努離開之後，我再沒怎麼打鼓了，除了偶爾在聚會上表演一兩下。有一次在雷頓（Robert Leighton） 家吃晚飯，他的小孩瑞夫和另一個朋友問我要不要打鼓。我以為他們是要我表演獨奏，便說不要。但他們開始在家里木桌上敲起來，我的手也癢起來了；我也提了張木桌，我們三個人就用這些小木桌玩了很久，弄出許多很有趣的聲音來。
瑞夫和他的朋友魯替梭沙都很喜歡打鼓，我們便開始每星期聚會，舒散身心，研究一些節奏和韻律。他們兩人可真的是音樂家，瑞夫玩鋼琴，魯替梭沙奏大提琴。我只會敲些有節奏感的東西，完全不懂什麼音樂，我只是照音符敲而已。但我們編出了很多很好聽的節奏，還到一些中學裡表演。我們也在附近一家大學替他們的舞蹈課伴奏。
我在布魯海汶工作時，就曾這樣做過。覺得很好玩。我們自稱為“三夸克樂團”——單從這名字，你就知道那是什麼年代了。
有一次，我到溫哥華給學生演講，他們在一個地下室舉行聚會，請了一隊搖滾樂隊來表演。樂隊很不錯，而剛好有隻多出來的頸鈴放在那裡，他們便鼓勵我試試。由於他們的音樂很有節奏感，而頸鈴也只不過是個配角，因此我是絕對不會把他們的音樂搞砸的。我後來還真的玩得很起勁呢！
聚會結束後，主辦人告訴我，樂隊隊長說：“哇，跑來玩頸鈴的那個人是誰呀？他真會用那東西弄出好聽的節拍來！噢，對了，這個聚會是替哪個大人物辦的呢？他始終沒來參加，我還不知道究竟是誰！”
在加州理工學院有一個劇團，部分團員是學校的學生；其他的來自校外。碰上有些跑龍套小角色，像前往逮捕犯人的警察之類的，他們會找些教授來演。這只是好玩而已——教授跑來，逮捕一些人，就下台去了。
幾年前，他們要上演《男生和女生》，其中一幕是男主角帶女主角到哈瓦那（Havana）一家夜總會裡。導演覺得如果能找我上台扮演夜總會的桑巴鼓手，也很不錯。
我去參加了第一次的排練，女導演指著樂隊指揮說：
“傑克會把樂譜拿給你看。”
這下把我嚇呆了，我從來不懂得看樂譜。我以為我只需要走上台，隨便敲敲鼓而已。
傑克坐在鋼琴那裡，他指著樂譜說：“好，你從這裡開始，看到了嗎，你這樣打。然後我彈登、登、登”——他在鋼琴上彈了幾個音符。翻到下一頁，他說：“接下來你奏這部分，然後我們一起暫停，讓他們對話，在這裡”
——他再翻了好幾頁，說：“最後你奏這部分。”
他給我看的這些“樂譜”是一大堆奇形怪狀的“×”
夾在橫的直的線條中間。他不斷地告訴我這些東西，以為我是個音樂家：但我根本不可能記住這些東西。
很幸運，第二天我病了，沒法去參加第二次的排練，我請瑞夫替我去。由於他是個音樂家，他會很清楚那是怎麼一回事。瑞夫回來說：“那還不太壞。開頭的時候你不能出錯，因為你是起拍者，樂團的其他人等你的節拍才跟進，但在這之後就可以隨興地打了。有一段我們要停下來讓他們講對白，但我想我們可以靠指揮的手勢知道什麼時候該停。”
在這之前我說服了導演讓瑞夫加入，因此我們將會同時上台。他玩探巴，我打桑巴鼓——那會減輕我太多壓力了。瑞夫告訴我怎麼打，那節拍一共大概只有二三十拍，但不能出錯。我從來沒有試過打鼓而不准出錯的，那對我而言十分困難。瑞夫很有耐性的解釋：“左手、右手、兩下左手、再來右手……”我很努力練習，最後，慢慢地，我開始把握到那節拍了。我花了很久的時間——很多天——才弄對。
幾星期後，我們再去排練，發現那裡有個新的鼓手——原來的鼓手不干了。我們自我介紹：“嗨，我們就是在哈瓦那那一幕在台上打鼓的。”
“噢，嗨，讓我把它找出來……”他翻到那一頁，拿出鼓棍說：“噢，這場由你們開始，這樣……”棍子在鼓邊直敲，乒，乓，乒加乒，乒，乒，打的飛快，眼睛都在看著樂譜！我完全被震懾住了。我花了４天才把節拍弄對，而他卻隨看隨手打！
