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麻省理工學院，所有兄弟會都要舉行所謂的“面試會”，每年他們都在這種聚會中吸收新會員。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之前的那個暑假，我也應邀到紐約參加一個名為“費·貝他·得爾塔”（Phi Beta Delta）猶太兄弟會的聚會。那時候，只要是猶太子弟或者在猶太家庭中長大的小孩，根本就沒有機會參加其他的兄弟會，其他人根本不會眷顧你。
說實話，我並沒有特別期盼和其他猶太同學在一起，猶太兄弟會的那些傢伙也不在乎我有多像猶太人。事實上，我根本沒什麼猶太信仰，更不能算是虔誠的教徒。在這次聚會中，兄弟會的幾個傢伙問了我一些問題，也給了我一些忠告，例如我應該在大一就參加微積分檢定考試，這樣就可以免修一些學分等等。事後，我發現這是個很好的建議。我還蠻喜歡在紐約碰到的那幾個兄弟會會員，說動我入會的那兩個傢伙，後來都成為我的室友。
麻省理工另外還有個猶太兄弟會，簡稱SAM（）。他們的點子是讓我搭便車到波士頓（麻省理工位於波士頓），然後我可以先借住在兄弟會裡。我接受了他們的安排，到了波士頓的第一晚就睡在SAM兄弟會樓上的房間。
第二天早上我往窗外看，正好看到我在紐約認識的那兩個傢伙。有幾個SAM兄弟會會員迎向他們，雙方激烈地爭辯起來。我朝著窗外大喊：“嘿！我應該是和他們在一起的！”然後就跑出去，完全不曉得雙方正在談判，爭取我入會。我對於搭便車這件事沒有特別覺得需要感恩，更沒有想到別的事情。
書呆子學交際。
費·貝他·得爾塔兄弟會在之前一年，由於內部分裂為兩派而幾乎瓦解。他們一派人喜歡交際、喜歡跳舞以及在舞會後開著車子四處鬼混；另一派則全是書呆子，整天只知道讀書，從來不參加舞會。
就在我加入成為會員之前，他們才開了一次大會。會中兩派人馬都有重大的讓步和妥協，最後他們決定團結、互相幫助：每個人的成績都必須在一定的水準之上，如果有人功課落後，專啃書本的那一派就要為他們補習，輔助他們做功課。另一方面，每個人也都必須參加舞會，如果有人不懂得怎樣和女孩子約會，愛交際的那一派就要想辦法為他找個舞伴；如果有人不會跳舞，他們也要負責教會他。於是一派人教其他人如何思考，另一派人則教別人如何交際。
對我而言，這樣的安排倒是恰到好處，因為我本來就不擅交際。每次我出入兄弟會的大門時，都會碰到坐在台階上的兄弟會學長和他們的女朋友，我總是害羞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該怎麼從他們身旁走過。即使有個女孩說：“噢！他真可愛！”也於事無補。
沒多久，大二的學長就帶著他們的女朋友以及女朋友的女朋友來教我們跳舞。後來，有個學長還教我開車。他們很努力想教會我們這些“智慧型”的傢伙跳舞交際，學會放輕鬆一點；我們也盡力協助他們度過課業的難關——這是種很好的平衡。
我想我永遠搞不懂“會交際”究竟是什麼意思。在那幫會交際的傢伙教我怎麼結交女孩子之後，有一天，我獨自在餐館吃飯，看到一個漂亮的女服務生。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氣，問她願不願意在下一次兄弟會舞會當我的舞伴，她居然答應了。
回到兄弟會，當大家討論到下次舞會的舞伴時，我告訴他們這次不勞他們費心了，我已經找到自己的舞伴，我還覺得揚揚自得。但等那些學長發現我的舞伴居然是個女服務生時，都大驚失色。他們告訴我那可不行，他們會另外為我物色一位“合適的”舞伴。這讓我覺得很迷茫。後來他們還決定出面處理此事。他們到餐館去找到女服務生，說服她退出，為我另外找了個舞伴。他們想教育我這個“任性的小孩”。從頭到尾我都覺得他們錯了，但當時我只是個大一新生，還沒有足夠的自信來阻止他們破壞我的約會。
