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林斯頓研究院的餐廳裡吃飯、聊天時，大家總喜歡物以類聚地坐在一塊。開始時我也跟物理學家坐在一起，但不久我就想：看看世界其他人在做些什麼，一定也很好玩。因此，我輪流和其他小組的人一起用餐，每一二星期轉移陣地一次。
當我轉到哲學家的小組時，聽到他們很嚴肅地在討論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著《過程與實相》
（Process and Reality）一書。他們的用語很奇怪，我不大聽得懂他們在說些什麼，但我不想打斷他們的談話，嘮嘮叨叨地要他們為我說明。其實有幾次當我真的問問題，而他們也試著解釋，我還是摸不著頭緒。最後他們乾脆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研討會。
他們的研討會很像在上課，每週固定一次，討論《過程與實相》的其中一章，方式是由某些人報告讀後心得，之後再進行討論。在參加這個研討會之前，我拼命提醒自己，我只不過是去旁聽，千萬別開口亂說話；因為我對他們的題目一無所知。
研討會上所發生的事，卻是很典型的——難以置信的典型，但千真萬確地發生了。首先，我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一句話也沒說，這也是很難置信的事，但也是真的發生了。接著一位同學就討論的一個章節發表報告。在這一章內，懷海德不停使用“本質物體”這個名詞，用法很專門，也許他曾在書中對這個詞下過定義，但我完全搞不懂那是什麼東西。
略為討論過“本質物體”的意義之後，主持研討會的指導教授講了一些話，意圖澄清觀念，又在黑板上畫了些像是閃電的東西。 “費曼先生，”他說，“電子是不是一種'本質物體'呢？”
於是，我又惹上麻煩了。我解釋說，由於我沒有讀過那本書，因此我壓根兒不曉得懷海德所指為何，而且我只是來旁聽的。 “不過，”我說，“如果你們先回答我一個問題，讓我多了解'本質物體'這個概念，我就可試試回答教授的問題了。請問磚塊算不算是一種'本質物體'呢？”
我想弄明白的，是他們會不會將理論上的構想歸為本質物體。其實電子只不過是我們使用的一種理論，但對於幫助我們了解宇宙運作十分有用，有用到我們簡直認為電子是真實無訛的。而我當時是想用對比的方法，來說明“理論”這個概念。在磚塊的例子中，接下來我要問的是：
“磚塊的內部又如何呢？”然後我會指出，從來沒有人看過磚的內部！每當你劈開一塊磚，你看到的只是另一個表面，“磚塊有內部”只不過是個可以協助我們了解事物的簡單理論。電子理論也有類似之處。因此我問：“磚塊算不算是一種'本質物體？'”
答案傾巢而出。有人站起來說：“一塊磚就是單獨的、特別的磚。這就是懷海德所說的本質物體的意思。”
可是又有人說：“不，本質物體的意思並不是指個別的磚塊，而是指所有磚塊共有的普遍特性，換句話說，'磚性'才是'本質物體。'”
另一個傢伙站起來說：“不對，重點不在磚的本身。
'本質物體'指的是，當你想到磚塊時，內心形成的概念。 ”
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起立發言，我發現這是我出生以來，第一次聽到那麼多關於磚的天才說法。後來，就像所有典型的哲學家一般，場面一片混亂。好笑的是，在先前那麼多次的討論中，他們從來沒有問過自己，究竟像磚塊這類簡單物體是不是“本質物體”？更不要說電子了！
之後，在吃晚餐時，我轉移到生物學家那一組去。我一向對生物學深感興趣，而他們的話題也十分有趣。其中一些人還邀我去旁聽即將開講的“細胞生理學”。雖然我學過一點生物學，這卻是研究院程度的課呢！ “你們覺得我聽得懂嗎？教授會讓我旁聽嗎？”我問。
