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地圖萬水千山尋路難

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地圖是必不可少的一樣東西。對那些沒有地圖的歲月，習慣了看地圖的現代人幾乎無法去想像。但是，如同現代人不明白測量宇宙要依靠數學公式，古人的確不知道出行要依靠地圖。 古巴比倫人精通幾何學，他們曾對整個巴比倫王國的地籍作過一次測繪(測繪時間大約在公元前3800年，即摩西誕生前2400年)。在那些地區發現的陶片上繪製有圖畫，這圖畫就是當時巴比倫疆域的大概輪廓。但它們還稱不上現代意義上所謂的“地圖”。為了從辛勤勞動的臣民身上榨取每一分稅款，古埃及統治者也把全埃及的土地作了測量。後人由此發現，古埃及人之所以能夠完成這項艱鉅的工作，是因為他們當時已經掌握了豐富的應用數學知識。但是在那些古埃及法老的陵墓之中，迄今仍沒有發現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地圖”。

古希臘人的求知欲是最旺盛的，他們曾就地理問題撰寫了無數的論著，但對他們的地圖後人卻是一無所知。在一些發達的古希臘商業城市裡，雕刻了最佳航行路線的青銅板似乎曾出現過，告訴商人們怎樣去東地中海諸島。但這些青銅闆對現代人而言，仍然是一個謎，它們至今還埋在地下，不知何時才能重見陽光。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那麼廣闊的地域，他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帝，在他那個為尋找黃金而不知疲倦的馬其頓軍團中，有一支專司領路的特殊隊伍，他們行進在軍團的最前面，能夠準確地報告出他們的軍團離印度的黃金還有多遠。可見，亞歷山大大帝肯定具有某種“地理意識”。但是，我們所能理解的地圖，仍然不能從一段遺跡、一張殘片或者一條路線中找到。

古羅馬人劫掠成性(他們是一幫“正規軍強盜”，有最完善的組織，他們罪行的記錄始於他們在歐洲進行殖民統治的時代)，他們走到哪兒，就居住在哪兒，路就修到了哪兒，稅也徵到了哪兒；所過之處，他們或用繩索絞死被征服者，或把被征服者釘死在十字架上；所到之處，他們建起了廟宇和游泳池，然後留下一處又一處的廢墟，任由後人去憑弔。儘管羅馬的作家和雄辯家的確常常談到羅馬人的地圖，而且還炫耀過他們的地圖是如何準確而可靠。而他們似乎不需要一張名副其實的地圖，這些羅馬強盜就成功地懾服並統治了一個世界級的大帝國。但是，我們手上惟一的一張羅馬地圖(公元2世紀的毫無價值的那張小型羅馬規劃圖除外)是那樣的簡陋與粗糙，除了當做古董收藏之外，無任何實質性的價值。

歷史學家都知道有一張以康拉德·坡廷格爾的名字命名的坡廷格爾古地圖。康拉德·坡廷格爾是奧格斯堡市的執事，他是頭一個想藉助斯特拉斯堡的約翰·葛登堡發明的印刷機來大量印刷古羅馬地圖的人。遺憾的是，坡廷格爾手中無可用來複製的原件。他用的底稿是一張13世紀複製品，而這複製品的原件是一張3世紀地圖，但它的複製品也並不完整，因為老鼠和蛀蟲破壞了這張1000歲的地圖中許多重要的細節。 即使這樣，坡廷格爾地圖在總的輪廓上無疑與原件是一樣的。假如那張3世紀的原件就是古羅馬人的壓軸之作，那麼，他們的地理知識還有待於進一步充實和完善。我臨摹了這幅古羅馬地圖，你自己評判一下。當年羅馬地理學家的水平到底如何，在仔細研究一下這張古老的地圖之後，你就會明白了。當年羅馬將軍們要打到英格蘭或者進軍到黑海，而他們所能找到的最佳依據就是這張與意大利麵條較為近似的地圖。從那時到軍團，人類已取得了多大的進步啊!