我正式宣誓入會的時候，他們有各式各樣戲弄新來者的花樣，其中一項是在酷寒的冬日里，把我們雙眼矇住，帶到荒郊野外，丟在冰封的湖邊。那裡杳無人煙，四周看不見一幢房子，什麼也沒有，我們必須自己找到回兄弟會的路。由於大家都很年輕，不免有點害怕，但大家都沒怎麼交談，除了一個叫梅爾的傢伙，不停在開玩笑，淨說些蠢笨的雙關語，一副聽天由命、毫不在乎的樣子，好像在說：“哈！沒什麼好擔心的，這不是很好玩嗎？”
我們對梅爾愈來愈冒火。特別是當其他人憂心忡忡，不知如何找到出路的時候，他總是落後我們幾步，而且不停地拿我們的處境開玩笑。
走到了離湖不遠的交叉路口，舉目四望，仍然一片荒涼，什麼也沒有。大家正在討論該走哪條路，梅爾趕上我們，說：“走這條路。”
“梅爾，你懂什麼？”我們都氣死了，“你老是不停地開玩笑。為什麼我們該走這條路？”“很簡單呀，看看這些電話線便知道了。電話線愈多的地方，就一定是通往人多的地方。”
這個看起來對任何事都漫不經心的傢伙，卻想出了這絕妙主意！我們依他的話，一路走回城裡，沒有走錯路。
遭到“綁架”。
第二天是全校大一新生與大二生的污泥對抗賽，就是說，大家在爛泥中進行摔跤及各種競技。當天深夜，一群大二生跑到兄弟會那裡綁架了我們，他們有些是兄弟會裡的學長，有些是從外面來的。他們想讓我們疲累不堪，這樣第二天他們就能輕鬆獲勝。
他們很輕易就把大一生綁了起來，只有我例外，我不希望兄弟會的哥兒們發現我是個“娘娘腔”。我不擅長運動，打網球的時候，只要球越過網飛向我，我就害怕；因為我從來沒有辦法把球打回去，球總是還沒過網就落地。
但是我發現這是個新的狀態、新的世界，我可以為自己塑造新的名聲。所以，為了不要讓自己看起來像一副不會打架的樣子，我拼了命和他們纏鬥，結果三四個傢伙費了好大力氣才能把我綁住。大二生把我們帶到樹林中的一間屋子裡，把我們全綁在地板上。
我試了各種方法逃走，但是有大二生看守著我們，我的計謀全部無效。不過其中有個年輕人他們不敢綁，因為他嚇得臉色發青，而且不停發抖。後來我才知道他來自歐洲，當時是30年代初，歐洲正是動盪不安的時候：他不明白我們被綁這件事其實只是個玩笑，他驚嚇的樣子簡直令人不忍卒睹。
天亮前，只剩下3名大二生在看守我們20個大一生，但我們並不知道這個狀況。他們偶爾把車子開進開出，弄出各種聲響，好像很忙、很多活動的樣子。可惜我們沒注意到，其實一直都是同樣的車子和同樣的人在活動。
我爸媽剛好在那天來看兒子過得怎麼樣，兄弟會的人拼命拖延，直捱到我們被釋放回來。由於我一晚未睡，而且曾經費力掙扎，因此樣子十分邋遢。他們發現兒子在麻省理工學院竟然是這副德性，簡直嚇壞了。
經過那天晚上的折騰，我的脖子也僵硬不能動了。我還記得那天下午上後備軍人訓練營時，排在隊伍裡等候校閱，但我一直無法向前直視。指揮官抓著我的頭用力扭轉，吼叫著：“向前看！”
我縮起頭，肩膀歪一邊，說：“我沒有辦法，長官。”
“噢，對不起！”他嚇了一跳。
無論如何，我奮戰許久不肯被綁的經過，居然為我贏得絕佳名聲。從此以後，我再也不用擔心“娘娘腔”這檔事了，真令我鬆了一大口氣！
我的兩個室友已經大四，我經常旁聽他們討論物理。
有一天他們很用功地解一道看來很簡單的習題。我終於忍不住了，說：“你們為什麼不用伯勞拉拉方程式試試看呢？”
“那是什麼東西？”他們叫，“你在說什麼呀？”