他們替我問主講教授哈維（E. Newton Harvey），他曾經做過很多關於“發光細菌”的研究。哈維答應了，條件是我必須跟班上其他同學一樣，完成所有的作業及論文報告。
上第一堂課之前，邀我聽講的幾位同學要我看一些植物細胞。透過顯微鏡，我看到許多不停在移動的綠色斑點，那是在光照之下製造出糖的葉綠素。我抬起頭問：“它們如何運行？是什麼力量在推動它們？”
沒有人曉得答案。後來我才知道，這在當時還是個未解之謎。就這樣，我學到一點關於生物學的特性：你可以很輕易便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而沒有人知道答案。
但在物理學，你必須先稍微深入學習，才有能力問一些大家都無法回答的問題。
上第一課時，哈維教授首先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很大很大的細胞圖，並且標示出它的內部結構，然後逐一講解。
他說的我大部分都聽得懂。
下課之後，邀我旁聽的同學問：“怎麼樣？你喜歡這堂課嗎？”
“還不錯，”我說，“唯一沒聽懂是有關卵磷脂（lecithin）的部分，什麼是卵磷脂？”
那傢伙就用他那單調無味的聲音說：“所有生物無論是動物或植物，都是由小小磚塊一樣的東西，叫做'細胞'
所組成的……”
“聽著，”我不耐煩地說，“你說的那些我統統知道，否則我也不會來聽課。卵磷脂到底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跟其他人一樣讀論文、做報告。第一篇指定給我讀的是壓力對細胞的影響，哈維教授特別挑了這篇論文給我，因為其中牽涉到一點物理。我完全理解這份論文的內容，可是當我在班上宣讀我的讀後心得時，卻把所有的專有名詞都念錯了；當我心中想的是“分裂球”（blastomere），口中卻念出“胚球”（blastosphere）時，班上同學簡直是笑得人仰馬翻，直不起腰來。
第二篇指定給我的是艾吉瑞恩（Edgar Adrian）和布朗克（Detlev Bronk）的論文。他們證實了神經衝動是尖銳的單脈衝波現象。以貓為實驗對象，他們測量了神經間的電壓。
我開始研讀這篇論文。它不停地提到伸肌、屈肌或排腸肌等等。這個肌、那個肌我都念得出口，可是我完全不曉得它們位於貓的什麼部位，或者跟其他神經線的相關位置。因此，我跑到圖書館放生物圖書的部分，隨便抓著一個館員，請她替我找一幅貓體構造圖。
“貓體構造圖？”館員花容失色地說，“你指的是生物分類表吧？”從那時候開始，話就傳開了，說有一個生物系的笨蛋研究生，跑到圖書館去找“貓體構造圖”。
輪到我做報告時，我先在黑板上畫了一隻貓，並開始將各部分肌肉標示出來。很多同學打斷我的動作：“那些我們都知道了。”
“哦，”我說，“你們都知道？難怪你們念了四年的生物，我卻還是一下子便追上你們的程度了。”他們把所有時間都浪費在死背名詞上了，而這些東西只要花個15分鐘便全部可以查出來。
二次大戰後，每年暑假我都會開車到美國各地旅行。到加州理工學院任教之後，有一年我跟自己說：“這個暑假我不要換另一個地方玩了，不如試試換另一門的學問來玩玩。”
那時候剛好是華森（James Dewey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發現去氧核糖核酸（DNA）之後不久，而由於戴爾布魯克（Max Delbruck，著名的物理兼生物學家）的實驗室就在加州理工學院，許多極為優秀的生物學家都聚集在那裡。華森也應邀到加州理工演講，討論DNA的密碼系統；他的演講我都去聽了，也參加了生物系的許多研討會，對生物充滿濃厚興趣。對生物學而言，那是個很令人興奮的年代，而加州理工則是做生物研究的極佳所在。
我不認為自己有足夠能力應付真正的生物研究，因此，當我計劃將那個暑假花在生物學上時，我只不過打算在生物實驗室內走動走動，幫他們“洗洗碟子”，在一旁看看他們做些什麼，可是，等我跑到生物實驗室向他們說明意願時，一位年輕的博士後研究員、同時也是實驗室的主管艾德加（Robert Edgar），說他不會讓我那樣遊手好閒。