而中世紀的地圖，簡直就是不屑一顧。教會憎惡一切“無用的科學探索”。同知道從萊茵河口至多瑙河口的最短路線相比，知道通達天堂之路是更重要的。於是，地圖畫成了滑稽的圖畫，海妖、美人魚、無頭的魔鬼(這個獨特的形象起源於那些常把頭縮在毛皮大衣裡的可憐的愛斯基摩人)、打響鼻的獨角獸、會噴水的巨鯨、帶翅膀的半鷹半馬怪獸、長著翅膀的半鷹半獅怪獸，以及所有代表恐懼和迷信的化身的怪物都出現在地圖上面了。於是，世界的中心理所當然地是耶路撒冷，印度和西班牙被畫到了世界的邊緣，蘇格蘭是一個孤懸的小島，而巴別塔(通天塔)比巴黎全城還要大9倍。 而波利尼西亞人的編織地圖(看上去就像幼兒園裡孩子們做的小玩意兒，可是，實際上，它們卻很實用，很精確)，同中世紀製圖員的作品一比，確實勘稱是航海家的天才傑作。儘管阿拉伯人和中國人一向被視為可恥的“異教徒”，被排斥在以歐洲為核心的世界之外，可他們當時的地理學成就，就更不用說了。就這樣，直至航海業最終發展成為一門科學之後，那時已是15世紀末，地圖的繪製才獲得了實質性的進步。

當時，土耳其人把連接歐洲與亞洲的橋頭堡攻克了，長期切斷了歐洲通往東方的陸路交通，於是，那時的首要任務就是在海裡找到一條通往印度的通道。當時航海業的巨大進步正是打開海上通道的迫切需求所推動的。人們開始漸漸習慣除了碧海藍天再不見一物的漫長海上航行，而與那種依靠尋找陸上教堂尖頂或分辨沿岸的犬吠來掌握方向的傳統航行方法告別。 古埃及人最遠似乎去過希臘的克里特島，而且，他們那次造訪更像是一次被風吹離了航線後的偶遇，而不太像一次精心策劃的航海探險。腓尼基人和希臘人儘管也曾做過幾次驚天動地的大事，甚至航行到了剛果河和錫利群島（錫利群島面積21．5平方公里，處於英國西南部康沃爾半島以西58公里的海面上，由50多個小島組成———譯者註）那邊，可是，這些水手也是寧願貼著教堂邊開一輩子船。即使是在去剛果河和錫利群島的途中，他們也是見陸必登，為了避免他們的船被風吹到看不見陸地的大海中央，一到夜晚，他們一定要把船拖上岸邊的陸地。儘管中世紀商人的航線遍布地中海、北海和波羅的海，但他們卻從不讓岸上的山脈在他們的視野裡消失超過幾天。

假如這些商人在大海裡迷失了方向，他們就讓鴿子幫他們找到最近的陸地。他們總是帶著鴿子航行，而鴿子能夠飛出抵達陸地的最近的路線。當他們辨不清方向時，他們就放出一隻鴿子，然後跟著鴿子飛走的方向，直至看到陸地上的山峰。他們把船泊在最近的港口，再去打聽他們到了何方。 在中世紀，即使是一個普通人，他對天空中星星的分佈，也比現代人了解得更多。那個時代無法提供現代人所擁有的印刷年曆和日曆，所以他們不得不掌握這些知識。當時稍有知識的船長都能藉助觀察星星來識別方位，也能根據北極星和其他星座的方位來製定航線。但在北方，天氣常烏云密布，看星星的辦法有時就行不通了。如果到13世紀下半葉那件外國發明還沒有傳入歐洲，歐洲航海還將繼續它那代價高昂的痛苦歷程，完全依靠運氣和猜測(後者佔了一多半)惶恐前行。而指南針的起源和發展，至今仍然是一個謎。在這裡說的只是一個推測罷了（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由於被西方對東方的傳統偏見所影響，作者才出現了錯誤的認識———譯者註）。