我跟他們說明我的意思，以及怎麼把這個方程式用在習題上，結果破解了這道題目。後來，我才發現我指的是“伯努利”方程式。由於這些知識我全是從百科全書裡看來的，之前從來沒有和別人討論過，所以根本不知道怎麼發正確的音。但我那兩位室友很高興，從此他們都和我討論他們的物理習題，儘管我的手氣並不真那麼好，許多題目還是解不出來。有趣的是，到大二那年開始修物理課時，我的物理也突飛猛進了。我經常覺得，練習大四的物理習題和學習怎麼發正確的音，倒真是受教育的好方法。
舞會奇遇在一次舞會中，我和一個女孩跳了好幾支舞，但都沒有說什麼話。最後她說：“你——胡——條灰常好。”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她說話有點困難，但我猜她八成是在說“你舞跳得非常好。”於是我說：“謝謝，跟你跳舞是我的榮幸。”
我們走到桌邊，跟她一起來的朋友也找到男伴，我們四個人就坐在一起。這兩個女孩，一個有嚴重的重聽，另一個幾乎全聾了。
她們交談的時候，用許多快速的手語動作，偶爾發出一點聲音。我倒不覺得這有什麼關係，她們人很好，舞也跳得好。
再跳了幾支舞以後，我們坐下，她們又開始以手語交談，比來比去。最後，她終於和我說了一些話。我猜她的意思是，要我們帶她們去某家旅館。
我問另外那個傢伙想不想去。
“她們要我們去旅館幹嘛？”他問。
“我不知道，我們還沒溝通得那麼好。”但其實我不需要知道這些，我只覺得這很好玩。我很好奇將會發生什麼事，就像探險一樣。
另外那個傢伙害怕，不想去。最後，我帶著這兩個女孩搭出租車去那家旅館。到了以後，發現那裡有一個專為聾啞人舉辦的舞會，他們都是同一個俱樂部的會員，而且很多人都能感受到音樂的節奏，隨之起舞，還會在樂曲結束時鼓掌。
真是太有趣了！我覺得我好像在語言不通的國外一樣。
當然，我還是可以講話，但沒有人聽得到我的聲音。大家都用手語交談，我一點也看不懂！後來，我請一個女孩教我幾個簡單的手語，就好像學外國話一樣，完全是為了好玩。
每個人都很快樂而且自在，彼此開開玩笑，臉上全掛著微笑，似乎沒有什麼溝通上的障礙。他們交談的情況和使用其他語言沒什麼兩樣，只有一件特別的事：不用手語溝通的時候，他們的頭會不停地轉動。我突然省悟到那是怎麼一回事：如果有人想插嘴或打斷別人的話，他不可能大喊：“嘿！傑克——”他只能以手語表示，因此如果沒有經常環顧左右的習慣，根本察覺不到有人想插話。
他們在一起非常的輕鬆自在，反而是我要想辦法不那麼局促不安，那真是一次奇妙的經驗。
舞會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舞會結束後，我們到餐廳去，大家都以手代口，點了東西。在等餐點時，有人以手語問我的舞伴：“你是哪里人？”她也以手語拼出：“紐約人。”還有一個人對我比手勢：“頂呱呱！”他豎起大拇指表示頂叭叭，這套系統真管用。
大家散坐四周，開開玩笑，我也不知不覺融入其中。
後來我想買一瓶牛奶，便走到櫃檯，以口形表示“牛奶”，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櫃檯職員一臉疑惑地看著我。
我再比了“牛奶”的手勢，兩手作出擠牛奶的動作，他還是不懂。
我試著指著價目表上牛奶的位置，但他好像還是不懂。
最後，旁邊有人點了牛奶，我立刻指了指牛奶。
“噢！牛奶！”他說，我點點頭表示：“對。”
他遞給我一瓶牛奶，我開口說：“十分謝謝你！”
“你這個傢伙！”他邊說邊笑起來。
一群不知變通的傢伙在麻省理工學院唸書的時候，我很喜歡捉弄別人。有一次在上機械製圖課的時候，有個愛開玩笑的同學拿起一把曲線尺說：“我很好奇曲線尺上的這些曲線有沒有特殊的方程式？”
我想了一下，說：“當然有，這些曲線都是很特別的曲線，我表演給你們看。”我拿起一把曲線尺，慢慢轉動。
“曲線尺的特色就是不管你怎麼轉動，每條曲線最低點的切線一定都是水平線。”