他說：“你應該跟其他研究生一樣，做些實實在在的研究工作，我們也會給你一個題目去研究。”這樣的建議，我當然樂於接受！
我選了一門討論噬菌（phage）的課。噬茵是一種含有DNA的濾過性病原體，它會攻擊細菌。而在這門課中，我們學習如何做有關噬菌體（bacteriophage）的研究。
很快我就發現，由於懂得物理和數學，學習生物時輕鬆多了。例如，我知道液體中的原子如何運動，因此離心機的工作原理對我而言，不算高深莫測。又由於具備了統計學上的知識，我很清楚在盤點培養皿上的斑點時，所牽涉的統計誤差。換句話說，正當其他生物系的同學努力了解這些“新”觀念時，我卻可以專心學習真正跟生物有關的學問。
在實驗室裡，我學會了一項很有用的技巧，到今天還經常用到。他們教我們如何單手拿著試管，而同時用中指和食指把管蓋打開，讓另一手自由活動，做其他事情——像拿著吸量管，小心翼翼地把氰化物溶液吸進管中……等。
現在，我能夠一手拿著牙刷，用另一手拿著牙膏，並把蓋打開、擠牙膏，再把它旋緊。
當時，生物學家已經發現，噬菌可能發生突變，以致影響到它們攻擊細菌的能力；我們的任務就是研究這些突變。不過，部分噬菌會發生二次突變，重新恢復攻擊細菌的能力，其中一些經歷兩次突變的噬菌跟突變前一模一樣，好像什麼突變都沒發生過一樣。另外一些卻有不同的變化：
它們攻擊細菌的速度比正常時較快或較慢，因此細菌的繁殖也較正常速度稍快或略慢。換句話說，“負負得正”的“反突變”（back mutation）會發生，但噬菌恢復正常的情形不一定很完美，有時候它們只能恢復一部分的能力。
艾德加建議我做個實驗，看看反突變是不是在DNA螺旋結構中的同一位置上發生。我非常小心地做了很多繁複實驗之後，找到了三個反突變的例子，發生的位置都很接近——事實上，比大家曾經觀測過的例子都更為接近——噬菌原有功能也回复部分。這是一項冗長的研究工作，整件事情也要靠點運氣，因為你必須耐心等待二次突變的出現——而那是十分罕見的。
我不斷思考如何使噬菌更常發生突變，以及怎樣能夠更迅速地觀測到它們，但還沒有想到方法，暑假已經過完了，我也逐漸對這個研究題材失掉興趣。
這時，我的休假年快到了（注：美國的大學教授每授課若干年——一般是6年——便可休假一年。在這一年間，他們可隨意進行自己喜歡的活動），我決定把這一年花在同一個生物實驗室上，但選擇不同的研究題材。我跟梅索森（Matt Meselson）做了一些研究，再和一位來自英國、人很隨和的史密斯（J．D. Smith）合作。我們的研究題目跟核醣體（ribosome）有關，那是一種在細胞內的雙球體，含有大約50個蛋白質，能夠從“信使核糖核酸”
（mRNA，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製成蛋白質。
利用放射性追踪劑，我們證實了RNA可以從核醣體分離出來，也可以被放回去。
我很小心地進行每個步驟、測量數據，盡力控制所有可能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可是過了８個月之後，我才想到其中一個步驟做得太不周密了。在那個年代，從細菌取得核醣體的方法，是將培養好的細菌跟鋁氧土（alumina，又稱礬土）放在研缽內研磨。其餘的步驟都是跟化學作用有關的，全都在控制之下；但重點是我們研磨細菌時，推動研杵的動作是無法重複的，因此我的實驗什麼成果也沒有。
我也必須提一提那次跟蘭夫羅姆（Hildegarde Lamfrom）一起嘗試的實驗。我們想研究的是，豌豆和細菌所使用的核醣體是否相同？換句話說，細菌的核醣體是否能製造出人體或其他生物內的蛋白質？