13世紀上半葉，一個疆域空前廣闊的大帝國在歐亞大陸產生了(東起黃海，西至波羅的海，一直到1480年還統治著俄羅斯)，一個五短身材、眼睛斜視的蒙古人———成吉思汗就是這個帝國的統治者。當他橫穿亞洲中部的茫茫荒漠，前往歐洲尋歡作樂時，手中肯定有一種類似指南針的東西。地中海水手們第一次看到指南針到底是在什麼時候呢？我們今天很難說得明白，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中海的船隊很快就在這種被教會稱為“魔鬼撒旦褻瀆上帝的發明”的帶領下，到這個世界的天涯海角去探訪去了。 大凡這種帶有世界意義的重大發明，其來歷都有點模糊不清。當時去過巴基斯坦的雅法或法馬古斯塔（塞浦路斯的一個地區———譯者註）的人在返回歐洲時可能帶回了一個指南針。他是從波斯商人那兒買到手的，而波斯商人則是從一個剛從印度返回的人手中得來的。在港口的啤酒屋裡，這個消息很快就傳開了，對這個被撤旦施了魔法的奇妙小針，人們都想一睹為快。據說，無論你走到什麼地方，這小針總能告訴你哪兒朝北。當然，人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可是，不管怎樣，很多人還是托朋友下次去東方時也給自己捎一個指南針回來，而且還先預付了定錢，於是，半年之後，這些人自己也有了一個指南針。撒旦的魔力果真靈得很呢!從此，每個人都想有一個指南針，他們急盼大馬士革和士麥那（今土耳其西部沿海港口伊茲密爾港———譯者註）的商人從東方購回更多的指南針。於是，威尼斯和熱那亞的儀表製造商也考慮製造這玩意兒了。幾年之後，這個帶玻璃蓋的小金屬盒就普及了，它也就變作了一件平常的玩意兒了，可沒人想到它的存在實在值得大書一筆。

關於指南針的來歷，就說到這兒吧，還是讓它重返它那神秘世界中去吧!自從第一批威尼斯人在這根靈敏的小針帶領下從他們的淺海峽航行到了尼羅河三角洲以來，人類對指南針的認識提高了很多。比如，人們發現它並不總是指向正北，有時向東偏一點，有時向西偏一點———在專業術語上，這種差別就是所指的“磁差”。由於南北磁極與地球南北極不在同一點，而是相差數百英里，這就導致磁差的產生。南磁極在南緯73°，東經156°的交叉點上。北磁極在加拿大北部的布西亞島(1831年詹姆士·羅斯爵士首次登上這個島)（詹姆士·羅斯，英國海軍軍官，1800—1862，曾在北極和南極洲作過磁力測量———譯者註）。 由於磁差的存在，對一個船長來說，僅有羅盤還不夠，還得要有航海地圖，以便了解世界各地的不同磁差。這就涉及到航海學了，而航海學是門很複雜很高深的學問，絕非寥寥數語就能說明白的。這部作品不是航海手冊，我只希望你能知道———指南針傳入歐洲是在13世紀和14世紀，航海因它的推動不再依賴僥倖的猜測和痛苦而復雜的計算，而變成了一門有據可循的科學。

而這還只是一個開端。 現代人對自己的航向能夠知道得很清晰，或是向北，或是北偏東，或是北—北偏東，或是北—東偏北……或是羅盤上所指示的32個方位中的任何一個。而中世紀的船長在茫茫大海中辨別方位時，他只有兩件工具可資借助。 一件是測深繩。測深繩幾乎是同航船一起問世的。它能夠測量出海洋任何一點的深度。假如船長有一張他們目前航行的海圖，上面標明了這片海洋的不同深度，測深繩就會告訴他這片水域的情況，進而確定航船方向。 另一件是測速器。最原始的測速器是一塊木片，把它從船頭拋入水中，然後仔細觀察船尾通過這塊木片共花去了多長的時間，由於船的長度是已知的，在得出船經過某一個固定點的時長，就可以推算出船的航速。