總之，在練習又練習之後，我終於完全把握住節奏，在劇中表演。表演非常成功。大家看到有個教授在台上表演桑巴鼓，都覺得很有趣，音樂也不太差；但開頭那一段，就是不能錯的部分，那真的很難。
在哈瓦那夜總會的那一幕，部分學生要跳一段舞，需要找人編舞。於是導演找來加州理工學院某人的太太來編並教那些男孩跳；她是環球製片公司的編舞家，很喜歡我們的鼓技。當劇團表演結束後，她問我們願不願意到舊金山為一個芭蕾舞團伴奏。
“什麼？”
是的，她正要搬到舊金山去，在當地的一家小芭蕾舞學校替他們負責編舞。她有個構想，是編一出只用打擊樂為背景音樂的芭蕾舞。她希望我們在她搬家之前到她家，把我們會的各種節拍都打給她聽，她再從中找靈感編一個跟節拍配合的故事。
瑞夫有點不願意，但我慫恿他一起參加這次新經驗。
我唯一堅持的是，她不要告訴任何人我是個物理教授、諾貝爾獎得獎人之類的廢話。我不希望，就像約翰遜（SamuelJohnson）說，如果你看到一隻狗單用後腿走路， 了不起的不是它走得好，而是它會那樣走。我不希望我是以物理教授的身份去表演打鼓，她要跟別人說，我們是她在洛杉磯找到的音樂家，現在跑來替他們打鼓而已。
我們到她家，把我們研究出來的各種節奏都表演出來。
她記了好些筆記，同一天晚上，她就想好了故事，說：“好了，我要52次這一下，40節那個，這個多少多少……”
我們回家，第二天晚上在瑞夫家裡做了一卷錄音帶。
我們把所有節拍都打了幾分鐘，然後瑞夫利用錄音機進行剪接，以達到她要求的長度。她拿了一個複製本到舊金山，開始訓練那裡的舞蹈人員了。
同一期間，我們要按照錄音帶上錄下的鼓樂來練習：
52次這個、40節這個，之類。那時我們即興打下的鼓樂（還經過剪接），現在我們卻要絲毫不差地學會。我們要摹仿自己的鬼錄音帶！
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數節拍。我以前認為瑞夫知道怎樣數，因為他是個音樂家；但我們同時發現一些好笑的事情。
我們腦袋中負責打鼓的“表演部門”，同時也是負責數數的“講話部門”，因此我們無法邊打邊數！不過，後來到舊金山參加第一次排演練習時，我們發現可以單靠看著舞者的動作，而不必再在心里數節拍。
由於我們假裝是職業音樂家，因此發生了幾件有趣的事情。例如，有一幕說到一個女乞丐在加勒比海的海灘上篩沙子，而那裡有些早已出場的貴婦人。編舞家用來配合這一幕的音樂，是用瑞夫和他爸爸好幾年之前自製的一張鼓打出來的。原本我們沒法從這個鼓敲出什麼好聽的鼓聲，但後來我們發現，如果兩人面對面地坐在椅上，把這個“怪鼓”夾在我們膝蓋之間，一人很快速地用兩根指頭敲“必打、必打、必打、必打”，另一人兩手用力按鼓面上的不同地方，就可改變鼓調。現在它就發出“波打、波打、必打、必打、波打、波打、巴打、巴打”的各種有趣聲音。
扮演女乞丐的舞者，希望鼓聲的起伏能跟她的舞配合（我們的錄音帶中這一段是隨意錄的），於是她想跟我們說明她的動作：“首先，我做這個動作４次，然後我彎腰篩沙子，８拍；然後我站起來這樣轉身。”我很清楚我根本沒法跟得上她在說的，便打斷她說，“你儘管跳好了，我會配合著打。”
“你不想知道我會怎樣跳？瞧，當我跳完第２次篩沙子的部分之後，我會這樣跳８拍。”沒有用，我什麼都記不得，正想再次打斷她的話，突然記起這個問題：那樣我看起來不會像個真正的音樂家！
幸好，瑞夫替我掩飾得很好，他說：“費曼先生碰到這種情形時都自有他的一套。他喜歡很直接的、很直覺地邊看你跳舞邊創造動感。讓我們先那樣試試看，要是你不滿意，我們再修改。”