於是班上所有同學都拿起曲線尺，依著不同角度轉動，手上拿著鉛筆，沿著曲線最低點比著切線的位置——當然，他們發現切線呈水平。他們都為這個“新發現”而興奮莫名，其實他們應該一點也不意外，因為他們早已學過微積分，學過任何坐標圖上曲線最低點的切線一定都是水平線（用數學的說法，最低點的微分都等於零）；只不過他們沒有把二加二擺在一起罷了，他們連自己究竟“知道”什麼都不清楚！
有些時候，我真搞不清楚人是怎麼回事：他們都不是透過了解而學習，而是靠背誦死記或其他方法，因此知識的基礎都很薄弱。
年後，我在普林斯頓又玩了一次同樣的把戲。當時，我正和一個老練的物理學家聊天，他是愛因斯坦的研究助理，對地心吸引力有很深刻的了解。我問他，如果你坐在火箭上被發射升空，火箭裡放一個時鐘，地面上也放一個時鐘。假定我們要求地面上的時鐘走了一小時的時候，火箭必須回到地球，因此你會希望火箭開始飛回地球時，上面的時鐘盡量領先。根據愛因斯坦的理論，如果火箭飛得愈高，地心吸引力愈小，時鐘會走得愈快。但由於你必須在一小時內回到地球，你的飛行速度就必須非常快，因此反而減慢了時鐘走的速度，所以也不能飛得太高。問題就在於，你應該怎樣調整速度和高度，才能讓火箭上的時鐘盡量領先？
這位愛因斯坦的助理研究了很久，才領悟到這個問題跟一般的自由落體問題沒什麼兩樣。他只要想像把一個物體往上發射，再限定它往上及往下飛的時間總共不能超過一小時，那就是正確的運動了，事實上這正是愛因斯坦的基本重力定律之一，即所謂的“本位時間”（proper time）——對任何真實的曲線來說都達到最高值。有趣的是，當我用時鐘和火箭的方式來問他，他卻認不得這個問題了。
儘管層次不一樣，但他跟我機械製圖課的同學犯了同樣的毛病。看來有這種弱點的人也真多，連學有專精的人也不例外。
大三、大四的時候，我經常光顧波士頓的一家餐廳。我常常一個人連續幾個晚上都到那裡吃飯，所以餐廳的人都認識我，負責招呼我的是一個叫蘇絲的女服務生。
我注意到他們總是非常匆忙，奔進奔出。有一天，純粹是出於好玩，我把小費——兩個5分美元的硬幣——放在兩個玻璃杯裡、把玻璃杯裝滿了水。用卡片覆蓋在杯子上，然後把杯子翻過來放在桌上，把卡片抽走。由於我把杯子蓋得很緊，空氣進不去，因此一滴水也沒漏出來。
我把小費分別放在兩個杯子裡，是因為我知道他們總是很忙，如果我把小費全放在一個杯子裡，他們在收拾桌子時，匆忙中一定會把杯子拿起來，水全部流出，然後就此結束。現在的情況是，她拿起第一個杯子，發現有水之後，她要怎麼樣處理第二個杯子呢？她一定不敢直接把杯子拿起來。
走出餐廳的時候，我向蘇絲說：“小心，你拿給我的玻璃杯有點古怪，上面是滿的，下面卻有個洞！”
第二天我再到這家餐廳去，發現他們換了個新的女服務生來招呼我，蘇絲再也不理睬我了。新的女服務生說：
“蘇絲氣壞了，她叫老闆出來，兩個人研究了老半天，但他們沒空慢慢討論該怎麼辦，最後決定還是就那樣把第二個杯子拿起來，結果水流得滿桌，簡直是一塌胡塗，蘇絲還滑了一跤，他們都很生氣。”
我大笑。她說：“這一點都不好笑。如果有人這樣對你，你會怎麼辦？”
“我會拿一個湯碗，很小心地把杯子滑到桌邊，然後讓水流到湯碗裡，水就不用流到地板上了。然後，我再把銅板拿起來。”
“噢！這主意不錯。”她說。
那天晚上，我把咖啡杯翻過來蓋在桌上，把小費放在裡面。
第二天晚上我到餐廳時，還是同一個服務生在招呼我。
“昨天晚上你為什麼把咖啡杯蓋在桌上？”
“我是想，即使你那麼匆忙，你還是會跑回廚房，拿一個湯碗，然後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杯子移到桌邊……”
她抱怨：“我就是這麼做，但杯子裡卻一點水也沒有！”
我的惡作劇經典之作是在兄弟會中發生的。