後來，繩子取代了木片。這種繩子很長很細也很結實，預先按照固定長度打上一個個的繩結，並把一塊三角形木片系在它的一端。將繩子投入水中之時，並打開沙漏。沙子從瓶中漏乾之後(當然預先知道沙漏的時間長度，一般為兩三分鐘)，就把繩子從水中拉起來，數出在沙子從一個瓶漏到另一個瓶中的這段時間內有下水的繩結多少個。一個繩結代表一海裡，於是，就能夠得知在這段時間裡船開了多少海裡，從而算出船的航速。 但是，船長只清楚航速和航向還不夠，因為他最精確的計算隨時都有可能會被洋流、潮汐和風打亂。所以，即使在指南針傳入很久之後，任何一次通常的大海航行都可能還是一次最冒險的經歷。於是，那些想在理論上把這一問題解決掉的人認識到，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為在海上航行的船尋找到一個新的物體，來替代教堂上的尖頂。 這絕對不是玩笑。教堂上的尖頂、海灘沙丘上的樹冠、堤壩上的風車以及沿岸的狗叫聲，這些物體都曾在航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們是固定的物體，就能作為參照物，無論海上發生什麼，它們總還在那兒。有了這些參照物，水手們就能夠把自己的方位推算出來。因為他記得上次曾路過這裡，然後就告訴自己：“我必須繼續向東航行。”當時的數學家(這是一群天才，儘管他們掌握的是不充足的信息，使用的是不精確的儀器，但是卻能在數學領域取得同前人一樣出色的成就)對這個問題的關鍵所在很清楚，就是要找到一個本質性的“參照物”來替代那些人工的“參照物”。 從哥倫布橫渡大西洋之前200年起，這項工作就動手進行了，但至今日仍然沒有完成。無線報時系統、水下通信系統和機械操舵裝置在今日的航海中已應用起來了，老舵手們幾乎被這些工業時代的鉅作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假如你置身一個高塔之下，而這個高塔是建在一個巨大的球體表面，一面旗幟正飄揚在高塔的頂部，只要你站在那兒不動，你會發現，這面旗幟就處在你的頭頂正上方。如果你從高塔下走開，旗幟就會在你的視野裡形成不同的角度，如圖所示，這個角度由你與高塔之間的距離所決定。 一旦找到了這個“固定點”來當參照物，問題一下子就簡化了許多。這只不過是一個計算角度的問題，早在古希臘時代，人們就已熟諳此術了。對三角形的邊角關係，古希臘人掌握得很熟練，這為三角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角度問題把我們帶入到了這一章中最艱深的部分，準確地說，是這部作品最為深奧難懂的一段———經度和緯度的確定問題。緯度的確定比經度的確定早了好幾百年。表面上看來，確定經度似乎要比確定緯度簡單，可是古人沒有計時儀器，確定經度的確是難於上青天。而緯度，只要仔細地觀察和細心地計算就能夠確定下來，因此，人類就較早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上述只是基本的概況，下面將對經緯度的問題盡可能簡明扼要地作個解釋。 在這幅圖中，你看見的是幾個平面和角。你站在D點，就會發現自己位於塔的正下方，就像你在赤道線上中午12點時站在太陽的正下方。當你走到E點的話，情況就一定會有所變化。由於你腳踩的是一個圓球，因此，在計算角度時，你要畫一個平面。從地球的假想中心點A畫出一根直線，穿過你的身體，直至天頂(在天文學上，觀察者正上方的天空一點，叫天頂，其正式名稱———zenith；觀察者正下方的天空一點則叫天底———nadir)。 需要用實驗來說明這個複雜的問題。把一根毛衣針穿透蘋果的中心，假設你站在這蘋果的一個側面上，毛衣針就在你的背後。毛衣針的上端為天頂，下端為天底。然後，假定一個平面與你所在的位置及毛衣針的方向成直角，如果你處在E點，這平面就是FGKH，而BC線就是你觀察的這個平面上的一條直線。為了使問題簡明扼要，請再假設你的眼睛生在你的腳趾上，正好是在你雙腳踩踏BC直線上的一點。然後抬頭望塔頂的旗桿，計算一下旗桿的頂端(L)、你所在的方位(E)和直線BC與平面FGKH的交叉點之間的角度(該平面與天頂到地心的直線成直角)，假如你懂三角，通過這個角度你就會算出你和高塔的距離。如果你走到W點，那麼再按這個方法計算。 W是你在直線MN上的方位，MN直線位於平面OPRQ上，與地心到當前天頂(天頂自然隨觀察者移動)的直線成直角。只要把LWM角的角度計算出來，就會知道你距高塔究竟有多遠。 即使用最簡單的方式解說，可問題看上去仍然十分複雜。