她是個一流的舞蹈家，你簡直可以感覺到她下一步要做什麼。如果她正要彎腰挖進沙裡面，她會先準備好挖沙的動作，每個動作都很順利、很平穩，同時也可以預期得到的。因此事實上還蠻容易按照她的動作來弄出“必茲茲、必殊殊、波打或必打”的聲音，而她也很覺滿意。於是我們很險地度過差點穿幫的一刻。
芭蕾舞演出很成功，雖然觀眾不算多，但所有來看的觀眾都很喜歡。
去舊金山參加排演，到表演之前，我們對整個構想都不是那麼有信心。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覺得那位編舞家發神經病：首先，整出舞只用打擊樂；第二，他認為我們夠資格替芭蕾舞配樂，還要付我們錢，這真是夠瘋狂！對我這個從來沒有受到什麼文化薰陶的人而言，最後卻成了芭蕾舞團的職業樂師，實在是我一生中的莫大成就！
起先，我們也認為她找不到願意跳我們鼓樂的舞者（事實上，就有位來自巴西的大明星——她是葡萄牙領事的夫人——認為這個舞不值得她跳了）。可是其他的舞者卻好像很喜歡我們的鼓樂，第一次排練中替他們打鼓時，我就感覺十分暢快。當他們實際聽到我們的鼓聲時（之前他們都只用一個小卡帶錄音機來播放我們的錄音帶），喜悅之情是那麼的真誠，讓我信心大增。而從觀眾的評語中，我們很清楚我們是大大的成功。
那位編舞家還想在春季時，再用我們的鼓樂來編另一出舞，於是我們又重複每個步驟。我們錄下更多的節奏，她又編了個故事，這次以非洲為背景。我跟加州理工學院的蒙加（Munger）教授談，學了些真正的非洲話，在舞一開始時唱出（加華——巴努馬——加華——嗚之類的），而我勤加練習，直到一切都很完美。
後來，我們到舊金山排演了幾次。第一次抵達時，我們發現他們有問題。他們不曉得怎樣弄一些好看的象牙，他們用紙糊的難看死了；部分舞者在這些象牙前面跳舞時一臉尷尬。
我們沒有提供什麼解決辦法，而只採取觀望態度，看看接下來的周末表演時會怎麼樣。另一方面，我跑去探訪艾爾赫（Werner Erhard），我是在他主辦的某個會議中跟他認識的。我坐在他那漂亮的房子裡，聽他解說一些哲學概念，突然，我被催眠了。
“發生什麼事？”他說。
我雙眼突出，大聲呼叫：“象牙！”就在他背後的地板上，就躺著好些巨大、沉重的漂亮象牙！
他把象牙借給我們，它們在舞台上看來棒極了（芭蕾舞者全都鬆了一口氣）——真正的巨大象牙，謝謝艾爾赫。
我們的編舞家搬到東岸，在那裡上演了這齣加勒比海芭蕾舞。後來我們聽說她以這齣芭蕾舞參加了一項編舞比賽，跟來自全美國的各路人馬較勁，結果得了第一或第二名。受到這次成功的激勵，她又參加了另一項比賽——這次在巴黎舉行，跟來自全球的編舞者一同比賽了。她將我們在舊金山的鼓樂，用高品質錄音技術錄下來，帶到法國去訓練當地的一些舞者跳其中的一小段，這是她參賽的經過。
她表現很好，一直打進最後一個回合，只剩下兩個舞團在競爭了：一團來自拉脫維亞，由正統的舞者跳出標準的芭蕾舞，外加十分優美的古典音樂；另一團是來自美國的“奇軍”，團裡只有兩個在法國招募來的雜牌軍，配樂又只有我們打的鼓聲。
觀眾很喜歡她那一團，可是他們不是在比賽誰最受歡迎，評審最後裁定拉脫維亞人贏了。事後她跑去問評審，到底她編的舞毛病出在哪裡。
“夫人，配樂不夠理想。它深度不夠，沒有控制好起伏及強弱……”
於是我們終於發現：當我們碰到巴黎真正有文化、懂得鼓樂的人，我們就被當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