有一天早上我很早就醒來，大概才5點鐘左右，我再也睡不著了。我走下樓去，迎面看到有張海報寫著：“門！
門！誰偷了這扇門？ ”有人把門從樞紐上拆了下來，這扇門上原先掛了塊牌子，上面寫著：“請關門！ ”
我馬上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住在那房間的是一個叫班尼斯的傢伙以及另外幾個男孩，他們很用功，不喜歡別人吵鬧，如果你晃到他們房裡找東西或者是問他們功課，離開時他們都會大叫：“請關門！”
很顯然有人不喜歡他們這種作法，所以把門拆走。但這個房間本來是有左右兩扇門的，因此我想到一個主意：
我把另一扇門也拆掉，搬到樓下，藏在地下室的油槽後面，然後靜悄悄回到樓上睡覺。
那天早上我假裝晚起，下樓時看到其他人像無頭蒼蠅般四處亂轉，班尼斯和他的朋友都很煩惱：房門不見了，而他們還得讀書……一見到我，他們便問：“費曼，你有沒有把門拿走？”
“噢！有啊！”我說：“你們看我手指關節上刮傷的痕跡，那是我把門搬到地下室的時候，在牆上擦傷的。”
他們不滿意這個答案；他們根本不相信我！
偷走第一扇門的那些傢伙留下太多線索了，例如牌子上的字跡——他們很快就發現是誰的傑作。我的想法是：
當他們發現是誰偷去第一扇門的時候，每個人都會以為他也偷了第二扇門。我的計劃果然天衣無縫，偷第一扇門的那些傢伙被每個人拷打逼問。受了種種磨難之後，他們終於說服了逼供者：他們只偷了一扇門，儘管這個說法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我冷眼旁觀，覺得好玩極了。
另一扇門失踪了整整一個星期，班尼斯他們愈來愈焦急了。最後，為了解決問題，兄弟會的會長在晚餐的時候宣布：“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但我自己對這個問題已經無能為力了。因此我希望你們能提一些建議，班尼斯他們真的很想好好唸書。”
大家紛紛提出建議。
過了一會兒，我站起來說：“好吧！”我裝出一副委屈的聲調，“不管是誰偷了這扇門，我們知道你很棒，你很聰明！我們猜不出來你究竟是誰，你一定是個超級天才！
不必告訴我們你是誰，我們只想知道門在哪裡；所以，你只要在某個地方留一張字條，告訴我們門在哪裡，我們會永遠尊你為奇才。你太聰明了，居然可以把門偷走，而不讓我們猜到你是誰。但看在老天爺的份上，留張字條給我們吧！我們會永遠感激你。 ”
接著有個傢伙站起來說：“我另外想到個主意。身為會長，你應該問每個人，要他們以兄弟會會員的名譽擔保，說清楚他們有沒有把門偷走。”
會長說：“這真是個好主意！以會員榮譽發誓說真話！”
於是他繞著桌子，逐一問：“傑克，是你把門偷走的嗎？”
“沒有，我沒有把門偷走。”
“提姆，是你偷走門嗎？”
“沒有，我沒有偷走門。”
“墨里斯，是你把門偷走的嗎？”
“沒有，我沒有偷門。”
“費曼，是你把門偷走的嗎？”
“是的！是我把門偷走的。”
“別鬧了！費曼，我們是很認真的！山姆，是你偷走的嗎？”
他繞了一圈，每個人都很震驚，兄弟會裡一定有個真正的卑鄙小人，竟然不尊重兄弟會會員的榮譽！
那天晚上，我留了一張紙條，上面畫了一個油槽，旁邊有一扇門。第二天，他們把門找出來，重新裝上。
後來，我終於承認門是我偷走的，大家立刻指責我說謊。但他們不記得我當時說了些什麼，他們只記得當兄弟會會長繞了一圈，問過每個人之後，結論是沒有人承認把門偷去。他們只記得籠統的結果，卻記不得每個人的實際說詞。
很多人常常覺得我是個騙子，但事實上我都很誠實，只不過，我常常誠實得沒有人相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