所以，對現代航海學的基礎理論，這裡只概述一下。假如你想當一名水手，你就得上一所專業學校，花幾年時間學習怎樣作這些必要的計算，然後，再經過二三十年的磨練，當你諳熟所有的工具、表格和海圖，能夠駕馭船員縱橫四海之後，你也許會被船主聘為船長。當然，你如果無這樣的雄心壯志，你就無需去學這些複雜繁瑣的算術，所以，對這一章的簡短，請勿介意，我只是談了一些概況而已。 因為航海學幾乎完全是一種計算性的科學，所以，直至歐洲人重新發現了三角學，航海理論才有了巨大的突破。儘管古希臘人曾給這門科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在托勒密(古埃及亞歷山大城的著名地理學家)逝世之後，三角學就被視為一門精密而復雜、又過分奢侈的學問，這門不易掌握的科學被人們拋到了一邊，漸漸地遺忘了。然而，印度人和後來北非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並無這樣的顧慮，這份沒人要的古希臘遺產被他們正大光明地保存了下來，並繼續加以發揚光大。 “zenith”和“nadir”這兩個阿拉伯語中的專業術語就充分說明，當歐洲學校再次把三角學排進學生的課程表時(大約在13世紀)，它已不再是基督教的遺產，而變成了伊斯蘭人的財寶。但此後的300年裡，歐洲人急起直追，迎頭赶超，後來居上。雖然他們這時再次懂得了怎樣計算角度，如何解決三角形問題，但發覺自己又面臨了另一個難題———如何尋找到一個遠離地球的固定點，能取代教堂的尖頂來充當參照物。 這個崇高的榮譽戴在了北極星的頭上，北極星變成了最值得信賴的航海參照物。因為北極星距離人類那麼遙遠，所以，它看上去好像就是靜止不動的；另外，它很容易辨認出來，一旦迷失了方位，縱然是最笨的捕蝦者也能找出北極星的方位來。只要沿著北斗七星最右邊兩顆星的直線方向去尋找，北極星就會進入人的視野。當然，太陽也是一個不變的參照物，可科學還沒有把太陽的運行軌跡測算出來，因此，只有最博學的航海者才有能力求助於太陽。 在人們被迫接受了“地球是扁平的”這一理論的那個年代，很必然，全部的算術都無可奈何地同客觀真實相背離。到16世紀初，終於結束了這種尷尬局面，圓球理論取代了圓盤理論。地理學家也終於得以主持真理，讓地理以本來面目示人。 首先，地理學家用一個平面(這個平面同連接南北極的中軸線垂直)把地球平均劃分成南北兩部分，分界線就叫赤道，赤道至南北兩極的距離一樣長。接著，他們又把赤道與兩極之間均分為90等份，這樣，90條平行線(由於地球是圓形的，所以，每一條平行線都是一個圓圈)平均地分佈在赤道與兩極之間，每條線之間的距離為極點至赤道距離的九十分之一，是69英里長。 然後，這些圓圈被地理學家編上了號，從赤道起，直至極點，赤道是0°，極點是90°。這就是緯度(如圖所示)。 所以，緯度的確立是地理學一大進步的標誌。不過，即使這樣，航海仍然是很危險的。在所有船長都知道計算緯度之前，為了蒐集與太陽運行有關的數據，為了把太陽每年每月每天在每一個地點的準確方位記載下來，一代又一代的數學家和航海者傾盡了心血。 最終，任何一個較聰明的航海者，只要會讀書識字，就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判斷出自己的位置在北緯幾度(赤道以北的緯度稱北緯，以南稱南緯)或者南緯幾度，簡而言之，就是他距極點和赤道多遠。過去，海船越過赤道到南半球航行很不容易，因為北極星在南半球是看不見的，這樣，船就失去了導航的參照物。這一問題最終被科學解決了。到了16世紀末，航海者就再不必為緯度問題而困惑了。 但是，經度問題還懸而未決(你應當知道，經線與緯線垂直)。人類把這個謎團成功地解開又花了兩個多世紀。在確定緯度時，科學家們是以南極點和北極點這兩個定點為基準的。他們說：“它們是永遠固定不變的，這就是人類的'教堂尖頂'。” 但是，地球既無東極點也無西極點，地軸也不在那個方向。當然，子午線，即穿過兩個極點，環繞整個地球南北方向的圓圈，人們能夠畫出無數個。但是，該把哪一條子午線定為“本初子午線”，作為東西半球的分界線呢?因為有了這條線，水手們就可說：“我現在位於本初子午線以東(或以西)100英里。” 由於在許多人的傳統觀念中，耶路撒冷作為世界中心是根深蒂固的，他們就要求把穿過耶路撒冷的經線定為本初子午線來劃分東西半球，即縱向的“赤道”。但是，這個計劃因民族的自尊而破產了，因為，各國都想把本初子午線據為己有，讓世界從自己的首都開端。