那時蘭夫羅姆已經設計出一套方法，能夠從豌豆分離出核醣體，加入信使核糖核酸，讓核醣體利用信使核糖核酸製造出豌豆蛋白質。我們意識到，“把豌豆的信使核糖核酸加到細菌核醣體中時，究竟製造出來的會是豌豆蛋白質還是細菌蛋白質？”這將是個眾所矚目、意義重大的問題；而我們的實驗也同樣會是眾所矚目，將對遺傳生物學的基礎帶來巨大影響。
蘭夫羅姆說：“我需要大量的細菌核醣體。”
梅索森和我為了其他實驗，曾經從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提取了大量的核醣體。我說：“算了，我就把我們的核醣體拿給你吧，我們實驗室的冰箱裡多的是。”
如果我是個真正優秀的生物學家，那將會是一項十分驚人和重要的發現；可惜我不是一個很好的生物學家。我們的想法很好，實驗構想很好，設備也很齊全，卻全讓我搞砸了；因為我給她的是受到感染的核醣體，那是在這種實驗中所可能犯的最嚴重錯誤了。我們的核醣體放在冰箱裡將近一個月，早已被其他生物所污染了。如果我重新準備一些核醣體，很認真和小心翼翼地拿去給蘭夫羅姆，嚴格地控制一切，那麼實驗將會很成功；而我們也將成為首先證實生命的普遍性質的人。我們將證實了在任何生物中，製造蛋白質的機制——核醣體——都是一個模樣的。當時我們在恰當的時機做著正確的事情，可是我的做事方式和態度完全像個業餘的半吊子，愚蠢而草率。
你可知道這件事讓我想起了什麼？我想到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書中包法利夫人的丈夫，一個呆頭呆腦的鄉下醫生。他想出一套如何醫治畸形足的方法，可是結果卻只令人活受罪罷了。我就像那位沒經驗的醫生！
我始終沒有動筆把噬菌的實驗結果寫成論文，儘管艾德加不停催促，我卻一直抽不出空來。這也是從事跨行工作的毛病了：我不會認真地看待它。後來，我總算寫了個非正式的報告給艾德加，他一邊讀一邊笑了起來，因為我沒有依照生物學家慣用的標準格式——先寫實驗程序，再寫……等等，而寫了一大堆生物學家早已知道的東西。艾德加把我寫的改成較為簡潔的版本，我卻全看不懂。我想他們始終沒有拿去發表，我自己也從來沒有直接發表那些實驗結果。
另一方面，華森認為我的噬菌實驗頗有價值，因此邀請我到哈佛大學去一趟。我在哈佛生物係做了一次演講，討論位置十分接近的突變及反突變。我告訴他們，我的想法是：第一次突變使蛋白質發生變化，例如改變了某個氨基酸的酸鹼度；而第二次突變則改變了同一蛋白質內的另一個氨基酸，但酸鹼度的改變跟第一次突變時剛好相反，因而抵消了第一次突變的部分效應——沒有完全抵消，但足以讓噬菌恢復部分的功能。用另一種說法，我覺得那是在同一蛋白質內出現的兩次變化，它們的化學效應卻剛好有互補作用。
然而事實卻不是那樣。幾年之後，有人發現——很顯然這些人找到了能迅速引發和觀測突變的技巧——真正發生的是，在第一次突變中，整個DNA鹽基不見了，如此一來DNA內的密碼順序與前不同，而無法“解讀”了。第二次突變則有兩種可能的情況：一是一個鹽基被嵌回去，否則就是另外兩個鹽基又被拿走了，總之結果是密碼又可以解讀了。因此，第一次和二次突變發生的位置愈是接近，DNA內被破壞的信息便愈少，噬菌的功能就回復得更完整。
連帶的，每個氨基酸的密碼有三個“字母”（即三個鹽基）的事實，也獲得證實了。
在哈佛大學的那個星期裡，華森提出了些構想，我們一起做了幾天的實驗。那個實驗沒有做完，但我已從這位生物界的頂尖高手那裡，學到了許多實驗新技巧。那也是我很得意的時刻！我居然在哈佛大學的生物系裡發表演講呢！事實上，這可以作為我一生中的寫照：我永遠會一腳踏進某件事情中，看看到底能做到什麼地步。
在生物學這領域裡，我學到了很多，得到很多寶貴經驗。我甚至連那些古怪的生物名詞也會念了，更不用說寫論文或做演講時應該避免的錯誤，又或者是醒悟到某項實驗技巧的缺失等等。
可是我真正熱愛的是物理，我總是會回到物理的世界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