即使在現在，人類自認為自己的胸襟已開闊了很多，但分別把本初子午線定在柏林、巴黎和華盛頓，仍然分別在一些德國、法國和美國的地圖出現。最終結果呢，穿過格林威治的那條經線被選定為本初子午線，作為東西半球的分界線，這是因為英格蘭在17世紀(經度確定的年代)為航海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又因為當時的航海業都是在1675年建立於倫敦附近格林威治的英國皇家天文台的監管之下。 這樣，航海者在經度上就有了“教堂尖頂”，但還面臨一個問題：身處浩瀚的大海之中，他們將怎樣把自己與格林威治經線之間的距離確定下來呢?為了最終解決這一問題，1713年，英國政府成立了“海上經度確定委員會”。為了獎勵那些能使人類在茫茫大海上確定經度的最佳發明，這個專門委員會懸設了巨獎。 10萬美元，在兩個多世紀前的確是一筆巨款，許多人為它而做出了努力。當這個委員會在19世紀上半葉解散時，對那些稱得上“發明”的發明，它已發放了50多萬美元的獎金。 現在，歷史已把這些人的大部分努力遺忘了，時間也漸漸地淘汰了他們的發明成果。但是時至今日，在重獎之下誕生的兩項發明仍具有它們的實用價值。這兩項發明就是六分儀和天文鐘。 六分儀是一種複雜的儀器(這是一種小型的海上觀察儀，能夠夾在臂下，隨身攜帶)，利用它能夠把各種角的距離測量出來。中世紀簡陋的觀像儀、直角儀和16世紀的象限儀(四分儀)是這個發明的直接來源。如同全世界在同一時間裡探求同一個問題時經常發生的情況那樣，有三個人都聲稱自己是六分儀的最先發明人，為了這個榮譽而苦苦相爭。 對六分儀的問世，航海界表現出來了興奮，但與他們對天文鐘的興趣相比，這個興奮就顯得很溫和了。天文鐘是一種精確可靠的計時裝置；它1735年誕生，比六分儀遲了4年。天文鐘的發明者約翰·哈里森是一個製造鐘錶的天才(當鐘錶匠之前他還做過木匠活呢)。這個天文鐘計時很準確，能夠以任何一種形式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准確地報出格林威治時間，而且天氣變化對它不產生干擾。這是由於在天文鐘裡，哈里森增加了一個裝置，這裝置叫做“補償弧”，它能夠對平衡簧的長度作出調整，來適應因溫差而引起的熱脹冷縮，因此，溫濕度的變化對天文鐘沒有任何影響。 在經歷了漫長而且不體面的討價還價之後，哈里森最終在他去世前三年(1773年)拿到了10萬美元的獎金。今天，一艘海船隻要隨船攜帶了一隻天文鐘，無論它航行到了哪兒，都能準確地知道格林威治時間。由於每24小時太陽就圍繞地球運轉一圈(其公轉方向與地球自轉方向正好相反，但從方便的角度出發，我採用了一樣的表述方式)，每一小時經過15°經線，所以，只要曉得航船的當地時間和格林威治時間，就能夠通過兩個時間的差而求出航船與本初子午線的距離了。 舉例來說：假如航船所在位置的當地時間為12點，格林威治時間此時為下午2點，而太陽每小時要經過15°經線，那麼，航船與格林威治的距離就是2×15°=30°。於是，就能在航海日誌上記下：某年某月某日中午，航船抵達西經30°。 1735年天文鐘的發明是驚世駭俗的，可至今天文鐘已漸漸喪失了它原有的重要地位。現在，格林威治天文台每天中午都向全球整點報時，這樣，天文鐘就很快變成了一件奢侈品了。實際上，如果我們不懷疑領航員的能力，所有繁瑣複雜的表格和費力耗神的計算都可被無線通訊毫不客氣地拋進大海。人類將就此翻過最輝煌的一段航海歷史，與所有關於勇氣、耐心和智慧的航海傳奇暫時告別。未經勘測的茫茫海域再也不存在了，那種在驚濤駭浪之前，縱然是最優秀的水手也會剎那間就不知所措、迷失方向的歲月一去不再了。那個儀表堂堂手持六分儀的人將不再坐在駕駛室而是坐在船艙裡，頭戴耳機，問：“餵，楠塔基特島(或者，“餵，瑟堡島”)，我現在的方位多少?”陸地上的領航員就會報告他目前所在的方位。事情就是如此簡單。 為了能夠平安、愉快而頗有收穫地在地球表面上穿行，人類已經作了二十多個世紀的努力，這二十多個世紀的歲月並無浪費。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國際合作經歷。對這項有益的工作，中國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腓尼基人、法國人、荷蘭人、希臘人、英國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挪威人、瑞典人、意大利人、丹麥人、德國人，都曾為做出過自己的貢獻。 人類合作史上特殊的一頁就將結束了。但還有許多其他的內容促使我們忙碌一陣。